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道德化：腐败的政治哲学根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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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云梦学刊》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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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权力道德化成为腐败根源的客观评述和逻辑分析，从权力道德化这一理论“制高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为否定权力优越和抑制制约与竞争，是权力激励不足、制约不力产生特权腐败的最深层原因。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结论即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多元化时代，权力者道德规范的形成，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其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忽视权力者的利益诉求，虚伪地宣扬超利益的权力道德化，事实上很难行得通，反而必然会滋生出权力者的腐败动机及行为。当今权力腐败的最主要根源，便正在于这种权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不协调、不适应。
关键词：权力道德化；腐败根源；政治哲学；市场经济
作者简介: 虞崇胜，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路社，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目 录
一、导语
二、权力道德化的本质及其定义
三、权力道德化成为腐败根源的客观评述
（一）对权力道德化治国客观意义的评述
（二）对权力道德化治吏客观作用的评述
四、权力道德化成为腐败根源的逻辑分析
（一）权力道德化客观上必然会导致权力潜规则
（二）权力道德化实际上不利于对权力进行制约
（三）权力道德化排斥竞争形成权力垄断和逆淘汰
（四）权力道德化危害抵御腐败的公有制经济基础
五、反腐败全面治本必须彻底否定权力道德化
（一）从意识形态上彻底否定权力道德化
（二）从政治实践上彻底否定权力道德化
六、结语
参考文献
一、导语
纵览史乘，腐败现象古今有之，关于其生成机制海内外方家早已高见叠出，本文则拟从一新的“权力道德化”视角略献刍荛之见。这届由于要理论创新就要抢占“制高点”，她于学术好比现代战争之掌握制空权。任何一学科领域中都客观存在着一定数量之理论“制高点”，其或已经被发现，或尚隐藏着正等待人们去探索。而“权力道德化”就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制高点”，它于解释腐败现象之生成机制及解决途径，有着现有理论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结论即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多元化时代，权力者道德规范的形成，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其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忽视权力者的利益诉求，虚伪地宣扬超利益的权力道德化，事实上很难行得通，反而必然会滋生出权力者的腐败动机及行为。而当今权力腐败的最主要根源，便正在于这种权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不协调、不适应。
二、权力道德化的本质及其定义
人类告别自然状态下的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后，自从创造出了金钱与权力这两种东西，便使得由人的欲望产生的或善或恶之能力强烈放大。比如，由于金钱具有与任何商品进行等价交换的能力，以致在非商品领域也能够呼风唤雨，它因此便产生了一种无限大的经济效力甚至是魔力。金钱的魔杖之下，其一方面煽起了人的无穷贪欲，像赌徒般地去铤而走险；金钱诞生之后，人类社会恶行的种类和程度便似脱僵的野马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犹如洪水猛兽般制造出无数人间灾祸罪恶。另一方面却金钱不仅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工具，在现代经济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给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带来极大便利——“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实践自由的工具之一”；[1]也同时是社会收入分配调节和慈善事业的有力工具，财政转移支付与各种现代基金会即成就了人类前所未有无比广泛巨大的扶贫济困善举。所以，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曾叹道：“金钱是善仆，也是恶主。”
我们现在破天荒的第一次提出，权力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本性是天然优越，因此，它也和金钱一样可以使权力者由人的欲望产生的或善或恶之能力强烈放大。需要再补充的是，权力其本质上是一种人对人的支配力，这是权力自然而然优越之源头。权力优越这原本十分简单的事实，在人类文明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中，就已经越来越日益变得复杂。以致到现代，权力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最道德化的领域。关于权力，我们再也不会去说真话。我们再也不能直言不讳，权力天然要求优越，权力必须要求高贵。但权力要求优越，这是权力本身客观或必然的要求；否则，权力就不将成为权力。权力道德化不要优越，只能是虚伪的。
权力优越在权力系统内是由于领导与被领导，在社会系统中，则是由于管理与被管理或社会公共产品服务供给与被供给，并最终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重大责任价值这些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如果说社会其它职业者责任重如泰山的话，那么，唯独权力者职业的责任却重于泰山。因为由于权力优越，其具有对其它职业者领导和引导的巨大责任。所以，权力本来就是追求一种等级秩序，而不是绝对平等。权力象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一样，追求优越。权力需要优越才能有权威，使人们尊敬服从；权力也需要优越才能有效率，以吸引有才干之士。
但权力天然的政治优越与金钱天然的经济效力一样，都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换言之，权力与生俱来的政治优越和金钱与生俱来的经济效力一样，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产生善行造福人类，也可能产生恶行祸害人类。然而，人们对待权力与金钱的观念或态度却是有差别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由于金钱它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须臾不离，任何人都必然是它的拥有者，所以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因此，尽管有人对金钱顶礼膜拜，却也从不把它看作是高尚的，甚至人们往往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与金钱被污名化相反，由于权力的精英化特征，即它仅能为人类中的极少数佼佼者所拥有，大多数人则与其无缘，故相对于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世俗化的金钱，人们心理上普遍对它抱有比金钱更高尚性的期待，加之为获取民意权力天然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和更关键的是统治者自我包装的需要，因而现实中权力被道德化。
