公共生活的意义｜问答摘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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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的意义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
作者按：2020年7月12日，应706同学社及围炉两个青年团体之邀，我在zoom做了一场以“公共生活的意义”为主题的讲座，并邀得罗勉先生担任主持和评论。当晚参与者有好几百人，由晚上七时半一直谈到十一时半，气氛热烈，殊为难忘。讲座结束后，同学社的朋友整理出一份文字稿。我在文字稿基础上，做了相当幅度的修订，以成此文。我在此谢谢筹办讲座的朋友，也谢谢罗勉的评论，更要谢谢参与讨论的朋友。我们当晚在一起，实践了公共生活的意义。
1. 前言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公共生活的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公共生活？第二，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三，实践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什么条件？
为什么要将“公共生活”作为问题来讨论？过去十年，中国公共领域的环境在持续恶化，公民社会愈收愈紧，公共活动愈来愈少。以前觉得正常不过的活动，例如思想讲座、夏令营和读书组等，现在却随时受到限制。网络监控更是如此，删文炸号无日无之，已经很难找到大家可以放心表达意见的公共平台，遑论深入交流。
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人被迫退回私人领域，不关心不参与公共事务。人们也开始逐渐习惯一种没有公共性的生活。他们不是不想关心公共事务，而是他们不被容许这样做。去公共化，是近年明显的趋势。这种状态，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带来很大伤害，许多年轻人也因此感到无力和失落。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各种公共生活的尝试，包括微博和脸书的讨论、犁典读书组和犁典沙龙、知识青年夏令营、城市咖啡馆沙龙、公开讲座，以及在中文大学筹办各种思想文化活动等。我刚才用相片和大家分享了我的一些经历，一来是想说，美好的公共生活不仅可以想像，而且可以实现；二来也想为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知道，即便在目前这样艰难的环境，我们的努力也不会白费。
周保松教授于露天教授政治哲学
2. 什么是公共生活
首先，什么是公共生活？公共生活有三个重要面向。
第一，公共生活指的是人们在公共领域就公共议题以公共方式参与和实践的生活。公共领域相对于私人领域，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容许大家自由进出；公共议题是与公众利益相关并值得公民关注的议题；公共方式指一种公开、理性、互相尊重的交往方式。
“公共生活”的内涵、边界和形式都不容易清楚界定，但在今天中国的语境，大家还是不难明白它的意义，例如我们正在进行的线上沙龙，就是在实现一种公共生活，因为我们是在公共平台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自由开放的交流。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踏出个人小圈子，走出去和他人一起关心社会，我们就已在尝试一种公共生活。
第二，参与公共生活的动机，不是狭义的个人利益，而是对公共利益有所想像和追求。公共生活不同于经济活动，人们参与的目的不是个人利益极大化，因此不会将别人当作谋利的工具和手段。相反，他们多少有个common good（共同善）和social justice（社会正义）的想法，希望社会能够变得更好和更公正。
第三，承接以上所言，公共生活总意味着我们与他人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讨论，一起行动，一起感受，也在一起改变。我们虽然有不同的身分，却总希望在公共生活中彼此尊重，没有人会因为出身、阶级、性别、信仰等差异而受到歧视。公共生活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到和承认他人与你是平等的存在，享有同样的权利。我们因此要学会聆听、容忍和尊重不同的观点。公共性总是和开放、多元、民主这些价值联结在一起。
以上三点，都是规范性的，反映我们对公共生活的期望，而不是说现实已经如此。我们正是见到现实的不理想，才特别提出这些面向，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创造条件去实现这样的公共生活。
3. 公共生活为何重要
接着下来我想谈谈，公共生活为什么对我们如此重要。我这里分享四点。
一，公共生活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这个看似平常，我却觉得很重要。公共生活如果不能给我们快乐和意义，反而总是痛苦和负担，人们就会问：我为什么要向往和追求这种生活呢？既然人是社会性存有，就须在社会活动中发展和实现自己。公共生活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人活得好的重要条件。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今晚很难得能走在一起讨论。在这种交流中，我们感到快乐充实，甚至觉得这样的生活很美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认真思考，在建立友谊，在寻找共鸣，在体验一种being together in a community for something meaningful。这些快乐，很难形容，但一旦尝过，就会难忘。
