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亡于《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2018-02-03 碟叔 老道消息 老道消息


清朝有个文人叫钮琇,他记载过一个故事:


有一天,翰林院的几个文人聊天,谈起家乡的土特产。广东人说家乡产象牙犀角;陕西人说家乡产狐裘皮毡;山东人说家乡产山珍海味。只有汪琬一句话不说。有人调侃他,苏州自称天下名郡,你又是苏州人,怎么会不知道苏州的特产呢?


汪琬就说了,苏州只有两样特产。众人忙问哪两样,汪琬回答,一是梨园子弟。大家抚掌称妙,追问另一样是什么。汪琬慢吞吞地说,二是苏州状元。同僚听了,张口结舌。


汪琬没吹牛,清朝一共产生了114个状元,其中苏州就出了26个,占了快四分之一。


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是苏州人。辛亥革命后,他住在北京延寿寺街的苏州会馆,会馆里挂满了状元、榜眼、探花、进士的匾额,匾上的名字多得看不清;他再跑到其他省县的会馆一看,状元一个没有,出个进士都要刻个巨匾立街边。


这差距,可以说是云泥之别。


苏州出状元,反映的是江南科举的兴盛。明清以来,江南出的进士就占了全国总录取人数的15.24%,相当于每七个进士里,至少有一个来自江南。至于状元人数嘛,清朝江南状元占了全国一半。因此当时有句话,叫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

 


01



《红楼梦》第一回写叫贾雨村,将他本想参加科举,因为“神京苦远,囊中羞素”,连进京赶考的路费都掏不起。好心人甄士隐资助了他五十两白银跟两套冬衣,贾雨村才得以考中进士,当上县太爷。


要我说,曹雪芹还是太保守,没放开了写。


光绪14年,丁治棠从四川老家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这一趟下来,“费银数百”。一般来说,清朝参加科举,一次得花三四百两,最节俭的,也要一百多两。


一百两啥概念呢,《红楼梦》里贾府办螃蟹宴,花了二十多两银子,“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一百两,够一个家庭过五年。


不只是考试要花钱,读书也要花钱。


北宋书法家石延年去世后,由欧阳修撰写碑文,这中间的联络人是秘演。事后欧阳修在开封一个寺庙看到了这篇碑文,他问僧人这个文章哪儿来的。僧人说花了五百文买的。


欧阳修回头怒问秘演,我好歹是文坛领袖,怎么文章才卖五百文?秘演就说了,你当年科举,考了省内第一,马上有人把你的文章印出来沿街叫卖,“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现在你写一篇文章卖五百文,知足吧。欧阳修一听,笑出声。


宋朝开始,就有书商专门刊印状元文章,专供广大考生学习模仿。到了明清,江南一带还形成了科举考试产业链。


清朝有个人,叫唐彪,一生致力于考前辅导。不但自己开科举补习班收学费,还出版了《父子善诱法》、《人生必读书》、《读书作文谱》、《家塾教学法》等书。其中《读书作文谱》从体裁、构思、立意、布局、修辞各方面教广大学子怎么写八股文。


这就是最早的状元笔记、黄冈密卷、《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买了教辅材料,还得上名校。明清时期,苏州有个名校,叫紫阳书院。当时有个姓潘的大家族,世代经商,本着“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原则,特意迁居苏州,整整花了一百多年,耗费五代人的心血,终于在乾隆三十四年跟三十九年培养出了两个进士。


这两个进士,是用钱砸出来的。《儒林外史》里,范进向岳父胡屠户借钱考试。胡屠户张口就骂,“你没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


有万贯家私,才掏得起路费,请得起名师,才能在科举考试中稳操胜券。事实证明,明朝有47.5%的进士出身平民,到了清代,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7.2%,等到1865年后,江南地区的进士全被官宦子弟垄断了。


历史总是相似的。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今天县一中逐渐让位于超级中学。从新东方到学而思,两大教育机构市值均超过百亿美元。《人民日报》撰文批判,月薪三万买不到孩子的未来,是中产阶级的矫情。


但是当经济水平开始影响科举成败,形势就很难挽回,负担逐渐加码,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就成了大赢家,这才有了“天才英才,半数尽出江南”。


