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中国企业家
01
1900年前后，上海市面上就出现了一批“官商快览”的书，在那时官商二字就可以并称。 1919年，上海小说家许指严，就写过《政商十大密案》，抨击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谋求暴力，道德败坏，实乃国家之不幸。
不过，政商一词最早一次应该是日本人发明的，是被日本人用来特指在明治维新时期，与政府有密切瓜葛的特权商人。后来，日本学者将政商的概念移植到中国，用来描述的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他们最感兴趣的便是跟南京政府联系密切的虞洽卿。
1929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志村悦郎撰写《浙江财阀论》时，就称虞为“著名政商“，更认为他所代表的“江浙财阀”和蒋介石关系密切，认为虞为国民革命军苦心筹得关键的军费，“虞所率领所谓的江浙财阀，日夜奔波，发行国库券，是蒋介石无后顾之忧”。
因为四一二事件，国共合作破裂，我党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将虞洽卿以及江浙财阀和蒋介石绑定在一起，称其为反动资本家，蒋介石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建国之后进一步演绎批判，将虞洽卿称为蒋介石的“干爸爸”。
不少人解读四一二事件，是由虞洽卿等浙江财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决裂，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发动四一二事件。3月29日，虞洽卿明确拒绝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临时政府。更登报谴责：“名曰共产，实则破产”，希望蒋介石主持公道，为分共造势。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必以公义示而强之。
虞洽卿与蒋介石确实交情不浅。1920年，虞洽卿和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筹办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可惜，好景不长，担任经纪人的蒋介石濒临破产，作为理事长的虞洽卿额外支付给蒋介石6万元，资助其去广东“革命”。1927年，蒋介石在还曾邀请虞洽卿就任财政次长。之后，在商界更是被视为蒋介石的代言人，多次斡旋在蒋介石和江浙商界之间的冲突；1945年，虞洽卿在重庆去世，蒋介石亲书“乡国仪型”。
可是，我党和虞洽卿也早有渊源。虽然最早因为五卅运动的失败，不欢而散，但因为经济原因又在北伐期间来往起来。 1926年，我党为了配合北伐，在上海日本纱厂发动罢工。可惜当时经费有限，罗亦农等人在上海的区委会议上就希望“尽力去与虞洽卿他们接洽，要他们以实力来维持”。
虞洽卿表现的相当配合，不仅答应提供帮助，而且亲自参与调解。虞的亲信潘林东更是对中共的江苏党部书记候邵杰套近乎，“大家都是同志了”。尽管我党发现了虞洽卿的投机心态，但仍旧认他们是可以合作的。负责上海事务的罗亦农断定，这是资产阶级分化，“土著的资产阶级应当是革命的”
其实，虞洽卿等江浙企业家早期大体是分不清在广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而是把国共两党归于同一信仰苏俄意识形态的政治团体。孙中山天下为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力提倡国有化“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虞洽卿等根本看不出来任何资产阶级的特征。孙中山在广东和商会闹翻，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就因为意识形态亲苏有关，国民政府亲苏之名早就天下皆知。
北伐之时，虞洽卿和我党最早的接触，其实是以为和广东革命政府在接触。他们做出选择看中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在权力格局变化中以投机而自保罢了。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失其鹿，天下共逐，各方势力你唱罢来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局势波谲云诡，而商人为求自保，不得不周旋于洋人、官府、军阀和革命党等各方势力之间，必须要有灵敏的嗅觉。虞洽卿在犬牙交错的各方势力中成为一方巨贾，自然懂得如何广交朋友、怎样长袖善舞、何时下注站队的道理。
1881年，虞洽卿来到上海，摸爬滚打，成为洋人的买办。 1901年，虞洽卿就捐银万两成为候补道台，开始结交清廷的重臣；1905年，他更是搭上了北洋大臣袁世凯，被其引荐给光绪帝，加赏二品红顶。1911，武昌革命，虞洽卿左右权衡站到清廷对面，借钱给革命军垫军费，更是亲自游说孤守在南京城内的两江总督张人骏，“谓苏、沪相继失陷，金陵孤守难，请宣布独立免战”。
