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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风又九日 旋风又九日

荣大一姐 老道消息


99年朱镕基访美,本来是带着“达成中国入世协议”的希望去的,结果却在华盛顿遭遇了“最黑暗的一天”,协议没签成不说,还因为美国提前公布了一份谈判清单,引发中美两国一波更强烈的反对,双方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谈判信任,眼看就要付诸流水。


在所有感到惋惜的美国人里面,情绪最激动的还是那些在中国有生意的大公司。朱镕基前脚离开华盛顿,这些人后脚就在白宫闹翻了天。参加白宫会议的20多个大公司的高级经理和驻华代表,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到了美国经济委员会的Spurling身上,美国工商会会长敲着白宫的桌子向Spurling甩话:


你们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上亿美元的交易上退缩,不过是害怕与国会山的一场恶战。


国会山阻挠协议达成的武器,跟今天川普发动贸易战很相似,都是利用中美贸易逆差扩大造成的不安获得支持。


朱镕基为消解美国人对贸易逆差的不满,在离开华盛顿之后的几站演讲中做了很多努力。他在科罗拉多州州长举行的晚宴上,用两顶从丹佛十六街买的美国帽子开玩笑,说这是为了帮助消除中美贸易逆差。几天后,又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中,对一千两百多名听众认真解释了为什么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国制造业,不会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演讲的最后,朱镕基补充到:


今天美国人对中美贸易逆差怒气冲冲,说不定过几年逆差就变成中国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老百姓也会怒气冲冲。


最终,朱镕基访美之旅并没有真的空手而归,克林顿在媒体和商界的压力下,赶在朱镕基离开前,敲定了两周之内重开谈判的计划,并这年年末,中美双方终于为入世达成了协议。


只是朱镕基所说的“逆差”并没有出现在中国,相反,从那时起,美国人的逆差不断扩大,在川普发动贸易战的今年,已经扩大到3000亿美元。而这时候,中国的制造业早已不全是“加工贸易”,不管是不是像川普说的那样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美国的不安,现在是真实的了。



01




克林顿的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后来承认,朱镕基访美时没能达成协议,主要是克林顿当时深陷“接受中国政治献金”的丑闻,担心签订这样一份协议,给国会落下“还人情”的口实。


国会和克林顿在中美贸易上的分歧一直都是典型的政治角力。克林顿上台的时候,正是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的时候,国际形势和中国内部一场众所周知的风波,让对华政策因此成为两党候选人竞选的焦点。


克林顿在竞选中把布什跟中国的亲密关系,形容成“过于溺爱北京”,所以他上台后,立刻将之前布什无条件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跟人权问题挂了钩。


但是这时候,开放国门的中国已经跟美国有点“血脉相连”了。早在94年,中国购买的波音飞机就占了当年波音公司飞机销售的13%,美国的通讯器材、能源设备、汽车等与日本、欧洲激烈竞争的产业,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


克林顿宣布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后,包括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黑格、舒尔茨、基辛格,以及休斯公司董事长阿姆斯特朗,罗克韦尔公司董事长唐纳德·比尔,美林集团董事长威廉·施莱尔等政商名人先后访华,探究中国对中美贸易的态度。


之后,美国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共同致函克林顿总统,要求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华盛顿州众议员玛克德莫特在波音公司的游说下,发起了要求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一共得到160位众议员的签名。


美国制造商协会给白宫递交的一份报告更是旗帜鲜明的辩称:他们通过对82家美国公司的调查,证明美国在中国发展制造业,能给人权发展带来了实质性的帮助。


这场游说最终在美国政商两届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只有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积极发展中美贸易,才更有利于中国的人权发展。


阿博特实验室董事长伯恩汉在给克林顿的信中说:蓬勃的贸易活动,给中国人带来了现实的人权。克林顿的财政部长本特森也表示:鼓励市场改革和贸易是促进人权的一种途径。


当时的商务部长布朗最直白,他在公开场合强调,不附加条件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是“一种经济安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这个说法成为后来所有支持中美贸易的美国人说服反对者时常用的辩词。挂钩政策最终在一片反对声中只持续了一年就破产了。


和大洋彼岸的吵吵闹闹不同,我们这边最热闹的事情是当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正在进行的中美入世谈判立刻被汹涌的民族情绪冰冻住了,示威人群围着美国大使馆高喊:打倒美帝,中美贸易谈判被升级为美国人在经济领域欺负中国。当时有人搞过一个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使馆事件发生后,接近一半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在贸易谈判上不应该做任何让步,甚至不应该再加入世贸组织。


