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不要让大学生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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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出席并发言。其表示希望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主要靠来自于农民工领域里的技术基层的递进、和整个大学生队伍的补充。“不要让大学生再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这样未来的社会才能够实现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
李培林，男，1955年5月生，山东济南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1983年出国留学，1984年获法国里昂大学硕士，1987年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社会学研究所首席管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培林谈到，新常态以来，中国现在中等收入人群还不够，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还远远不足。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GDP增长下降，“在十年前几乎在国内没有人预测到，我们总一个平均10%的时代一下子下降到了一个6.5%的时代，我们以为最起码8%的时代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二是老百姓储蓄意愿很高，不愿意消费，即便是现在银行的利率还在不断下降，存在银行的钱其实是很难保值增值。“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和我们的收入结构有关系，和社会领域的制度安排有关系。”存在着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这三项指出在指出消费非常大，预期风险不稳定。“也就是说随着你的家庭收入的增长，你越来越不知道未来你的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钱，你不知道未来的看病当中我个人要拿多少钱，你不知道未来你买房子的收益到底要拿出多少钱来买这个房子。所以这就促成了整个社会当中非常高的储蓄强烈的欲望，大量的钱要储存着，来规避家庭未来的生活风险。”
三是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消费收入的结构有问题。经济理论表示，家庭消费比率随着收入的增长递减，收入越高的家庭消费率越低，收入越低的家庭消费率越高。“当一个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现象，有钱的人消费饱和了不消费，而大量需要消费的人又没有钱，这样就会造成整个的社会消费产生的一个瓶颈。”
四是认识上的消费差异，中国对中层的认同是比较偏低的，其他国家大部分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无论客观上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像巴西、美国，或者像法国和日本收入差距相对小的国家，居民主观感受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大概占到60%左右。但在中国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只有40%左右，远远地低于其他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十几个百分点。“印度很多住在贫民窟的人认为他们是属于中层，但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公务员认为他们是属于中下层。”
五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个时代就是挣钱的人比例越来越少，需要抚养的人越来越多，这对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六是民村收入偏低，李培林表示，“我们的农民实际上你翻译成英文不应该翻译成农民，绝大部分是小农，户均耕地只有0.5公顷，你要翻译成农民，至少欧洲也是平均30—40公顷，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很难靠土地的这种收益能够获得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这是我们农村的一个困境。”
最后李培林表示希望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主要靠来自于农民工领域里面的技术基层的递进和整个大学生队伍的补充。“不要让大学生再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这样未来的社会能够实现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
以下为发言实录：
李培林：我原来的题目是《走向更加公平共享的社会》，但是我的PPT做成了英文，英文的题目是《消费与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我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就是要走向更加公平共享的社会。
我们分析中国发展的时候，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我们的市场转型，就是我们和那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进行比较，另外一个视角是现代化转型，我们和东亚模式这些发达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国家进行比较。和这两个都不一样的是，这两个大的转变在中国是在同一个时间进行，所以出现了有些特点，我们难以用既有的这些规则和理论来验证，所以也出现了很多我们叫做“中国特征”的东西。
现在我们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在经济上被称为“经济新常态”，大的主要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个是我们增长的动力转换，现在虽然我们说创新，但是实际上在大动力推动里面还看不出创新到底占多大的比重。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是，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在急剧的下降，特别是出口，几乎降为零，有时候对经济增长还是负的作用。而消费在快速地增长，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增长到70%，但是这个增长并不是消费本身绝对量大幅度地增加，而是由于投资和出口作用的下降而造成了比例上消费的一个大幅度地增长。
第二我们说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中国世界工厂正在往一个更高产业链，往一个能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更高附加值的所谓的“中国创造”的过程在转变。
第三个是改革从经济改革现在走向全面改革，扩展到所有的领域，特别是社会领域。
