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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义诗论(5)

2017-11-27 陈仲义 星期一诗社

目录:

现代诗接受之“难受” 

新诗普及教育的软肋及改善策略

再开一家诗的“红灯区”?

杜甫的“介入性”与诗歌“海绵体”

好诗的接受品质及其“附加值”

私密与公共:现代诗语之纠结




现代诗接受之“难受”

陈仲义


  新诗的前沿地段——其先锋、尖端部位,我们称之为现代诗。现代诗较之其他现代文类,尤显得神奇飘渺,高深莫测。虽篇幅短小、结构简括,在受众那里却无时不出现“说不清,理还乱”的种种疑惑。许多事实表明,现代诗的接受充满“风险”,细心加以整理,可能有以下六大接受难受点或瓶颈。


  1.接受准入:须反复“把玩”。这是现代诗接受的第一道门槛,表面看门槛很简单,数行数十个字,但玄关背后,现代诗就宿命地在懂与不懂、隔与不隔、明白与晦涩之间兜圈子,仿佛千年魔障,难以化解。为破解难题,好在古人很早就拿出方案,既科学又贴心地把诗歌分为三大类“可解、不必解、不可解”(《四溟诗话》),真乃大大的智慧。于是,吞服定心丸的人们获得了告慰:现代诗,同样允许有“三分之二”的“隔绝”状和“幽闭”状,不宜用是否“读懂”来做为现代诗接受的准绳。保留现代诗“难受”的“不懂性”,应该是现代诗得以生长的一份自在?

  国外有人统计,诗最好的接受行数为12行——它适合视觉感官在单位时间的舒适度。爱伦·坡曾说过,好诗都是短的:“由于心理的规律,一切刺激都是短暂的。一首诗必须刺激,才配称为一首诗,而刺激的程度,在任何长篇的制作里,是难以持久的。至多经过半小时,刺激的程度就松弛——衰竭——相反的现象跟着出现——于是这首诗,在效果和事实上,都不再是诗了。”因而要取得接受的较好效益,不能忽略反复性的诵读“安排”与“把玩”,因为它“预置”了太多的机关。不是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古人非常质朴地道出了这方面的经验。

  美国现代诗人巴巴拉·赫斯也说过:“诗的伟大奇妙之一便是:它小小的篇幅,它所占的短短时间——仅仅四五行的一段——却能拥有如此漫长的生活,却能拥有实际上需要若干岁月才能结束的故事。”要想在短时间内穿越漫长的时空故事,唯有多次往返摩挲,才可能度过接受的第一道关口。


  2.接受走势:“奇异的吸引子”。有论者从新兴的混沌学科借鉴到某些合理质素,引入到“混沌阅读”学中,其中涉及到一种“奇异的吸引子”,左右着人们的阅读行为。笔者愿意将这种具有引领性的东西视为阅读接受“趣味”。

  一般来说,在“奇异的吸引子”——阅读趣味的牵扯下,现代诗的阅读接受通常会展开两种走势:一是高度集中的“顺看”。诗不同于其他文类的最突出的外在形式是分行,分行排列这一先期的“刺眼”形式, 首先把阅读胃口吊了起来,并给出警示——虽然同其他文字的阅读顺序毫无二致,依然沿着横向水平做历时性运动,但因其形式独特, 你必须高度凝神、静心、专注,甚至调度全身心感觉全方位投入,否则,你会在每一小步的前移中滑倒。

  二是随意“插看”。许多时候是随便瞄上一眼(一瞥、一眯、一眨) ,漫不经心,信马由缰。 岂知遭遇是一个词(第一次见到)、或一个“诗想”(完全陌生)、或一行细节(超常触动)、或半条“病句”(百思不解)。恍若微不足道、却又如冰凉的水滴,在记忆的溶洞倏忽“滴答”你、警醒你,让你改变原来的随意、轻慢,重新回过头来,步入正规的开始。瞬间的揪心力量,何妨不是一种“奇异的吸引子”,伴随着或“ 19 78721 19 15262 0 0 1282 0 0:01:01 0:00:11 0:00:50 2796入为主”或“随意倒插”或“意外领先”或“半途闯入”,现代诗的阅读接受平添了几分扑朔迷离?


  3.接收“光谱”:空白与沉默。与小说、散文、戏剧接受相比,现代诗因自身断裂、跳脱、落差,让沉默空白潜行密布,蕴涵了多少机密;有人称“这道诗歌地板上的裂隙”是诗歌之所以持久迷人吸引力的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在这道“裂隙”中到底藏有什么秘密——我们的未知越多,也越绽放了诗歌的永恒力量。换句话说,现代诗语境、文本的意义结构以及文本间的关系,最大特点就是一直存在空白、沉默状——阅读接受的开关就是如何唤醒它。

   明末钟惺在《诗归序》中曾形象描绘接受的“神遇”。先是待访情形:“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廖廓之外。接着概括三种类型“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最后描写最佳状态:“仓卒中,古今人我,心目为之一易,而茫无所止者,其何故也?正吾与古人之精神,远近前后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年止者也。”这里所描绘的“远近前后于此中”,正是接受者与诗作者精神相遇的高度迎和,如瞬间电光石火般照耀。

  但对于现代诗来讲,它的接受更明显带有浓厚的、晦暗的疑虑性。因为到处是空白与沉默之境。一般而言,文本的空白、沉默与裂隙越多,接受的“咀嚼”频率越密,接受的往返次数就越多。如若“被理解”的阈限超出一般平均值,接受就容易受阻、关闭。也就是说,过多的空白与沉默会造成“不懂”,所以一开始,有必要在接受心理上打一剂预防针——储备某种“反懂”性——读现代诗不一定要弄个彻底明白;现代诗的魅力恰恰是潜伏在那些空白沉默处,接受的价值也就在那些似懂非懂之间?


  4.接受“三坎”:阐释不足、阐释漠视、阐释过度。接受的高级阶段是阐释。阐释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追寻作者原意,把寻找那个唯一正确的解释视为阐释最终目标,二因自己的才识学养有限,阐释停留在浅层次,造成了严重扭曲。(如英国汉学家韦利曾把李白看成酒鬼,最后得出因酗酒而未能仕途的重要原因,殊不知中国的酒文化特点——酒往往成为诗歌创作的灵感泉源,其结论显出阐释的轻浅和某种幼稚)。

  阐释漠视是指阐释主体基本无视文本的存在,即堵住“听取文本言说的耳朵”,只管自说自话,自以为是(就像《韩非子》里那个丢斧者,以自己主观的“疑神疑鬼”作为评判对象的依据),势必造成阐释的隔膜。

  阐释不足与阐释隔膜是比较容易看出来且加以纠正,阐释过度就难说了。《圣经》充满汗牛充栋的阐释、后人读荷马像走马灯、中国古代对五经笺注的连篇累牍,存在过度之嫌吗? 因为对象实在太丰富了,现代诗难以避免过度阐释。许多时候,是阐释权力过分膨胀而导致无节制。过度阐释使诗文本意义朝向无休止的飘流及繁衍,无限衍义又使文本陷于虚无。

  具体体现在“过劳”性地挖掘词句背后的各种文化、政治、社会、道德、宗教、语言、心理意义,把“我注六经”推行到极致,根本不管伽达默尔“艺术作品尽管在其表现中可能发生那样多的改变和变形,但它仍然是自身”的守则。问题的复杂性再次提了出来:现代诗的阐释有没有边界?如果有,那么阐释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5.接受“瓶颈”:难以言说。古希腊哲学家高尔吉亚曾提出了三个著名的不可知论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即使有物存在,你也不可知;第三,即使你知道,你也无法告诉他人。将此命题转换到诗学接受领域,诗的“不可知”可表述为:你无法理解到的原意;即使理解了,你也无法说或很难说出来。

  由于诗本身的神秘、多解、歧义,的确许多时候是不可言说的。(即使多次经验也不明自证,许多时候人处于世界与语言边界,只得沉默)。表面是懂与不懂、晦涩与明白在打架,内里是理解、阐释的差异,是如何“呈现”“显明”“敞亮”的沟通。一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形象地道出那种欲得、不得、难得的言说状态,所以古人反复声明:“诗极难卒说”。

  事实也证明,诗歌中的许多微妙、神秘、无解部分是无法转述的,无法转述是诗的最大机密与魅力。换句话说,转述越少的那部分,诗的意蕴、意味越浓。因此在接受过程中,一部分人坚持“谢绝”阐释,反对阐释,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浮现出来了:无法言说,又需要言说。


  6.接收“再造”:“不通”之通。现代诗因各种“不便”会产生许多不通的地方,包括逻辑不通、情景不通、常理不通、词语不通。不通是现代诗文本又一个显著特点。解开不通设置的种种谜面,正是阅读出发的地方。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可在《开放的作品》中也认为,诗是无限阐释的符号体系,“即使是已经完成、结构上无懈可击至善至美‘划上句号’的作品,依然处于‘开放’状态,至少人们可以以不通的方式阐释它而不至于损害它的独特性”。因而现代诗对于不通的设置,引发出接受中的二度“发现”,实在太重要了。

  极端的例子是,1971年斯坦利·费什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将一组人名随意写在黑板上,“欺骗”学生说这是一首宗教诗,在他狡黠的诱导下,原来一直在进行宗教阐释训练的学生很快做出反应,居然从这组任意组合的人名排列中阐释出宗教诗含义,与“原诗”风马牛不相及,借此费什发挥道:接受者并不一定将诗,视为代码并将其破译,而是再造诗本身。笔者以为,“再造”本身意味着接受者最大限度打开诗性思维,进行二度、乃至三度创造。