劝降失败后，11月30日，虞洽卿亲自押送大炮给南京太平门下的江苏军队，3日之后，53声炮响，金陵城内信心浮动，次日，南京光复。为此，虞洽卿还在满清遗老的宗社党的暗杀名单之上。
北洋政府成立后，虞洽卿也是全力配合，还和革命大佬陈其美共度时艰，为沪军都督的财政问题殚精竭虑，当时众人皆因财政焦头烂额，都视虞洽卿为财神。
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北洋政府和革命当人决裂，虞洽卿审时度势，下注在实力雄厚的袁世凯一边。7月24日陈其美所帅的207名上海讨袁军推到闸北，和政府周旋交火，结果当地商贾市民要求租界出警保护，驱逐陈其美。
虞洽卿斡旋的结果是讨袁军退到吴淞，最后遭遇北洋军围剿失败。政府对虞洽卿是非常满意：“若非虞洽卿会长善为调护，已酿成国际大交涉”。这自然惹得曾经共事的老朋友不高兴，8月28日，虞洽卿的公寓被革命党人房了炸弹，以示警告。
虞洽卿立刻登报，表明自己在商言商 “鄙人厕身商人，只自经商，并无党见”。
1917年，一年之前，袁世凯倒行逆施，麾下众叛亲离，在愁云惨淡中死去，此时，虞洽卿和段祺瑞搭上了边，在府院之争时，向段递上投名状报称“公任总理，舆情大慰，各省会师北伐，叛逆就歼指顾间事” ，谄媚之态、拥戴之意、一览无余。
日本记者就曾评价虞洽卿：“辛亥革命以来，他时而接纳民党，时而迎合袁氏，心术极狡狯”。蒋介石也明白这一点，在日记中评价虞洽卿“市侩”、“奸商”。
商人和政客相互利用的关系罢了。生逢乱世，朝不保夕，作为企业家的虞洽卿需要权力的保护伞，进而谋求利益；作为政客的蒋介石，则需要商人在商界斡旋，筹集经费。但这个关系绝对不是平等的，强权即真理，蒋要什么，虞洽卿等企业家只能配合表演，其门道他们太熟悉了。很多人认为，虞洽卿等江浙财阀出钱，蒋介石出兵消灭劳工团体。太高抬他们了，更多可能是，蒋介石已有暗示，虞洽卿等心领神会，知道又要在权力中选择站队罢了。
国共两党，乃是清末以来的各个势力对待虞洽卿都是实用主义的态度，虞洽卿做出选择的唯一根据只是谁手中有枪罢了。
冯筱才也曾评论：“意识形态叙述其实是紧跟在政治利益之后，又与党内路线斗争相连，这也是不同的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往往大不相同的原因”。在延安之时，深谐实用主义毛泽东就对虞洽卿将意识形态化很不以为然，专门写信叮嘱统战特使冯雪峰：“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
在和国民政府有矛盾之时，国民党也毫不犹豫地舆论打压、任意揉捏，给他们戴帝国主义的走狗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帽子。 1928年，全国经济会议上，企业家代表向宋子文发难公债摊派的问题时，国民党的媒体喉舌，居然指责大会没有一个工人农民，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违背革命精神。
1929年，为了驯服商界拿上海总商会，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竟然斥责上海总商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30年，总商会改选，原来的会员当选的不足三分之一。
1928年6月，在全国经济会议上，虞洽卿等企业家集体向国民政府代表发难，要求保护商人财产，并且要求政府裁军限制军费，否则将不再购买公债。他们的当然被国民高级将领直接无视。
当然，企业家也尝试过不给钱，国民政府霸王道杂之，绑架勒索，苛捐杂税无所不为，仅是被敲诈过得企业家，包括，荣氏家族，上海商会会长傅宗耀，酒业大亨，赵继镛等等，不计其数，最夸张的莫过于，先施百货的总经理的三岁小儿也遭到过绑架，认缴50万国家事业费才被放回。
实际上，四一二之后不足一年，国民政府就折腾的民怨沸腾，虞洽卿愤懑地公开登报谴责国民政府压榨工商界，称“然人寿究有几何? 枯鱼先已入市”。银行家陈光浦就视蒋介石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相，为一丘之貉。
1927年之后三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发债超过3.66亿元。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南京政府一年顶三年，发了3.56亿元的债，占全年财政收入的71.5%，为了筹集经费，绑架勒索，苛捐杂税自然是毫无顾忌无所不为这些债务自然是由所谓浙江财阀来承担。
1927年到1937年，被很多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此种说法因为是来源于接替史迪威的美国将军魏德迈而得到强化：“ 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