过去几年，我在香港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办思想沙龙，每个月一场，通常在周末，讨论的都是严肃话题。咖啡馆很小，来的人却很多，每次大家都要紧紧地挤在一起站上几小时。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辛苦也要来呢？他们告诉我，一点也不辛苦，而且很享受。享受什么呢？享受一群人在一起认真思考的快乐，那是在商业世界很难经历到的事。也经常有人劝我，你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做这些事，真是何苦。其实不是这样。我策划这些活动，大部份时间都很快乐，因为我见到许多别人见不到的美好。
周保松教授主持的思想沙龙
二，公共生活另一个价值，是帮助我们找到人与人之间特别的一种联系，我们可称为“公共联系”（public connection）。我们并非孤零零活在世界，而总是活在各种联系之中。我们有亲人、朋友、爱人，这些亲密联系构成我们生命意义的重要部份。
可是我说的公共联系，性质有点不一样。举例说吧，设想我们活在同一个城市，有天政府公布了一个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政策。有人发起抗议，号召大家一起守护家园，并组织各种行动向政府施压。这是相当典型的公共参与，大家不会陌生。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积极投入其中，你会发觉，你与其他有着相同目标的人，开始建立起一种联系，产生一种认同，甚至对这个城市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例如在香港，很多人喜欢称这个城市为“我城”──我的城市。当你觉得这是你的城市的时候，那一定意味着你们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这就是我所说的，基于公共实践而形成的公共联系。
有人或会问，公共联系为什么重要？我的想法是，如果人是社会性存有，我们就须通过各种联系来建立自我并找到生活的意义。公共生活其中一个价值，是令我们走出个人的小圈子，看到更大的世界，并与其他人建立更具公共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会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也会改变我们对自身的理解。
三，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我们也在发展人的能力，例如理性判断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在不同观点和论证之间作出比较和权衡的能力，聆听、理解及感受他人的能力，敢于坚持信念和原则的能力，以及广义的公民德性。没有这些能力，我们就很难有效参与公共生活。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往往只能通过公共参与来实现。这意味着，公共生活本身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不断学习的机会：学习成为民主公民，学习成为社会主人翁。
四，最后我要特别强调，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努力成为有公共意识和公共关怀的人，是社会改变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我们都知道，社会不会无缘无故变好，拥有权力的人也不会突然良心发现而推行制度改革。社会改变，需要许多人一起推动。如果大家只愿袖手旁观或等着坐顺风车，我们活着的世界就会停滞不前，甚至愈来愈坏。
我们因此明白，当局为什么要用尽方法打压公共参与，并令我们的公共生活越来越单薄、越来越破碎。公共生活是有力量的，当人与人走在一起，当人开始独立思考，体制就会恐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那套东西早已经不起理性检视。现在的社会控制，就是要将人赶回私人领域，把人变成耽于消费的经济动物，从而令我们忽略、甚至忘记人同时也是社会存有和政治存有。
4. 公共生活的条件
既然公共生活如此重要，那么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什么条件？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条件值得重视，它们分别是制度、文化和个人条件。
第一个层面，是制度性条件，即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必须保障相关的权利和提供足够的资源，容许及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最直接而大家又最易明白的，是制度下的自由体系。没有言论和思想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信仰和结社自由，以及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公共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就会严重受限。这些自由构成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应得到法律明确保障。我们的宪法，就是这样写的。
不少人以为，自由之所以重要，是保障个体在私领域免受公权力干预，个体从而能够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这只是其中的一面。自由的另一面，是保障个体能够参与和享受公共生活。缺乏自由，公共生活就会凋零，人与人之间就会失去公共联系，每个人就会活得不完整。