跟江南形成对比的是山西。整个明朝一共录取了24599名进士,山西出了1112个,占了4.5%,占人口总数的0.021%,远远低于江南地区的15%跟0.067%,至于状元嘛,山西一个也没有。而在辽东,中下层地主读书人纷纷投奔后金,你猜此地终明一代出了几位进士,92。


山西人在科举上占不到什么便宜,就跑去做生意。山西人“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明朝为了养活边塞军队,鼓励商人把粮食跟军需贩运到边境,换取卖盐专利。为了得到卖盐的许可证,晋商开始“走西口”。


一开始他们把粮食卖给明军,后来发现蒙古人女真人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很大,就偷偷跟蒙古女真部落开展贸易。到满清入关前,为了对抗明朝的经济封锁,努尔哈赤开出高额利息向这些晋商借钱,以范永斗为首的八家晋商不仅为满族人提供了大量的铁器、粮草,还替满族人刺探情报。


对土地贫瘠,只能靠做生意吃饱饭的山西人来说,谁当皇帝不是皇帝呢?


那时候的明朝,南边的福建人勾结倭寇,明末清初五大降将四个是福建人;中原灾荒严重,河南读书人牛金星李岩助李自成一呼百应,带着一帮灾民一路打到北京。


万历三十八年,出身江南世家的钱谦益参加了殿试。殿试主考官有五个人,其中四个都是东林党人,为了拉拢钱谦益加入东林党,主考官叶向高提前向钱谦益许诺,会定他为状元。没想到当时的宣党头目汤宾尹为了打击东林党,暗中贿赂宫中的大太监,把状元换成了自己的门人韩敬。后来东窗事发,韩敬丢了官职,因此对钱谦益怀恨在心。


天启元年,钱谦益被任命为江浙科举主考官。为了报复钱谦益,韩敬到处散布谣言,说只要在试卷上写“七字经”,就可以被录取,借机赚了一大笔钱,还把罪名嫁祸到钱谦益身上。事后,钱谦益因失职被罚俸三个月,并因此丢了官。


这在之后,倒霉的钱谦益三起三落,因为他东林党人的身份,一度遭到阉党打压。直到崇祯元年,崇祯帝让吏部官员拟定一份新的内阁名单,钱谦益也在其中。


这份名单引起了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强烈不满,两人联合起来,把这事儿与朋党之争联系在一起,最终得出结论“满朝具是谦益一党”。群臣越是为钱谦益辩解,崇祯帝便越是坚信温、周的说辞,钱谦益不但又一次丢了官,而且长期得不到重用。 


就连钱谦益为首的江南士子,也纷纷在大病压境时降清,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为文坛领袖,东林党魁,钱谦益降清后被骂得狗血淋头,甚至有人说,明亡这口锅,就该钱谦益来背。连电影《柳如是》里都编排了一把钱谦益,说他娶了名妓柳如是后,为了给柳如是买豪宅,就仗着自己科举主考官的身份,亲自编写科举辅导教材赚钱。


钱谦益冤枉啊。《桃花扇》里的书商蔡益所说了,今年乡试,圣上准了钱谦益的奏折,要改变文体。题型变了,辅导书也要变,于是蔡益所请了几个考试辅导专家,按照新题型编了一本教材,保证考的全会,会的全对,欲购从速。


天下小吃出乾隆,江南士子对科举的垄断造成了制度性困境,因为钱谦益是儒林冠盖,这口锅让他一人背起来。


与其说是明亡于钱谦益,不如说是明亡于《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02



唐文宗大和二年,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


很多官员就跑到崔郾家,向他推荐自己的门生。其中有个人叫吴武陵,他拿着《阿房宫赋》,向崔郾推荐杜牧,“你看看,这个人不当状元谁当?”崔郾有点为难,说今年的状元名额被预定了,只能给杜牧安排个第五名。


宋朝为了避免这种走后门的事儿发生,推出了“锁院制”,主持考试的知贡举确定下来后,马上进入贡院,不得与外人联络;同时又推出了“封弥制”,把试卷上考生的个人信息密封,杜绝舞弊。后来为了防止考官通过笔迹搞暗箱操作,推出了“誊录制”,由专人誊写试卷,再交给主考官审阅。