观察家笔下的此种印象，盖因国民政府自知拿外宾无可奈何，索性做足姿态。北伐成功之后，国民政府调高税赋，烟草调高4至5倍左右，英美烟草公司直接无视，其他烟草公司纷纷倒闭。但内外有别，荣敬宗在和日本纱厂竞争之时，因5倍的实际赋税过重，面临倒闭，他悲愤地感叹：“上天不定中国人做第一等人”。
企业方的繁荣和增长更多来自于外部的经济因素，白银价格的浮动。1928年-1931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白银价格暴跌，相当于中国货币贬值，刺激了出口的繁荣。之后，罗斯福新政，白银价格大涨，出口暴跌，而且白银外流，中国经济遭受重创。荣家就是在此种情况下，面临破产，没想到国民政府非但不施以援手，竟然趁火打劫，意图吞并荣家纱厂，幸好陈光浦出手，两年之后，市场回暖，竟然逃过一劫。
不过其他行业，国有化战略大获成功。蒋介石最心念念的金融行业，宋子文、孔祥熙采用利诱分化、耍混抵赖的下三滥手段成功打败了张公权，国营资本已经在全国银行已经掌控70%以上的资本。
所谓黄金十年，对企业家来说，不过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罢了。1927年之后，蒋介石心中的主意已定，计划经济为应有之义，剩下的便是徐徐图之，曲折前进罢了。
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上，经济建设的方案是国营私企两手抓，一方面，坚持孙中山三民主义中重要的“节制资本”的思想，大力提倡国有化。另一方面，也承诺保障私有资本，“至于企业可由私人经营而无害者则予充分之法律保障”。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中国第一部《民法典》，正式开始实施物权法。被工商界恨得牙痒痒的工商部长孔祥熙更是大义凌然：“嗣后均应厉行法制，保障人民财产，以挽颓习而救时艰。岂但民众利赖，工商事业亦将蒙其福利矣”。
可是就在这一年，刀就砍到虞洽卿的脖子上，要国有化蒋介石曾待过的交易所。虞洽卿没有上缴国家的觉悟，反应激烈，“一息尚存，誓死必为之保全”，仿佛要一拍两散。1933年，多方斡旋之后，交易所还是并入国营。
虽然企业家整体阶层是在沉沦，但对虞洽卿个人是在蒋介石的照顾下，尚能做些蝇营狗苟的营生。他就曾经因为三北航运公司旗下的船被海军军舰撞沉过，向蒋介石多次告状，最后海军认赔18万元。在承运军差的事务上，其他公司避之不及，因为军队时常拖欠账目，但虞洽卿自持与蒋介石的关系，来者不拒。后来，因为公司经营不善，在银行资不抵债，也是仰仗于与蒋介石的关系，无人敢催债。
人常常高估计自己，精明小心的虞洽卿也并不是时刻谨记配角的位置，虞洽卿还曾保举伟良为外海水警局长、孙星环为上海市公安局长。蒋介石对此种僭越从未理会。
但他明白关系一定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志来的。1932年，虞洽卿因为的“废两改元”计划，晋竭蒋介石强调“在未有彻底办法以前，万勿草率从事，庶稍保国家原气”。但是当蒋介石支持之后，他立刻盖头换面，“废两改元之一原则，绝对不容訾议”。靠着此种唯唯诺诺的顺从，抗战爆发之后，虞洽卿得到蒋介石的特许，在西南的大后方抢运囤积倒卖战时紧俏物资。
1945年，虞洽卿死后不久，财政部就直接到上海征收遗产税，三年之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虞洽卿的三儿子已被抓。虞洽卿不死恐怕也难保其子周全，因为一同被抓的还有杜月笙的儿子。
02
昨天，中国的苹果用户使用的 iCloud 服务数据统一被迁移到“云上贵州。2013年“云上贵州”的概念刚刚打出来，贵州省政府在北京招商引资，马云是唯一出席的互联网大佬。他高调为贵州站台，
“如果大家错过了三十年前广东、浙江的投资机遇，今天一定不能错过贵州”。
2005年马云第一次跻身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导的“十大风云浙商”评选 。2010年，阿里银泰、复兴和万向合作成立阿里小贷，当时的常务副省长再次发声支持，称其“提供金融毛细血管服务的网上微型金融模式”，各个监管部门要理解和支持金融创新的发展。
除了表态，更加用实际行动支持。身先士卒得将阿里巴巴的大数据中心放到了贵州，14年底，阿里云的开发者大会也搬到贵州，这才有了后来三大运营商和苹果 iCloud 后来迁入贵州的结果。
今年出席达沃斯年会之前，马云又来到了山城重庆，带着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和阿里云的王坚博士一起出席了和重庆市政府的签约仪式，将重庆设为阿里巴巴的区域中心。从一月份开始，很多蚂蚁花呗用户发现自己的账单，收款主体变为重庆市阿里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重庆在黄奇帆市长任上，发明了一种将全产业链搬迁到重庆的招商引资模式，黄市长颇为骄傲，竟在在媒体面前讲这个。而到了新一任重庆市政府这里，鼓励互联网巨头到重庆设立分支机构大行其道。特别是小微贷款，BATJ以及众安、小米、苏宁、拉卡拉都把小微贷款业务的总部放在重庆。
原因可能是重庆市还为小贷公司放宽了股东条件和融资业务监管，企业集团以全资子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的，可以根据穿透式原则，主要考察母公司的存续时间、财务指标和实际出资能力。
