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法理基础（一）：中国特色还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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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法理学研究所所长。已经出版《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和《论立宪党导制》等著作。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和立宪党导制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邮箱：lawgame@263.net微信：lawgame
编者按：近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发表关于“抵制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道路”的讲话，引发部分民间人士强烈批评。实际上，拿中国特色当幌子，早已不能解决中国挨骂的问题，而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柯华庆教授指出，要真正向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法理基础问题，重建社会主义政治正当性，夺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是公共利益原则，而资本主义宪治立足于第一波现代性，以人性恶为起点，通过党争民主和三权分立限制政府权力，恰恰易被党派所利用，应用到多民族的大国中只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社会主义宪治立足于第二波现代性，试图重建德性政治，这必然依靠一个有德性的党领导国家服务于公共利益，形成党导民主制，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必然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并存的党导法治体制。党导民主制是社会主义理念下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立宪党导制则是中国宪治的必然归宿。
注：本文七万字以上，曾以《党导民主制：德性民主政治的建构》提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召开的“中国治理模式研讨会”（2016年10月21日）和提交中山大学法学院召开的“中国立法学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2016年11月19-20日）。中华好学者将陆续推送全文，请持续关注。
目 录
导 言
第一章 中共领导权的合法性：中国特色还是社会主义？
1.1、中共领导权合法性问题
1.2、中国特色还是社会主义？
1.3、意识形态领导权
第二章 实效主义合法性
2.1、政权合法性
2.2、合法性的三个方面
2.3、实效合法性
第三章 现代性与德性政治
3.1、从施特劳斯热说起
3.2、现代性与民主
3.3、卢梭的德性政治：公意
3.4、黑格尔的德性政治：国家
3.5、马克思的德性政治：共产主义
3.6、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党导民主制
3.7、德性与人性
第四章 政党与民主
4.1、华盛顿为什么反对组党？
4.2、政党为什么必要？
第五章 党争民主制与消极自由
5.1、党争民主的逻辑
5.2、党争民主的发展
5.3、党争民主制的价值：消极自由
第六章 党导民主制与共同自由
6.1、从麦迪逊的观点说起
6.2、多元劳动价值论与共享分配
6.３、党导民主的民主性
6.3.1 引导式民主
6.3.2 融合式民主
6.3.3 金字塔式民主
6.4、党与人民：共容利益体
6.5、党导民主制的价值：共同自由
6.6、党导民主制与中国
6.7、党导民主的缺陷
第七章 立宪党导民主制
7.1、立宪的党导民主制
7.2、立宪党导国
第八章 历史是否终结？
8.1、福山的转变
8.2、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
结语：现代社会主义宣言
导言
党导民主制的简称是党导制，立宪党导制就是立宪党导民主制。在拙作《论立宪党导制》[1]中，我们提出立宪党导民主制是对党导民主制进行立宪规范，是与立宪君主制（对君主制进行立宪规范）和立宪民主制（对民主制进行立宪规范）并列的三大宪治体制之一。立宪民主制实际上指的是立宪党争民主制：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政党政治，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采取的是两党或者多党竞争制。然而，这样的界定容易使人误解为立宪君主制和立宪党导民主制不是民主制。立宪君主制中的君主有实君和虚君之别，所以又可分为立宪实君制和立宪虚君制，明治宪政时期的日本天皇是实君，昭和宪法时期的天皇是虚君。立宪虚君制多采取党争民主制和权力相互制衡机制，实质上也是立宪民主制。像英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现在的立宪君主制就是立宪虚君制，如此一来，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立宪民主制，也就是立宪党争民主制。民主制意味着政权为全体国民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是党导民主制，是民主制，“党导”仅仅是“民主制”的限定词。党导民主制是与党争民主制并列的两种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分，立宪党导民主制是与立宪党争民主制并列的两种宪治体制，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别。
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当今世界的民主体制可以简单分为党导民主制和党争民主制。党争民主制的典型代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在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假设下，党派作为部分人利益的代表，多党竞争民主体制难免成为“选贵”的民主体制。党争民主制可能是两党竞争或者多党竞争，无论是竞争议席还是竞争总统，其核心在于党派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竞争的。两党制的竞争模式可以简化问题和更好地反映党争民主制的实质，所以本文中的“党争民主制”特指两党竞争民主制，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以美国为案例。党导民主制的典型代表是社会主义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前提假设并非个人主义，而是共享分配，相对应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民主体制。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制度在政党制度上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党导民主制包含两层内容：一党是领导党，其他党派是合作党；一党是执政党，其他党派是参政党。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的比较就变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
立宪党导民主制是立宪的党导民主制，立宪党导民主制的合法性问题有两个：首先是党导民主制的正当性，然后才是对党导民主制立宪的正当性。立宪党导民主制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党导民主制的质疑，如果党导民主制本身不存在正当性，那么对党导民主制进行立宪的正当性就会受到强烈的挑战。下文将详细论证：党导民主制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民主制，与资本主义的党争民主制相对应，党导民主制的正当性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党导民主制是一种规范的民主体制，其现实范例是当下中国民主制，我们需要区分规范的党导民主制和实证的党导民主制。本文在没有特别提到中国时所说的党导民主制是规范的党导民主制。
第一章 中国特色还是社会主义？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自1921年创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5年。1921年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挨打挨饿。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2]在中国近百年发展上，中国共产党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然而面对中国崛起的未来，却至少有两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左的观点：一种是中国崛起仅仅是经济上的，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中国政治必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悄悄过渡到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另一种是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是因为儒家文明。在宪政道路的选择上，前者倡导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后者倡导儒家宪政。以上两种思潮实际上都要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区别在于前者以洋道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后者以古道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是古道还是洋道，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持否定态度，“挨骂”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因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古道以德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洋道以自由民主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集权体制。如果说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那么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否定，社会主义是对封建专制制度之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吸收了德能政治和自由民主体制的优点，是对古代中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
