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欠麦当劳一张电影票
21 年前，地球上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三次拿到普利策新闻奖的托马斯 · 弗里德曼，提出了“金色拱门理论”：
“任何两个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都没打过仗。”
后来的案例证明了这个理论并不严谨。但在冷战刚结束的 90 年代初，一个拥有麦当劳的社会，基本上等同于一个经济稳定、中产力量强盛的社会。人们对经济发展的兴趣超过了意识形态，对消费的欲望超过了打仗。
在这个理论出现之前，还有财经杂志把巨无霸当黄金使，弄出来一个“巨无霸汉堡指数”，评估各国币值是否被高估或低估。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开业。中国人第一次见识到跨国集团的标准化服务，目瞪口呆，更不要提超级严苛的卫生标准和柜台后面那堆自动化的机器设备。
当年慕名去吃的人从二楼排到一楼，再绕着西华宫（当时的深圳年轻人逛街圣地）光华楼转了整整一圈。吃一顿麦当劳跟吃一顿喜酒差不多，全家老少一起出动，小孩子穿上好看的衣服，一股庄重的仪式感。
有些家庭条件特别好的，不愿意凑这种热闹，直接包了整个麦当劳办婚礼。四、五代人同堂，吃着麦乐鸡喝着奶昔，在麦当劳叔叔、滑嘟嘟和汉堡神偷的见证下，掀起盖头给对方的无名指带上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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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很喜欢吃麦当劳。
我在广州长大，家住天河区，离家最近的麦当劳在“天河城”，当时全羊城最旺的商场。这意味着对我来说，麦当劳日 = 一顿饕餮盛宴 + 难得的全家集体出行 + 两件新的班尼路或佐丹奴。
把吃麦当劳、穿班尼路这种随时可以复现的经历视若珍宝，好像有点可悲。但我就是那个可悲的 90 后城市小孩，我没有在田野间挖蚯蚓捉知了的经历，也不曾在松软大地上骑自行车上天入地。麦当劳儿童区的滑梯和波波池就是我最宝贵的孩童记忆，谁能笑我没有童年呢。
麦当劳一直扮演着我的迪士尼，直到我度过青春期。大学的时候，和宿舍里两个朋友想疯狂一把，叫了整整一百块麦乐鸡的外卖。想象中一百块麦乐鸡应该能堆得跟山一样高，实际上餐到的时候，也不过勉强填满了一层小桌板。
小桌板放在宿舍中间，几个人狼吞虎咽，吃了大概一半，又饱又腻，各自又扭过头打游戏去。
我没那么爱吃了，但麦当劳一直以不同角色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大学里一些同学会去麦当劳打工。如果你同学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你可能会尽量避开他的窗口，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四目相对时的尴尬。但如果你的室友在麦当劳打工，你每天都会去买一个圆筒冰淇林，还要监督他帮你把圆筒中间的空心部分也填得满满的。
没在麦当劳打过工的学生，也一定在麦当劳通宵自习过。24 小时营业，有空调有厕所有咖啡，还能续杯，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学生刷夜复习的地方。
去年一次加班至深夜，路过中关村创业大街对面的麦当劳，看到一个认识的创业团队在里面加班。问起来，说是大街停电，几家咖啡馆都提前关门了，整个中关村只有这里能待上一晚。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麦当劳最显著的功能，还是无处不在的移动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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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麦当劳内地和香港的业务被中资收购，引发人们又开始讨论关于外企在中国生存的终极问题：本地化。
到底什么是本地化？抛开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部分，“本地化”很多时候的体现，就是如何在“企业社会责任”上尽量少花钱、如何高效避税、如何设计低成本又能激励员工加班的机制、如何迎合微博网友的口味处理公关危机......