从上可见，人们对待权力与金钱的观念或态度不科学的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政商关系紧张，长期间尊官卑商的“士农工商”排序，就凸显出此。商人往往被视为游手好闲者，不仅被士大夫们瞧不起，更甚至子弟不能做官。如《唐六典》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即商人家的孩子和商人近亲，皆不得入仕。当时连李白这样才高八斗诗名远扬的名人，也因为父亲是商人便没有资格参加科举。[2]中国传统道德政治文化鄙视金钱的程度从中可见一斑。当然，我们现在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从这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就像今天某些人那样，一方面极力去美化资本及金钱，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的丑化权力与政治，而是要于政治哲理上科学客观地恢复金钱和权力本来面目上的本性。
所谓权力道德化，简言之即在权力领域将利益与道德本末倒置，虚伪片面地强调以道德为本，无视利益的基础性根本性决定作用，以为权力行使的好坏归结为权力者道德问题，而其根子则是否定权力优越。我们说权力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本性天然优越是中性的，只是否认了权力的道德化，并没有否认了权力道德。有人说不能将道德看成腐败的根源，他们没有理解权力道德与权力道德化不是一回事。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互有着本质的区别。权力天然优越，含有很高的、很多的社会价值，通过辛勤劳动吃苦在前去拥有她，正是符合权力客观规律。将权力道德化违背了权力的本性，于权力运行中产生腐败便是必然。而权力道德则是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政治规范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我们用它来规范官员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其对治吏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权力者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作出了道德的选择时，他个人利益也自然而然地会在他的道德行为中得到实现，这种实现往往被称作为道德补偿。我们并非道德虚无主义，客观情况也是这样，权力者在行政中贯穿道德原则与他的个人利益实现并不矛盾，在科学的利益激励机制下即是如此。反权力道德化好比反形式主义，形式并没有错，如政治现实中一些必要的礼或程序，错在“主义”，以形式为本。同样，道德也没有错，错在“化”，以道德为本。
各种物质性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物本能。实际上个体或集团对权力青睐、热衷和追逐的重要原因，在于获得通过权力的行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或社会利益：“人们追逐权力不仅是因为权力能满足个人的利益、价值或者社会观念，而且还有权力自身的缘故，因为精神的和物质的报酬存在于权力的所有和使用之中”。[3]权力道德化的致命错误就是不承认这种人性，想改造人性把权力者变成不食人间烟火之神仙，结果不仅未能改造人性，还将人性扭曲，反而更加虚伪贪婪。政治权力的发展历史或规律是人的理性（利益）因素与意志（道德）因素不断辩证地平衡。道德是利益的外在表现，没有利益基础，任何道德就无法成立。强调道德本身并无不可。但道德化却不同，它把道德绝对化了，片面强调道德，不管事物的利益本质。在权力道德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道德不与利益挂钩，失去利益机制的激励，权力者讲道德的动力反而不大；相反，于权力利益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受利益激励机制驱动，权力者讲道德的动力反而增大。权力道德化最大的迷惑性在于，它披着合情合理的道德外衣，实际却违背了利益决定道德、道德服务于利益的唯物主义原则，把道德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地步。反对道德化，不是要否定道德的作用，而是反对将道德与利益本末倒置。我们这里的确看重利益的理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对道德的放弃。那个强调德治的传统对道德的推崇，其实并没错，只是在对利益与道德二者的把握上出了致命的偏差。
而且，问题的复杂性还并不止于此。效率是政治的生命，国家治理中，权力者存在的真问题不是不“享受在后”，而是不“吃苦在前”，没有那种治理国家的素质能力，使权力缺乏权威，不足以服人，从而政治治理绩效低下。权力者肩负着重大职责，最大的道德是“吃苦在前”，不“吃苦在前”是一种最大的腐败。政治效率不高，国家治理不佳，在暗流汹涌的政治竞争中，正是内忧外患使得政权崩溃的根本原因。权力道德化哲学上的错误是本末倒置以德为本，实质上降低了对权力者的素质要求，衡量官员的标准道德化的以德为本，官员就只要不贪便是好官。而客观规律是利益决定道德，实际中必须以利益为本，不贪仅是为官之底线，“能干事，干好事”才是为官胜任与否的核心标准。在清代文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讲述了这样一则寓言故事：一个官员在阎王面前自称生时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清水，以“虽无功，但总无过”自辩。阎王斥道：如果不贪就是好官，那在公堂中设一木偶，连水都不用喝，岂不更好?此故事虽为虚构，道理却发人深省：权力道德化虚伪的以“享受在后”为本，其只能是唯心主义的。
三、权力道德化成为腐败根源的客观评述
权力道德化这种唯心主义的政治意识，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比西方更早就从另一种权力神化的唯心主义政治意识中走出来。中国虽夏商周也曾是宗教占统治地位，但到春秋战国，中国的先哲即已发现“敬天”“祀神”不如“敬德”，从而完成了从宗教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转变。当时，诸子百家便提出“敬鬼神而远之”，开始从宗教占统治地位中走出来，对权力神化乃取一种务实之道。于资产阶级之前，封建专制的儒家学说早已集权力道德化“萌芽”之大成，为权力披上了半神化半道德化的“外衣”。对此，拟挂一漏万式地进行概要性评述。
（一）对权力道德化治国客观意义的评述
从道德上神化统治者就是传统儒家文化政治价值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偏面鼓吹权力者的道德能动性，大肆宣扬统治者要成为道德的表率，要施仁政，要克己、修身，树立正人君子的形象，才会获得权威这类空洞的唯心主张。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5]，这都是一些正确的废话，要害在儒家将政治清明的理想完全寄托于道德完美化了的统治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政治的决定因素仅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主观道德修养。因此，为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久长，必须培养贤人，即“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6]。还有什么“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7]其实质是通过权力者修身养性，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民众，而上行下效威令天下，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即内具圣人才德，对外施行王道；以圣贤施仁政来争取民心，以权力者的道德完善来达到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稳定。所以论政者总希望出现圣君、贤相、清官，最为崇尚中国古代那些德才兼备的所谓圣人。