  卞之琳的《断章》堪称新诗历史行数最少,衍生“再造”最多的篇什,围绕着情诗说、哲理说、相对说、装饰说四大类,“天花乱坠”。近年台湾诗人兼诗评家白灵,硬是从传统“四说”的藩篱中突围出来,提出与众不同的“匮乏”说,另辟蹊径。另据他介绍,目前台湾网络上还可搜寻到根据《断章》拍摄的不下10种的 “影像诗”,对《断章》重新进行拆装,组合、演绎。不管是另起炉灶还是藏头去尾,谁是高明的“改编”,谁就能在貌似不通的地方,打开意想不到的暗门、通道。


  百年新诗,在它初始的白话阶段,人们多围绕它的浅显、散漫进行评骘。如今进化到艰涩的现代阶段,则遇到更多隐晦问题。深入本体内里,找找症结,才发觉其实我们所知甚少。或许这一“尤物”潜藏太多秘密,至今依然让我们许多读者感到头痛、难受。




新诗普及教育的软肋及改善策略

陈仲义


  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说过:不管是在人类的开端还是在人类的目的地,诗都是人类的女教师。这个喻指高度肯定诗歌像女教师那样样温婉圣洁,教会人们热爱生活、拥戴生命,提升优雅的精神境界。它与众不同的情感浸润与思维方法,对于滋养性情、砥砺品格,具有其他东西难以替代的作用。尤其是自由开放意识、陌生化语言表达能力,在刺激灵性、开发创造性思维方面,与其他人文学科不可同日而语。


  古诗教育基本上拥有一套稳定的教材、雄厚的师资队伍和被认可的教案、教学手段,并且与受众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对应,而新诗教育却存在许多差距。新诗教育的软肋,主要体现在教材、师资、方法三大方面;尤其是诗教者自身的内在原因,是对于这一“特殊知识”缺乏透彻的认知,过多受制于古今诗歌同一性的牵累。


  穷原竟委,新诗教育机制的缺失和新诗自身问题,掣肘了新诗教育的常态化进行。这种知识化制度引发一系列评价体系、教育理念、大纲规划、课程设计,考试限定等工具目要求及其操作手段等全方位的“缺席”,这就难免把颇具灵性的艺术品类弄得索然无味。而新诗自身长期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包括经典化尚在进行中的不成熟、无法定于一尊的诗美规范、难以取得共识的接受尺度与标准,“先天”不足的阐释理论与解读方法等等,都使得新诗教育与接受处于嗷嗷待哺的阶段。


  一般来说,古诗的教学进行得相当顺利,原因是多年来形成一整套稳定规范;众多公认版本提供确切的注释、解读;经受历史检验的定评,拥有足够的信用支撑,故而讲授起来头头是道,也娓娓动听。然而,面对现代新诗,多数教师(尤其中学),对该文体的形式美学十分陌生,虽有十几年之长的学制却未经特别训练,容易本能地、下意识地将一般文学常识转换为新诗基本常识,照单签收般地推行开来,让耳熟能详的赋比兴涵盖一切。说严重一点,新诗教育质量基本停留在艾青与徐志摩的接受上(最多到海子阶段)。反过来,这种稳重保险的格局也促成施教者惰性。


  症结也不能全怪在教师头上。事实上,新诗发展至今,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可供参酌的教授规范。在放弃字数、平仄、韵脚等限制的新诗,无形中却加大了一种“诸法皆空”的写作策略和“无边无际”的相对主义的接受漫游。由于缺少规范,教授者难免底气不足。对此,有心者尖锐捅破:极为表面的知识,之所以在低水平上重复,与文学理论界、文学批评界没有向语文教学、文学鉴赏教学提供足量的适用的知识,有极大的关系。例如在指导诗歌的阅读方面,教学大纲总是笼统地归结四个步骤:理解、朗诵、默想、回味;更有教材编者不无泄气地说:“对中学生怎样进行初步的文学教育,目前还缺乏比较成熟的经验。”文学尚且如此,新诗就更不用说了。


  近年,国家教育部认识到人文审美教育的缺失,开始将艺术美学列入通识教育的必选,诗歌教育很可能成为其中一个核心课程。这应该是新诗教育一次“鱼腩翻身”。其意义在于,人们终于意识到新诗作为一种现代文化,紧密联系着现代生存状态,是现代性、现代感、现代表达的高级艺术形式。新诗教育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要彰显个体精神意义与价值。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提出对童子要“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当代著名诗人王家新说得更有针对性:“我们可以选择诗歌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因为诗歌才是对心灵的开启,是对人的内在素质的提升,人的自我意识、想象力和创造力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综合近年许多新诗教育的研究意见,我们归纳出关乎新诗教育的改善策略——

  一.新诗教育是个系统工程。这个工程应该实施循序渐进的阶梯作业。笔者欣赏长期来从事新诗教育第一线的林喜杰,她提出四个阶段方案:新诗教育写作重点应该放在小学阶段,指导小学生写童诗;初中重在阅读——加大阅读量和培养初步理解诗歌;高中培养初步的诗歌鉴赏能力;大学设置诗歌选修课。四个环节紧密相扣,每个环节都非常重要——诗歌教育应该是一种立体的展开和实施。


  二.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必须突破固有藩篱,开设新诗写作专业课程,尤其是师范大学,增设培养教师“如何教授新诗”的课程,像开设《教育法》必修课那样“铁打不动”(“中学教师新诗研习坊”已成为香港新诗教育推广方案之一)。如果能进一步推行区分古诗与新诗两套不同教学理念与方法,将是一个大突破。


  三.基于“读同时代的诗”是最基本最切身的文学生态,努力让学生将诗歌作为自己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故而放弃恪守诗歌史与非经典文本不选的陈旧观念,不妨大胆将与青少年体验更具关系的(青春、成长、爱情、理想、励志)文本选入教材,因为来自同时代的资源,更能唤起诗意的共鸣与兴味。


  四.目前课程标准中对新诗教学的要求虽然较此前推进了一大步:反复朗读、分析意象、发挥想像、感受真情、陶冶性情、学写新诗——六种能力培养呈梯度出现了,然而,我们发现还是有许多可改进的地方。比如整个新诗教育应围绕艺术感受力的中心,并且对于艺术感受力培养要做出“实施细则”,提防因惯性再度滑向意识形态化。


  五.注意从“教科书”向“读本”延伸,同时在寓教于乐的基础上配套课外诗歌学习活动。新诗教育是个立体工程,它可延伸到“诗意的栖息”这一生命层面。“延伸读本”在狭义上是大量课外诗歌文本阅读;广义上还少不了配套:如开展朗诵会、赛诗会、研诗会、诗作坊、函授班、诗夏令营、诗旅游、诗踪访,诗漂流、诗接龙、诗剧场、诗卡通等活动。


  六.顺应网络与视觉化的读图时代。当下学习压力很大, 多数中学生依然围着高考指挥棒转,需要缓解。而多媒体迅捷的读图消费,临屏动漫与各类游戏快感,偷袭般充塞学生大脑。对此,诗歌较之流行歌曲、西方大片和电子游戏的重要性和可比性,虽不能同日而语,但注意诗歌接受经由适当的娱乐渠道还是可行的。


  笔者长期从事大学新诗教育,深感整个社会在实用主义主导下,格外推崇科学思维、工具理性,严重忽略了诗性思维与情感思维,而诗性思维与情感思维恰恰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组合部分。因而在新诗教育实践中,笔者特别注意方法论改进——侧重培育诗歌的艺术感受力,力求审美理念与可操作性联袂,普及“特殊知识”与强化训练结合。通过有特色亮点的新诗解读鉴赏,培养学生富于生机的审美情趣。在课程设计方面,做循序渐进开发:如搭配词组训练、通感训练、联想训练、变形变意训练、博喻训练、接龙训练、改写训练、加法训练、减法训练、隐喻训练、构思训练、起承转合训练、语料转换训练、视频成诗训练。采取“机理点拨”——“范例提示”——“强化进入”三步骤。由浅到深,由易到难。分为初、中、高三级阶段。


  最后在行文结束前,再加入个人6条具体建议,聊做参考:

  ——举办以省级中心城市为单位的新诗教育、教学法轮训制,逐级推广开来。

  ——举办新诗夏令营这样高端的知行合一活动,浸润一批骨干、苗子。

  ——开展诗人、诗评人驻校计划,他们的进驻将给新诗教育带来革命性变化。

  ——新诗读与写密切结合,是最有效的普及手段,坚定不移地纳入课程统筹。

  ——借鉴台港经验,加大力度,将新诗资源引入考核题库。

  ——借鉴“新实验”,组织诗人、专家着手编写“新诗训练新手册”。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6,5,20




再开一家诗的“红灯区”?

——印象《颓荡》

陈仲义

 

  赵卫锋传来一本内刊《颓荡》,要我说几句印象。

  好比收到两年前——稚夫主编的《中国性爱诗选》, 洋洋400多页码,甜酸苦辣咸涩腥臭,样样俱全。

  再开一家诗歌的“红灯区”?一家“意淫”的洗浴场?

  想到三百六十五天,七百三十天,天天在千里之外独居的打工者,想到“七年级”的鳏夫,几十年的空巢,就十二万分理解这样的“居所”。

  忽然,被恩格斯狠狠抽了的一记响鞭:“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可是,我们能理解吗?!

