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节选自《来自内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与中央委员会》，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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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戈尔巴乔夫采取的釜底抽薪式的改革造成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分裂。尽管中央委员们大都是戈尔巴乔夫挑选出来的，但是在改革形势日益尖锐而复杂的情况下，这些被视为“戈尔巴乔夫的人”的中央委员们还是在政治立场上发生了严重分化。此时的中央委员会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革命家组织”的政治集团而变成党内各种政治派别相互抨击指责的辩论场。
作者简介
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戈尔巴乔夫改革。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权力唯一拥有者，苏联社会的任何变化都不能脱离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控制。事实上，改革只有得到党的允许和支持才能得以进行，也只有通过党自身的深切变革才能真正推动改革。“许多事情都取决于苏共本身及其各个环节——从基层党组织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到苏共中央能否迅速地改革。”
在戈尔巴乔夫的最初设想中，改革并不是要摧毁社会主义而是要加强和发扬社会主义的真正成分；改革并不是要革共产党的命而是要使党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先锋队。因此，改革的根本目的是通过革新以使党和社会主义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富有领导能力。“必须进行变革，并且这种变革要能巩固社会主义，使之在政治上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生气勃勃。”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却对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彻底而颠覆性的政治变革与组织重组，以使“使党从国家组织变成‘指明’‘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组织”，结果既使苏共丧失了对改革的控制权，又失去了改变政治命运的能力，最终走向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来自内部的革命”。
一、政治局：从政治决策机构到党的咨询机构的变革
苏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负责政治工作的政治局。即“政治局解决一切有关国际、国内政治的问题。”在苏联政治生活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不仅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内部设立的重要机构，而且在事实上成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大脑”，是党的集体意志的最高体现者。“实际上，国家生活的所有根本性问题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审议的，而且政治局从来都不允许个人轻率地作出决定，或越出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职权范围作出决定。”
在整个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共中央政治局既是改革的领导组织者，同时又是改革的自我革新者。政治局在改革中的双重角色是由改革的双重属性决定的。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既是“来自上面”，也是“来自下面”的革命。政治局作为改革的领导组织者，是因为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改革的纲领是在党和国家最高机关制定和通过的。作为改革的自我革新者，是因为改革所具有的深刻民主性对党的组织制度提出的政治要求。
但是，如何正确处理好政治局在改革中的“领导组织者”与“自我革新者”的双重角色冲突，使之能够在革新中不断提升对改革的领导能力，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作出实质性的改革举措。事实上，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深入，苏共中央政治局越来越成为对改革进程无能为力的“政治旁观者”。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最终决定要将政治局排除在改革的决策之外，其原因在于他认为政治局是旧的政治时代官僚机关体制的集中代表，是斯大林制度的“政治灵魂”。“以前体制的根本弊端恰恰就在于它不能革新。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了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这就严重局限了政府的视野，使它变成为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
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要从国家领导层的最上层开始解决职能分开的问题。首先就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职能划分。戈尔巴乔夫说：“应当坚决采取一种方针，不允许取代最高层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所有应当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做的事情，都要由它们来做。”
那么，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应当运用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可能性通过苏维埃政权机关贯彻党制定的政治路线、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央全会决议呢？戈尔巴乔夫主张：“应当充分实现列宁的原则：苏共应当通过在国家机关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自己的政治方针。所有党组织都应严格地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委会不能通过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即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将自己的意志直接贯彻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而应该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在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来体现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的政治意志。这就表明：苏联共产党必须实行民主化，以使真正经过党内选举，能够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员进入国家政权机关。