北宋年间,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堂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均这三个人参加了同一届科举。


这三个人不但考中了,而且名次都挺靠前。但殿试时,宋太宗认为,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这意思就是,你们这些官二代就别跟寒门子弟抢独木桥了。于是宋太宗下令,把这三个人的名次全让给了寒门子弟。


在两宋期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超过10万名,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布衣出身的人占了一半以上。好景不长,宋朝南迁后,江南成了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江南出身的士子就开始垄断了科举。


宋朝人张端义在笔记里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


南宋,史弥远被封为丞相那天,史府内大摆宴席,特地请人演杂剧助兴。这个杂剧的内容就是两个戏子扮作读书人,一个感叹,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时另一个说,非也,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从这以后,丞相府内再摆宴席,都不请人演杂剧了。


史弥远正是四明人,四明就在江南一带。杂剧演员这是在嘲讽史弥远为了专权,大肆提拔同乡,培养党羽。其实江南士子垄断科举这事儿,从南宋到明清,就没改变过。


明朝洪武三十年春天,会试结果揭晓,被录取的51名进士都是南方人,北方士子全军覆没。


面对这个结果,北方学子们认为其中一定有黑幕,他们向朝廷联名状告主考官刘三吾,说刘三吾偏心南方人。为了给北方学子一个交代,朱元璋亲自出题阅卷,增补了61个人为进士,这61个人全部是北方人。


这事儿之后,明朝的科举制度迎来重大改革,开始以南北地域为界分开取士,这就是南北榜。


南北榜的初衷是打击江南地主集团,平衡南北势力。但自从南北榜出现后,同榜而出的考生开始根据籍贯拉帮结派,形成了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东林党等党派。“明朝亡于党争”的种子就这么埋藏下来了。


有了明朝的教训在前,清朝统治者铁了心地要打击江南地主集团。


1750年,江苏人赵翼在京城参加殿试。官员们对赵翼很满意,打算让他当状元。但乾隆发现,内推第一名的赵翼是江苏人,第二名胡高望是浙江人,而第三名王杰是陕西人。乾隆问大臣,“我们清朝现在有陕西籍的状元吗?”旁边的大臣们回答说:没有。


就这样,乾隆帝决定将第一名与第三名的位次互换。原因是,“虽然赵翼文采不错,但江苏、浙江这些地方的状元已经够多的了。陕西不但至今没有出现过状元,而且西征的军队刚刚凯旋,在这时把第三位的王杰调到第一位,毫不为过。”


在乾隆的打压下,赵翼错失状元。其实就连赵翼到北京参加科举这事儿,都是乾隆爷打压的结果。


赵翼一开始跑到北京,参加的是乡试。根据规定,赵翼是江苏人,他应该在江苏参加乡试。但为了打击江南士子在科举上的垄断地位,清朝直接规定浙江的生员数额与总人口比例为1.7%。


这个比例不仅低于直隶的2.3%,也低于全国其他富庶地区比如广东的1.9%,更比不上边远省份比如云南的6.3%。江南录取名额这么少,有些人就动了歪脑筋——高考移民,这在清代叫“冒籍”。赵翼干的事儿,就叫冒籍。


为了防止冒籍,乾隆特地设置了一个官位,叫“审音御史”,就是专门听考生的方言跟口音,防止有人假冒本地人。有次乾隆接见绍兴府通判张廷泰,张廷泰说他是顺天府人,可乾隆凭两句话听出了张廷泰说的是南方口音,一气之下,乾隆痛骂审音御史,干什么吃的。


1657年,这年顺天府科举,主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被人举报,收受贿赂,录取的都是三品京官家的孩子。这事儿调查属实后,顺治下令,七个涉案人员全部掉了脑袋,父母、妻、子、兄弟流放。第二年顺治亲自主持复试,还发了狠话,“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顺治的意思就是,你们给我规规矩矩的,别想动歪脑筋,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结果刚过了半年,江南乡试就出了乱子。这次乡试发榜后,两个主考官在考试结束回乡时,船过常州、苏州,大批落榜生追着船大骂,还有人还在门上贴了“大字报”控诉主考官受贿。顺治一气之下,下令将18个考官立即处以绞刑。这事儿之后,江南的考生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缓过气来。