有人或会认为这有点言过其实。即使没有自由，人们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例如努力赚钱和尽情消费。没有公共生活，就退回私人世界好了，生活质量不会有什么影响。我理解这种想法，毕竟自由意识不同，对于失去自由的痛感就会不一样。但大家试想想，在一个没有freedom of speech、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的社会，每个人都会深受其害，因为我们无从得知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们无法读到许多好书，我们难以没有恐惧地与他人交往并表达自己的想法。总言之，沒有自由，人的健全发展，必会受到极大伤害。
第二个层面，是文化条件。即使法律给了我们参与的自由，可是如果没有公共生活的文化土壤和文化基建，例如大家只关心炒股票、炒房子，对公共议题不感兴趣，也没有足够的文化空间让大家呼吸，公共生活将很难健康发展。公共图书馆、独立书店和独立出版社、广场、咖啡馆、媒体、网络平台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建。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公共生活需要一套公共语言来承载。人是通过语言来思考和交往的，而公共事务关乎众人之事，包括权力如何行使才有正当性，公民应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资源应该如何公平分配等等，都须在社会充份讨论，并逐步形成共识。但这些讨论要发生，就须先有一套成熟的规范性语言存在于社会，大家可以自如运用这些概念、价值和理论框架来分析和对话。这套语言从哪里来？这得靠大家一起来努力。
第三个层面，是个人条件。这点大家应该不难理解。只要大家上过微博，都知道要在那里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是多么艰难的事。不扣帽子，不作人身攻击，不上纲上线，要以事论事，这些公共讨论的基本要求，现在都变得相当稀缺。更为恶劣的，是有些人动不动就发起集体举报，非要令对方彻底消失不可。试问在这种环境下，怎么可能有好的公共讨论？！
我们确实都应具备基本的公民素养，大家一起尽力守住社会的公共性。我深知目前的情况很不理想，但我们没有太多哀叹的余裕。如果我们不努力，情况只会愈变愈坏。我们的公共空间，要靠大家一点一点撑出来。
最近几年每次做完讲座，总会有人特别走来跟我说，老师你说得很好，但现实不是这个样子。体制实在太强大，我们做什么都不可能改变现实。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悲观。即以今晚为例，我们数百人在这里一起讨论，无疑是公共生活的实践。它也许一时改变不了体制，但我不会说这样的交流没有意义。每个人意识上对权力的不屈从，对生活的较真，都是真实意义的反抗。
反抗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意识到我们是自由主体，并主动向权力说不的时候。反抗不一定总是轰轰烈烈，也可以在细微日常的地方静默进行。这种有意识的反抗，只要持之以恒，甚至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首先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由于我们活在世界之中，我们改变，世界必然跟着改变。
这道理看似平常，我却经历了很多才明白。一旦明白，我就不会再问当下自己做的事是否有用，因为我知道只要尽力将事情做好，世界就会不同。我不觉得这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大家想想，今晚世界本来没有这样一场聚会，是我们令它存在。当我们开始交流，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得着，这个世界于是也就跟著有所不同。
从这点看，所谓改变，不用惊天动地，就从我们可以着力的地方做起就好。我们从今天起，认真思想，认真生活，认真参与公共活动，就是在实践一种反抗，就是在彰显一种异议者的姿态。为什么这是异议？因为我们没有跟着体制的剧本走。我们通过思考和实践，走出自己的路。
我的分享部份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现在先请罗勉先生做评论，接着开放给大家自由发问。罗勉是706创始团队成员，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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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面对利维坦
罗勉 ｜ 我准备了一些问题，也是作为在大陆社会里的一个青年人和我身边朋友们的一些共同的感受，想向保松老师请教。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自己的主张似乎不被社会大众所同情，但你的主张又是一个很有公共性的诉求——你希望会变得更好，你希望社会往一个方向发展，你关心中国政治的进步。但是你举目望去，不管是你身边的人，还是网络的舆论，似乎都和你期待的方向是不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朋友们说TA们有一种在故土流亡的感受。保松老师您怎么看这种心情？
周 ｜ 我很理解这些朋友的感受，一来是对社会发展的方向失望，二来是同行者稀，难免有说不出的失落。你用了“故土流亡”这个词，确实教人感慨，那意味着你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你没有在家的感觉，因为你从根本处无法认同这个家的基本价值。如何面对这种心情？说实在话，我没有良方，只能分享两点个人体会。
第一是对自己的观点和知识体系，要有一定信心。这些年来，我一直声称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或自由主义左翼（最近也有人称为“社会自由主义”），并写了不少文章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这个观点出来不久就受到官方打压，在学界和网络受到的批评也很多。自由主义在中国确实处于低潮，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也愈来愈少。
