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光才：教师“身份”的制度与文化根源及当下危机
文章来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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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教师身份/制度型构/文化建
在中国，教师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其实，直到今天还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而为人们所广泛争议的问题。据中国科协连续几年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研究结果，教师的职业声望基本都名列榜上头几名。更为令人瞠目的是，2003年教师的职业声望竟然位居榜首，超过一向居首位的科学家[1]。然而，职业声望是否代表教师社会地位的实质性提高？本文在此设想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去考察教师职业真实地位与职业声望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通过教师地位的历史与现实分析，或可有望祛除迷障而洞见真实，为我们教师教育的宏观政策提供些许参考。
一、教师“身份”的制度型构
教师是一种“身份”，身份与角色是一个带有交叉意义的概念而又不完全相同。角色一般被人们认为是社会对某一特定从业人群的一种集体性预期，如迪尔凯姆和帕森斯所认为的，角色是结构化的，它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但是，在此所谓的分工结构并不具有地位高下的内涵。身份(identity)则不同，它不仅包含了角色区分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它还反映了包括社会地位高低在内的更为丰富的内涵。身份既是结构性的又是建构性的，以教师职业为例，结构性表现为教师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地位，譬如以经济收入来划分的经济阶层地位，以政治权力来体现的政治阶层地位，以及以文凭学历高低来反映的文化阶层地位等等。我们之所以说阶层身份的识别是结构性的，主要是因为以上经济、政治和学历符号性资源的占有并不是由教师群体自我所能够完全控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型构的结果。处于结构化中的“身份”高低是通过与他者间的客观性差异而体现出来的。与此同时，“身份”又带有文化建构性特征，文化建构的基本表现特征是它存在一种人为的价值预设，正是存在这样一种与经济、政治结构之间无直接联系的主观的价值预期，行动者的实践具有了某种被强制性或自我强制性，所谓“本份”工作观或“天职”观，就代表一种职业的文化建构性。处于文化建构中的“身份”内涵是通过价值的正当性即“合体统”与非正当性即“有失体统”之间的差异而体现出来的。
无论中外，教师的阶层定位至今还是一个悬疑的问题。如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野来看，不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身份上，人们很难界定教师究竟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2]。倒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新左派的理论视角，对于教师的阶层地位分析颇有见地。后者不再拘泥于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维度，而是从阶层、性别、种族以及性倾向等多个维度来审视不同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归属。在教育领域，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所更为关注的是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意识形态倾向，如果教师所传授的知识（认知性与规范性的）所代表是纳入整个国家体制运作之中的资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显然，教师的地位是依附于主导的统治集团，它是依附性和寄生性的。布尔迪厄则从学校主导文化趣味角度分析指出，由于学校文化在根本上代表了中产阶级的文化情趣，故而，教师实际上在价值取向上已经被纳入到中产阶级阶层。而伯恩斯坦关于学校课程代码的精致性（如分科性、重逻辑的学术性课程代表精英阶层的知识）与非精致性（大众性的知识）分野所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如果学校课程是以学术性课程为主，则教师显然在有意无意之中充当了精英阶层的代言人。激进的女性主义则从学校学科知识的理性倾向角度认为，学校教育在根本上反映了男性的霸权，它意味着教师是男性中心社会中父权制的依附者。
毫无疑问，上述左派的观点都多少带有激进色彩，但是，它所给予我们的重要启发是，型塑教师身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所有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与制度相关。也就是说，教师的身份的确是带有制度型构特征。正是因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教师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少，进而决定他的身份的显贵与卑微。