耿直的外企哪懂这么多啊。所以行事上显得无比谨慎。知乎上有道题，问为什么大家都说要逃离外企，用户 @萧艾 曾经在外企的法务部门工作过，她说
“每次国家新出台任何政策，法务解读完就会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群发邮件，上传下达到每一个人。文案、人物形象使用、产品说明、活动描述等等，这些都要legal部门过目。相比起来国内很多公司，限制就少得多，有刚来的同事问“为什么其他公司能明目张胆这样说而我们不能”，为什么，因为你是外企，要罚就先罚你呀。”
麦当劳近来在中国捅过最大的篓子，大概就是“速成鸡”事情。央视说以前一只鸡养一年，现在这些洋快餐用的鸡 45 天就出笼了，两斤饲料长一斤肉，谁敢吃？
但你只要花十五分钟，到知乎或者果壳转半圈，你就知道以现代养殖技术来说，45 天出笼只能说还是相对落伍，国外的 40 天就出笼了。
速成鸡没问题，问题出在中国的养殖场用了违规的激素。食品安全确实是重中之重，但肯德基产品里查出苏丹红，麦当劳肉里含有过期肉，供应商也都是中国企业啊。
还有三聚氰胺、地沟油、塑化剂、瘦肉精......哪个事儿跟麦当劳肯德基有关系？
相反，在北上广对外来人口越来越不友好的时候，麦当劳一直代表着城市消费文化，代表着干净和友好，向所有人敞开它的金色拱门。对一些新进城的青年农民工来说，吃上一顿麦当劳可能象征着某种融入城市的仪式。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麦当劳，冬夜里的流浪汉能去哪里撑到立春？救助站还是收容所？记得《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吗？几年前，广州机场路的天桥底常年躺着大批流浪汉。不知道哪个部门干了好事，把桥底下铺满了尖尖的水泥锥，一夜之间流浪汉都不见了。
他们不流浪了吗？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不在那位领导的管辖范围内流浪罢。
麦当劳这样的外企，在不知不觉中填补了中国社会的很多基础建设缺失，比如学生自习场所少、公厕覆盖率低等等，甚至在一定程度孵化中国的城市文明。
所以即便我已经不再热衷垃圾食品了，我对麦当劳无论如何也讨厌不起来。麦当劳代表着我一段干净梦幻、无忧无虑的少儿时代回忆。我记得哪位内容行业创业者曾经说过，那些曾让大量用户为其投注过大量时间精力的品牌，就是 IP。
如果哪天这个 “IP” 真的上院线了，我会毫不迟疑补上一张电影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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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读老舍，总觉得老北京的茶馆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老茶客在这喝茶下棋，小恶霸在这仗势欺人，八旗子弟在这遛鸟斗蛐，穷苦农民在这卖儿卖女。
城市文明的兴起总是伴随着着一个可以弥合阶级、财富、文化差异的空间，三教九流，南船北马，让老市民安闲、让新市民融入。在有些城市这个空间是广场和咖啡馆，有的城市是博物馆和戏院，就连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香港，也有后街和糖水店。
从前老北京是有茶馆的，老舍的《茶馆》从话剧到电视剧，被不断翻拍。可惜我来北京晚了一百年，走遍三四五环，我发现在北京这个空间叫麦当劳。
如果真的要拿麦当劳拍一部电影，也许会比茶馆更有意思。
在话剧《茶馆》里，王利发从他爹手上接下茶馆时，“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的血迹还没被擦干净；接下来三幕剧从清末演到民初再到抗战胜利，记录了历史巨轮底下的小人物们在半个世纪里的生活。
麦当劳中国第一家店在 1990 年的深圳开业，一年后苏联解体，两年后邓爷爷南巡。再说近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对面的那家麦当劳，在过去 3 年里，见证了街对面的人流像过山车一样变化。
不想拍大时代，也可以拍拍小人物。穿着校服在麦当劳第一次约会的中学生，或许也是很多人的《致青春》。从地铁站匆匆跑进来的上班族，带走的早餐价格从5块涨到6块，6块涨到8块，8块涨到十几块。
每次看《深夜食堂》我都很羡慕日本人，可以在半夜坐在路边小店，把一天生活里烦闷融化在一碗猫饭或者一块天妇罗里然后吃掉。
我们能在凌晨吃到的宵夜，大概就只有 24 小时营业的麦当劳了。所以半夜的麦当劳里总是形形色色的人，可能是失恋，可能是加完班的，可能是刚喝完酒，可能是赌气离家出走又没钱住酒店。麦当劳就是他们的《深夜食堂》。
我们也可能拍不了《卢旺达饭店》这种涉及种族和难民题材的电影，但每晚收留无数流浪汉的麦当劳其实还挺像国产低配版的卢旺达饭店。
老编辑年初去看崔健演唱会，完了和朋友侃到半夜。凌晨两点多走到一家麦当劳，发现半家店都是流浪汉在蜷着睡觉，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店员马上走过来，请求他不要把照片发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让他们在这睡，上面已经不是很满意了，就不要再闹大了”。
再想想那些在香港麦当劳举办集体婚礼的拮据年轻夫妇；那些赶第二天清早的火车、想剩下住宿费的老人......好好开发一下，麦当劳的每个夜晚都是故事。
片名不如就叫《麦当劳奇妙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