这三个大的转变我觉得代表了中国一个新阶段开始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我们看GDP现在的增长已经下降到大概6.5%上下，这个过程几乎现在所有的经济学家共识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个“L”形的时代，也就是在6.5%上下微动的浮动，可能是未来十年一个主要的态势。但是我们看改革开放前近40年，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大的，虽然我们说平均9%左右，但是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浮动比较大的。未来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小的平稳的波动，现在还并不是很确定。在十年前几乎在国内没有人预测到，我们总一个平均10%的时代一下子下降到了一个6.5%的时代。我们以为最起码8%的时代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说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一个新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看收入，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像GDP出现这么大的波动，目前也没有说它出现了明显大幅度地下行。在过去几十年来大多数的年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是慢于GDP的增长，但是最近几年也出现了收入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现在我们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同步增长，但是大概在一个中轴线上这样一个波动的态势，这是我们的一个要求。
尽管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已经达到了70%，但它的绝对额的增长并没有那么快，这是社会商品销售总额的一个增长情况。就是说从一个长周期来看，这个消费总额的增长不但不是大幅度上升的，他的增长率还是在下降的，这是尽管现在社会销售总额的增长是快于GDP的。
从实际的数字来看，我们的消费率，特别是居民的消费率不但不是增长的而且是下降的，从2000年到2014年在长达十几年过程当中，我们的最终消费率社会消费的总额占GDP的比重，他从63.3%下降到50.6%，最终消费率里面包括了政府的消费和居民的消费，居民的消费下降比这个还要厉害。所以我们的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在国际比较里面都是非常低的。特别是和一些大国来比，和一些现代化国家来比，他们的消费率都要远高于我们。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消费有没有这么快地增长主要是由收入来决定，中国尽管现在财政收入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无论是政府的手里还是居民的手里，实际上钱是很多的，税收1994年—2014年这20年当中每一年的增长在16%，而且他的总额如果按美元计算的话，从780多亿美元增加到2万多亿美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1994年—2014年这20年当中，城乡居民储蓄的余额也从3200多亿美元一下子增长到7万多亿美元，现在整个国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余额大概相当于当年GDP的70%，是很大一笔钱。我们里面很大一部分城乡居民储蓄的钱，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来源来自于哪里，按照理论上来讲，全部城乡居民的收入减去你的消费，剩下的那个钱才能化作投资，化作手持现金，化作储蓄。但是实际上每一年仅仅储蓄增加的这一部分就大于收入减去消费的那一部分。所以好多存在银行居民的钱我们不知道来自哪里，我们粗略地估计，大概中国的隐性收入占整个收入的25%左右，这是一个估计，也有估计更多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钱，老百姓还是不愿意去消费，而且储蓄的欲望仍然很高？即便是现在银行的利率还在不断下降，存在银行的钱其实是很难保值增值。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和我们的收入结构有关系，和社会领域的制度安排有关系。也就是说决定消费的，不光是收入的结构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一点还并没有经过很多科学论文的严谨的论证，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
第二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一个是我们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来快速扩大，基尼系数现在几乎是一路增长的态势，我们在2008年达到了基尼系数的顶点，从2008年以来这5、6年我们基尼系数在一个微弱下降的态势。现在来看，这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做的一个曲线，很多人质疑这是不是真实，因为他们的感受好像这个差距还在扩大，怎么现在出现了拐点了，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库兹涅兹的倒U形曲线出现了拐点。
这个拐点如果把它缩短以后还是非常明显，它明显的基尼系数开始下降。现在来看中国处于基尼系数的绝对点和美国差不太多，很多的拉美国家都是基尼系数要要高于中国的，在亚洲很多的国家也是基尼系数很高的。在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在0.3要低于我们的差距。
我们也用社会调查数据，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连续进行的每年的社会调查，全国性的大调查，这个数据和统计局的数据是有差异的，按照这个数据算出的基尼系数一般要高于统计局的数据，但是表示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你会看到这是按照五等份的方法，也就是把社会上最富裕的20%，收入最高的20%和收入最低的20%之间的倍数来测算。你会看到这个收入差距也是往缩小的一个方向在发展。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趋势应当是真实的，只不过他的数据因为统计方法不同会出现一定数据的差异。
在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数据上显示的差距缩小了态势和人们感受不一样，是由于在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当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差距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大概能够解释整个差距的40%左右，城乡差距最近几年在缩小，所以这一个对整个数据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与此同时个人的差距实际上现在还是在扩大，但是他对整体的影响不如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么大。而中国的城乡差距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城乡很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一个背离，也就是说在GDP产出当中，农业现在占到不到10%了，在劳动力里面，农业劳动力还占30%多，而按居民来计算他还占到45%左右。这么多的农村的饥民和农村的劳动力分享的那块GDP的蛋糕，如果我们不计算转移支付的话，只能分享这不到10%的蛋糕了。
我们的农民实际上你翻译成英文不应该翻译成“农民”，绝大部分是“小农”，户均耕地只有0.5公顷，你要翻译成“农民”，至少欧洲也是平均30—40公顷，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很难靠土地的这种收益能够获得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这是我们农村的一个困境。