1.1 中共领导权合法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权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绩效和历史认同的基础上。在“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王岐山对外方代表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王岐山恰当表述了政治事实，但并没有回答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未来执政正当性的质疑。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存在“四种危险”：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的四大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这种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无疑对党的建设有积极意义，然而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通过绩效来塑造正当性或合法性的做法，尚未获得人民的真正认同。绩效作为一种事后的正当性确实是检验政治制度优劣的最终标准，然而绩效带来的合法性具有短期性和不确定性。因为经济绩效不仅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及其连续性有很强依赖，而且与全球经济发展和自然灾害等非可控因素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仅仅是经济绩效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全球经济衰退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发生导致经济持续走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就会受到极大挑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党导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正当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即使在经济绩效方面做得再好也会被诟病。赵鼎新尖锐地指出：“当下中国的领导人似乎仍然不了解绩效合法性的内禀不稳定这一特质，因为在他们的各种发言中不断流露出人民自然会拥护一个绩效优良的政府这样一种天真的论点，并且他们也正在努力地通过加强政府绩效来获取国家的合法性。他们的做法与百姓情绪的耦合就给中国带来了如下的悖论：中国的经济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都取得了举世羡慕的发展，但是社会却有朝着革命方向发展的倾向。”[4]
自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来，世界主要划分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时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的，起初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是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老大哥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来证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但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旗帜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又因为与苏联的体制有别，所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管有多少“中国特色”，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仍然可以有苏联顶在前面，中国采取“不争论”策略埋头苦干以避开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大大缩小，中国成为了最大最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时遇到了如何论证自身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并非没有在意识形态合法性上进行努力。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试图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作为指导思想被写进党章，指出“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转变成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如果说中国共产党被中国人民认为是具有达到“三个代表”标准的政党，那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就解决了，因为“三个代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民主的政党，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然而，“三个代表”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虽然是事实，但并没有完全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仍旧没有消除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的质疑。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关键在于绝大多数老百姓和精英的自觉认同和接受。“三个代表”之所以不能成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应该具有普遍性，“三个代表”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而非一般性的共产党宣示和社会主义特征。
中共十八大通过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获取意识形态正当性。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个人和国家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没有哪一个国家追求贫穷、专制、野蛮和动荡，也不可能有人以违背爱国、敬业、诚信或友善等价值为荣。一个国家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最能体现其独特性。然而，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没有“社会主义特色”。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资本主义自然包含自由和平等价值，法治是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而公正可以说是任何文明国家标榜的。尽管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提“普世价值”，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恰恰是“普世价值”，其与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价值没有任何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没有“社会主义特征”，也没有“中国特色”。可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并没能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才出现这种大而无当的价值观。这种毫无凝练的二十四个字的价值观，既让人记不住，更不可能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问题。
1.2 中国特色还是社会主义？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么提出仅仅中国才有的价值，要么提出与资本主义没有区别的价值呢？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回避“社会主义特征”，回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词本来是“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却着眼于“中国特色”。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然而在解释中国的成就时，中外学术界将焦点集中在“中国特色”上，却并没有人提出有价值的“社会主义特征”，也没有人将此伟大成就归结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例如马丁•雅克著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张维为著书“中国三部曲”（《中国震撼》、《中国触动》和《中国超越》）以及这类“中国不高兴”、“中国不一样”、“中国站起来”、“中国模式”和儒家文化之类的中国热。人们之所以不敢提“当社会主义统治世界”或者“社会主义超越”的原因可能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恰恰相反，苏联失败的原因是其违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原则——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而非共产党完全替代全国人民，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是有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政治力量和多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仅仅占主体，共产党代表的仅仅是公意，还有代表众意的党派，不仅仅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和官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等等。
如果我们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永远得不到证成。我们必须首先证明社会主义共同自由价值的正当性，然后进一步证明党导民主制在是最契合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这一点，人们可能会接受君主立宪制，甚至接受君主制，却不会接受党导民主制；面对“中国崛起”，人们会赞赏“中国”而否定“中国共产党”。
[1]柯华庆、刘荣：《论立宪党导民主制》，载《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7期。
[2]斯蒂格利茨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第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5年初在《名利场》杂志发表《中国世纪》一文，文中说道，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4]赵鼎新：《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载《二十一世纪》第134期（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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