而受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IBM被扔了砖头块,比尔盖茨的软件被被抵制,当时微软公司大中国区总裁罗迈克吓得不敢出门,跟人说自己像一只过街老鼠,没处躲藏。这种情况后来因为钓鱼岛和萨德,在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身上也相继重演过,像丰田车和丰田车主被砸,乐天收缩中国市场这种结果,恐怕都是当时日韩两国政府没想到的。


美国对华政策是一个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二元体制,需要通过输送利益来安抚意识形态。而我们这边是民族主义,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还是民族主义,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政策来管控。


06年,离开华尔街的保尔森在接受美国财政部长职位的当天,就跟小布什提出要跟中国建立一个高规格的经济对话。他为此煞费苦心,不仅特意绕过传统渠道,通过当时风头正盛的公安部部长直接捎信给最高领导人,还在飞去中国后,特意安排了跟另外两个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的见面。


保尔森对中美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信心十足,他的逻辑跟当初被游说者说服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克林顿一样,认为经济问题处理好了,中美之间的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他们都相信,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会慢慢的变成一个更像美国那样的开放自由的国家,而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对抗,不会发生战争。


基于这个前提,美国在过去十几年的中美贸易中显得积极又宽容。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民主党刚刚在中期选举中击败共和党,保尔森很希望能得到一点实惠,好为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扳回一局。结果商定好的“金融开放”,在中国代表团飞去华盛顿时临时取消了,保尔森为此差一点跟吴仪在自己家的露台上吵起来。


不过最终,第二天的中美战略对话仍然是友好地进行了下去。


保尔森因为惹了吴仪不高兴,还在谈判结束后,专门拜托布什总统帮忙格外照顾一下“铁娘子”的情绪。很多年后,吴仪跟保尔森回忆布什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行吻手礼时,眼睛里闪着光。


而在1991年的贸易谈判桌上,吴仪面对桌子对面“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的指责,毫不留情地diss了回去,


“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02




2008年,保尔森主导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行到了第四次,刚刚从北京市长接任副总理的中方代表,在一次会议间隙把保尔森拉到一旁,说:汉克,你们是我的老师,可现在我在老师的领地审视你们的制度,我们还应该向你们学习吗?


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的大力干预虽然挽救了经济,却打击了自由市场的信仰者。当时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认为美国跟其他政治制度竞争的信心减弱,称美国是“在社会主义面前变节的资本主义”。


这个问题让保尔森感到沮丧。


自90年代开启的一段中美关系蜜月期,一个重要基础是双方有基本一致的认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


朱镕基访美时说中国的出口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是美国不愿意生产的产品;后来王副总理在国会山说,中国依然是贫困国家,过不起美国人出门汽车,进门空调的生活。故事不一样,但是表达的都是中国希望向美国学习的追赶者姿态。


而美国那时候作为绝对的世界灯塔,制度自信空前膨胀,有种领路人的兴致勃勃,认为把一个可能的敌人变成朋友,不仅能证明美国制度的胜利,也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


哪怕美国对华政策中最保守,意识形态最僵化的那一派,也乐于听到一个贸易可以渐进地推动中国改革的故事。在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无论是朱镕基,还是它曾经的副手都提供一个这样版本的故事。


中国入世谈判中担任美方代表的巴尔舍夫斯基,曾经被朱镕基称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强硬对手”,完成谈判后却接受了一家中国公司的聘请,她接受采访时说:


和中国谈判的时候,最关心的是中国能否给美国提供平等的贸易机会,现在需要更关注美国能否给自己的贸易伙伴提供平等的贸易机会。


巴尔舍夫斯基代表了当时大部分有信心中国会成为他们治下“自由民主市场伙伴”的美国人的心态。


但是金融危机动摇了中美之间的共识基础。加入全球化市场十几年后,中国成为紧追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曾经的“发展中国家”的故事,美国和很多国家都听不进去了。


这几天举行的中国高层论坛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刚刚提出:世贸组织允许发展中国家对一些行业设置保护性关税,前世贸组织总干事Pascal Lamy就很不客气的反驳了回去: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中国产的钢铁、水泥、笔记本电脑销往全世界,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归入贫困国家之列。


而中国对美国昔日的光芒不再感兴趣。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中财办副主任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九号院曾经意气风发的改革四君子之一,不仅跟保尔森忧心忡忡的吐露过“我们是否还应该向你们学习”的心事,还在几年后喊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学工,党领导一切。


《华尔街日报》说,“在美国几乎没人认为美方应基于中国将成为民主的自由市场伙伴预期而支持其崛起”。


如果不是这次贸易战,“谦逊的追赶者和财大气粗的领路人”,这个故事中国也早就不喜欢讲了。17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最大牌演讲者精心准备的演讲稿,让世界有了“中国是全球化新棋手”的期待。