  在不理解与不适应的时段,是《下半身》《垃圾派》,用赤裸裸的阳具充当踏板,越过高压区的壕堑、道德的铁蒺藜,做各种强攻、佯攻。

  赤裸裸,嚎叫、呻吟, 一番高潮疲软之后,该换人了,也该换换新花样了。于是更年轻的《颓荡》登场。几年之后,或许变成 “乌什么“荡”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哪。

  似乎比《下半身》《垃圾派》们文明一点,至少不那么粗鄙。反过来没有前辈犀利、见血。但总的精神是:前仆后继。

  诗歌的“红灯区”,闪烁着人类羞涩的三角地带,本能、原欲、冲动、力比多,包括自慰、癫狂、自虐、他虐、偷窥、恋癖……只是冰山的一角。人类的性与情欲的面纱,也只是隔着一层纸。捅破,用湿的指头或针尖。

  红灯区两旁,高挂色情与情色的灯笼。有时左边多一些,有时右边亮一些,更多时候是左右交集。

  进出的镖客或看客,充满痒痒的臆想、幻像,有带童真与处女的本色,有贡献实际操作经验,总体趋势是共赴性感与意淫的盛宴。

  色情与情色,只有一字之差。前者与情爱相等,后者与性欲粘合。色情多属于人的本能原欲,无遮掩的生理需求与活动,注重感官享受,情欲宣泄。 情色多偏向性文化内容,属于性与爱,灵与欲的混搭,充盈性感刺激,更多是性情趣的开发。

  或许,他们更深地进出诱惑、放纵、欢怡与痛感的层面,再把它转换成文本。

  所以,某种意义上,“写诗就是在做爱”。

  欲望与消费同时撑大胃口,我们的胃口有时太大,有时太弱。

  反流、泛酸、无张力蠕动。那是从前遗下的营养性匮缺,外加脆弱的神经官能症?

  伦理的警车总是日夜逡巡,隔着玻璃橱的“模特儿”总是挤眉弄眼,冒犯的底线取决于半掩的窗帘或洞开的门户。

  最好是点到为止,在意与不意之间,在淫与不淫之间,在张与不张之间,在醉与不醉之间。

  如果调情的前戏少了,就丧失某些独特的意味。

  如果不节制的添加, 就会出现滥交的恶果。

  仅仅是文字与符号的“毛片”而已,无需大惊小怪。

  毕竟不如影像直接强烈。间接的触动,过滤了许多生理与心理的“邪念”,最后通向意识深层的后门。

  重新推敲入径,更换门把,祛除锈蚀,刮垢上漆。后门应该变成前门。进出者不再是专用的绿卡。

  关键是能否写出独特的性经验、性体验。

  比如而戈《性压抑之诗 》,写出多种“诠释”,真切、准确“比如一条狗/饥饿的时间长了/一坨屎就成了它的宗教”;

  知名诗人郑小琼虽展示“铁质”精神的另一面肉体——《情欲之歌》,但窃以为不算成功,给人华丽的理念,失之独到的细节而有虚假之嫌。

  笔者可能更看重阿布的短诗《小坏蛋》(三首),好像漫不经心,却举重若经。蓝废废的功力也让笔者有点惊喜,《色情的叙述》用一种摇曳的“词牌”调,在现代与略带点文言味的语法中娓娓道来,标示着一位有潜质的诗写者。

  也不知何种原因,忽然发现少了一个“品种”——少了墓草同学持之以恒的“同志诗”(在这方面,慢了台湾几拍),它需要更大的勇气与冒犯。

  在“温柔敦厚”和“思无邪”的戒律下,类似这样的选本或集结,出现在公共账号上,容易被打入“聚众”贩卖的“黄毒”。

  但随着新一代成长和理念更新,那一大片烂漫的罂粟,经过高人的提纯和转换,未尝不能售出情色情欲的“脑白金”或“维生素”?还有,一些属于纯情趣的“摇头丸”?


  2015.12.25草就




杜甫的“介入性”与诗歌“海绵体”

陈仲义



杜甫对庶民、黎元、百姓的体恤体现了所谓的人民性,用现代话语说含纳了诸如忧患意识、悲悯意识、正义感、同情心、人性关怀等等。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介入性”(始作俑者萨特?),转换为当下话语议题不外是关心民瘼、心系草根、为民请愿、呼唤公理。


青少年时期,他的功名进退与报效家国可能与其他诗人区别不是很大,但四十岁之后,挫折苦难、穷困潦倒,经过自我磨砺、道德自觉,终成非常宝贵的一份文化遗产。我们不能苛求他的历史局限性(如忠于“煌煌太宗业”“致君尧舜上”),我们承传的是那个巨大文化符号下的诗歌精神与诗歌品质。


杜甫的文化遗产还有两个亮点,一是无论在内心的自我挖掘还是在反映客观现实,都达到空前丰富的程度:抒情、记事、写景、咏物,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思想艺术都高度平衡(《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二是在个人伦理情操上诗品与人品也达到高度统一。因此杜甫的遗产和屈原一样,是中国诗人最具号召力的。


不幸的是前年三月底,网上疯搞杜甫,多数人反感,但只要换个角度解读,我们就能够从中体会到其人民性、介入性在当下的巧妙“利用”,某种程度是一种“借尸还魂”,这种带有现代调侃的“还魂”:杜甫很忙——忙于拆迁土地、忙于矿难处理、忙于抑制物价、忙于教育收费、忙于奶粉下架、忙于追查逃犯……杜甫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救火”行动,充分反映在他身上既寄托了民众的意愿,又影射了当下“治理”的缺位。


这种历史的、反讽性回响,恰恰证明所谓的人民性介入性(或干预性)非但不过时,而且“长生不老”。所以诗人郎毛在中《人民啊人民》)感慨:杜甫就这样一天天长大/远行/把我们留在遥远的古代/寂寞,而又荒凉。”一方面是我们道德滑坡、价值失范,无所依傍,贫瘠失血,我们还真不如古人呢;另一方面,尽管时代发生了巨变,我们的一些做法(如人治、酷吏)还带有封建专制的影子,值得鉴照。




从杜甫身上沿袭下来的“介入”性,以现代的眼光打量,介入性所体现的诗歌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大抵涉及到四个层面:历史、时代、社会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诗歌与公共性也处于四种关系状态:重叠关系(完全合一,如镜子般“一对一”的单向反映关系);对称关系(部分交叉重叠,属于一种对应的状态);混杂关系(不分彼此,属于化学反应式的溶化、溶解状态);平行关系(互不相干的隔绝、隔离状态)。


四种状态都保持着一种张力关系。通常情况下,当时代的强音席卷一切,诗歌作为人类义不容辞的战鼓、号角首当其冲,不可阻挡;当社会的动荡、变革上升为主潮和人心向背,诗歌不可能流连于花前月下而不变身为旗帜、炸弹;现实的巨大苦难、灾难,需要寻求精神助力,诗歌作为神祗的宣喻、疗救与慰藉,当仁不让;而一旦日常生活覆盖大部分领域,诗歌关注自我心灵的秘密颤动,也成了无可厚非的常识。


前年获柔刚诗奖的白桦《从秋瑾到林昭》,沈苇的《安魂曲》,都以对当代生活介入的擅胜为优质文本,前者是对专制残余的有力控诉,后者是对民族和解的有益对话。最近流行的海啸体(其实是手机短信体)《可爱的中国》充满民生关怀,都是以直接的介入方式干预生活。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更多间接的、隐匿性的介入方式。它们倚重美学,淡化赤裸的意识形态,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八十年代年梁小斌曾讲过一段话: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意义也是重大的(大意)。这句话当年引起极大震动,在主旋律占绝对上风的情况下遭到许多人反对。这句话实质上提出了如何处理重题材与轻题材、个人与时代、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如何艺术地处理介入问题。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老问题(当然不是原地踏步)——也是再一次对放弃“写什么”而转为专注“怎么写”的肯定。 


怎么把《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处理成与时代、历史、社会有关联呢。过去可能直接咏叹、呐喊、愤怒、控诉,现代可能委婉曲折多了。


如果我来处理,我可能调动一次文革经历,将蓝手绢喻指为一个老教师的坠楼,由此追问文革的暴力。二是尽管篮手绢的飘落轨迹,呈现上下飘摇、左右起伏、迂回曲折的缓慢行程,但我可能通过幻觉将它处理成一次自由落体运动,作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轨迹的写照。三,我可以把篮手绢处理成初恋的信物,一开始虽进入私密领域,但又迅速地出乎其外——比如将手绢沾点“血统论”之类的泪痕渍迹,不也可以从个人的隐秘私情迅速提领到公共领域吗?


这条轻飘飘的蓝手绢,对于多年不写诗的我,尚可引发上述众多与公共性有关的构想、臆想,那么对于泉思如涌的诗人们,自不在话下。我的意思是,一条小小的手绢,一件微不足道的物品,一个不经意间的细节,只要听从内心召唤,结合个人的经验体验,必定会在诗人视野、胸襟、眼光、修为、语言个性的综合合力下,焕发出远比纯私人化丰富多的光彩,或者直接出示、或者含沙映射、或者讳莫如深。毫不夸张地说,纤细的蓝手绢完全可以见缝插针般进入任何角落、进入任何公共事件、共领域,蓝手绢的私密性瞬间可以转移为族谱上的一份刀光剑影、地域版图上的一次气壮山河、晴雨表上的一回轻轻波动,问题取决于于你是如何“诗想”。


比如对于有苦难情结的朵渔来说, 他可能会处理成:“今晚,放飞这条蓝色的手绢,是轻浮的”—— 这与他一贯坚持诗歌的社会伦理学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梁小斌,他会不会重返当年的童真:“妈妈,我要用蓝色的手绢,擦拭雪白的墙”——在日常生活细节中,他曾经非常虔诚地维系某种神性关怀;


黄礼孩,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猜想他多半会把蓝手绢当作飞翔的安琪儿,从旷远的天边发出幽幽的蓝光,一种祝福的烛光;



而叶舟会豪迈地唱起:“我的蓝手绢、我的羊皮筏”——蓝手绢变成一只羊皮筏,载着黄河、载着甘南草原和羊群,薄薄的丝织品顿时有了历史的厚重;


蓝手绢在西川的词典里,是与致敬、厄运、鹰的对视、与白天鹅、蝙蝠、博物馆、避雷针同等分量;蓝手绢在梦亦非的长诗《苍凉归途》是否可以、处理成类似神话中的铜鼓、图腾,或洪水、灾难的象征?