可问题是本末倒置不高度重视利益，在唯心主义道德真空里能培养出贤人或圣人吗？康德说：“道德是理想的，而制度是现实的；道德是扬善的，而制度是抑恶的。”[8]道德政治文化强调的一些应然性事理，其实可以说对所有的人都不言自明，现实中的真问题是那些实然性的事理，儒家们却视而不见。儒家道德政治文化那些看似真理的东西，其实都是应然判断，而不是实然判断。黑格尔认为：“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中都找得到，可能还好些。”[9]现实生活是复杂多变、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人们无法将它纳入一个严谨的道德体系之内。不是利益要服从道德，而是道德要服从利益。现实可行性是事物唯一的尺度，成为政治理论的基础的乃是现实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而不是儒家们所宣扬的抽象道德原则。
历代儒家都很重视德治，并把德治看治国的基本原则。儒家德治思想中既包含了对政治生活崇高性的追求，也包含了政治权力道德化的倾向。[63]儒家传统道德政治文化之核心也正就是权力道德化，基于内在的道德情理价值，其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最适合于统治型政治不过，为统治艺术之最高境界。从消极的角度言，其具有极大的虚伪欺骗性。而从积极的角度讲，权力道德化的“以心治民”胜于“以力治民”。如果采取直接的暴力统治手段，交易成本极大，权力者当心力交瘁，甚至无以维继；而采用间接的道德化手腕，则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只要人们还对权力道德化存在幻想，便不会去死究利益而进行斗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权力者何乐而不为？
王蒙先生在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特点 》的一文中便认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把道德作为权力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我们要珍视中国文化把权力道德化的传统，它客观上形成了对权力的道德监督、文化监督、秩序监督。但道德很容易变成道德激情、感情、群众舆论，缺乏法律那样具体严格的界限。[10]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指出，老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持重。当然，儒家倡导的德治，着眼点多在于对统治者的道德教化和道德约束。但和儒家们的良苦用心相比，权力天然优越的统治者对德治的接受，从来都是着眼于对社会的整合，即通过道德说教和道德模范，为民众树立榜样，规约民众行为，而对加诸于己的道德约束却不以为然，实际上欲去之而后快。
总之，儒家政治文化的实质可以概括为“道德的政治”。如思想史家金观涛先生就用“道德是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正当性的基础”[11]来概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质。再如，黄仁宇先生也说得够透彻：“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12]还有王沪宁更曾指出： “中国治国的传统总体上说不强调制度和法度，而强调人伦和德政。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的特征促使历代统治者都注重公务道德。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3]中国历来就高扬起“权力道德化”的旗帜，对权力者的道德品质不断提出日益系统日益严格的要求，并历朝历代实施着内容方式五花八门的官德教育，谓之廉政文化。由于这些要求和教育唯心地将利益与道德本末倒置，不但实际在增强权力者道德素质上于事无补，反而大大助长了官场说假话、大话、空话的虚伪风气和行为流行。权力道德化下，道德摆在明处，利益则在暗处。诗人北岛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成为不幸的现实。
可以说，儒家的权力道德化服务于帝王专制，其主要作用负面为主，几千年来未能真正克服专制权力者滥用权力。这种道德政治文化与小农自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以及之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相适应，是统治型政府依赖人治的自然结果。统治和管理者政府与被统治和管理者人民之间的关系不对等，呈单向被动性，即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利益政治文化与市场经济以及之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是治理型政府强调法治的必然结果，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双向互动的。由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政府进行统治和管理的复杂性逐渐增强，尤其是市场经济诞生后迅速壮大表现不凡，使小农自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的传统国家统治和管理模式受到了严重挑战，统治职能中开始离析出某些社会管理性职能。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开始实践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出现一种现代功能型、服务型的政府，即类似市场经济中现代企业的一种向公众生产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现代行政组织——其由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政治家或政治精英、政治人士组成。传统国家统治和管理的道德政治文化，其是适应专制、集权政治下对人民实行统治管理的，而不适应现代国家治理下向公众生产提供公共产品服务。
（二）对权力道德化治吏客观作用的评述
在道德政治文化影响下，中国历朝历代即存在着一种官员表面上低薪的传统。这种道德政治文化的“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黄仁宇，1997）在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治吏实践中，按照权力道德化逻辑的思路，以德为本、崇德抑利及以德为先、重德轻能成为治吏指导思想中的主流意识，其影响延续至今。直到今天，中国现实社会中依然否定官员逐利的合理性，人们对官员追求利益采取贬低、压抑的态度，片面地注重依靠对官员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来约束引导其行为。这方面，在中国古代最极端的典型是王莽道德反腐治吏和朱元璋铁腕反腐治吏。然而，他们苦心孤诣经营，以励精图治，却发现官场越治越乱，贪官越反越多，两者在治吏实践上最终都是失败的。反之，中国历史上一些客观务实的帝王，凭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感性经验不自觉地认同或意识到权力天然优越，在合理满足官员的正常利益追求基础上，选贤任能奖廉惩贪，相对而言治吏有方。