在这一政治逻辑的主导下，苏共中央政治局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挑战。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修改宪法第6条，苏联共产党的法定领导地位被否定了，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全国的作用从法律上被剥夺了。在与势力不断壮大的改革民主派和野心不断壮大的加盟共和国首脑们的呼应下，戈尔巴乔夫不断强迫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作出让步，最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并通过了新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组成规定。《苏联共产党章程》第二十八条对中央政治局作出如下规定：“为了解决两次全会之间这一时期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央委员会选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人员构成由苏共中央全会决定。苏共中央总书记、副总书记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由苏共中央总书记领导。苏共中央政治局以自己的名义向党组织发出决议。有关更重要的政治问题的决议，政治局应提交基层党组织讨论并随后由苏共中央全会批准。中央政治局每年在苏共中央全上汇报自己的工作。”
1990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选出24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布罗基亚维丘斯（立陶宛党中央第一书记）、贡巴利泽（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古连科（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扎索霍夫（苏联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伊瓦什科（副总书记）、卡里莫夫（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卢钦斯基（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萨利耶夫（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赫卡莫夫（塔吉克党中央第一书记）、莫夫西（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穆塔利博夫（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尼亚佐夫（土库曼党中央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俄罗斯联邦党中央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鲁比斯克（拉脱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谢苗诺夫（《农妇》杂志主编）、西拉里（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索科洛夫（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斯特罗耶夫（原中央书记）、弗罗洛夫（原中央书记、《真理报》主编）、舍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亚纳耶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在新的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戈尔巴乔夫一人是苏共二十七大时的政治局委员，包括雷日科夫在内的政府成员都未有政治局兼职。然而，此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失去了“政治大脑”的地位，成为戈尔巴乔夫用来笼络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政治工具。而这种工具的价值在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看来已是可有可无。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再也无法通过党的组织系统来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了。“曾经强壮的机体开始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实际上是在埋葬国内独一无二的强权机构，政权日益瘫痪。”
二、书记处：从权力执行机关到理论研究机构的变革
苏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负责中央日常事务的书记处。其职责应该包括：研究各组织和委员会在党的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检查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监督这些机构通过的决定的执行情况。但是书记处常常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代行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职能。“
书记处讨论的很多问题都远远超出了党团组织工作的范围，实际上它成了第二个部长会议，而且是更有权威、更有实力和更加严厉的部长会议。”从形式上看，它有条件这样做：党组织活跃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简言之，书记处是某种意义上党的领导的作战总部。因为那时实行的是党政领导体系，所以书记处会议上审议的问题非常广泛，包括生活的各个层次，从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到党和军队的建设。”
中央书记处是通过按照生产原则组建的各个部对苏维埃国家实施全面控制。“在党的机构中设有各种专门的部，负责所有重要的社会部门（经济、军事、公安、司法、教育、文化、卫生、社会、科学、体育、宣传、情报和群众组织等）的活动。各个专门部设有专职部长，在这同时又由一个书记负责若干专门部的工作。不仅整个书记处归第一书记（多数称作总书记）领导，而且各个最重要的部，如组织部、军事与公安部等等也直接接受总书记领导。这些部的任务，就是监督它所属部门的活动，并与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取得联系，起草本部门的工作报告，了解所属工作人员的情况和任命新的干部，不断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困难和新的发展因素，在必要时提出重要的改革方案。中央书记处的各个部长，比国家的正式部长拥有更大的权力，因为这些政府部长在处理一切重要事务时，都必须预先同他们商量，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可以说，中央书记处实际上起着“小人民委员会”的作用。