从改革开放的故事开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动力。张五常就曾经将中国经济的腾飞归功于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必须要优化手中控制的土地划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资源，来吸引企业投资。
周黎安发现1979-2002年间，地方GDP 增长速度每提供一个百分点，省长、省委书记晋升的可能性就提高 10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越快，晋升的可能性就愈大。
这就是官员之间经济发展的竞赛，而且更加紧迫的是，这是有年龄限制的，如果不能在特定年龄晋升到下一轮，就只能出局，告别政治舞台。竞争及其残酷，所以喜欢改年龄的不止中国球员，还有中国的官员。搞不好，以后干部晋升之前还得去中组部验骨龄。
这就是著名的晋升锦标赛模型。
晋升的锦标赛必须要保证公平，需要官员按照能力取胜，然而各地地方资源禀赋并不一样。单纯的横向与同僚竞争并不公平，还要有纵向去前任的比较，才能突出官员的个人能力，这种情况下，如果新任官员如果萧规曹随，四平八稳，在上级看来，就是庸碌无能之辈罢了。
所以，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新人官员就要出“奇”致胜，调整发展思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届领导一个思路就是一个制度性困局。
2004年10月，佛山顺德区地方政府换届，新任区委书记开始和他打交道，顾雏军虽然亲自接待但还是大意了：“当地政府，我从不清他们吃饭，我觉得我做好科隆，应当你来请我吃饭”。
这位新领导背景显然不凡，送他入狱后7年时间就已经成为副省级干部。2005年2月，新领导告诉顾雏军证监会，要来查他，而且要查他，就必然有问题。
一语成谶，尽管有视科隆为政治遗产的副省级领导欧广源的保护，打了6个电话斡旋，三令五申银行不许抽贷，并且安排3亿元的贷款，可惜新领导不买老领导的账。当年5月，证监会决定立案调查之后，顾雏军锒铛入狱。
最近毛振华、黄鸣、张方成接二连三的举报都是因为在地方政府换届之后，新任领导的出尔反尔，双发矛盾积压已久，恰逢中央提出要纠正冤案，保护产权，所以躁动了。
地方政府换届给企业带来的制度性风险是普遍的。人可以长期装聋作哑，但资本市场却是诚实的，因为那是真金白银。徐业坤等就利用2004-2008年中国的民营上市公司的表现在换届之年的表现和非换届之年相比，发现官员换届之年，股票的波动会更加的大，股票收益的波动率会高0.2%，周收益的波动率会高0.5%，市场已经探知到了官员换届所带来的政策风险。此时无声胜有声。
君子不利于危墙之下，企业家自然也是懂得趋利避害。徐业坤等收集数据，利用2004-2011年中，3014个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发现在政府换届之年，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会明显的下降。
还有研究的结论更加细致，涵盖2001-2009年，九年之间， 659424个企业样本，发现市长更换的前一年，辖区企业投资支出( 投资与上一年资产规模之比) 的均值为 0. 1446，处于最低位在市长更换当年，投资支出开始增加，达到 0. 1497; 更换后第一年，投资进一步增加到 0. 1619。地方政府换届，权力格局面临洗牌，经济政策也可能改弦更张，所以企业家要小心谨慎，削减投资，等到时局明朗，再加大投资力度，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避免风险。
马云的老朋友史玉柱就曾经因为自己的政商关系，兵败巨人大厦，饮恨珠海。确实，1992年，巨人落户珠海之后，当地的政府对巨人多有照顾，户口、审批、税收大开方便之门。
1993年，北京希望珠海能够树立一个典型，表彰科技青年，造出一个千里马的故事，挽留当时因为政治阴霾纷纷出走的青年知识精英，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接过担子的珠海老书记梁广大选中了史玉柱，希望史玉柱配合完成，推心置腹的劝他将巨人大厦建成全国第一高楼，说这样就可以成为全国典型。
史玉柱面对着语重心长的老书记，念着多次的照顾方便，自然要投桃报李，原本18层的巨人大厦层层加码到64层，老书记见史玉柱如此上道，也鼎力相助。珠海后来又低价转让土地。史玉柱入戏太深，为了不让老书记失望，竟然临时加码，制造意外惊喜，开工之时对外宣布要建到72层，果真成为全国典型。谁知道，之后宏观调控，楼市降温，信贷收紧，史玉柱不得已又开始抽调保健品的资金，结果输血不成反倒拖累倒了盛极一时的脑黄金。