比如，汉宣帝刘询曾大力整饬吏治，而其治吏的一个重要手段，竟是给基层官吏“加薪”。神爵三年，汉宣帝颁布了一个诏令：“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14]即他除了严厉惩治贪腐外，还注重从薪酬上给予基层官吏足够的生活保障，使他们不必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去从百姓身上搜刮钱财。总的说来，汉宣帝的增俸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他在位统治期间，清正廉洁之官员大量涌现，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汉世良吏，于斯为盛”，被后世誉为“宣帝中兴”，不少史论者认为其乃有汉一代最为鼎盛的时期。将保障老百姓的利益落实到给基层官吏“涨工资”上，看似背道而驰，其实，正体现出一种相反相成的辩证道理。至于汉宣帝将加薪对象仅限定在基层官吏上，则更说明他对当时权力优越的失衡状态有着清醒的判断：西汉官员的俸禄，从中央政府号称万石的三公到县里面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吏，一共20多级，越往基层，职位越低，俸禄也就越薄，不能足以体面养家，故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无的放矢滥用权力。
又如，清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登基后，首先大力惩治贪官。当时国库亏空现象严重，省里、县里都如此。雍正命严查各地亏空，于元年成立了会考府，主要功能就是专门考察各地方亏空的情况，一旦发现就要官员们退赔。雍正惩处贪官力度大，手段严厉，而且不避亲，很快刹住了当时的贪腐风气。雍正还实行“耗羡归公”，[15]并以此设立“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员们的俸入来保障其不用贪腐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在此之前，清代延续明代低薪养吏的政策，直到雍正推行“养廉银”制度，才正式承认和给予官员较丰厚的收入。雍正给官员们高薪以解除后顾之忧，目的是让官员们好好为百姓工作，最终落脚点也是为了民众。史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其一定程度上既有助于官员廉洁，又促进了官员勤政，有效的推进了其他方面政令的实行，可以说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令人称赞的改革措施之一。因此，雍正一朝吏治相对清明，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萝卜，奖掖勤能、责罚庸懒，承上启下为后来的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中国古代治吏实践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其官员的俸禄在历朝历代中最为优厚。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 20匹、罗1匹、绵50两；从九品官月禄米 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官员们还领取职钱(俸钱类似基本工资，职钱类似于岗位工资 )，享受免费住房和食宿。朝廷给每个官员配备免费仆人，最低的官员配1名仆人，宰相可配 100人。官员享受名目繁多的福利补贴，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不一而足。福利补贴合起来比月薪高得多。更让人羡慕的是，宋朝官员凭朝廷发的“给卷” 在全国各地可以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宋朝官员还有定期免费疗养的待遇，称为“祠禄之制”……宋朝时候政权开放，贫寒的读书人也能步入仕途，多数高官出身寒门，宰相吕蒙正和范仲淹堪称典型。吕蒙正退休后，在洛阳建有 “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范仲淹捐钱在家乡修建“义庄”，赡养族人…… [16]可以说当时一旦步入仕途，官员不用贪污就已经是小康水平了。少则衣食无忧，多则尽享荣华富贵。
因此,宋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属于官风最好的时期之一，官员极少出现大面积贪腐现象。《二十四史》中，以宋代清正有为之官最多。如包拯、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曾巩、岳飞、文天祥……一个个都耳熟能详。其中，中国古代第一号清官包拯，被老百姓赞为“包青天”，至今人们仍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当然，也有二月河先生演讲说，宋代的“公务员工资”是清代的10倍，汉代的6倍。包拯的年薪换算成如今的货币达650万。这么高的工资，宋代也就养出一个包公是清官。更多的官员是贾似道、高俅这样的。宋代的国民GDP和文化等都达到了鼎盛，但也是我国最腐败的朝代。[17]可中国那朝那代（不仅是开国之初）又绝迹过这类贪官？如何科学治吏是一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至今仍有待于继续探索实践不断改进完善。若客观考证史实，应承认在其他制度、文化因素大致相似没有质的区别的情形下，宋朝由于权力优越程度相对较高，官员整体道德水准也相对较高，清官相对较多，贪官相对较少。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短暂，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这是间接的有力映证。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8]还有学者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19]
具体来看，中国历朝的官俸标准相差甚远，汉、唐、宋等朝尚是官员相对比较高薪的时代（特别是高官），明清才是典型的低薪时代。如学者张宏杰便在《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一书中考证了曾国藩做京官时的收入构成：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在翰林院上班时身为从七品京官，每年基本工资(正俸)四十五两，职务工资(恩俸)四十五两，粮食补贴(禄米)四十五斛(折合三十两)，办公津贴(公费)一万五千三百五十三文(折合十两)，全年所有合法收入加起来共有一百三十两。就在这一年，曾国藩至少收受了六名地方官馈赠的银钱，共计“九十八两五钱七厘”，将近一百两。而道光二十三年，这一年曾国藩仍在翰林院上班，全年工资加补贴仍然是一百三十两左右，可是由于他去四川出了一趟差(任四川乡试主考)，收入骤然增加：四川制台送银一百两，四川藩台送银一百两，四川将军送银五十两，十二名考官送银五百一十三两，录取的考生送银五百两，另外四川全省官员又以公家名义送银两千四百两……再加上沿途官员馈送的银子，据张宏杰估算“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书中还通过非常详尽的史料仔细计算了曾国藩做京官时期的各项开支。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例，这一年他在京租房花了九十七点八七两，买官服(朝廷不给官员置办官服，全靠自己购买)和常服花了三十四点四四两，请客吃饭花了一百二十八点八八两，交通费五十点五八两，文化支出六十一点二两，往湖南老家寄钱五十九点三五两，一家十口人吃饭看病花了一百七十六点一四两，全年总计开支六百零八点四六两。从中可见他的合法收入太低，那点儿钱刚够他请客吃饭，吃完饭连房租都无力支付，更别说养活一家老小了。所以他必须要靠收受大量灰色收入，来维持体面的生活和政治交往。[20]而在北宋时期，范仲淹凭借任参政知事一年的薪水就能买下上千亩地，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不过是虚伪的权力道德化文字游戏而已。要不就只能是权力优越滋养出来的忧国忧民道德精神。