苏共中央书记处由中央书记们组成。“中央书记，就是说在名义级别上低于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虽然处理党委抓的很多经济问题，但它首先是处理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事务的机构。党的组织事务主要是对主管干部进行批准任命。所谓主管干部——这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主要是置于党委监督之下的行政管理部门、生产部门和意识形态部门的职务系列。党、苏维埃和意识形态很多工作人员的职务任命只不过是履行登记手续。而中央书记处任命、批准某个工作人员的职务时则必须经过中央书记们同意并形成正式决议。在批准政治局主管的干部的任命时，除书记处外，还邀请各州和边疆区党组织领导人参加会议。总书记一般是不参加书记处会议的。不过对于重要议题，会上要传达总书记的意见。按照布尔什维克政治传统，中央书记处会议一般由“党内二把手”主持。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很快就确立了利加乔夫“党内二把手”的政治地位。
中央书记处在利加乔夫主持工作期间是相当有威信的。当时有7个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考虑到政治局总共只有12个人，那么书记处的“分量”就很明显了。不过，书记处具有的强大政治力量却随着政治局内部关于改革路线分歧的日益加大而令戈尔巴乔夫感到非常不安。事实上，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传统来看，第一书记（总书记）和第二书记的关系往往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因为第二书记往往会成为第一书记的政治顺位“继承人”。“如果第一书记离开了莫斯科，那么全部政权在实际上和法律上都自然而然地落到第二书记的头上。”在中央是如此，在地方各级党委亦是如此。“在提拔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由第二书记担任，其次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州委的部门主管书记或者诸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哈尔科夫、塔什干之类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担任。”
作为“第二书记”的这种政治甘苦，随着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分歧的日益扩大而急剧增加。而首先对利加乔夫和中央书记处提出严厉批评的是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1987年9月12日，叶利钦在给戈尔巴乔夫辞职信中抨击利加乔夫的工作作风就是旧时代的专横野蛮的书记处作风。10月21日，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关于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全会上公开指责利加乔夫，要求改造其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他说：“我认为，首先需要改造的正是各个党委以至整个党的工作，并且从中央书记处开始。”叶利钦的指责让参加中央全会的委员们深感震惊。“像这样粗暴地攻击最神圣的东西——中央书记处，反对党的‘第二把手’并反对总书记本人，这在当时是胡闹。大概从托洛茨基时期起，还没有听说过中央全会上发生这样的事。”尽管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做法并不满意，但是他也认为叶利钦所指出的中央书记处存在的问题确实需要改进。他说：“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图1：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图片来自网络）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登载列宁格勒教师安德列耶娃撰写的《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进一步刺激了戈尔巴乔夫对利加乔夫及其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的疑心。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利加乔夫的授意下发表出来的，是“反改革宣言”。利加乔夫被迫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在失去了总书记的支持后，利加乔夫在党内的威信开始急剧下降。“它使中央书记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也就是破坏了苏共的结构和苏共所有组织。”
紧接着，戈尔巴乔夫在6月28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我们要放弃苏共中央机关和下级党组织机关按管理部门相应划分的做法，要根据当代条件下党的职能，改组党组织机关的结构并减少其数量。”9月30日，戈尔巴乔夫召开专门讨论改组党的机构的苏共中央紧急全会。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和书记处进行了重大调整。全会决定成立六个专门委员会：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拉祖莫夫斯基任主席）；意识形态委员会（梅德韦杰夫任主席）；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斯柳尼科夫任主席）；农业政策委员会（利加乔夫任主席）；国际政策委员会（雅科夫列夫任主席）；法律政策委员会（切布里科夫任主席）。通过设立六个专门委员会的机构改革，在政治上降低了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在事实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功能。
利加乔夫指出：“委员会的建立取缔了书记处。如果仔细想一下，这严重违反了党章，这在党内近几十年尚无先例，因为上面白纸黑字写道，书记处是中央的常务工作机构。这里不管怎样，巧妙之处在于谁也没说取消书记处的会议，好像无人有此企图。但是委员会建成之后，书记处会议便自动取消了。党丢掉了战略领导司令部。这对中央活动本身而言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且党的州委、边疆区委也叫苦连天。纪律执行情况急剧恶化，党的监督职能被削弱了。书记处重要功能之一是总结全党的有益经验，但各委员会各自为政，中央好像垮了，隶属关系也松弛了。”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改革，真正切断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党和苏维埃各级组织的紧密的政治联系机制，使苏联共产党彻底失去了领导政治改革的权力。在失去对苏维埃政权的全部领导权后，中央书记处仅仅只是苏联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总务机关而已。1990年7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第二十八条对中央书记处作出如下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由苏共中央副总书记领导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处在党内安排执行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议，指导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
三、中央委员会：从集中授权者到党内派别的辩论场