没有成全一个千里马的故事，反倒成了千里马的葬身之地。史玉柱还曾心心念“如果是梁书记晚退休两周，巨人大厦的结果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史玉柱是浙江大学毕业的，如果他毕业之后没有远走珠海，而是选择留在浙江，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浙江的政治局面一向是安定团结。杭州的故事不用再提，从宋卫平到马云到李书福，一个个为两山建设添砖加瓦，最差的宋卫平也至少平安着陆。临省江苏可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后有季建业、赵少麟、杨卫泽、李云峰四位省部级领导出事，都牵扯出一段复杂、隐秘的政商关系。
季建业和江苏曾经的首富朱兴良就相识于1992年，他在太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的时候，朱兴良的公司在太湖边的餐厅赶工程，两人得以相识，后来交往逐渐加深，时常在一起吃饭。自此之后，朱兴良就与季建业开始绑定。
1996年，季建业调入昆山开始崭露头角，凭借能为“能为台商端洗脚水”的低姿态，招商引资大获成功，2001年，仕途更进一步，调任扬州。朱兴良一直也没落下，在季建业的晋升之路上频频接单，他陪着季建业一起走完者着春风十里扬州路。
2002年，朱兴良的金螳螂进军扬州，主营车身广告，拿下公交公司车身10年的广告大单，后来更是近乎垄断了扬州几乎所有的国有高档酒店、商品房、医院的所有业务。2004年，季建业直接钦点朱兴良接手扬州迎宾馆2号楼的2800万的装修。2009年，季建业被提拔到南京，朱兴良的触角也伸到到南京，涉及众多，地铁、法院、体育馆等项目。
2006年到2012年，6年之间，朱兴良的金螳螂上市利润翻了15倍左右，凭此朱兴良身价涨到189亿成为江苏首富。2013 年10月，季建业被带走调查，朱兴良已经在三个月前被带走。曾经贵为江苏首富的朱兴良在监狱之中，每日吃不饱穿不暖，还不得不花5-6个小时参加劳动，织毛衣。
发迹与江苏宿迁，后外调入云南，主政昆明的曾经喊出“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的仇和典型，在其升迁之路上有刘卫高亦步亦趋，为其鞍前马后。2001年，仇和在宿迁市任市委书记，大拆大建，大力的招商引资。
2003，刘卫高本来是在浙江义乌，但是因为去宿迁投资，本是投资丝袜厂。但区区丝袜厂，显然不能拉动地方 GDP 的增长，宿迁当时经济情况在江苏省排倒数，仇和不甘人后，瞄准了真正能够撬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房地产产业，要做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可惜本地企业运作能力差，思想太保守，跟不上领导思路。
仇和又找到了刘卫高，刘卫高思前想后，心底天人交战：“我心底也是不踏实的。因为从纺织业夸到房地产也，这对我是个全新的行业，而且一下子要投入26个亿，涉及众多的拆迁户，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后决定豁出去在干一把，跟着老领导赌一把，从义乌民间借贷投入房地产。所谓能吏，行事自然雷厉风行，以霹雳手段扫除一切障碍，2006年1月8日，仇和亲自视察，现场下达命令，凡是阻碍拆迁的，要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2008年仇和调任云南之前，刘卫高手中揽过多个宿迁市大型的房地产项目，号称“半城”。他的劳斯莱斯车牌更是透着他和宿迁不凡的亲密关系 “苏N00000”, 乃当地政府特批。
2008年，刘卫高跟随仇和调任云南，在昆明大展身手，2008-2011年，三次拿地，前后共计80多亿元的资金，而且前后三次，刘卫高都是唯一的竞拍者，场面的工作都懒的做了。2015年，仇和落马，大家回忆征兆，才提起来刘卫高于年前被带走调查。
刘卫高跟着领导走是民营企业面对政商关系改变的一种应对策略。第二种方法，自然是要参与竞争，和新任的官员搭上线，重新和地方政府建立关系。
申宇等利用2003-2013年间，中国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地方市委书记的更替会引起企业管理费用的激增3.25倍。管理费在上市公司中是极为不透明的一项，在政府换届之年，突然暴涨，无非是满足政治寻租，重新尝试建立政治关系罢了。
其实，相比于管理费用，慈善捐款更为企业家在建立关系时所喜爱，因为它更加的安全，透明。一唱一和之间，既可以突然领导关爱民生，又可以标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戴亦一、潘越、冯舒利用2006-2011年的 A股上市公司的捐款研究发现，在非换届之年，捐赠企业的比例大约67.32%，捐款额占营收比为0.0448%，而在换届之年，捐赠企业的比例升高为71%，捐款额占营收比0.0542%，捐赠的企业数量和捐赠的慈善数字都有明显的提高。
李嘉诚就曾因为文化捐款给北京原来的市委书记陈希同留下深刻印象。1993年，北京市中陈希同就因为长者的指示，向爱国港商化缘，为北京人艺建立基金会，改善文化工作。陈希同首先想到了日后成为首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陈希同市长对城市审美有独特理解和品位，在千年古城北京留下过属于自己的印记。