中国历来被人们视为是一个具有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度。但是，历史中教师的真实身份究竟如何？这恐怕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天、地、君、亲、师”排序得到证明。从制度层面来分析，早在“礼乐崩坏”的先秦时期，为师者的身份等级并非是划一的，精英阶层多为如“稷下先生”的贤者，他们与“君主为师友”，其身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仗帝王之“势”而得以彰显[3](P145)。而普通的依旧隐居于乡间闾里的“士”，虽然也纳徒授道且有自由之身，但其地位如为权势者所青睐也充其量不过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游士[3](P124-125)，其他不为正史所提及的是否是破落文人也未可知。秦汉大一统政制形成之后，由于道统与政统合流并为政统所制，教师的身份建构方才被真正纳入制度化轨道。汉代设太学，许多硕学鸿儒便被引聘为“博士”。根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博士是官名，早在战国时期便已出现，具体情形不详。始皇时期设博士，其职务是“通古今”[4](P44)。到汉代，朝廷设博士，并置弟子员，这可谓古之最具有正式官方显贵身份的“教师”，所以顾颉刚先生才说，博士又是官而且是有相当高职阶的“官”，从经济收入上，“汉初时每年的俸禄为四百石，其后增至比六百石”，在政治资源上，“内迁可谓奉常、侍中，外迁可谓郡国守相、诸侯王太傅等职”[4](P48)；此外，因为汉时大多皇帝好儒，博士们就成了儒经注解诠释的权威，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话语权力的垄断者。
由此可见，从汉代开始，作为少数精英阶层的“教师”或者不妨说是“经师”的地位的确由于为政治权力所利用而得到提高，这种格局随后因为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而得到进一步巩固。科举制之于教师身份建构的最大贡献在于科举与出仕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并非是因为教师自身的缘故，而是因为选官涉及国体，兹事体大，所以隋唐之后，历朝历代越来越重视教师身份的“名正言顺”，如果说明朝以前，作为师者的学官还具聘任性质，那么明朝后，学官则是直接由国家任命的文官，“凡天下郡邑皆有学，学必有官。官之所事，修身以律士，讲学以教人。凡薄书、钱谷、刑名，类皆不得杂之。责之专，任之重，视古有加矣。”[5](P39)也正是有了“官”的身份以及必须经过严格选拔的程序，作为教师的学官由此而在政治、道德领域被赋予了空前地位，甚至被摆上了神圣的祭坛。此外，也正是这种由制度所型构起来的教师特殊显贵的身份地位，它逐渐促成一种关于教师身份的民间想象，制度型构开始渐渐向日常生活习俗转换，即走向了一种大众“尊师”传统的民间文化建构。即使在教师实际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付之阙如的环境中，由于存在这种日常生活习俗的建构，教师身份的“实”反而为“虚”即一种共同的想象所置换，如有人所言：“明斯道以淑诸人者，师儒也。故师儒者，位虽卑，禄虽薄，其责任之重，则与君相等。”[5](P39)寥寥数语，其实也道出了传统社会教师的真实身份，即在道义上虽然崇高，然而不能凌越君权之上或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左，在现实生活中则是清贫的且应该“安贫乐道”。
二、教师身份的文化建构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从“文化”(culture)一词词义的演变过程来看，它具有三种意蕴，一是作为独立的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思想、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二是独立的名词，“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或全体人类）”；三是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和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6](P106)。在他看来，第三种实际上是由第一种意蕴衍生而来，其实主要指代表过程意义的进步的艺术。而第二类与第一类在英文中意蕴也很接近，甚至有时无法区分[6](P107-108)。其实，威廉斯在此所提到的文化的三种意蕴，指的都是精英文化，即带有进步、优雅、有品位之义的文化概念。精英文化是有闲的文化精英阶层的一种知识建构。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化研究学派始终认为，精英文化是与他们所关注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大众文化更多是以一种与精英文化相抵制的姿态而出现的，它是日常生活化的，用费斯克(John Fiske)的话来说，“大众文化是围绕着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各种形式的对立关系加以组织的”[7](P193)。
然而，从教育史角度来审视，我们很难在中国历史中寻觅到费斯克在此所谓的“大众文化”的踪迹，相反，一种在他看来不同于大众文化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却根深蒂固甚至一直濡泽于中国人当下日常生活之中。在费斯克看来，“民间文化是相对稳定、传统社会秩序的产物……其特征乃是社会共识，而非社会冲突。”他援引希尔(Seal)的观点指出，民间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而且通常是在集体意义上被生产并再生产出来的”[7](P200-205)。然而，民间文化是如何在集体意义上被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与精英文化乃至大众文化之间存在什么关系？通过对中国传统教师身份建构分析，我们或可一窥其间存在的一种微妙而隐匿的机制。