为什么收入的结构对消费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中国的调查数据发现，家庭消费率，这个消费率是指你的消费占你收入的比重。家庭的消费率是随着你家庭的收入增长而递减，也就是说越高收入的那些家庭消费率越低，越低的那些家庭消费率越高，所以当一个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现象，有钱的人消费饱和了不消费，而大量需要消费的人又没有钱，这样就会造成整个的社会消费产生的一个瓶颈，这是为什么我说消费收入的结构，不但是收入的水平，而且收入的结构会影响到你这个社会消费的结果。
在这个消费的结构里面，我们发现在中国还有非常大的影响整个消费结果的因素，一个是子女教育，一个是医疗，一个是住房。这三项支出在中国的消费里面影响非常之大，而且他的预期风险现在变得非常不稳定，也就是说随着你的家庭收入的增长，你越来越不知道未来你的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钱，你不知道未来的看病当中我个人要拿多少钱，你不知道未来你买房子的收益到底要拿出多少钱来买这个房子。所以这就促成了整个社会当中非常高的储蓄强烈的欲望，大量的钱要储存着，来规避家庭未来的生活风险。
过去我们计算你的孩子在中国上大学上四年，10万块钱人民币给他存在那里就够了。现在你就这一个孩子，考不上好大学就要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读四年那至少你要存下150万人民币，毕业了以后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工作。所以这种风险预期现在变得和过去十年、二十年以前大大不一样，这对我们整个的消费行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好，中产阶层也好，很多中国的报纸说这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实际上按照我们的测算，这是我们定义的中产阶层是按照你的收入在社会收入这个结构里面中位数以上，你工作是白领，那是大专教育水平以上，按照这三个标准以后，测算出来大概整个社会有25%的人属于中产阶级。这和国家统计局仅仅按年收入来测算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体差不多，国家统计局最近算的是到2015年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是4.9%，虽然标准不一样，但是这个比例非常接近。这就是说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或者是中产阶层比例上还是非常小的，尽管绝对数很大。
还有一个问题影响我们的消费，为什么我谈这个消费，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大众消费的潮流的到来，和中产阶层的引领分不开的，在国际化的市场一直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消费不单单是一个收入的问题，他收入的结构，还有他消费的理念。刚刚厉以宁先生说有的收入消费是为了一种满足，有的消费是一种品味，你要追求这种潮流，是某一个群体在引领这个消费的过程。
但是另外一个消费的理念方面会看到受到的影响，主观的认同方面中国出现了一个比较偏低，你会看到其他国家大部分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无论客观上你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像巴西、美国都是差距比较大的国家，或者是像法国和日本收入差距相对小的国家，他认为自己属于主观感受上属于中层的那一部分大概占到60%左右。但是在中国你会看到，中国认为这一部分，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只有40%左右，远远地低于其他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十几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所以我们在和印度的交流当中，我们对照我们调查的样本发现，印度的样本里面很多住在贫民窟的人认为他们是属于中层，但是在中国的样本里面相当一部分公务员认为他们是属于中下层，所以这种认同上的差异是对消费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产生这个差异，宗教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以及收入差距发展的走向的因素等等，很多复杂的因素在影响。所以这对我们消费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对社会的公平感也有很大的影响。
人的因素，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我们经济新常态一样，也是十几年前我们包括人口学家都没有预料到的现在一个新的前景，这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时候，20几年前我们人口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金字塔的形状，最上面是100岁，最下面是0岁，越年轻的人口越多。2010年最标准的人口红利时代，老人和小孩，劳动力年龄人口最多，最好赶上我们黄金十年，大量的劳动力的低成本的供给，造成的我们经济上的辉煌。到2020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的时候，这个金字塔开始倒转，这是1940年一直到1950年，我们要预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人口的结构当时和前面1990年相比基本上全部倒挂了。
这样一个大的过程是对于我们消费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大家知道你在代际分析当中，不同的代际消费行为差异很大的，特别是老年人他的消费有的时候他会趋于保守，我也希望很多的企业家要注意到老年人这个庞大的市场，你看看大量的中国人到日本去买马桶盖，也说明我们对于这个市场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不是我们生产不了，而是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但是这对于我们未来靠消费来驱动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整个社会的负担系数，老人加上小孩占整个人口的比例，2015年刚刚越过了最低线，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人口方面最好的一个趋势就是整个社会的负担系数在一路下降，挣钱的人越来越多，需要抚养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从现在开始走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挣钱的人比例越来越少，你需要抚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增长的挑战。
我借今天演讲政策上的含义，一个是要保证在“十三五”时期能够保证居民的增长，能够超越我们前面30几年低于GDP增长的状态，能够继续和GDP增长保持同步。当然这方面有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个收入的增长太高，工作增长太快，是不是会造成人力成本的快速提高，然后也造成了企业的这种负担。还有一个是我们大众消费时代要通过一些社会领域的，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大众消费的到来。第三是贫富之间的差距还是要进一步的缩小，特别是消除贫困人口，我们现在确定到2020年要消除按照现行标准下的这5千多万贫困人口，这个标准我们现在是每您按照2010年的价格是年收入2300元。
最后我们希望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主要靠来自于农民工领域里面的技术基层的递进和整个大学生队伍的补充，不要让大学生再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这样未来的社会能够实现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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