所以，文化自信的陈希同跟董建华也不客气，居高临下地说，你们香港这个地方虽然经济繁荣，但是一个文化沙漠，现在你到了北京，响当的北京人艺有困难，你能不能帮忙捐一点啊。出身香港文化沙漠的董建华自然是十分珍惜给给祖国文化事业添砖加瓦的机会，一次性就给了100万美元。
之后，陈希同又找上了李嘉诚。当年8月，在洛杉矶开会的李嘉诚受董建华的邀请来北京投资房地产，中远集团香港公司董事长同时向陈希同引荐了李嘉诚。其实李嘉诚当时还是有些狼狈，因为在中英谈判的不合时宜的声音，担心在中央不受待见。
当陈希同市长找到忐忑不安的李嘉诚转达最高领导的希望的时候，他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作为爱国商人，自然立刻表示要为领导分忧解难，也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贡献，马上多追问了一句，“董建华捐了多少？”
陈希同自然是大为感动，但也好言相劝道：“这表示心意，不必比”，李嘉诚想得通透，心中拿定注意，自然有潮汕人的狠劲，李嘉诚在这个时候一再坚持，半步不退，不顾领导的劝阻，表示：“我得比他捐的多”。最后李嘉诚出资1300万，得偿所愿比董建华多了500万。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既然捐了，就要有收益，千万不能不情不愿的像是随份子一样，而是要积极主动，给领导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其实，当时还有一位人也捐了500万，陈希同多年之后已经没有印象，只能以爱国港商代指。
1994年，李嘉诚参与北京市城市改造项目，条件极为苛刻，要求15%的回报率+15%的资金占用费，陈希同鉴于李嘉诚的特殊影响力，批下“只此一例”，21天完成谈判。从此，李嘉诚在北京的项目更加得心应手。有意思的是1995年，因为这笔北京人艺基金牵扯55万的贿款，陈希同下台，李嘉诚安然无恙。
尽管政商关系确实能够给带来确确实实的巨大利益，企业家也趋之若鹜，但是能否成为真真正正的经营业绩却是未知之数。
罗党论和黄琼宇利用2002-2005年A股市场上1079个民营企业作为样本研究，并用实际控制人和是否曾在政府部门任职，或是担任，人大、政协类的职务，或者董事局中是否有类似的背景，以及所占比例来确定其是否有政治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强度。
研究发现，政治关系对企业价值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 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价值更高 , 投资者长期持有该企业的股票得到的收益也更高 , 而且政治关系越强，企业价值也更高。
但是，罗和黄的研究却没有控制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到底是因为政治关系提高企业价值，还是因为企业有价值增加了寻租的可能性，并不清楚。邓建平和曾勇采用了类似的研究，不过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政治关系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是负担而不是优势。
并不是政治关系越高，企业的经营就越好，而是相反，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政治关系越高，企业的经营就越糟糕。这就说明了，企业经营的企业经营的越好，被政治寻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很多情况，为了民营企业为了守护已经建立的政商关系，更加倾向于付出更多的的额外成本，造成经营上的负担。
梁莱歆和冯延超利用2006-2009年在 A股上市的公司，发现政治关联越强的企业，雇佣规模和薪酬成本都显著高于政治关联度低的企业，除此成本高之外，政治关联高的企业也也更倾向于过度投资，这些效率损失都是他们为了获得或者维护政治关联付出的额外成本。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关联也会降低企业对于创新的投入。袁建国、后青松和程晨的研究也发现，专利申请量均值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为4.38，而在没有政治关联的均值为9.76，也就是说政治关联程度越高，对于创新研发的投入也越低。
而且，在获得政治关联的同年，专利申请的数量为3.16，远低于还没获得政治关联的前一年的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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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春节前，山东德州的皇明太阳能的董事长黄鸣公开举报市委书陈勇“新官不理旧政”，揭开一个前后跨越8年，与三届政府博弈的故事。
从2000年到2010，是皇明热水器的黄金十年，公司高管面对来提货的经销商相当强势，说一不二，“说是什么样的政策，就是什么样的政策”。