我这样凭空抓瞎,主要为说明,诗歌通往公共领域的空间无比宽广,公共领域与诗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的介入、传达方式千姿百态。任何细微的东西,都是公共领域发言的契机。重要的不是“是”,而是“何以是”。 从写作学角度说,写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究竟写出了什么。


再比如现在我手边这只茶杯碎了,与汶川大地震那座六层楼的坍塌相比,简直轻若鸿毛,微不足道。100个人趋之若鹜地来写大楼的倒塌,可能没有一首是出众的,但偏偏有一个人处理手上的碎玻璃杯,能直抵灵魂里的穿刺、滴血,他能从尖利、棱角、迸裂、散光中窥见出时代与生活的某些碎影,你能说它重量小于六层钢筋混凝土吗?关键还在于,你在渺小的对象上能否挖掘到与你心灵存在的某一深刻的契合点。 


我的意思是,任何不起眼的题材、哪怕小不丁点的语词、平凡得不能平凡的语象,遗失的细节,在通向公共领域的“介入”道口上,是不应该存在任何隔绝的。只要有公共意识、担待责任和慧心,再陌生和遥远的事物,也会乖乖成为诗人笔下被调谴的“锡兵”,完成一次次英勇的生活进行曲。




所以不能狭隘理解介入性,以为只有直接、强烈、对称、即时即刻,才是它的“本分”。


古代由于诗文化太发达,诗歌充当奏折、告示、通讯的不在少数。“兴观群怨”的巨大社会功能主要由诗歌一手包揽。现代则大不一样了。所谓介入性其实已经由其他文体分担:新闻、报道、纪实、报告文学、杂文、评论,以及相应直观图片、影像,它们的属性远比诗歌来得直接、直观、犀利。


但并不是说,诗歌的介入性就可以彻底交班了,诗歌依然存在在公共领域如何“发声”的问题:如何掌控音量、如何调节音质、如何“伪装”音色。


现在,我们转换一个新角度来看介入性。现代意义的介入性,本质上是如何处理词与物的关系,即及物与不及物的关系。众所周知,词的诗意放大便成诗文本,物的扩大便是大千世界。假如把放大的词——诗文本,再次比喻为杯子,其难度就有如缪斯命令我们,用最小的篇幅去装载最多的内容,即用最少的容积去装载最大的世界。毫无疑问,初学者的杯子(文本)只装半瓶水,小诗人的杯子可以倒进两桶水,优秀的诗人装得上蓄水池、游泳池,而大诗人杜甫装下黄河长江,还绰绰有余。


若果杯子是瓷、玻璃、不锈钢做成的,因缺乏弹性、没有伸缩度,死守“机械反映论”观念,恐怕只能按常规装上“一对一”的水。勇敢一点智慧一点的,比如采用氢气球这样富有弹性的容器,但要冒着巨大的薄壁易破的风险。若果改用橡皮、硅胶、甚至纳米技术,容量肯定大大扩充。


但若果再改用海绵体材质——用海绵体本身“取代”容器——制造出“没有空间的杯子”,使得海绵体容器,拥有超强的吸附性,几乎可以吸附任何的水分子,那么情况可能就大大改观了。这样的海绵体,既可以吸附斯德哥尔摩的月光(李笠)、阿姆斯特丹屋顶上的蜗牛(多多)、鄂尔多斯风暴(沈苇)、 “泥泞中的雪”(王家新),也可以吸附桑克的“屎壳郎”、尔雅的“合唱团的蚂蚁”。


有没有这样一种海绵体诗歌呢?

首先得确立一种类似海绵体的写作主体性。

让我们尝试一种海绵体诗歌。


原载《光明日报》2015.8.31




好诗的接受品质及其“附加值”

——“余秀华热”触探

陈仲义




2015年应是中国诗歌的接受年?多数受众对余秀华诗歌报以点赞,其中也夹杂反对、批评、不屑与质疑。即便徐敬亚在肯定“余热”的同时,也警告说:网络上的诗,会有一首接一首的热度诗被人们关注,而最优秀的超越时代的诗,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悲哀的潜伏者,等待后世的发现。但是,这一次的“热度”不同。不同于此前的“梨花体”“乌青体”,在于前者的“废话”流布,经由网络恶意“起哄”形成闹剧性狂欢,而后者的文本经得住一番推敲与检验。接受的重要征象是,不少诗歌从业者认真地卷了进去,对诗歌各种基本问题再次发声。


先看看三位有代表性的说法。


“始作俑者”之一沈睿,出于女权与女性的高度敏识,在阅读1百多首余诗后,激动不已地高调力挺,“语言的流星雨,灿烂得你目瞪口呆,感情的深度打中你,让你的心疼痛”“犹如横空出世般喷发,诗坛为之振聋发聩,横扫了当代酸腐文人的无病呻吟。”意犹未尽,比较文学博士做出大胆类比,称余秀华为中国的迪金森。两者未尝不能比较:同一性别、同是疾患、同为“封闭”、同被“埋没”。然而,最大的不同是,迪金森经历了足足七十年的经典化过程,经历了时空、地缘、公众的反复推敲,得以确立世界级标高,而余秀华,才刚刚开始。


奇怪的倒是沈浩波,作为肉身化写作的带头人,对于同道或相近维度的写作者本应出于本能同情,多点鼓励,却做出“写得并不好”的断言,其逻辑是建立在诗人许立志的主动死亡——用这把“至高无上”的标杆,来“压低”处于生存被动、挣扎的余秀华,从而得出余作是“苦难熬成的心灵鸡汤”,岂不有失准头?


或许是因为沈浩波一向对“直接性抒情”十分感冒,但也不能因一己好恶,据此来否定诗歌的其他方式,况且人家余秀华写得不错。所谓“直接性抒情”与“白描”、也与沈浩波自诩的“冷抒情”,作为诗歌方式并没什么绝对的优劣之分,关键是有没有写好。比如像下面要分析的“睡你”,单挑一对一,比《一把好乳》写得要好。


臧棣发表了不乏深刻的意见,肯定余秀华“奇特的领悟能力”“伸张了一种沉睡的生命权力”“直接把语言当做身体”,在这些很到位的褒扬中也露出某些“扞格”:“倒不一定她的诗写得有多好……”这些保留意见都很正常,费解的是臧棣再次把北岛扯了进来,三次斩钉截铁做出全称判断:“余秀华比北岛写得好”。北岛与余秀华有可比性吗?性别不同、时段不同、方式不同、风格不同——却硬生生地“逮住机会”捆绑在一起。说得通吗?




所有笼统的争论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得回到文本品质的“廓清”与辨析上。下面以饱受争议的“睡你”为例,看看余够得上何等档次。《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

  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

  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

  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

  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

  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

  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

  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

  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

  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

  而它们

  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反对者批判它是“荡妇体”,可能被表面用词蛊惑了,尤其是“睡你”贯穿全篇,乍看淫荡、色情、有些味道不对。其实,透过情欲宣泄的表面,可以摸索到内里暗藏的杀机。内涵深处,潜伏着个人生命权力,在时代“交易”的舞台,以一个鲜明的道德败坏的代言词“睡你”,向(男权)权力主义实施了一次“愤青”式反扑。且夹带着一点戏谑、反讽。


35年前,朦胧的舒婷喊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是对人性觉醒的一次吁求。几年之后,伊蕾用十四个排比句《你为什么不来与我同居》,突出女性的“自主”,而今天余秀华公开宣声“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平权”的呼告显示更为彻底的反叛。

向往的爱情无法抚平肉欲的骚动,精神的疼痛难以保持隐忍的极限。对残疾者而言,会有一种周期性的爆发与释放,而诗写成为一个高贵的出口。


余秀华用肉身化语言打造一条不乏“冒犯”“作践”却是本真的通道。

全诗虚拟为一种理直气壮的“私奔”情景,既是感性的火燎火辣的“偷情”式倾泻, 也是形而上的女性“分权”呐喊。在主人翁身上,相信并没有实质发生的性事,“但在心里啊,却经历过一整个过程。”,这种“意淫”,在正常人身上时有发生,转换为艺术文本之时常推向决绝之诗,天经地义,顺理成章。


“没有情欲的生命,该是一种怎样的荒凉和贫乏。”余秀华涉及到情欲表现,除了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深入内心的“难以启齿”的隐秘,(包括那些在诗歌世界中呼唤的“亦”们、“蔡”们)我们能从她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时代的印痕,如何形成场域的拉力,去遏制她在幽闭中的“困兽犹斗”。

作为被囚禁的一员,她尤要忍受道德与舆论的枪林弹雨,也最容易被“中枪”,一如“荡妇体”的误伤,包括来自此前领头羊沈浩波的误伤:“在这首诗中显得很无聊,甚至给我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睡你”和“被你睡”的强调,有股子庸俗的劲儿”。是这样吗?