虽然清朝统治者在处理江南科举舞弊上的处罚措施一次比一次严厉,但明清两朝,江南地主集团还是科举的大赢家。从嘉庆四年到道光二十七年,一共录取了全国进士5734人,其中江南就占了689人,占了12.02%。


道光18年,湖南人曾国藩参加殿试,在194名考生中排在第127名。考中后,他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算是正式进入了仕途。曾国藩是进士出身,还算是好的,左宗棠20岁勉强中了个举人后,三次赴京赶考都落榜了。


落榜后左宗棠发誓,再也不参加科举了,老老实实回到湘潭务农,当倒插门女婿。到了四十岁那年,他才成为张亮基的幕僚。


在这之后,曾国潘跟左宗棠都迎来了人生的大转折——太平天国运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曾国藩跟左宗棠这对难兄难弟,撑死了也就是在翰林院抄抄写写提前养老的命。


所以说啊,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03



1895年,马关镇春帆楼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进行第四次谈判。


伊藤博文是日本长门人,李鸿章就恭维他,长门乃人物荟萃之地。伊藤博文听了,说“不比贵国湖南、安徽两省所出人物。”


伊藤博文谦虚完,就轮李鸿章谦虚了,“湖南如贵国萨斯马,最尚武功;长门犹安徽,然不能比,所逊多矣。”最后还是伊藤博文安慰了一把李鸿章,“此次败在中国,非安徽也。”


这个时候距离科举制废除还有十年,但早已没多少人记得“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湖南安徽的崛起跟江南的衰落,都跟太平天国有关。


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太平天国运动后,过了十年休养生息,人口还不到2000万。当时的江南“百里无人烟,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由于洪秀全提倡留长发,当时江南百姓就把太平军叫做长毛。每当有小孩哇哇大哭,大人为了让小孩别哭,就吓唬小孩,说“长毛来了”。


手无缚鸡之力的江南士子肯定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上阵杀敌这事儿,还得湖南人来。1853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创建了湘军。曾国藩主张对太平军斩尽杀绝,因此还得了个外号,叫“曾剃头”。


1858年四月,曾国潘的部下李续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苦战,攻克重镇九江,为湘军战胜太平军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因为战功显赫,李续宾加封巡抚衔,赐黄马褂,成为封疆大吏。


李续宾从小家境贫寒,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他要想走入仕,只能靠科举。但科举这东西,江南读书人早就说过了,“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这意思就是,我们江南人,自带科举天赋,你们玩不转。


像李续宾这样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靠军功入仕的湖南人,不在少数。在湘军成立的前一年,另一个湖南人左宗棠正在长沙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当幕僚。当时太平军攻打长沙,张亮基把防城的任务交给左宗棠。在左宗棠的指挥下,长沙坚守三个月,左宗棠一战成名。


前面说了,左宗棠在科举上比较倒霉,考了三次都没考中进士。这个事情就成了左宗棠的心病。有一次,左宗棠路过江西九江,当地官员照例要来拜见左宗棠。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只有一个王某是举人,左宗棠就留下王某单独叙话。


左宗棠问王某,你说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是个人精,说当然是举人好。这事儿之后呢,左宗棠逢人就夸王某这个小同志,德才兼备。但不管小同志嘴巴怎么甜,左宗棠举还是很介意自己举人出身。李鸿章就经常嘲讽左宗棠,说你虽然功名盖世,但不是进士出身,死后的谥号是不能有文这个字的。


光绪元年,恰逢朝廷开科取士,已经62岁,正准备平复新疆叛乱的钦差大臣左宗棠突然上奏朝廷,说不干了,要进京赶考。这一下朝廷慌了,琢磨了半天,才回过味儿来。于是太后下令,破例赐他同进士出身,并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左宗棠总算圆了自己的进士梦。


朝廷之所以这么着急安抚左宗棠,是因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清末督抚里,有40个人都是湖南人,占了总数的10.67%。曾国藩跟他的幕僚不仅掌握了南方大多数省区的督抚大权,还把湘军发展成一支拥有12万人的武装力量。


没有湖南人曾国藩跟左宗棠,满清拿什么跟太平军洋大人打?