民间文化主要表现形态为日常生活中的礼俗，中国传统所谓“师道之尊”的建构与草根意义的民间礼俗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明黄佐在《泰泉乡礼》中细腻地描绘了乡学聘请先生的情形：
众共推择学行兼备而端重有威者，送有司考选，以为教读。约正率钱具礼，于正月望后择日开学。预期，遣人赍书聘之。届期，乃躬迎之。约正率钱，凡有子弟愿入学者，人各不过五十文，多则纱一疋，侑以羊酒，少则布一疋，侑以鹅酒。书式曰：“乡侍生某姓名顿首启硕德某先生道丈执事：侧闻先生学行纯懿，里闬钦仰之日久矣。古者士大夫居乡，则推尊以为父师，子弟从之游，而孝弟忠信之俗兴焉。兹某择某月日，敢以乡校教事见屈。盖欲一乡童蒙观感，弗纳于邪，启其聪明，养之以正，他日成人，克遵名教，是大有造于某也。倘不遐弃，则某荣幸之至。敬因执事者以闻。某年月日，某再拜启。”择子弟能供事者赍赴其家，再拜敬请。教读固辞。复再拜以请。俟诺，乃复命。[8](P615)
从上述关于“先生”之所受“礼遇”的状貌，我们大致体会到在乡土日常生活中，教师的身份和地位是何等的显贵！然而，在此需要注解的是教师这种草根意义的日常权威是如何建构起来的？首先，诚如有人云：“一个社会得以维系的最重要力量就是语言。”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因为“识字者”本身还是一个极为稀缺的资源，那么识字的人对于大多数不识字的人而言，他本身就是一个权威者，更何况，作为乡塾先生的大多数教师们还是深谙之乎者也、算得上“有文化、受过教育和知书达礼的人”[9](P127)。不止如此，在科举制度之下，教师的功能意义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他为幼童所启开的哪怕最初的一线仕进希望，更受人关注。故而，在这种日常生活礼俗的背后，教师身份虽然表面上是一种文化意义的建构，但其真实建构却与整个制度之间密切关联。
换言之，文化意义的教师身份“显贵”不过是一种幻象，而且这种幻象的光环也仅仅止于社会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即使是这种幻象形成，也并非是自发的，而是来自制度和结构的型塑。制度结构的型塑路线是自上而下的，首先，即使民间形式化的“礼”俗，我们也能够从中国精英儒家知识分子的“礼”中探寻到它的元端，在此所谓精英阶层的“礼”更具有“知识”而并非文化意义，但它与权力之间存在一种共谋，在通过为权力所赋予合法性后，它便可以以知识为载体纳入到等级分明的制度型构之中。五代王定保对唐代殿试放榜后状元的繁复礼节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权且在此择录两个环节如下：
谢恩：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事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谢讫，即登阶，状元与主司对坐……。关试：吏部员外，其日于南省试判两节。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10](P25-27)
所谓“一日门生”，意味着状元郎开始告别昔日作为乡塾、私塾或家庭教师弟子的身份，从此以官员乃至天子为师，正所谓举国士子皆天子门生也。而颇有意味的是，这种已经具有“实”意义的身份转换在名份上却是一种师生关系。换言之，由官阶构成等级关系之“实”，却以温情的师生关系面目呈现。如果说前者代表的是一种公共领域的权力关系，那么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种私人关系网络。但是，这两种关系网络并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存在彼此互动的关系，正是通过后者，本应体现为刻板、冷漠的科层制中的权力结构，转化为一种私人间的人情关系，在威权主义的官僚政治传统中，仅仅因为师生关系而形成的朋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集体擢升或谪降事件并不乏见，多少可为佐证。
我们甚至不妨这样认为，无论是中国早期的察举和九品中正制还是后期规范化了的科举制，不仅塑造了知识精英的权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民间尊师礼俗型塑的隐匿机制。与自秦以来越来越强大的中央集权政统相呼应，举国选拔文武英才的制度也越来越走向统一性和规范化。正是在此过程中，一种宏大的为师者尊的民族国家叙事被纳入到整个民族集体的历史记忆之中。这种记忆是如此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以至于作为一种日常信念、知识和思想全面渗透到民间平素生活之中而竟然为人们日用而不知。这或许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大传统”以制度型构方式塑造“小传统”的路线。尽管葛兆光先生讳言大小传统之分，但我以为，浸染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之中的这种师道尊严的信念，正是他所提出的一种“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文化底色”的，“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和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的“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11](P14)。但是，在此的“不言而喻”和“终极”并非完全是理所当然，也不是完全来自日常人们自主的实践意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纳入政统并成为话语诠释者的道统通过选官制度型构起来的。