中共建国执政后的治吏实践，其也完全印证了这一点。如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利出一孔的条件下，我们一直维持着权力优越地位的绝对化，并通过不断开展运动的形式始终保持一种政治高压状态，从而权力腐败的程度也较低，基本上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反过来，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引起权力优越的程度相对下降，并加之其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尽管我们不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仍使得官场腐败愈演愈烈。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权力道德化作崇，并若真正践行之，则权力者在整个社会中的利益水平反而不断相对下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陈烽，即对此有过详细具体的研究和论证，认为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引起了社会利益结构、阶层结构的大变动，干部阶层的变动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突出的地位。[21]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权力者已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从正当的合法途径得到应有的合理权力优越，其无异于“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于是权力腐败成为在所难免，甚至不断严厉打击，加重惩处，也无济于事。并且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权力道德化这一根源没有消除，将来腐败案件的表面数量可能会向减少变化，但腐败案件背后整个权力腐败的程度却不会改变。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先从治标入手重拳反腐，业已初步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政治效率危害更大的懒政怠政消极腐败行为明显增加，和相对应的积极腐败行为之方式手段朝更加隐蔽巧妙的方向发展，其被暴露的几率变小，查处的难度变大等新情况、新问题。目前，就已经出现了不少这类案例，预计今后还会有更多更典型的这类案例不断产生。总之，若非从改革权力宏观制度上治本，确立起一种权力优越、制约和竞争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新权力配置架构，从长远而不是暂时、全部整体而不是某些局部来看，权力腐败的程度，即不廉政不勤政的总和不会变小，仍然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继续发展，这是一种十分令人担忧的趋势，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治国先治吏，道德政治文化强调是的官员自律，关注的是自身内心修养，想通过外部教育与个体修养来提高权力者道德水平；利益政治文化更多强调的是他律，关注的是制度外部约束，用客观机制对权力者道德进行导向。道德政治文化主张道德榜样的作用，而利益政治文化主张利益激励的路径。二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千秋，关键是要适应经济基础，分清本末主次，“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小农自然经济或中央计划经济下，由于利益分配一元化与保守性，可谓之“利出一孔”，以及相对应的“田园牧歌，知足常乐”、“重群体，轻个体”等观念作用，人们的利益意识受到种种压抑和限制，同时也泯灭权利意识，进而在政治上缺乏人格平等和自由民主的诉求，传统国家统治和管理型道德政治文化往往容易凑效。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以利益为内核，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换言之，政治文化的差异来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创新或置换以传统道德政治文化为内核的旧价值观念体系，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况下的必然要求。
四、权力道德化成为腐败根源的逻辑分析
下面，分别从权力天然优越、权力必须制约、权力必然竞争和反腐败公有制经济基础四个角度切入，对权力道德化为何是权力腐败的根源条分缕析：
（一）权力道德化客观上必然会导致权力潜规则
吴思先生把两千多年来各种腐败现象，解释为一种“潜规则”。潜规则的形成和运作不仅是体制和道德问题，更是人在现实中的精确计算，是相关人群内的利益博弈的最终结果。笔者则以为所有官场腐败都是制度利益机制的真实体现，且其源头是权力道德化或神化等权力唯心论。一部《潜规则》，可以说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大量佐证。如按吴思先生的换算，明朝一个县令的月薪折合今天的货币仅1840元，即使是普通百姓，靠这样的收入也无法保证体面的生活。官员收入这种水平，利益驱动下不贪还不行。权力道德化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现实会惩罚、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经济上必是失败者。当然，道德的力量是有效，海瑞的清廉即可为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但这就是清廉一生的海瑞应得的下场么？因此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佐证。道德化的批判及高调固然容易，可是只有能落实到利益上才有实际价值。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22]
吴思并没有真正把中国历史说透，本文给出了吴思实际上并没有说透的充足理由，其核心就是权力客观上天然要求优越，如果从正当途径得不到应有的优越，就必然要从腐败方面去寻取，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权力规律。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只要权力仍存在，也必然是这样。对其，我们只能发现、掌握和利用她，而不能消灭她，更不可能改变她。即使在“文革”前，我们那样将权力道德化的年代，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仍然优越，只不过是其的优越程度相对较小，但由于没有自由竞争也更加稳固绝对罢了。权力道德化的有限历史价值，是同资产阶级以后的历史发展成反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愈发展完善，特别是在今天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实现形式后，这种超乎利益机制的唯心主义空想，已经愈来愈失去任何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权力道德化意识形态承诺和权力体制运行现实之间，差距往往是巨大的，甚至是南辕北辙。权力优越表现为种种不言而喻的事实：我们打开电视每天电视的新闻，都是按照职务高低的次序来报道；我们开会、吃饭、照相座位的排列，也都是依照职务的高低来安排；官员的工资、住房、小车、医疗以及公务补助等其它各种待遇，亦都是根据职务高低来确定；官员人、财、事、物各种行政决策权的行使，更当然是下级要服从上级。还有各种政府性会议的隆重，一方一处之长的庄严，以及权力者的专机、专车、秘书、警卫、厨师、内勤等等。比如，北京玉泉山曾是古代皇家御园，没有皇帝特别恩赐，即使是朝廷大臣也无法入内；而今的玉泉山依然警卫极为森严，成就了其神龙不见首尾的神秘与威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央就在北京玉泉山这块昔日皇家禁地为政治局常委每人建有一栋小楼，以供他们不时去小住。[23]