“睡你”是全篇的核心与关键词,作为“定音号”统领全诗。全诗也不是直接性做一竿子插到底的呼喊,而有一波三折的过程。首先是用三个否定之否定(无非……无非……),肯定睡与不睡的同一性,提升了主旨题意,“其实—无非”的句式,其实还隐含思辨的色彩。继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恐怖场景:火山,河流,政治犯、流民,枪口下的麋鹿和丹顶鹤、灾难、死亡、黑夜……夸张的大词,渲染一个无所不在的“牢房”,可见冲破的阻力与难度有多大。但是,她拥有一种更强大、更决绝的蛮劲——“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有这么一个精神支点,使得她可以义不容辞,赴汤蹈火。结尾时,也不是一味高八度,而是来个小小的拐弯——当然“也会误入歧途”(蝴蝶带入歧途、赞美当成春天、横店当成故乡),或许在思想的诱惑、情欲的欺瞒、欲望的迷失中有所差池,但这一切,都是来自内心那最忠实的呼唤,义无反顾、一决雌雄。甚或不惮使出桀骜不驯、反其道而行之的“报复性”。


“荡妇体”太标签,色情诗太“卫道”,潜意识里的抗争一旦变成“惊世骇俗”的文本,一定有它“出土”的成因。重要的是,大量类似这样的诗作站得住脚吗?值不值得信赖?笔者在阅读三十首左右之后,愿意做出如下肯定:


——情感是人类最大的文库,一个好诗人在情感层面上,能把命运、痛楚、哀伤、欢娱、憧憬表现到一定极致,这是他的深刻所在。女诗人的极端,少数时候是以野性、裸裎,甚而“疯癫”,把对象推到极化之维,做出激烈、浓烈、爆裂的抵达,更多时候还是用微醺、微醉的冥想,碰触心灵深处的涟漪——两者,都是至情至性的表达。率性,可以直入毛孔的颤抖;贴身,可以领会喘息的粗细。而所谓“直接的抒情”,因为真切到这样的程度“我爱我身体里块块锈斑胜过爱你”“我爱,从你的后脑勺/看过去几根白发里的光芒”,即便在类似众多的反复使用中,也无需担心矫情的嫌疑,有时还出色地减弱为更为成熟的 “冷抒情”,


例如那一场家暴:“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这,是不是又前进了一步?其实,更有大量委婉细致的情感传递被人忽略了:“这锈迹堆积的铁轨许久不通车了/一段铁轨安全得/让人心碎”。这种情感的颤栗性,没有经历生死浮沉,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诗性思维上的灵动,来自直觉与观察的高度适配,更是感觉与想象的有机化合。余秀华摇晃于自然农耕语象,轻盈化解人、事、物间的钮结,轻松打开那些关联或不关联的纽结,不论是感觉麻雀的脚印,“这些小到刚刚心碎的羞涩”,还是想象“酿一坛酒/埋在你的布鞋里/让你随时踩到家乡的秋风”,都让人由衷信服诗的美妙质地,不是随便可以混淆的。


思维上的“脱靶”、“短路”,不合常理,往往带来意外的震荡。适度的延时或者切断,流水般的镜头感推送,在短暂的间隙留下回味,不像当下,满眼净是蛛网线路、鱼骨线路,纵横交错,艰涩得过于艰涩。读这样的句子“突然爱上自己小小的脚丫,它包庇了一个个坏天气”,平添了几多狡黠、机警,你对这样的诗性思维必定大大产生好感。


——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的确人们容易苛责余秀华缺乏历史深度的掘进,显得贫血,也欠缺广阔性。其实,她只要在巴掌大的横店惨淡经营,通过针扎般的穴位放射,将余氏的“这一个”人生“镜像”擦拭得格外明亮、耀眼,就够了。你不能要求一个跳高运动员必须包揽十项全能。生存、厄运、磨难,都可以在一滴水里找到反光。


何况长期困顿、抑闭体验的积累,偶尔也能冒出这样普遍的哲思:“一个人身上是层层叠叠的死亡和重生”。对于女性诗人的软肋来说,感性与智性在交融中适当倾斜前者,更符合性别特点和优势,像逆向思维的《雅安,与我有什么关系》、“侧喻”思维的《一把没有子弹的枪》,以及《一只乌鸦正从身体里飞出》,都显示某种活络。当不够丰富的思维范式开始被相近、相似的倾诉方式所累,余秀华才会遇到自己的瓶颈。当思想的凝重、深度、力度被新的追求、新的要求所期盼,余秀华才真的面对如何破解难关。

 

——语言散发着一种醇度,不是人为勾兑、掺杂太多异质的那种辣喉,而是入口可供生津的香槟。语感流畅婉转、语词自然抱朴,属于“天生丽质”的类型。能够感觉是顺手拈来的平易,语象简单,但不是简陋,语调单纯,但不缺涵咏,有野生、 灵异成分,也有修辞机巧。


笔者更喜欢那些尖新的部分:如“爬满虱子的白月光”,一次贴近事景却意外的搭配,就出落为一条闪光的标题。“亲爱的,你要把钥匙捏出潮汐”,通过手部一个动作“捏”字,再通过潮湿手汗扩为潮汐,轻松完成一次陌生化的“私奔”。普遍语境是“一个执意让身体长草的人/把虫鸣含在嘴里”——清澈、透明,沾满芙蓉的露水,不同于当下许多粗糙与生硬。


所有人都知道,好诗是用生命、泪水、疼痛去结晶的。生命体验的本真、自然质朴,经过语感的催化,外化为纸上的分行建筑。她的一些诗作具备好诗的基本质素,具备迅速进入“召唤结构”的响应条件(只差导火线)。她的特殊遭际缩小文本生成与接受的落差,她的传达方式容易让“情性美学”或“情灵美学”(自撰),迅速抵达接受心理中的“动容”部位。


与其他文本相比较,最大不同可能是,其他作者呈现时似乎总隔着一层衣服或一层薄纱,而她是身体、语言、语感,连同修辞瞬间性“闪出”,其文本是完全与泥土、狗吠、心悸、厚厚的雪被粘连在一起的。反观许多作者的文本是编出来,凑出来,刻出来。余秀华不是,如泉眼般自然涌冒出来,我愿意把这一难得的喷发看成一种“造化”。


从接受美学角度上考量,感动、打动人是接受的基础与前提。简单地把“感动”看成大众接受的初级标签是错误的。深究下去,“感动”这一大萝筐,还可承载——像微微的触动、深深的震动、激烈的撼动、持续的波动、暗暗的挑动、莫名的颤动、意外的惊动,诸如此类的“心动”。感动既有表层与深层、肤浅与深刻之分,也有形态、层级的细微之分。


换句话说,悄然心动或怦然心动,所带来的温暖、澄明、抚慰、照亮,是好诗接受的一般“体征”,正是余秀华诗歌的基本盘面,呈现出诗歌基本品质与质素,酿成的总体“感动”效应,符合接受的审美尺度与需求,她最终才得以自己的先天“短板”,反倒收获一场诗歌的“嘉华”。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诗歌文本背后,驮上了太多沉重的“附加值”(地位、权力、光环、资本、乃至某一类器官),其中死亡是最大的附加值,尤其是非正常死亡,它鼓舞人们在彼岸供奉更接近完美的祭品。

在轰动效应后面,“脑瘫”是不是起到某种关键作用?脑瘫是指非进行性脑损伤所致的中枢神经障碍综合征。病历卡与二级残疾证,证实病患的确凿性,连余秀华本人也不否认,她甚至对自己的缺陷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坦然。脑瘫就是脑瘫,承认与不承认都是客观事实,没有什么可以害怕侮辱、污蔑、歧视之类的说项。问题是,如同死亡给诗人与文本带来巨大的增值那样,一切关注的力量都抓住这一变劣为优的“资本”(从励志、从不幸、从苦难、从亲情、从婚姻)层层加码,反倒忘了最重要的诗人身份与文本本身。而如果真正关注脑瘫,不妨探触一下残疾与创作的复杂关联。


网上披露的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女诗人在曾经活跃过、也曾因“出言不逊”被禁言半年处分的中国诗歌流派网上,贴出咒骂一位提携过她的论坛主编、花甲老诗人的“狗日诗”,【1】(排除对体制“王法”同音的借用),皆是不堪入目的粗话。二是女诗人对长达“七年之痒”帮助过她的荆门晚报副刊部副主任发难,充满“言之凿凿”的血泪控诉。【2】联系报道提到的女诗人生活中“脾气不好、骂人、粗鲁”,联系她在湖南文艺版的自序里说“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我没有理由完全脱离它的劣根性。”以及她的自我评价“性格不好,像魔鬼。”实在有必要在她的诗歌发生学里——具有统摄指挥中心的脑残部位——略做些正负两面的辨析。


人的大脑至今还是一个“黑箱”, 一千亿个神经元和一百万亿个连接的“突触”,组成宇宙间最精密复杂的结构。因为窒息缺氧损害某一部分,会带来巨大不幸,然而上帝同时打开另一扇窗——强大的补偿机制,在千万分之一的概率中选中了他(她),奇迹得以降临:那些萎缩、残缺,判处死刑的功能,经由幸运之手竣疏、打通,矫正,不仅恢复常态,而且超常运转,否则,何以解释无望的毁灭之际,世界上还能出现在计算、记忆、作曲、绘画、指挥、象围棋等诸领域出现的“特异功能”——极少数、极罕见的无师自通的天才?(差两三档的称为天赋、天分吧?)