当然，这并非表明民间礼俗文化完全依附于“大传统”的道统与政统，恰恰相反，在漫长的制度演进过程中，它一旦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日常生活知识和信念，相对于并不牢靠和稳定的政制和直接受官方意识形态宰制的道统，它更具有草根意义上相对持久的生命力。正如王铭铭在阐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时说道：“第一，‘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且两者各自的内部都存在不同的层面和分化；第二，民间宗教是在与‘大传统’的不断互动和交换中发展的；第三，在这种互动和交换之中，民间宗教始终没有失去它自身的社会—文化特点。”在此，使“小传统”社会—文化特点得以长久持续下来的重要机制，便是“包含丰富社会实践和社会观念的象征—仪式体系”[12](P144)。而且越是在社会变迁和流动频率和速度相对迟缓的社会或社区中，它的延续越具有相对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据报道，一个有“岭南状元村”之誉的广西上林白圩镇不孤村，至今依旧举行延续上百年的拜师礼仪式。从一个由清朝贡生创设并延续如此之久的拜师礼仪式中，我们不难读出其中的多重象征意味：科考成功者的荣耀（彰显了原生意义的制度权威）、权威在民间日常生活渗透（形成特有的尊师礼仪）、上百年中年复一年结构化了的仪式过程（作为一种民俗并获得相对独立性）。而一旦仪式获得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就多少背离了制度性（狭义的）建构的原生态，按照文化的内在逻辑自我演绎。拜师仪式乃至其他各种民间包括家族叙事、传奇等其他象征，共同参与了民间尊师传统的意义建构。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如果中国自古便具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这一命题成立，教师之“显赫”身份地位首先是通过制度型构起来的，它依附于政治权力并由政治权力赋予它合法话语诠释者的地位，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朝的地位显赫的太子太保还是在乡间清贫的私塾先生，因为他们在政治和文化身份上的同构性，都具有精英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实现这样一种整合的机制是选官制度，它促成教师话语权力向社会日常生活的渗透，从而形成了民间持久的关于为师者尊的共同想象，并通过仪式、叙事等各种象征来进行历史书写和意义表达。然而，问题是这种日常草根层面的意义表达在当代，特别是一个大众文化崛起的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当代中国教师的身份危机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教育领域各种问题在社会上所产生的“溢出”和“放大”效应的出现，在媒体的“特别关照和参与”下，中国教师的形象也面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机。与以往相比，如果说此前教师身份地位也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危机，但它大都不过反映了教师在“教书匠”意义上经济境遇的尴尬而已。然而，这一次，危机却直接撼动了中国教师传统地位的根基——人们对教师所应具备的文化身份的怀疑。如何解读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如果把这一现象纳入后改革开放时代的背景下来仔细分析，其实，这种所谓的危机凸显并不值得惊诧。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从制度层面上分析，尽管在当代，中国教师依旧没有摆脱它作为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身份，且具有国家聘任的性质，但后改革开放时代愈来愈突出的市场化倾向，或多或少地对教师职业地位带来一定的冲击。在市场主导的社会中，所有包括经济、文化、符号和社会资本都难免带有价值的可售性特征。市场逻辑虽不至于完全颠覆传统意义上教师在社会中的结构性特征，但它却很可能是导致制度性变迁的关键变量。显然，这种新的变量无论是在制度还是文化层面上，都与中国传统关于教师身份界定存在根本的冲突。二是从文化层面分析，由于民间人们识字率的提高，教师作为草根阶层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和文化权威地位开始全面式微。更为关键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阶层的官、士、师身份一体格局被打破，不仅精英知识分子与政治间原来密切的关系出现疏离，用鲍曼的说法是“文化脱离与系统的关联”，进而，由于“知识分子集体建构的记忆的固定化了的形式——似乎被绝望地困在了一个理论和无效批判的象牙塔上，失去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不再能够控制普通民众的行为和思想”[13](P205-213)。而且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分化，越来越具有职业化、平民化色彩的教师群体也逐渐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中分离出来。这无疑意味着在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教师职业不仅多少淡化了它传统政治身份特征，而且也因为它与精英知识分子间的脱钩而丧失了它作为“天职”的崇高性。