权力道德化正是权力“潜规则”之父。道德化使利益界限模糊不明晰，权力之边界不规范，反而利益的驱动下权力必然会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边界；在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政治市场交易中，正好“浑水摸鱼”，有能力算计加害对方。权力“潜规则”正是应道德化之运而生。趋利避害为人之本能，利益左右下，正可谓“便宜不是货，是货不便宜”，权力道德化的功用虚伪有限得很。写到这里，笔者重复一则幽默笑话：一位顾客在吃羊肉面时，发现一根羊毛，便把老板叫来，不料反被训道：“混蛋，几元钱的羊肉面，你还想吃出一床毛毯来?”其实，这个老板还很有点“阿凡提”的智慧，话里包含着上面那个深刻的哲理，即“一分钱一分货”，利够高就不会有这种不卫生的“潜规则”了。消除“潜规则”其实很简单：将“潜规则”（趋利避害)变为显规则。其障碍只有一个：权力道德化。《潜规则》吞吞吐吐不肯说出“潜规则”或腐败的权力道德化源头，或许是“一叶障目”，难以“心直口快”？但毕竟感性不是学术，非理性不能算作思想。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她仅触动了现实政治的表层神经。但本文不是，其是直接透视政治现实的权力道德化核心深层。《潜规则》距否定权力道德化仅一步之遥，“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前人早就留下的古训。
从产权的视角讲，权力道德化使权力产权（利益机制）不清晰合理，权力优越没有非常明确精准的规范可以预期。即不把权力者应该或现实存在的各种收入、福利和形形色色的好处摆在明处，权力者的公务活动也同样不透明。如此道德化的公私不分明，吃亏的只有国家，其便催生了种种潜规则，使权力者有滥用权力优越自由裁量权的冲动，极容易越位导致特权。而特权与腐败之间没有截然不同的界限，特权是权力的自我扩张，特权中就包含有腐败因素，可通过滥用特权来实现。权力道德化下滋生的特权腐败可以给权力者带来丰厚的利益，而且是又立牌坊又当婊子。
脱去权力道德化这件“皇帝的新衣”，穿上权力优越的真实衣服后，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多劳方能多得。权力优越在逻辑上必然是导致要求权力者勤政。其必须像毛泽东所说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像古人所说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或反过来说，只要权力者勤政“吃苦在前”，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享受权力优越在后就理所当然地具有正当性。在这里，权力优越是这样一个概念，道德能力方面最优秀的权力者，也应获得最大的奖励。能证明它公平的则是这些权力者在相关方面也拥有最大的责任，他们要努力工作为国家治理做出最佳贡献。
然而，历代和现行体制内的权力优越既得利益者显然是出自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动机，却虚伪和巧妙地将其在权力优越上的既得利益饰以道德化的体面外衣。因为权力者若是不勤政的话，如果仍不加掩饰地将权力优越招摇过市，显然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会引发麻烦和攻击。因此，他们通常是乐此不疲地制造出一个个道德标兵，用神化这些人物来去除其人性的标志，但此种道德高调之目的全在于作为政治舞台上掩饰权力优越既得利益的一件漂亮道具：大力宣扬违背人性的无私而逃避朴实客观的公平公正。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历代或现行体制内高喊权力道德化的权力优越既得利益者，都无疑是最不道德的伪君子。剥开这些权力优越既得利益者们的权力道德化外衣，真实的动机之一最主要是想逃避勤政的艰辛，即想“名正言顺”不劳而获地享受权力优越。因为一旦明明白白地承认权力优越，勤政的艰辛便会必须成为权力者每日劳作中顺理成章之事。
权力道德化还使正当的权力优越“名不正，言不顺”，要“犹抱琵琶半遮面”或“前门不开走后门”，以及甚至许多合理的权力优越也难以真正正常到位——由于长期以来的权力道德化宣传教育公众对任何权力优越都十分抵触，这必然会打击权力者勤政的积极性——因为其不能理直气壮地去用智慧和汗水获取正大光明的权力优越。结果是可想而知，权力者与非权力者双输。即权力者得不到理想的回报，非权力者也得不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正如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之所说，这从表面上看是为民众省了钱，但是最终却会让民众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公共服务的质量低劣；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成风；政府官员不惜牺牲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以换取个人的私利。”甚至权力道德化还使官僚们像丧失荷尔蒙一样，实际上和中国历代的宫廷太监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没进行例行的阉割而已，被造就成一群没有激情生气“不男不女”的太监，促成了心理上畸形变态的贪欲和冷酷。
从反腐败案例中披露出的一个个毫无节操、贪得无厌的腐败官员来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此冠冕堂皇的权力道德化下，他们何以竟还如此之没有底线？这不是偶然所能解释的了，需要从权力道德化本身去寻找原因。尽管在台面上我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权力崇高道德化，日常公务中权力者行为的准则仍会只能是功利性的，总是服从和动力来源于利益。只须面对实际情形细心想一想，这一点再普通正常不过了。社会现实中，权力者因得不到应有优越，进而产生腐败的各种具体原因数不胜数，其对不同的权力者，或在不同的情况下，各不相同，我们无法事前预料，也难以具体列举，但可以作出符合逻辑的概括性分析。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驱动，在任何腐败行为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利益之手在起作用。权力者若得不到应有的优越，虽拥有一官半职，却上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下不能使妻子儿女生活优裕，甚至连自己的体面生活都难以维继，面对来自社会上的各种比较就难免心理失衡，受利益驱动产生腐败动机，或迟或早，或此或彼，或多或少，其因人而异，最终必将手伸向自己掌握的权力。如著名贪官杭州副市长许迈永的悔过信中就认为，自己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主要原因便是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与自己的商人朋友“越比心态越不平衡”，他认为“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24] 再如，另一名贪官江苏省句容市副市长则说：“看到一些老板揽下一项基础设施工程就能轻松赚取成百上千万元，我心理失衡了，认为与老板相比，自己付出的更多，于是想，只要不开口索贿，别人逢年过节送些礼金是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想到，就是这个想法害了自己，不知不觉间，我收下的钱财竟然达到了几百万元之巨。”[25]
其次，另一个次要的辅助性原因是权力道德化下的权力优越分配规则失序。权力优越在某种意义上就象大地上的水，无处不在，治水只能疏导，堵塞只会使权力优越之水更加到处泛滥。权力者从正当途径得不到应有的优越，并不就等于能够真正消除权力优越，权力道德化她充其量只能是使权力优越分配规则失序，逼使或促使权力者用非法手段去获取原本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各种利益，导致权力优越前门不走走后门。于是权力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竞相攀比形成一场谁也不知道最终名次的权力腐败“地下竞赛”。