2004年，也正是因为皇明太阳能成功，德州的市长孙永春找到黄鸣商量举办世界太阳能大会的事情，两人一拍即合。2006年，黄鸣在世界可持续能源大会上宣布在德州修建中国太阳谷，承办世界太阳能大会。2007年，大力支持黄鸣的德州市委书记黄胜升任副省长，更是从省级层面给了更多的支持。
2010年，黄鸣为了开发太阳谷，前后耗资总共30亿，企业账面上由10亿现金结余，变成20亿的负债。2009年-2011年当地的政局出现洗牌，德州副市长张如廷被、财政局副局长王德才、市政府副秘书长白寒冰、常务副市长的苗仲华等先后被双规，最终，曾经老书记黄胜被查，老市长孙永春远调贵州任职。
2012年，在黄鸣门前每天推推嚷嚷的不再是低头顺耳的经销商，而是如狼似虎来要账的债主。高管回忆：“我们2012年就开始发展停滞了，2014年明显感觉到吃力，到2016年就不能正常发工资了，能撑到现在，我们也觉得是奇迹”。
由于太阳谷投资过多，企业负债过重，加上土地性质的问题，企业非但不能够从补偿的土地中获利，反倒不断的从企业经营中抽调资金，输血还债。后来，行业也起了变化，2009年开始的家电下乡，巨额的财政补贴之下，全国一共出现了5000多家厂商，整个行业被拖入惨烈价格战，定位高端的皇明极为被动。
在此期间，皇明太阳能三次冲击IPO失败，最后因为2017年以来，皇明已经欠薪三四个月，社保和医药也已停缴，甚至已经不敢接单，因为没有钱买原料。债台高筑的皇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兑现承诺，推动重组，土地变现拜托困境。
可是，当今之中国，哪有比地还贵，更让地方政府眼馋的的呢？从2010至2017，黄鸣手中的土地的价格已经升值了五倍，市场价值大概为22.4亿人民币，可是市政府并不承认土地属于黄鸣，指责黄鸣拿不出任何的文件证明，仅仅同意给予黄鸣3亿的补偿，为市场价格的1/7。
黄鸣还希望政能够变更已经建设的土地性质，不过举手之劳的事情，当地国土局抓住早年文件手续不齐的漏洞，缺乏立项、规划、环评、安全、消防、质检的手续，推脱说“程序不符, 在皇明无法提供足够的手续之下，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担责，也不会带头开始补办手续”。
2017年9月，15年前曾将被市长主动登门拜访的黄鸣不得不开始四处央求市政府。前后5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找过向2015年到任的新书记陈勇递交过20多份报告，不过都石沉大海。官场上已经没有了对黄鸣的同情，舆论翻转，指责是皇明绑架了德州市政府，让黄鸣去找市场不要找市长。
60岁的黄鸣心急如焚，只能寄希望当面说清楚，追到两会驻地，蹲守苦等，终于截住了市委书记陈勇，恭恭敬敬地递过报告的黄鸣刚松了一口气，正想搭话解释，接过报告的陈书记，并没有留给黄鸣说一句话的机会，没看报告一眼，转身关上车门离开。
这才有了举报的故事。
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可谓触目惊心，半年之内，从2015年同期的11.3%一路跌到最低2.1%，仅为五分之一不到，而且首次低于全国投资增速8.2%，其中相差了5.7%个百分点。而五年前的2011年，民间投资增速比全国投资增速高10.4个点。
而且民间投资比重也从最高65.1%下跌3.9百分点，至2016年的61.2%。2016年末，国务院下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文件之后，未见多少起色。 2017年，民间投资增速回调到7%左右，但还是低于全国投资的增速，民间投资的比重进一步降低至60%左右。
201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文件就提到了政府换届和企业家产权保护的问题，要求“不得以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毁约，因违约毁约侵犯合法权益的，要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 “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其中提到的地方政府换届和企业家产权保护就是当代中国政商博弈最为常见的一幕。
就是因为这份文件，从2012年出狱之后，戴着纸帽子在媒体面前喊冤的顾雏军总算是熬出了头，在之前他的立案申诉已经16被延后，文件出台后，要求甄别一批产权冤案，最高法院领会领导精神，几近绝望的顾雏军不仅告赢了法庭之上从无敌手的证监会，还收到了最高法院亲自立案的通知。
顾雏军曾经在聚光灯下，也曾信誓旦旦，一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姿态，举报所谓的四大“恶人”，吓的一位还暂居副省级的官，还曾在美国躲避灾一个多月。但是当最高法院终于重审案件的时候，顾雏军讲话画风大变，“我现在只有一个感受，如果不是这次党中央依法治国这么大的力度的话，我现在……非常非常感谢党中央。”