在这种大环境下，加上香港近年发生种种，如果说我一点不沮丧不痛苦，那一定是在骗你。尽管如此，我的自由主义立场并没有什么改变，也一直在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年轻时经历过八九之后，我就已明白社会转型是漫长的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努力。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尽量做好自己本份就已不错。没有人敢说自己当下所信就是真理，但如果你的信念经过深思熟虑，就会较有自信面对别人的质疑，也不会因外在环境影响而轻易动摇。
第二是要寻找同道，与你同行。比如今天这个讨论群组有好几百人，里面一定有跟你志同道合的人，那么就利用这些机会，多认识一些朋友。现在网络联系很方便，只要建立一个小组，就可以一起读书，一起交流，甚至在条件许可时一起做些有意义的事。也许我们是少数的一群，但这又有什么所谓？
要改变故土流亡这种状态，其实只有一条路，就是将现在的家，变成我们喜欢的家。这当然很难，所以很多人选择离开。如果我们不想走，又不想做异乡人，唯一的路，就是改变它，令它变好。
罗勉 ｜ 接着这个话题，在一个高压社会或者一个不自由社会，很多表达其实只能通过地下的方式。James Scott把它叫做hidden transcripts，隐藏的文本，因为大家要靠一些隐秘的文化符号来互相识别。在这种过程中，一些人找到了这样的一种符号，内心的痛苦、压抑或者焦虑就得到了释放，但您认为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消解掉真正的严肃的反思、真正的道德上的批判？
我说得具体一点，就比如说大家去听李志的歌，《人民不要自由》，或者《广场》等等，就会感到很开心。进而就觉得好像我也参与完成了一定的反抗，就不用再想的更深了。这种亚文化或者说姿态性的呼喊是有意义的吗？
大陆民谣歌手李志。2019年4月，他因疑似影射政治事件，被以“行为不端”之名封杀。2020年8月正式登台复出。
周 ｜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香港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7月1日港区国安法通过后，我在脸书发了一份声明，说我不会改变我的名字，不会删掉之前发的文字和图片。我希望自己能如常地公开地表达自己，不要将自己藏起来，或者自设一些言论界线。我当时做这样的声明，是因为见到在国安法威胁下，香港的脸书社群出现前所未见的恐慌，许多人在改名字和删走文章和图片，甚至将帐号关掉，从此离开社交媒体。
在恐惧面前，要如此一手埋葬自己的历史和记忆，是很惨烈的事。我理解大家为什么这样做，但这种由于不可知的恐惧而导致的自我审查一旦在社会普及，我们的言论空间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愈收愈窄，而这正是当权者想要达到的目的。当有一天敏感词愈来愈多，红线愈收愈紧，人们要么沉默，要么就只能用一些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不满。
这就回到你的问题，这样的表达会否消解掉严肃认真的反思呢？这很难一概而论。如果这是有意识的反抗，即使效果未必显著，这仍然是一种公开的姿态，而姿态是重要的，尤其在万马齐喑的时代。当然，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此，而应考虑如何让这些情绪转化为更具反思的论述，甚至转化为行动，否则就很容易变成文化消费。无论如何，对于不同的抗争形式，我们都应持开放的态度。
罗勉 ｜ 我还有两个比较个人化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如何面对利维坦。当体制几乎掌有社会所有的资源的时候，能够控制和影响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在这样的社会生活？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你学了一身本领，最后还是要被主流社会的工作安排、家庭安排捆绑。在这样的社会里，你想要过一个比较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你可能不得不跟体制有一些合作，服从它的一些安排或者价值观。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这种主流社会的吸纳，怎么和控制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利维坦共存？
周 ｜ 这个问题，我想今天中国所有读书人都须面对。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大学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份，教学和研究都有严格规限，学术自由空间极小。既要在大学生存，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善尽知识人的责任，确实是很难的事。我一直在香港的大学任教，并未经历过那样的处境，任何这方面的评论都会显得轻省和不公平。
尽管如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也不时须面对相当困难的抉择。在那些时候，我通常会问自己：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我渴望过怎样的生活？如果体制要我做的事情，妥协了我的原则，折损了我的人格，令我不再是我，那么我就有比较强的理由去拒绝。
事实上，我们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活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我们不自欺，我们总得面对。我比较重视“完整性”（integrity）这个概念，就是视“我”的生命为一整体，“我”的信念、行动、公共参与、教育实践、阅读和思考等，都以某些方式彼此连结。如何通过实践，活出人的完整性，就是很重要的功课。