正如学者曹锦清所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让手中握有权力的大小党政官员甘守清贫，廉洁用权行吗？”“举世若狂，围着金钱转，何能独独叫有权的大小官吏守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甘居清贫？”[26]在这种利益驱动与规则失序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当今权力者已经创造出，而且只要权力道德化之根源不消除，还必然将继续创造出无数惊人的“腐败业绩”。解决这一问题的真理只有一条，那就是权力客观化，给予社会主义权力者应有的权力优越。
权力优越包括权力者应有相应的高薪，但与高薪养廉这种简单具体政策相比，她要复杂得多，其是一种完整的权力价值理论体系。无论是从内函理论实质还是外延范围广度上而言，她都要比高薪养廉广泛深刻得多。她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不是一种简单具体的政策，而是为解决与权力相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大到如何最有效地具体实现公有制的历史进步性，小到如何确定某一项有关权力者某种待遇的具体政策，提供一种政治哲学高度上的指导思想与理论。一句话，权力优越是源，高薪养廉仅是无穷无尽的流之一。
当然，治吏除了首先要能保障权力优越外，还需要系统性的其他许多配套措施。简单的高薪并不必然促廉，要使官员清正廉洁，不是一“高薪”就能办到的。原因在于，不仅是光有高薪而没有其他监督制约措施，“人心不足蛇吞象”。如清雍正帝推行“养廉银”制度，但最终也还是未能满足大小官员欲壑难填的胃口，没有革除晚清社会官僚腐败的痼疾。而且，更由于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权力充分公平自由的竞争，其才是对权力者权力优越本性最有效的制约。这却正是任何专制政治制度下，所不可能真正完全具有的条件。但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保障权力优越和顺从这一权力本性，仍然是任何政治制度下治吏的起码前提性基础。但如果有人认为，一名正言顺落实权力优越就会产生明显、立竿见影的反腐效果，我们则抱谨慎态度。
不过，从长远来看，一个相对较高的权力优越水平仍然是控制贪污腐败的可行的、有效的必须条件。加强落实权力优越可能不会产生即时效应。也就是说，以此来达到减少腐败的目的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也需要民众的耐心，因为腐败并不是能够在一夜之间便消除的。而且，改善权力者的激励这对建立真正充分公平自由的权力竞争机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会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多方面的正能量。我们不认为仅仅权力优越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然而，当下如果不先还清以往的“权力道德化”欠账，合理提高权力者的现行薪酬，一个廉洁的政府就很难在实际中形成。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若权力者得不到相应的合理优越待遇，却同时要求他们在履行公职时保持美德要做君子，这是比较困难的。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实施官员低工资制度，而官员逃避责任，欺上瞒下和贪污贿赂也比比皆是。
（二）权力道德化实际上不利于对权力进行制约
权力者从本质上讲，与普通人一样，都是一种理性的人，他们从事一定的职务活动，除了社会或阶级的公利外，总是还有个人的私利，并且与经济学领域中的概念“经济人”一样，都是必然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且俗话说“欲壑难填”，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对权力者也如此，这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不争之事实。如果不制约，即使权力优越，权力者的欲望仍是无止境的。所以，若不对权力加以制约，即使权力得到应有的合理优越，她也仍然必然产生特权腐败，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使权力优越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
但权力道德化下所产生的权力者精神特权不利于对权力进行制约，脱去权力道德化这件“皇帝的新衣”后，才会有利于对权力进行制约。权力者的特权可分为物质特权与精神特权。当前在权力道德化下，权力者的特权公开的一般首先是表现为精神特权，其某种意义上更甚于物质特权。或者说这正是权力道德化的体现。权力者的精神特权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荣誉权特权，为权力尊者讳，权力被术数化为一种神秘。二是合法性特权，呈合法性垄断，不允许他人窥视质疑。权力拉道德化大旗作虎皮，当护身符，将权力神秘、神圣化，就自然抵触权力公开及监督，其实际上正是权力潜规则的建构前提，而有利于滋生特权腐败。公开是最基础、最起码的监督前提条件，权力道德化无疑从根本上遏制了民众对权力者作为的质疑。
英国哲学家休谟早就提出过著名的“无赖假定”：“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取私利，别无其他目标。”[27]所以，西方政治伦理讲，公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一句话，权力道德化的消失之日，才可能容许民众有评论权力者的正常表达权利和真正的独立媒体存在，也便是权力者丧失精神特权后的理性化之时。联系眼下的反腐败实际，最重要的是要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以对官员能行使监督，这才是最基本的群众路线。
权力道德化抽去了事情的利益实质，去空弹一些道德修养的高调，但这并不等于在现实中真正如此或行得通。这种权力道德化习惯于用空泛的道德来约束权力者行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实际上其虚伪性更有利于掩饰特权腐败现象的滋生。与权力道德化相反,权力客观化认为权力天然优越。韦伯即指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28]国内学者张文显先生也持相类似的观点：“权力指个人、集团或国家，按照其所希望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和政策，控制、操纵或影响他人行为（而不管他们同意与否）的能力。”[29]而且“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吴思语），权力其本身中还天然的包含着一种无限扩张倾向，试图追求并勉力实现权力行使者自身意志的最大化，因此作为理性与意志复合体的权力者——人（即非神），很容易越位产生特权乃至腐败。这便是特权及腐败得以产生的最深层原因之一。遗憾的是我们的权力道德化意识形态却反而阻碍了对权力制约这种可能。
权力道德化给权力者戴上道德化的高帽，使其老虎屁股摸不得，否则权力道德化的意识形态下“投鼠忌器”。权力道德化与权力神化在政治哲理上具有相通性。不论是权力神化，还是权力道德化；从哲学范畴言都是一种唯心主义，其是从主观的角度而不是客观的角度来对权力进行评判。本来按照客观实际的情形，权力天然优越，享有许多非权力者难以企及的利益，道德化从美化权力出发，却偏要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将优越掩饰起来，以维系权力的道德化合法性。由于权力道德化的虚伪性，因为越往权力下层信息越对称，必然使各级权力者的优越分配不平等合理，其过于向高层倾斜，越往下层的权力者的正式法定优越就越是不足。