连在以往被美国垄断话语权的人权领域,中国也不再是防御性姿态,去年开始,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接连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的新决议,并且得到了包括叙利亚、埃及、委内瑞拉、缅甸、柬埔寨等国家的支持。这些都证明了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结论:中国正在全球扮演更加强势的角色。


去年4月海湖庄园会面后,川普曾经向福克斯吹过一个牛皮,说中方是在吃巧克力蛋糕的时候,得到了美国轰炸叙利亚机场的消息,川普绘声绘色地形容说,他尊贵的中方客人听到消息后,停顿了10秒钟,然后让翻译又说了一遍,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微妙变化,但最后还是克制住了怒意。


川普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曾经的第一大国,会为了在外交会面中占到一点上风如此沾沾自喜,这和川普在竞选时喊出的口号一样,越是失去的才会越是在意,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意思就是美国已经不再Great。


几年前,克林顿的亚洲事务主任李侃如,提到中国入世十年没有履行“不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时,帮中国辩解:


“任何国家都会这样,有些内容执行的迅速,有些方面就比较慢,每个国家都玩些小手段。”


虽然由于中美的贸易不平衡,我们在贸易战中受到的伤害必然更大。但是克林顿时代就证明的一个事实是,在双方都打对方孩子的情况下,孩子先哭的那一方输的更快。


川普发出贸易战信号的当天,美国各种行业协会就开始了对川普的批评。美国“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认为,川普的关税是把一只靴子放在美国农民的背上”。美国零售联合会则批评川普,正在让普通美国人因为中国的违规行为受惩罚。




03




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再指望美国的贸易战会完全被内部问题消解。


如今中美关系的一大变量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大大超乎美国人的意料,中国制造业已经开始动摇美国制造业的几座皇冠,航空,半导体和汽车工业。与此同时,对美国制造业衰落最不以为然的硅谷,也被我们的互联网主权论挡在门外。


现在,川普说:长期以来,中国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还强迫转让技术,美国不能再容忍不公平贸易继续下去。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说得非常露骨,“贸易备忘录打击的目标就是中国制造2025”。


现在看,达成百日计划是最近一年来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两个领导人见面后惺惺相惜,首次会谈本来约定的时间是10到15分钟,结果聊了3个小时停不下来。第二天也是这样,10分钟的会谈延长到两小时。川普会后对媒体说:我真的很喜欢并且尊重主席,他很棒。


有好事的记者问川普:考虑到竞选时你对中国的横眉冷对,有没有想过能跟中国领导人建立这样的关系?川普的回答很简洁:没有。川普竞选时声称要对中国进口货物征收45%的关税,川习会的成功,让很多人都以为这句话只是说说而已。


结果到了3个月后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一切都变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会谈开局开门见山,提出中美贸易关系不对称,市场准入不平等,说美国3000多亿美元的赤字并非市场力量直接作用的结果,希望中方尽快消除设置的贸易壁垒。而中国代表汪洋则反驳,不公平竞争源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


对谈只进行了两个小时双方就相继离场,之后例行的媒体说明会也被取消。


双方的不愉快持续到11月,逛完故宫,川普的态度又和缓下来,先说美中之间贸易不平衡不能都怪中国,主要是美国前几届政府不行,又说,像你们这样有能力为本国民众谋取好处的国家,我欣赏还来不及呢。


因为川普带走了2500亿美元的大单,虽然一些媒体不满意,觉得川普在中美贸易问题上靠说漂亮话占了大便宜,但川普访华后,国内主流的舆论环境,都是《环球网》报道的那样:


“一切特别顺利”,“不声不响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但美国那边刚好相反。访华前,美国商务部正推进针对钢铁和铝的国家安全调查,川普新任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正研究如何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调查,美国媒体更是对中美贸易问题忧心忡忡,政治网站Politico给总统的访华任务列了七条建议,其中一条是“不要回避中美摩擦问题,该施压就施压”。


其实在北京期间,美方的态度也并不完全像川普表现得那么柔软,在中国主动提出包括金融开放在内的贸易让步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拒绝了,他说:美国想要根本性的改变,折中的办法不管用。


但是凯旋回国后,川普的访华之行还是被批评的一无是处。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纽约时报》撰文讽刺川普“被中国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美国外交理事会主席哈斯和前驻联合国大使皮克林都给特朗普亚洲之行打了很低的C分。


在这种氛围中,去年12月川普的民调支持率降到了32%的新低。


川普就任总统的时候,就是美国新任总统中支持率最低的一位,所以上台一年,支持率徘徊在40%、且维持着“基本平缓偶尔下跌”的状态也不奇怪。但问题是,虽然美国的各项经济数据表现良好,复苏的号角已经吹响,但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年初的民调却显示,川普的核心选民正在离他而去。