作为政治术语的“中央委员会”一词，来源于1898年3月1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是这次代表大会创建了后来能改变整个时代的著名组织——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权力架构中处于关键性的位置。苏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在前后两次代表大会之间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在苏联共产党的政治传统中，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发挥着政治领导核心的作用，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权力授予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立法机构和司令部”。可以说，“按照党内一贯存在的传统，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一个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中心，可以采取任何决定，仅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届代表大会的各种方针而已。”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中央委员会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因为总书记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而且也因为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整个苏维埃政权的集体领导核心。尽管当选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但是戈尔巴乔夫明白，如果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无法形成关于国家整体形势的一致认识，那他就无法获得全党的支持而有能力解决党和苏维埃面临的紧迫问题。
鉴于中央委员会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戈尔巴乔夫希望中央委员会成为改革的政治助力，他决定通过更新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方式来扩大和增加他在党内的改革基础，而这正是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正当权力。“大部分政治局委员根本不知道谁会入选、谁会落选，这个秘密（它是领袖至高无上权力的基础）使戈尔巴乔夫能够随心所欲地左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命运，很少有人知道，这项极为重要的决定是根本个人的考虑作出的。总书记决定谁可以进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们则以选他当领导作为回报。”
据统计，从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执掌权力以来，截至1988年5月，由300名委员组成的制定政策的中央委员会至少有40%的委员已被撤换。中央委员会各部负责人中有3/4被撤换。但实际上这种变化的意义并不太大。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央委员会依然极为保守。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指出：“戈尔巴乔夫没有时间进行适当的‘准备’，确保由志趣相投的官员占主导地位。看来，戈尔巴乔夫很可能对他打算进行的改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见解，因而他不可能知道谁会支持他。即使他了解其改革方向，他也难以在共产党的上层发现对其改革有帮助的人。旧制度的提拔过滤系统仍在照常运转。”
改革进程的深入使戈尔巴乔夫感到来自党内的阻力越来越大。从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开始，“对总书记来说，每次中央全会都成了严峻的考验”。面对来自党内的各种批评和指责，中央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又是一个回避不了的敏感政治问题——赫鲁晓夫下台及其改革失败——就出现了。有人开始向总书记的思想中灌输所谓的“赫鲁晓夫综合症”。而戈尔巴乔夫与中央委员会的恶劣关系，又进一步促使戈尔巴乔夫决定采取各种措施来预防这种最坏情况的发生。因为在戈尔巴乔夫同政治局发生冲突的时候，苏共中央全会的立场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央全会向来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依照这一机关的决议，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与活动家被辞退和解职——从赫鲁晓夫到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朱可夫，都是如此。为了及时防止可能发生政变的危险性，需要改变中央的人员组成。”
按照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开始起草改组中央机关的计划。在切尔尼亚耶夫看来，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直接说撤销书记处，但只是保留“分管方面”的书记职务而已。在9月30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得到了实现。通过六个专门委员会的建立，戈尔巴乔夫在事实上砍断了党的权力之树。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说：“党中央机关将不具有指挥职能，而只具有政治职能。”
戈尔巴乔夫采取的釜底抽薪式的改革造成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分裂。尽管中央委员们大都是戈尔巴乔夫挑选出来的，但是在改革形势日益尖锐而复杂的情况下，这些被视为“戈尔巴乔夫的人”的中央委员们还是在政治立场上发生了严重分化。此时的中央委员会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革命家组织”的政治集团而变成党内各种政治派别相互抨击指责的辩论场。
事实上，到了1990年的时候，苏共内部已经是派别林立。据统计，此时党内大概有八种主要流派存在：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列主义的革新派侧翼、为使苏共重新成为先锋型工人政党而斗争的斗士、劳动人民联合阵线、“俄罗斯爱国阵线”、“左倾激进分子”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等等。根据活动频率和政治影响来看，苏共党内主要有三种流派：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纲领派、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民主纲领派和以安德列耶娃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到了1991年7月，苏共中央内部形成了以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波洛兹科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沃尔斯基（苏共中央委员、苏共“自由派”领导人）和普罗科菲耶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为代表的四个主要派系集团。
（图2：苏共党旗降落 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无论上述各个派别在各自主张上有多大区别，但是对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接受与认可却是其共同之处并导致了相同的政治后果：放弃苏联现有体制。正如谢·卡拉－穆尔扎所言：“苏联是在精神领域和社会意识领域中遭遇失败的事实特别重要。首先是在执政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意识中。严格地说，是苏联的党政精英在自己的意识中实现了那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精英已经完成的转变。在西方，这种转变意味着放弃支持苏联体制。”