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说话嗫嚅、写字颤抖的农妇,拿出一些惊艳之作,不能说没有一点天赋、天分成因。我们无法窥视大脑皮质2毫米以下的秘密,无法读懂上帝掷出骰子在左半脑的语言区域划出什么弧线,更无法领悟颞叶与海马回的兴奋点,在无尽的暗夜里如何“闪烁”,但相信人类先贤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某些结论,如柏拉图认为:“没有某种一定的疯癫,就成不了诗人。”【3】叔本华也认为:“天才的性能和疯癫有着相互为邻的一条边界,甚至相互交错。”【4】雅克·马利坦甚至合法化:“诗人完全属于非理性”, “诗以快活的自然的天才要求于诗人。或以疯狂的气质要求于他。”【5】所以世界诗坛上广泛流传的名言是“诗人是半个疯子”。这是基于诗歌写作是人类高级的精神活动,瞬间爆发的能量因高度敏感又高度脆弱,神经系统很容易出现“错位”。


无须讳言,严重伤疾造成的心理障碍,是无法绕过的。根据常识,不难推断女诗人纠结于自卑心理的永在折磨。也不难理解强烈的自卑,反弹出强烈挣脱的桀傲心理,两者相互对抗、又相互和解,但是一旦出现失衡,麻烦就来了:


可能会表现出某种“臆想症”,比如渴望爱情,却因他人多一点关爱,而误为“真实的存在”和“必定的发生”;可能表现为“致幻”——蛛丝马迹的放大,由无端猜忌渲染为无中生有的“损害”;可能会表现出“强迫症”——过分的偏执,导致不同寻常的“一意孤行”或“孤注一掷”;也可能出现某种“癫狂”——体征为冒犯常规伦理的非人言辞、乖戾作践的古怪行径(自杀倾向、自虐、他虐倾向)。


如果事态朝严重方向发展,刺激超出可控阈限,本我的劣根加上自我的黑暗,大于超我的自律,那么那些个泼妇骂街、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就不可避免。自然,也不可避免给美丽的《云端呓语》(余的博客名)泼上污水。


超常的灵异能力、旺盛不息的创生能力,与极度敏感,脆弱、神经质联结一体,呈现为一个金币的两面,它们共同塑造着天赋性的艺术人才。这让我想起语言分析大师维特根斯坦,如果强行矫正他的“不安定型人格”,包括他的忧郁、同性恋、变态、恐高症、轻度读写困难,那么世界上会就失去自康德之后又一个伟大影响。我的意思是借维氏说明,天才的疾病无法治愈(治愈了反倒成为失去创造力的常人),而够不着天才等级,但拥有天分、天赋的人,应当是有能力纠正自身的毛病。【6】


残酷的天才逻辑通常变现为:特异的创造力与人格障碍如影随形,世俗生活与艺术挥霍充满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个悖论几乎是宿命的。必须承认,少部分天才艺术家诗人的人格、精神发育得十分健全完美,这当然得感谢造物主,而大部分出现人格、精神的缺陷(甚至包括重大道德沦丧),也没什么奇怪。人格和文本最好能够统一,但是统一以后可能付出天才减弱甚至完全蒸发的代价。孰轻孰重?


尽管最后艺术史会容留天才文本,忽略生活“细部”(有些细部成为天才的佐料),这样的两难的确难以取舍。不过,比天才要底几个档次的天赋、天分型的人物太多了,有什么理由为极端言行的“合理性”辩护呢?(包括其粉丝们)。受伤害的当事人有权讨回“公道”,同时在理解真正的天才时多一些宽容。


眼下是,绝对的天才先不管,有天赋有天分的诗人呢?我们能否尽量避免人品与诗品的“割裂”?优美的诗篇伴随基本的伦理不是更为美好吗?传统“诗教”人品与诗品的相对统难道不应该持续下去吗?对比一下《致雷平阳》与《狗日的王法》(排除对体制“王法”的同音借用),简直叫人目瞪口呆,判若两人。


的确,当脑部疾患的正能量以特殊的形式(冥想、出神、白日梦)使出最大化释放,得以创造灿烂之歌,而当某种极端、偏执情绪朝负面涌动,往往将基本伦理中的真善美置之度外,会变得不可理喻。贲张的脑电波经由酒神的迷狂,转换为分行的飞翔,是众望所归;但某种“短路”“卡壳”,叵测的神经涡流会变得兴风作浪,让人担忧。冷静之余,相信女诗人会有所反省(包括向王法道歉;包括自毙“千里送阴毛”之类的东西)。必要时候,当地心理医学应给予积极适切的疏导。


脑瘫的“附加值”继续在发酵。媒体的美化、加工,扩散效应不可阻挡。昨天左手的无名指割破了,会滴血成一次翩翩起舞的白日梦;鼓腮吹哨,顺手拔下一小撮白兔毛,很快就转换成一次灵感的生发;一次低级的“车马换炮”,也会演绎成妙手回春。如果证实是百年新诗史上的女性第一遭,那真是个不小的奇迹,如果再证实是三千年诗歌史的“头筹”,那就是大大的神迹。狂欢的大众不愿也不会把文本与疾病分开,乐意“合二而一”地让中国版的阿甘正传播扬,以便励志成长。只有部分严肃的诗坛较真地区分文本质地与附加值,力图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维护纯粹的诗歌(臧棣与鹰之不是提出中国女诗人至少有三十位的水平不亚于余氏?)上帝把各种类型的“信使”安排在各种轨道,那就在各种轨道上“自行其道”吧。


最有可比性才是殷龙龙,殷龙龙的同类疾患更加严重,至今还拄着拐棍,但历史和互联网的合力——在大众的层面上选择了更为新鲜的“天使”, 让更具思想深度力度的他失之交臂。因为性别、因为城市位置、因为深度、因为多了14岁,使得附加值的优势“荡然无存”。


无以伦比的“附加值”加持这场嘉年华。其实“附加值”的最大的考验还在后头。张执浩说得对:即使是天才,也是禁不起透支的。面对各种“围剿”:聚光灯,访谈、表态、邀请、影像、碟片、签约、传记,几近零距离的隐私,甚至于那一只兔子的哈欠(如果有的话),都可能引发一场场蝴蝶效应。媒体的“海啸”最容易迅速摧毁一个人。幸好,余秀华清醒看到附加值后面的东西,十分坦然:“我的诗歌没你们说得那么好”、“姑奶奶还是写自己的诗”、“不是什么千里马。充其量是一头跛驴”、“随时可以消失的东西,都是不能指望的”。


但是所有一切“关怀”的力量,都还在吞吃“透支”,构成余秀华否极泰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丰厚馈赠,同时又形成巨大“斨害”。在人生新一轮的精神悖论中,余秀华真切的“情性”、“情灵”美学,还能保持多久?在未来的抗争中,我们祝愿她走得更远。


【1】 参见《余秀华事件:王法有话说》

http://blog.sina.com.cn/jingdu1989,2015-01-28 18:22:27。

【2】参见16000字长文 黄旭升:《致余秀华的一封信》2015-01-26 23:57:35;

新锐诗刊,http://blog.sina.com.cn/s/blog_a6f2b2ce0102vbrz.html

黄旭升 :《再给余秀华的一封信》,后天文献,http://blog.sina.com.cn/poemjjj89。2015-01-27 13:14:27。

【3】(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对话录》,张春、朱亚兰翻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德国)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60 页。

【5】(法)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70页。

【6】相关资讯参阅(德)路德维希·埃米尔:《天才与性格》,李一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赵鑫珊:《天才与疯子》,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周理农《被诅咒的诗人》,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肖关鸿:《诱惑与冲突:关于艺术与女性的札记》,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等。

 

写于2015.3.2—3.5

原载《诗歌月刊》2015年第4期




私密与公共:现代诗语之纠结

陈仲义


一.“自转”与“公转”的两难


多年来,现代诗语的私密性与公共性经常处于相互排斥的纠结状态,似乎这一水火不容的现象很难像地球物理学的自转与公转,既葆有各得其所的规律实现又体现密榫无间的轨迹,从而运转得十分“贴切”。私密性与公共性涉及到诗语的纯粹性与介入性,前者十分尊重个人言说密码,后者更多顾及公众关注对象。两者能获得真正“和解”吗?


诚然,现代诗语一方面要与外部世界(时代、社会、历史、现实)保持必要的紧张关系,诗人无时不承受纷至沓来的追问:何以坚守时代制高点,持有历史和思想前沿的穿透力;何以直面价值废墟,重聚理想和伦理之 61 78721 61 48030 0 0 2816 0 0:00:27 0:00:17 0:00:10 6357 61 78721 61 48030 0 0 2660 0 0:00:29 0:00:18 0:00:11 3083光;何以挣脱物化诱惑,返身灵魂的涤荡;何以冷视文明的负面,关注存在的隐忧,重建诗意的栖居……


诸如此类的敲打,均不容回避。另一方面要承受自身内部的美学压力,小到哪怕只涉及到一个语词,也得全力以赴。比如一个词根站不稳,为追求精准的唯一性和个我性,可能得更换数次或数十次仍不能满意,只好空着位置,足足守侯了一年半载,成为吃力不讨的苦行僧。那么,如何在私密与公共的纠缠中找到共享方案,又如何在深刻的扞格中找到平衡呢?


