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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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
季羡林教授，他的成就是研究梵文非常深入，他还研究巴利文和一些中亚文字，是个古语言学家。但是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他身上产生了不少风波。
第一个是很好的一面。他慢慢变掉了，专门提倡**主义，所以他晚年这十几年， 就被捧为“国学大师”，而且还成了“国宝”。他也在二零零五年写《泰山颂》，歌颂泰山， 说*来了以后，现在天地都变了，人和政通。
同时，他研究的是印度文、古印度文字。这古印度文字、跟东南亚文字、中亚文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怎么可以变成“国学大师”？所以又在网上引起很多批评。 他也听到这些不大好听的话，有一次就公开宣布，第一，他不是“大师”，尤其不是“国学大师”。以为这样子就能平息闲话，可是事实上没有用。
所以他的晚年完全变掉了。写书，他早已停止了。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来的，叫做《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里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较算是学术研究的，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啊种种，跟其他人一样，也不能怪他。总而言之，这个人也是一个读书人，也是读出相当成绩的人。可是因为反复，变成这样一个“大师”，是很叫人啼笑皆非的。
另外一个任继愈先生，我个人也很熟，他也是熊十力的学生。熊十力跟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很熟，所以任继愈跟我也算是同门。我一九七八年到北京的时候，他那时侯是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他还特别到旅馆来看我。后来，到美国来，还在我家住过一阵子，我们有些私交。他当然也算是“大师”级的，年龄比季羡林小不了多少，这两位都是念书人，原本都应该还是不错的。可是任继愈也是很早就陷入权力、势力范围之内了。
很早就变成*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他早期也做了一些学问，他写过佛教史的论集，也是跟季羡林一样，都是早期的作品，到后来就没见到有什么新的工作了。这是环境使然。
这两位先生现在都已变成“大师”，也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要看看古代的“大师”，远的不说，象清朝的戴震、钱大昕，更早一点的顾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师”。到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有孙诒让、周里德等；再下来，章太炎（章炳麟），还有康有为，这些都是“大师”，那是真正的“大师”，是大家公认的。这些人都是独立的、独立发言的，在社会上是非常有重量的。再后一代，象胡适，也变成“大师”了，也是负国家重望，说出每一句话来，都受到重视。
他批评政府也很严格，从大陆一直到台湾，都是如此。蒋介石一方面非常讨厌他，一方面又非常尊重他。
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大师”，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有一点是跟过去绝对不同的。因为以前的“大师”是监督或者说是批判的。这种力量是独立的，就是从前清朝的皇帝也造不出“大师”来。“大师”是社会上、从底下念书人心里头慢慢形成的，而且是长期形成的，不是短期、不是任何人捧得出来的。任何人捧、任何人吹，那就糟糕。
如果社会不能制造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一个独立的是非标准，使得学术界、精神界出现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认的一种“大师”、一种精神领袖的话，那最后就只有象写这个《泰山颂》的季羡林先生一样的“大师”了，季羡林先生也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受到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 说起话来毫无根据。所以我想这是学术界面临的很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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