而且，权力等级制（任何有效率的组织所不可避免的安排）下极易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也有利于权力道德化，反过来权力道德化又使得信息更不对称，二者相互促进最终必然走向神化，产生权力迷信。不过，由于权力越往基层，即使权力道德化，客观上信息也相对容易对称些，相互促进作用而得以减弱。越往权力下层信息越对称，权力道德化与现实的反差越强烈也正是其中原因之一。政治现实中，就曾有这样一些曾经被神化的权力典型。其他大大小小的权力者头上，则顺理成章自然也有不同程度之道德光环。树立并神化典型是政治权威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控制和整合，而采取一种政治治理策略和权术。善良的人们却殊不知，正是被神化的荣誉特权预设了对权力监督的无形障碍，是在精神上使人自废武功，丧失了对权力批判怀疑的权利，不利于将权力关进科学的“铁笼”，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及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其实，于220多年前法国思想家西耶斯就已指出：“荣誉特权也不得作为例外而不被一律禁止。”[30]如果有意地给予某人一种荣誉特权，“于是在他的心灵中产生了一种高人一等的要求，一种贪得无厌的统治欲望。这种欲望不幸与人类体质极为相似，是一种真正的反社会病。”[31]举例如，为人民服务可以是一种权力者的精神特权吗？否！凡人与伟人之间只有一步之遥，那便是为人民服务！如雷锋！但我们的权力者们却经常自我垄断标榜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特权，有公方彬先生就甚至公开提出共产党员享有为人民服务的特权。这确实是一种权力道德化的精神或荣誉特权，难道普通的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就不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媒体又什么时候曾经宣传过工人做工、农民种田是为人民服务？权力者从政与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只不过一种职业而已，却偏要道德化的好像他们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其实，当官、做工、种田都要讲究职业道德，而且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
按照权力道德化意识形态的逻辑，我们的权力者在道德要求上是最完美的，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非权力者相比，有着无比的道德优越性。这样的权力道德化逻辑，从根本上讲与权力监督是不相容的，而与权力运行合法性的需要高度吻合，其实际上就是权力合法性的道德自洽逻辑。权力道德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装，权力通过这一方式为自己创造了合法性，偷偷地替换了人们通常的利益计算。但无论权力道德化再怎么“完美”，都抗拒不了现实的颠覆。问题全在于权力道德化制度设计的脆弱性，在于其一旦因在所难免的权力者瑕疵存在而产生质疑，就易导致为之进行阐释的意识形态的崩坍，便会造成权力合法性危机。在权力道德化下，若一旦摘去权力者头上的“道德光环”，让权力者受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式的某种“羞辱”，你设想一下会出现什么场景？那将是孔夫子早就有言的“礼乐崩坏”。以致权力者他必须一切都对，承担不起错误。即便是仅某一方面的自我批评，也必须是七分成绩三分失误，而绝不能倒过来否定自己，否则面临的必然就是丧失权威。权力神化下，皇帝尚可以下罪己诏。而权力道德化下，伟人如毛泽东者，于“大跃进”失败后就不幼稚到真以为自己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彭真语）。所以，由于权力道德化作崇，政治现实中对权力的监督始终受缚于其。反而是权力客观化本无怎么样的完美，就算对权力者质疑，又能摸黑了谁?才能权力者宠辱不惊、非权力者也不大惊小怪地平静接受。也正如德国学者墨菲所指出：“这对民主不利是因为，当对手不是以政治而是以道德的方式来界定时，他们就不能被视为对手，只能视为敌人。如果与邪恶的敌人在一起，那么很可能没有竞争的讨论。他们必须被淘汰。”[32]
权力道德化把经过选贤任能选拔出来的权力者，看作一种与普通人不同用所谓特殊材料制作出来的人，以为其在道德上具有优势。然而，其实不然。这是唯心主义地拔高了权力者的人性，把应然当作实然了。即使权力者由于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理应对其实行更高的道德要求，更多的利益激励，更严的职业制约，更好的科学选择。但我们仍然没有理由将权力者道德化，任何职业群体都有其职业性的道德习俗，彼此之间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没有某种职业群体，在人性上会比别的职业群体更高尚。不论何种职业人生，为人处世之道德，最公认的一条是吃得苦、吃得亏，但也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道德化式地吃得苦、吃得亏，而是于利益上不斤斤计较式或礼让式地吃得苦、吃得亏。科学家非道德化，其刻苦钻研的高尚道德（相当于政治家的勤政）却从来为人们所公认。艺术家亦非道德化，公众亦对其带有一定职业烙印的各种明星绯闻早已习以为常。现实生活中，权力者不但在人性本质上与普通人没有区别，都是按利益行事，和受一定的道德水平及具体个性所引导、约束。而且，由于权力优越，使权力者面临的各种欲望诱惑和谋私机会比普通人更多、更大。因此，对于防范权力者作恶来说，若无一种符合权力客观规律的权力者科学选择与激励及制约机制，主要依靠权力道德化的选贤任能是极其靠不住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当前的种种社会道德问题中，由于权力优越——处在社会之最高地位和肩负国家治理的最重要职责，权力腐败无疑居于最恶劣的位置。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权力者都是社会的道德标杆。他们所表现出的行为会对大众道德产生导向性效应。权力道德化说教实际上是虚伪的，树立的是虚伪化的道德，由于官德具有导向性，这势必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虚伪化。“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很大程度上即由此产生。北京《经济观察报》编辑丁力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很精彩：“社会道德的败坏实际上只是官僚道德的普及而已。”[33]著名作家冯骥才也同样认为：“如果官场的风气不清，社会的风气就不会正，什么歪的、斜的都会出来，所以官员的价值观非常重要。”[34]顾炎武曰：“士大夫之无耻，国耻也”[35]正是他们“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带动了今日整个中国之世风日下假恶丑横行，其对当今社会道德造成的危害已罄竹难书，致使党和政府的权威不断下降，作为政权正当性基础的道德权威大量丧失。权力腐败已成为中国所有社会道德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所有社会道德问题的症结也只有在消除权力腐败那里才可能得以解决。
可悖论的是，现实却又这样无情，权力道德化滋生出腐败，在道德政治文化下想要对公仆们的腐败行为进行阻止，反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因为按照传统道德政治文化，时至今日，我们仍是在为权力尊者讳，即凡在位之权力者皆不能客观地批评议论，哪怕是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缺少或更确切地说是不允许一种对权力者之批判怀疑精神。所以，尽管其表面形式上宣扬“拥有权力者一定要有道德，有道德者才能拥有权力”，客观现实却是“掌权就是道德的，不掌权就是不道德的”。正如著名作家周大新在长篇小说《曲终人在》中，借清河省省长欧阳万彤之口这样表述：“中国的官场被看成一个伟人熔炉和道德高地，谁当了官谁就是最聪明和最有道德的人，他的思想就是最智慧的，他的言行就是最符合道德的，他对治下的百姓就有了父母对儿女一样的威权，被称为父母官，他就有了裁判一切的权力，谁也不能对他的决策和话语进行质疑。”因此，只有权力者失势被否定后，如腐败违纪、失职渎职等，才允许批评议论。其正如曹林先生所说：“‘打老虎’是一种特权，只能相关部门去打，媒体是不能打活老虎的，相关部门打了之后，成了死老虎，媒体才能去鞭尸。落马前新闻的静默，与落马后新闻瞬时爆发如江河决堤，让人觉得严重违反新闻规律。”[36]若再往深里究，是权力道德化下权力难以关进科学的制度笼子，而权利却被关在制度的铁笼里，这应是当今权力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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