川普不能忽视,到底是美国大城市的服务业从业者还是中西部破败的制造业工人把他抬进白宫的。马上就要到来的中期选举面前,提高支持率显得迫在眉睫。而拿中美贸易开刀历来都是两党分歧最少的策略。


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蠢蠢欲动。


新年钟声刚敲过,美国就宣布对太阳能电池板、洗衣机等实施保障措施,分别征收最高为50%和30%的关税,这两个项目普遍被认为是针对中国。接着美国商务部又宣布从中国进口的铸铁污水管配件存在倾销行为,将征收高幅度保证金。


农历新年,狗年出生的川普这边刚发函卖萌,祝贺中国过农历狗年,那边美国商务部就公布了232调查,建议总统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进口限制。


而自川普访华后,我们这边经济方面最大的事儿是“去杠杆和减债务”,政治上最大的事儿是新旧交替、平稳过渡和新一届政府领导任命的猜想。面对美国在贸易关系上不断放出来的冷枪,中方还是按惯例回应:毫无根据,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权。


接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紧张。3月13日,川普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之后又传出白宫女婿库什纳被边缘化的消息,接着是首席经济顾问科恩“被离职”,能够在中美关系中起到缓冲作用的所谓白宫“中间派”就这样一个一个被川普相继抛弃。


等到两会前夕,当时还不是副总理身份的刘委员腾出时间访美的时候,才发现想通过接触务实的白宫官员来沟通中美关系的想法已经难以实现了,“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技术变化”,这种话,在白宫已经找不到听众。


白宫现在挤满了对华鹰派。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不说了,90年代就开始鼓吹中国入世威胁论,是资深的反倾销老兵,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是跟班农齐名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写过一本书叫《致命中国》;商务部长罗斯,作为一个老钢铁商人,正是美国那批对贸易逆差最不满的代表人物。


3月22日,靴子终于落地,川普签署了贸易备忘录,贸易代表办公室准备在15日内开始征税。


贸易问题旋即也被扩大为政治问题,川普没有低调地让《台湾旅行法》自动生效,而是在最后时刻签署这项国会“亲台议员”奋斗了十几年的法律,其内容可以说掏空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当一部分实质内容。南天王“花妈”陈菊在法律生效的第二天就抵达肯尼迪机场“巧遇”美国亚太事务的高级别官员。国内民族主义的情绪迅速反弹。


但是在两会收官的当口,中国能做的不多。甚至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反应有点弱软。央行,总理在闭幕记者会上调门很低,之后在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很低,即将卸任的人民币先生“周小川”的调门也很低


商务部的反制措施和川普的贸易备忘录严重不对等。直到24号,姆努钦和刘鹤通电话,虽然中方媒体的报道是我们义正词严,但是美国传来的消息是已经在谈论姆努钦一周之前写信提出的清单:


“包括降低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的关税,增加中国对美国半导体的购买,以及扩大美国企业对中国金融业的准入。”


截至这个时间,看起来好像川普的贸易战组合拳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一种大胆地假设是,在中国经济和贸易谈判新团队没有完全亮相的时候,很难做出有实质性的应对措施。原来负责贸易谈判的副总理已经到政协履职,但是人大尚未闭幕。


到了闭幕的时候,刚刚完成宪法宣誓的前副总理直接找到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副总理。没人知道他们交流了什么。央行的双首长制是新团队仍然在磨合组建的另外一个标志。


三天的慌乱之后,中国开始反击了,商务部就取消了一系列美国产品的税收优惠征求意见,并且放出还有第二期,第三期的风。27号,中国的反击扩大为政治军事的全面行动,朝鲜列车抵达北京的消息在流传,解放军40艘军舰在南海一字长龙训练。


维护南海主权和自由航行论针锋相对,朝鲜牌抵消台湾牌,对美强硬的姿态迅速形成。同时,“改革派”也从低调中苏醒过来,易纲像曾经的总理副总理一样,开始讲美国人听得懂的故事,“中美夫妻论”,“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地方保护主义是我们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


一天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产品清单的公示天数将从30天延长至60天,6月份之前不会对中国相关产品进行增收关税,中美之间有希望通过谈判来避免此次关税大战,“但要把中美经贸关系带到一个好的地方将需要几年时间”。


至此为止,中美贸易谈判彻底告别了闪电战,重新回到正常博弈的轨道。


从川普签署贸易备忘录到今天恰好九日,39年前邓小平同志访美也是九日,那个旋风九日让中美两国认识到两个大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战略意义,这个旋风九日让中美两国重温了处理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的战术原则。


就是基辛格讲过的那段话,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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