诗语的公共性关涉到:时代、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诗语与公共性处于四种具体关系状态:重叠(完全合一,如镜子般反映状态);对称(部分交叉,属于对应呼应状态);混杂关系(不分彼此,属于化学反应式的溶化、溶解状态);平行关系(互不相干的“隔离”状态)。诗语的公共性,永远预留着介入性的巨大空间。因为诗歌无法逃避社会订货。诗歌无法卸去社会文明的红绿灯。揭露、批判、启蒙,良知与爱,共同抵御着蒙昧、野蛮和落后,像永不睡着的第三只眼保持着某种“古老的敌意”。


公共性把写作伦理放在首位。尤其在极端时期,诗语自觉承担时代的道德律令,无可厚非。当时代的强音席卷一切,诗语作为人类义不容辞的战鼓、号角首当其冲,不可阻挡;当社会的动荡、变革上升为主潮和人心向背,诗语怎能流连于花前月下而不变身为旗帜与代言;现实的巨大苦难、灾难,需要寻求精神助力,诗语成了神祗的宣喻、疗救与慰藉,势在必行,当仁不让;而一旦日常生活覆盖大部分领域,关注自我心灵的秘密颤动的诗语,也渐渐成了常识。


私密性则要求诗语更多是心灵化的诗意传递,它把诗歌语言看做自身完整、自给自足的独立整体。通过独特的个人语法、个人词汇表构建个人化世界,纯粹与形式成为它主要目标。但诗语不是绝对的真空装置,它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而诗语烙上或参杂话语色彩是难免的,而话语是一种制度化语言。


既然诗语避免不了话语的濡染,也避免不了公共性渗透,那么从自足性要求看,诗语虽然更愿意朝向纯粹与形式开放,但事实上,它又必须接受话语公共性的参与。换个说法,再怎样纯粹、再怎样形式的心灵化自足,都不可能逃避外在诸多诉求,它们一并体现为诗歌语言的公共性,构成对自足性的某种冒犯和制约。而诗语的自足性出于本能,总是要尽量保持自身的纯洁。


于是,私密与公共的两难,形成诗语更大系统的张力纠结。私密性要求诗语更多是心灵化的诗意传递,强烈的个我风格彰显,公共性则希望多承担一些社会吁求,甚至实施更大范围的干预。如此巨大的应力在百年诗歌史上来回拉锯,演化为很难平息的深刻齿痕,诸如诗歌主体上的大我与小我,诗歌模式中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叙述,诗歌资源的集体无意识与私我记忆,诗歌价值取向上的原真本性与诗意诗性。


对于诸如此类的纠结,可不可以把有机性作为一种严重对立的溶解剂。对此纠偏与和解的一种有效方法,是把文本形式因素的自足与外部公共性视为某种可以互嵌的共同结构,先置于这一前提下,再来探讨各有侧重的关注面。


当下,我们的语言环境何其恶劣,到处是乔装打扮、居心叵测的话语——以欧美为龙头、打着全球一体化幌子、到处横冲直撞的强势话语;踌躇满志、得意洋洋、有恃无恐、长驱直入的、像越野车一样的后殖民话语;娱乐至死、搔首弄姿、蛊惑人心、狂轰滥炸的商业话语;有如“猫眼”般监控的、冰冷僵化、抬头不见低头见、无孔不入的、充满量化的工具话语;由种种规训组合、壁垒森严、难以逾越雷池的、语录体的强权话语;还有表面委曲求全、背后骂娘,快意复仇,真话与谎言混编一体的犬儒话语……


诸如此类的话语正在吞噬我们内心的纯净,怂恿那些死灰复燃的蒙昧、野蛮和不文明卷土重来。由此我们窥见汉语危机的端倪,在多大程度上与全球化背景密切相关;汉语创造力衰退,与人们在交易时代放弃语言的诗意领会,是不是正在成为正比;而语言的强权霸权窒息着民族文化的薪传,造成了多少心灵世界的偏狭;随着诗性力量和激情的流失,我们民族精神的品质也在悄然改变。必须承担起对这样时代语境的“挽救”,一种有效的力量,就是同样以语言的力量,参与到历史、时代、社会、现实的纠正中。语言是纠正退化世界便捷和有力的武器。所以:


必须将表达逼向一个深渊和边缘处,逼向一个危险地带和困境之中,叙述的生命才能够从语言的绝境中发现着前人末言的奥秘。所言的过程就是开启思与诗之路,语言以清新方式刷新时间的陈旧面孔,这对于文字而言就是创造了叙述的历史。而这些字词句的连接和搭配,让世界重新出现在我们理解和阅读面前。从语言的面孔中我们发现了世界全新的变化,也发现了由于语言的发生,我们身心世界的一切都发生深刻的变异。语言一日不新,世界就如死亡一样陈腐而令人厌恶......【1】

 

这段话不无带着语言的乌托邦色彩,但诗意的表达和更新,褒扬诗人处于深渊、边缘和困境之中的一次次历险。诗意的表达,多是用直觉和感性的方式理解世界,它集中在语言私密的出入口:


在枯燥乏味的世界中,语句的连接和精神生命细微的情感微动,相互契合,造就了每一个句式的出现或思想的连接。具有生命力的语词就汇入到一起,创造了一个我既想在其中,又能够出其之外的叙述情景。一切描述和叙述都是围绕着灵动的思想而行走。在宽阔的流淌处——理解和阅读被汇入到一个更加透明的世界,语词的生命力创造了我们生命的欢愉和快感!


我如同黑暗中的孩子,希望看到一些语词的光亮,照亮我的内心世界的黑暗。在每一个字、词、句中,看到表达的思想还在途中,......在诗与思的张力中去发现自我表达和写作的边界,这或许就是我写作的真正意义。【2】


个人的私密诗语,挣脱工具理性、权力枷锁、话语束缚后,是用相对纯粹的形式织就语言织体,显得多么与众不同:


意识生长进了语言,意识以超验方式进入了语言。诗人意识、经验、情绪、体验都一并通过语词在一定的方向上连结起来,进行协同作战。词汇,特别是名词,总是措手不及向你奔涌而来,使你无法抗拒,你无法听之任之,你唯一的天职就是接纳并且选择。伟大的诗人就是对纷至沓来的词汇有抉择权,他熟悉它们,同时能在这些词汇来临时具有一种敏感的心灵,能紧迫地从容地组织和安排它们,使这些词汇生动起来,从而传达和述说诗人内心的积怨,排解诗人内心的痛苦。诗人在与词汇相遇的重大时刻,便是对终极烛照和命名的时刻,必须牢牢抓住。这时,奔涌而来的词汇形成一种暗码,象一条散漫的光带并置在诗人面前,天才的诗人便能即时地抓住这条光带,并使之带上自己的声音。【3】

 

在笔者看来,诗语的私密与纯粹是诗人心中的灿烂梦想,私密与纯粹关涉诗语的发明发现,即竭尽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器官,触发语词的气孔、细胞,让她们苏醒、膨胀、发酵,最后达成语言与自身存在的彼此照耀。


但需要警备的是,诗语的私密容易与时代疏离,如何在个人心灵与公众领域中保持必要的畅通?首先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观念与视阈:即不能要求个人心灵、个人本文一定要与时代现实保持严丝合缝的对称、对应功能,这种直接功能不符合诗语属性,因为诗语的心灵化特征使个人文本与时代关系,往往处于或是曲折投影式、或是隐匿渗透式、或是缝隙散发式、或是互文互涉式……的关系,不再遵循从前那种单相位的反映式。


这好比整个心血管系统,看不清主动脉的鲜明运转,却也能从每根毛细血管的细微颤抖,感受到心泵的搏动。当然,最好是诗语具备优良的自足性舒张,又能伸缩自如地兼容公共性运行。

 

二、公共性的“介入”与“纠正”

 

从源头上看,我们得承认诗歌一直受公共性“支配”,古往今来,诗歌莫不以公共教化为第一要项。早在2500年前《论语·阳货》就庄重宣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后来发展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诗歌的公共性功能不断在增补,及至一千多年后白居易“追加”:上可以“补察时政”、下可以“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益时阙”(《与元九书》),依然维持着“兴观群怨”的框架。明代杨万里曰“《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诗论》),清代潘德舆“人心正而诗教昌,诗教昌而世运泰”(《诗话·序》),大体也是一脉相承,把诗歌作为现实与人心的公共教化工具。


西方对公共性的要求更多加载在主体性身上。吁请“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庞德)、“诗人是报警的孩子”(法国勒内·夏尔)、“诗人,在他从事创作的时候,内心里怀着团结和拥抱整个人类的渴求”(西班牙·阿莱桑德雷)、“诗人,论其本质,他永远都是意义和秩序的捍卫者”(美国 J·浮文兹)。而中国艾青在《诗与时代》一文中所说的“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无疑更直接与上述言论呼应。【4】


每当社会处于巨大变革与动荡,诗歌因直接、便捷和情感性特点,往往“本能”地充当时代的晴雨表,这是诗歌的公共宿命。毋庸置疑,公共领域一旦出现重大事件,诗歌会从平常的温文尔雅迅速回头承担起号角作用,毕竟诗歌是最强烈集中的情感载体,是社会的敏感神经。面对巨大的公共事件,你无法阻止诗歌发言,无法阻止它天然的职责。如果这时缄默了,反而变得不正常,不可思议。所以诗人林雪才会坚定的说:如果一首诗能让我忏悔/不爱或者爱不够/就是完成她的救赎。这种情感与心理的“救赎”,体现了诗歌及其语言的宣泄、抚慰、相互取暖的公共功能。


典型例子是汶川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安徽诗人王明韵毅然加入“中国诗人志愿者采访团”(共9人),行程2000公里,20多天他几乎一气呵成《废墟上的歌者》,基本采用纪实手法,完成一系列英雄形象的塑造:有基层领导曹化成、坚强的中学生康佳、白衣天使汪政芒、乃至救援犬汤姆等等。同当时数万首地震诗一样,在公共性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中国诗的悲悯情怀,有对软弱心灵的拷问、对悲剧的承受理解,在残垣断壁中重建的信心,以及给生命尊严以绝对膜拜,处处都留下了难忘的痕迹。