总之，就20年来教师身份的演进逻辑而言，它越来越具有职业的世俗化倾向。而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世俗化过程之中，如果说市场介入是反映了一种对传统教师精英身份制度建构的潜在消解力量，那么以图像化为标志并正在崛起之中的大众文化，即一种对所有传统、神圣、严肃、高雅和权威，或者只要内含话语霸权和话语压制都予以拒斥的大众视角，则代表了世俗化过程中的一种对传统更具有颠覆性的表征性力量。
因此，作为世俗化过程中的一体两面，一方面是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一样被纳入到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之中，因为市场逻辑的介入，教师与其他职业间的边界愈加模糊因而也就丧失了其身份的独特性。其实，也正是面临这种身份危机，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何教师的专业化主张乃至“公务员”身份诉求才在当下社会语境中被凸显出来，即这种主张的策略意义可能远大于其实质内容，它与其说是赋予教师以一种新的角色内涵，不如说是反映了教师群体内部在面对制度变迁过程中所自发形成且尤为必要的一种应急反应。
另一方面，因为大众文化的冲击，为师者尊的民间文化认同更是危机四伏。近年来，媒体不时爆出“禽兽教师”之类事件，有关教师的“妖魔化”炒作也时有耳闻，应该说这未必完全出自媒介之偏好，毋宁说是它对大众情趣的一种迎合。换言之，它不过折射了一种在大众文化崛起后一切权威都受到质疑的社会文化语境。而颇意味深长的是，也就是在这种尴尬境况之中，在我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近年来伴随祭孔仪式的兴盛，传统“拜师礼”也开始颇为盛行。显然，这也算是力图重新恢复教师传统身份的最后的一种努力。把它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分析，拜师礼本身无疑也是人们试图避免民族性为文化全球化浪潮所湮灭的一个剪影。然而，如果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分析，它却意味着在“大传统”正处于疲羸状态中，具有相对持久生命力的小传统面对大众文化冲击而形成的反弹。但是，由于特定的语境不同，这种反弹恰恰不是反映了民间文化内在逻辑的自我演绎，而同样是在大传统特别是小传统正面临全面危机状态时的一种应急反应。
回到文首的问题，教师职业声望如今在排行榜中之所以能够依旧位居前列，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间草根阶层对教师传统身份集体记忆的保留和延续，小传统的反弹所凭依的社会基础也端赖于此。然而，正如以上分析，如果说这种代表小传统的尊师文化情结延续是近千年“学而优则仕”选官体制的制度型构的结果，那么，在如今为所谓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所牵累的教育体制中，教育资源分配差异乃至严重不公的制度架构，结构性“教育过度”而带来的“毕业即失业”以及民间正在滋生的“读书无用论”的恶果，也同样会累及小传统存续的民间根基。这种由“出仕”而“重教”到“尊师”的民间传统一旦瓦解，再试图重建就会异常艰难。拜师礼毕竟是一种象征或者说是意义表达的形式，它虽然具有唤醒民族记忆的功能，但如果它没有有效的制度型构（无论是教师的专业化还是公务员制度）的配合，这种仪式充其量也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排场而已。故而，在一个教师职业世俗化趋势不可避免的情势下，如何在制度上首先为当代教育“正名”，为“专业化”的教师赋予名副其实的实质性待遇（如德、法等国家教师公务员身份待遇），恐怕才是多少能够维持中国传统教师的名份和身份之本。
中国历来缺少西方宗教色彩浓厚的超世的“天职观”，但由于具有浓厚世俗伦理色彩的儒家传统极其注重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文化的散播，在此，我们姑且不对其意识形态强制作任何价值判断，至少就其工具理性的结果而言，促成了中国所独有的尊师重教民间传统形成。正是因为这种小传统在民间普通人群的续存，即使在生计尚难以维持，公共教育资源极为贫乏的困境之中，人们依旧对教育抱有较之西方社会更为旺盛的热情，对教师表示出一种难得的尊重和信赖。愈是在封闭的、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地区，这种情形愈甚。当下教师居高不下的职业声望便与此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这种来自历史的持久记忆和想象无疑是一笔可贵但未必持久的文化资源。自上而下的制度型构与自下而上文化建构的相对一致性，是维系大传统和小传统间互换和交流的基础。而一旦制度型构与民间文化特质相分离乃至对立，所带来的效应绝不仅仅是人们对制度本身的信任问题，更可怕的是这种制度有可能彻底颠覆民间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教育和教师身份的理解，进而为即时、多元并永远处于意义流动之中的大众文化所遮蔽、湮没。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如此“去根化”乃至“无根化”所引起的负代价和不良后果才更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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