这是对生活的一种自我要求。可是有人会问，为什么要那么在意活得完整不完整？生命为什么不可以充满矛盾和割裂，为什么不可以随时背弃自己的原则？这个问题不易答。确实有许多人如此生活。我们有理由质疑这种生活形态吗？这个问题，我留给大家思考。
这些年来，我经常在写作中忍不住留下“非如此不可”这句话。这确实是我的真实体会。非如此不可，不是说你没有选择的自由，被迫如此的意思。而是说你有选择的自由，而且你知道你一旦做了这样的抉择，你会承受相当大的代价，但你没办法不做，因为你内心清楚，不这么做的话，你就不再是你。所以，非如此不可，说到底，是向自己生命完整性的交代。
6. 怎样与父母相处
罗勉 ｜ 谢谢保松老师。最后一个问题，聊天室里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经营和父母的关系？其一你跟父母的价值观可能有所冲突，其二即使父母跟你价值观类似，能够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他们也总是会过度担心你的安全，因为年轻人的风险和忧患意识似乎都会弱一些。像我们前面讨论的在一个高压社会里面做一些公共性的自由表达，都是有风险的，这些风险是不能完全确定的，也随时变化。你估计的风险，和你父母估计的风险，可能会很不一样。
所以他们也是为你担心，真心为你好。但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自己得负责，而且我们的父母又是不可以选择的缘分，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您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吗？
周 ｜ 我年轻的时候经常跟我父亲吵架，而且吵得挺厉害，主要由于政治观点不同及我的社会参与。我的大学四年，都在中文大学生组织度过。说起来，从读大学开始，我走的每步路，包括在三年级时从工商管理转到哲学系，父亲都不太认同。我后来决定去英国读政治哲学博士，他也不喜欢。我的家族49年后充满苦难，我是家中唯一儿子，父亲很疼我，我也非常在意他怎么看我，渴望我走的路能够得到他的认同。我们父子俩的相处，现在回想，我仍然很感慨。如何与家人相处，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我这里只能谈两点我的个人体会。
第一，有的时候，与父母在观点上分歧太深，我们要学会沉默。我们父母生活的世界，与我们很不一样，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与我们不同，其实很正常。我当然明白，他们是你最在乎的人，你总希望他们能认同你的观点，支持你的决定。可是有时候，我们要学会接受，思想的差异不一定能通过辩论来解决。因为这些差异而与你最珍惜的人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真的很不值得。我读大学时，几乎每次回家吃饭，都和父亲为着政治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再后来，我们就学会不再在餐桌触碰政治。
第二，我们要主动尝试，让父母对我们有更多了解。没有父母不在乎子女，只是有时他们对活得好的想法，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爱我们的方式，有时反成了我们的压力。可是我们要知道，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做父母的，其实并没太多机会学习如何做父母。理解、聆听、包容、尊重、欣赏，在中国，一直都是很稀缺的德性。
如果情况许可，大家真的可考虑坐下来和父母认真谈，让他们知道你对前途、工作和婚姻的看法。谈了不一定就会好，但他们至少会因此明白，你的决定是有理由的，是深思熟虑的，这样他们就不会那么担心你走错了路。还记得大学毕业后，父亲开始主动找我的文章来读。我后来出的每一本书，他都不会错过。父亲很少告诉我他的读后感，但我相信他对他的儿子，因此多了许多理解。父亲今年八十多了，数年前得了脑退化症。每星期回去探望他，我都会紧紧握着他的手，静静感受彼此。我们此生不会再有机会讨论什么了。
我现在也是父亲，女儿9岁。从她三岁开始，我们就开始尊重她的选择。她每天想吃什么菜，星期天去哪里玩，要看什么电影，参加什么兴趣班，想读什么书，我们都会问她的意见，并尽量尊重她的选择。我的观察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并希望得到父母的理解和尊重。
以阅读为例，从小至大，我几乎没告诉过女儿一定要读什么书，更加没有书单这回事。每次去书店，都是各自修行，我读我的，她读她的。我推荐过她读金庸，可她一点兴趣也没有，反而和书店老板混熟后，却经常叫老板推荐好书给她。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将《神雕侠侣》放在她的书架，暗暗盼望有天她会拿起来。（我必须承认，我还是挺期待有一天她会和我讨论金庸。）
不过，像我这样做父亲也有代价。例如有时候，在某些事上，我忍不住告诉女儿我的想法，她就会一脸认真地说，爸爸，你要尊重我的自由。于是我就无话可说。她说得也对，我应该尊重她的选择。即使她可能选错了，也是成长的一部份。回想我的人生路，何尝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犯错中跌跌碰碰走过来。
为人父母和为人子女，都需要学习。可惜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甚至我们的政治，都没有提供好的条件和资源，让我们来做这件事。
问答摘录与整理于七月十二日的活动
摘录 | 周保松、隐得来希
海报 | 陈默
图片 ｜ 周保松及网络
编辑 | 曹睿清
围炉 (ID：weilu_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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