四、戈尔巴乔夫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党”
在作出苏维埃国家政治结构根本变化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开始把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苏联共产党改造成为与这种新的国家政治结构相适应的政党——联邦党。
1990年2月7日，苏共中央全会批准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草案中指出：“党认为摆脱在这个领域产生的困难的主要出路在于始终不渝地推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坚决抛弃斯大林式的、按其实质是单一制的国家模式，充分地和一贯地实行联邦制原则。”同时规定，适应这一新的联邦制原则的苏联共产党将是一个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的自愿联盟。在这个联盟中，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有着特殊意义。纲领草案指出：“在改革苏维埃联邦的条件下，正确解决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苏共中央机构昔日对它们实行监护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在遵守苏共纲领和章程的同时，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应当有可能制订自己的纲领性文件，独立解决组织、干部和财政问题，从事出版活动，有权直接参与解决全党生活中的原则性问题。因此，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应当由党章规定成为苏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可以赋予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这样的权力，即在不同意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决定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
7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谈到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已不只涉及组织方面，因为它关系到作为国际主义组织的我们这个党本身的性质。列宁是根据这种性质建党的。党也是根据这种性质在几十年中发挥作用，团结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各种力量。保持党的这种性质十分重要，否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共和国，以及我们的党本身就要遭受极大的，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7月11日，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声明正式规定：“在革新苏联的过程中，应保障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要在苏共根本的纲领原则和章程原则的基础上同党的团结辩证地结合起来。各共和国共产党可制定自己的纲领性文件和标准文件，依据这些文件自行解决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干部问题、出版问题和财政经济问题，在各共和国的国家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中实行党的方针，同其他党和社会运动，其中包括同外国的党和社会运动联系。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如果不同意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决定，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有权要求在苏共中央全会或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讨论问题。”
7月13日，代表大会批准的《苏联共产党章程》将上述决议写入党章。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它们根据苏共基本的纲领和章程原则制定自己的纲领性和准则性文件，解决政治、组织、干部、出版、财政经济和其他问题，在国家建设、共和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领域奉行党的路线。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可与其他的（包括国外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建立联系。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涉及到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原则性决议应在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参加下进行讨论。如果不同意所作出的决议，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权不执行这一决议并要求召开苏共中央全体会议或者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讨论有关争议的问题。”
然而，戈尔巴乔夫联邦化来取代民主集中原则的政治解决方案最终失败了，它所导致的历史性结果就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起走向灭亡。俄罗斯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就指出：“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此情况下，共产党的机构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统治国家的国家机构，共产党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削弱。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也认为：“之所以在我国能发生这一切，最主要在于，苏共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先是弱化，而后被完全消除。苏共被从大政治中、从思想和组织中排挤出去。在党的内部形成各种派别。投机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向党和国家、共和国党和权力结构的领导层渗透。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国家领导形成派别，他们的立场转向消灭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有这些都是毁灭苏共链条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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