从清末开始,湖南人安徽人就取代了江南人,成了舞台上的主角。庚子事变后,清政府跟各国列强议和,逃往西安的慈禧也准备起驾回京。途中各地官员对慈禧大献殷勤,也都按老规矩跪迎跪送。只有当段祺瑞迎驾时,他下令部队按德国的操典,以军礼迎驾,不行跪拜之礼。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遭。随驾的王公大臣们大骂段祺瑞忤逆,可慈禧还是得夸,“新军训练有素”。当时段祺瑞因为镇压直隶广宗的反洋教运动,成为袁世凯手下一员大将,不看僧面看佛面。


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段祺瑞升任北洋军第二军军统,之后又兼任第一军统,获得北洋军最高指挥权。北洋军阀派系林立,其中皖系军阀是一股重要势力,代表人物除了段祺瑞,还有徐树铮﹑倪嗣冲﹑段芝贵。在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显赫一时。


等到1926年,老蒋喊出“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的口号,担任北伐总司令时,皖系领袖段祺瑞早已被冯玉祥驱逐下台,跑到天津日租界当起寓公,潜心学佛。当年伊藤博文恭维安徽人李鸿章,说“不比贵国湖南、安徽两省所出人物”,如今安徽已经没人了。


老蒋祖籍江苏宜兴,生于浙江奉化,怎么说都是妥妥的江南人。他的起家,也跟所谓“江浙财团”脱离不了干系,所以他一生特特别注意同乡情谊,“浙江黄埔”成为用人的不二法门。


早在北伐初期,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就向广州中央银行提供50万元的借款,这笔钱相当于北伐时期所需军费的四分之一。第二年1月,他又再次向蒋介石提供了50万元的借款。


江浙财团另一代表人物虞洽卿在1927年联合上海各大商团,搞了个上海商业联合会筹集资金,先是为蒋介石垫付30万元,直接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资金上的援助。4月25日,又拿出30万元,犒赏蒋介石政变有功。


张嘉璈跟虞洽卿分别是江苏人跟浙江人,但他们都在上海发家。太平天国后,江浙一带人口纷纷迁徙上海,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30万,1862年变成了50万。这两年里,有650万银元进入了上海,上海经济开始腾飞。


所以说啊,风水轮流转。曾经阔过的江南人因为太平天国而沉寂后,湖南人安徽人成了主角,风光没多久,背后有人的蒋介石就又带着江南人登上了舞台。


等到1949年,又有一批骁勇善战的湖南人“进京赶考”,这天下,说来说去,又变成了湖南人说了算。


1949年,人口只占全国1%的上海贡献了36%的工业产值。但是在这之后,建国后最风光的是“共和国长子”。建国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全国工业投资的一半以上都在东北。一五期间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中,56项在东北。在头三个五年计划和三线建设期间,东北人才和物资上不封顶支援全国。三十余年间,黑龙江省共调出煤炭3.06亿吨、木材2.69亿立方米、原油7.25亿吨、粮食6475万吨。辽宁一省,从1953到1994年就累计上缴财政3234亿元。


这和今天坐等转移支付和吃空养老金的东北形成鲜明对比,东北人在最近五年忍受了无尽的嘲讽,从“重工业烧烤,轻工业喊麦”到“投资不过山海关”,最近亚布力和雪乡又引发了新一轮刷屏,俨然让东北成了改革开放后最失落的地区。


80年代改革开放春雷响,首先是南方纷纷建起了经济特区,祖国的南大门广州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一骑绝尘。一直到1990年,总设计师一句“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才让上海重新焕发生机。


如今上海人人怀念侬,但是2008年后沪上的黄金时代和老书记一起随风而去。然而北京“城运兴隆”,申奥成功、四万亿、互联网行业崛起利好连连,各项经济指标全面赶超上海。如今甚至连杭州人,也敢仗着阿里巴巴和老领导的底气讲一句上海是“环杭州城市”。


我们总是乐此不疲于地图炮和地域歧视,甚至非要从“国民性”这个老议题出发,得出很多貌似有理的“地民性”批判。却往往忽略了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制度的确立让一些地方在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后来形成赢家通吃的垄断局面,终于引发系统性问题,制度重新洗牌。


在浩荡的历史进程面前,地方的荣辱可以说不足为外人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谁家祖上还没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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