就在前几天的，毛振华在亚布力的企业家论坛上，回应两个月前对亚布力土地侵占的痛斥，表示黑龙江政府很重视，对东三省的商业环境很有信心。蒙冤12年的张文中也在亚布力上亮相，感激迟到的正义，发言之中觉悟甚高，“感恩”“感谢” “感激”，“感动”之类的词汇多达20个，结尾还不忘为中国梦打 call,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张文中本人宽宏大量，虽然自己的冤案，涉及司法操纵，但是他不再追究个人的责任，就是平反洗清罪名，拿回的财产也要捐给慈善公益事业。
刚刚二审被无罪释放的代小权，出来之后第一次接受采访，他和律师就表态“非常感谢江西省委、省政府、省政法委、省高院、省检察院、九江中院、九江检察院特别重视代小权和赛龙公司这个案子。在各级领导的监督和指示下，依法办事，公正地纠正了一审法院的判决。我们认为江西省司法环境是新时代的典范。”
曾近意气风发的企业家经过一次政商关系的变动，沉冤得雪之后，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感恩。不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是水落石出之前日子太过煎熬，各位企业家冷暖自知。
兰世立在记者面前从来都是输人不输阵，滔滔不绝，唯一的一次沉默便是关于家人，他坦言，对不起的家人。
2009年8月，兰世立的二哥兰宝忠被人打伤。2010年9月，27岁的妹妹兰剑敏因为收到一封求助信，毅然决定回国营救兰世立。此后4年的时间，原本一直觉得做个普通人挺好的兰剑敏顶着总裁助理的名头，在外为兰世立奔走，从最开始每天周旋、往返于各个权力部门，面对法院查封、拍卖和强制执行，鼓舞员工士气，召开新闻发布会，抢占舆论。2011年8月，兰剑敏更是在北京召开记者发布会，公开举报时任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 自此兰世立还没救出来，兰剑敏反倒被盯上了，后来被一同起诉。
褚时健的女儿1995年在狱中自杀。而褚健的女儿褚燕云，在2012年之后就经常收到恐怖骚扰电话，她经常担心自己被人跟踪，接到电话忍不住像四周张望。2013年，不堪其扰的褚燕云独自跑到千里之外的四川农村支教。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面，开篇写过两个事情，一个是不是破鞋但是别人都说她是破鞋的陈清扬，很难自证清白。一个是王二在河边放的牛，它们精力旺盛，斗得眼珠通红，口角流涎，阳具直挺。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后来生龙火虎的一头牛，被用大锤子骟掉之后就性情大变，成了埋头吃草犁地的一头耕牛。大队长觉得管理这些知青，也应该像管理牛一样，拿锤子把卵砸掉。
中国的企业家既像陈清扬，证明清白是很难的。而且经过一次漫长的“民诉官”，就像这头牛被骟过了一样，一腔热血与骄傲早就付诸光阴。
毛振华在亚布力上的表演，是感恩也是告别。曾经被中纪委扣押过8个月的人大教授，已经将在亚布力的度假村转让给了北京三仁。
完成交易后，他跟这块白山黑土唯一联系，也只有这个只用动动嘴皮子的企业家论坛了。
------------------------- 部分参考文献 ----------------------------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
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
陈艳艳、罗党论：《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投资》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2012年
戴亦一、潘越、冯舒：《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
申宇、傅丽丽、赵静梅：《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寻租影响的是这个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9期
罗党论、黄琼宇：《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管理世界》2008年第6期
邓建平、曾勇 :《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中国工业经济》2009 年第 2 期
梁莱歆、冯延超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雇员规模与薪酬本》，《中国工业经济》2010 年第 10 期
梁莱歆、冯延超《政治关联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工商管理·》2010年第12期
袁建国、后青松、程晨：《企业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考察》，《管理世界》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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