德国批评家阿尔多诺在谈论诗与公共关系的文章中深刻指出:“社会对人压抑得越厉害,遭到抒情诗的反抗也就越强烈;抒情诗不愿意接受他律,要完全根据自己的法则来建构自身;抒情诗与现实的距离成了衡量客观实在的荒诞与恶劣的尺度。在这种对社会的抗议中,抒情诗表达了人们对于现实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幻想。”【5】


诗歌的公共性介入体现了诗歌基本品质精神。而早在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就坚定地说,“一位现代诗人的创造如果要具有很大的价值的话,其中就必定包含一番巨大的批评功夫;否则它将会成为一桩比较贫乏和生命短暂的事业。”【6】诗歌的公共“批评功夫”不仅不会因时效而显出贫瘠短暂,相反恰恰体现它的价值,这与20世纪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纠正”说也不谋而合。希尼的“纠正”是拒绝对现实的默认、逃避、顺应或谄媚,甚或可广延为“纠正”错责、罪衍,返回正义公平,赎出人权道义的普世价值。


去年获民间柔刚奖的白桦《从秋瑾到林昭》,沈苇的《安魂曲》,都提供了对当代生活介入的擅胜文本,前者是对元历史的荒诞、独裁专制及其残余的有力控诉和清算,后者是对在场的民族偏颇的反思、和解和有益对话。70后的青年诗人梁雪波用“断刀”的系列意象,挑动午夜的神经,以铁血情志坚持了我们时代、我们诗坛那些稀缺性的元素,在民间的草莽中熠熠发光。江雪甚至扩大化地将无论是“感怀”,还是“寄托”、甚至“忧思”,均视为一种介入性、一种诗歌的特质。


诗歌公共性还体现为更多伦理话语的承载,诗歌伦理近年多聚焦在“打工”诗歌、“草根”诗歌、“底层”诗歌、“低性”诗歌、“病毒诗歌”的争论上。2012年郑小琼推出《一百个女工》,有名有姓的人物“列传“,成了底层弱势群体的代言:12小时流水线、800元月工资、6平方双层床、漂泊、卖春、切指断臂、鸡飞狗跳、越养越肥的企业、越来越沉的绝望……


郑小琼用如实照录的陈列,指控极权资本的贪婪吞噬,一幅幅祥林嫂的悲惨命运,似乎罔顾艺术性专做直接披露,只知深度触及时代疼痛,从而保留了一个写作者的良知。即使是最近特别红火的手机短信体诗,无论运用调侃、无缠头、嬉皮或严肃语言,也都逃脱不了公共领域的基本热点:“房子不是我的,但灰尘是我的 疾病不是我的,但疼痛是我的 /夜晚不是我的,但梦想是我的”(《可爱的中国》)它从生活的最切实处拥抱着芸芸众生。因为公共性如同阳光、雨露、空气,占据一切,再高贵再神秘的诗歌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但是公共性必须在诗歌内部接受监督。艾略特曾郑重宣称:诗代表一个民族的最高的意识形态,最大的力量和最精细的感受【7】他辩证地道出了诗歌需要承担教化与美学的双重职责,对于前者来说,最高的意识形态和最大的力量直指写作者必须面对的伦理。基本面涉及到真实、真相、真切,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入到揭示、警觉、疗治、抚慰、援助与提升功能。


张清华在批判中产阶级趣味的一篇文章中尖锐指出,“一种假象的纯粹和虚伪的超脱”是当前诗歌写作中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其危害性在于以一种“冷漠”的心态“表达着浅薄的优越感,逃避对生存的尖锐触摸,对公共领域的思考与判断”【8】这种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人“诗用”的新人文主义立场:以赤诚朴素的悲悯淡化此前固化的意识形态视角,更多从命运感直视当下更为复杂混乱的生存世界,良知统领了一切写作发生学。当然,从更高水准要求,这种伦理性担戴要防止简单化、粗暴化,不好以自身美学蕴涵的失落为代价。


严峻的是,中国很难诞生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式的诗人。可能是我们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向来处于“中庸”状态,太容易被规训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所蒙蔽,一些诗歌目前还停留在“应制文学”范畴内。我们的心灵无法处于完全独立自由的境界。长期的“奴性”思维、政治教条、工具理性的量化思维,使我们的痛苦创伤无法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性诗写。


我们的社会性尤其苦难性写作中,还夹杂着某些虚假、逃避,某些轻描淡写,比如对于人性的阴暗面,对于自我的拷问,比较单一、单薄、比较浅层次、缺乏力度,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还停留在犬儒主义层面上。我们远远尚未触及到黑暗,尚未触及到更为复杂的负面。多数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在时代的强压下关闭自己的眼睛。


俄国有句谚语说,“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诗歌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是用斜眼看世界的,不是正眼(正面、宏大、恭敬、仰视),也不是媚眼(媚俗、讨好 、礼赞)。斜眼是质疑、挑剔、审视、警醒的。我们的诗歌写作,向内跳动的,是一颗自我纠正、自我净化的心,而向外的,应该多长一只追问、拷问的斜眼。


斜眼是用来关注公共性的。梅洛·庞蒂说“语言提供把现实连在一起的结蒂组织。”“结蒂”两字用得极其准确,它是血肉、神经粘连在一起的密切状态。语言、现实、社会、乃至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一体化的结蒂组织关系。自足性诗语如何有效介入公共性领域,成了长期“头疼”的难题。

 

三 ,私密的“纯粹”与“释怀”

 

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当社会转型为常态时期,诗歌的公共性发言常分散为多种声音,诗歌的某些公共功能减弱了,甚至大量弥散消匿于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以“新”的方式来适应这一变化。


1980年梁小斌曾讲过一段话: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意义也是重大的(大意)。这句话当年引起极大震动,在主旋律占绝对上风的情况下遭到许多人反对。这句话实质上提出了如何处理重题材与轻题材、个人与时代、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关系。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老问题(当然不在原地踏步)——也是再一次对放弃“写什么”而转为专注“怎么写”的肯定。


F. W. 贝特森曾指出:“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倾向产生的压力造成的。”【9】现在,姑且就让我们把梁小斌这句名言转换为一首诗的题目:《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对于这么一个私密题材,如何从中体现诗歌语言对公共领域的有效参与?或者说,公共生活是如何被一条微不足道的手帕所触及?如果现在马上叫我动笔,笔者估计可能冒出四种“诗想”:


一是在下可能调动一次文革经历,将蓝手绢喻指为一个老教师的坠楼,由此追问文革的暴力。二是尽管篮手绢的飘落轨迹,呈现上下飘摇、左右起伏、迂回曲折的缓慢行程,但我可能通过幻觉将它处理成一次自由落体运动,作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轨迹的写照。三是最直接和最容易的,我可以把篮手绢处理成初恋的信物,一开始虽进入私密领域,但又迅速地溢出——比如将手绢沾上“血统论”之类的泪痕渍迹,不也可以从个人的隐秘私情迅速转入公共地段吗?四是即使是一次比较纯粹的审美取向,在大篇幅地将蓝手绢与康定斯基的构图形式或者毕加索的“蔚蓝时期”画风联系起来,插入西洋文化追究,不也可以多少避开纯形式主义嫌疑,而获具多一些公共文化品质色彩?


这条轻飘飘的蓝手绢,对于多年不写诗的我,尚可引发上述众多与公共性有关的构想、臆想,那么对于泉思如涌的诗人们,自不在话下。我的意思是,一条小小的手绢,一件微不足道的物品,一个不经意间的细节,只要听从内心召唤,结合个人的经验体验,必定会在诗人视野、胸襟、眼光、修为、语言个性的综合合力下,焕发出远比纯私人化丰富得多的光彩,或者直接出示、或者含沙映射、或者讳莫如深。毫不夸张地说,纤细的蓝手绢完全可以见缝插针般进入任何角落、进入任何公共事件、共领域,蓝手绢的私密性瞬间可以转移为族谱上的一份刀光剑影、地域版图上的一次气壮山河、晴雨表上的一回轻轻波动——问题取决于于你是如何“诗想”的。


比如对于有苦难情结的朵渔来说,他可能会处理成:“今晚,放飞这条蓝色的手绢,是轻浮的”—— 这与他一贯坚持诗歌的社会伦理学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宇向,她会坚持对事物的端庄审视:“我用蓝色的手绢,擦洗一方玻璃”——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她曾经非常虔诚地维系某种神性关怀;


比如黄礼孩,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猜想他多半会把蓝手绢当作飞翔的安琪儿,从旷远的天边发出幽幽的蓝光,一种祝福的烛光;


梁晓明掏出温柔的手绢,可能就是掏出他犀利的《刀子》,手掌在它的上面摩挲着,痛苦着。手绢不再是象牙塔、装饰品,而是“对准时代的美德和胸膛”;


而叶舟会豪迈地唱起:“我的蓝手绢、我的羊皮筏”——蓝手绢变成一只羊皮筏,载着黄河、载着甘南草原和羊群,薄薄的丝织品顿时有了历史的厚重;


而田禾,会把蓝手绢会化为漫天大雨,化为感恩与回报社会的雨露;


而李琦的蓝手绢,就是她的女儿马小陶,而马小陶摇身一变,就飘成“文二代”的旗帜了。


估计安琪会这样写:蓝色的手绢,我的九龙江,被水蛇叼去做媳妇儿或当肚兜——加入了许多历史的杂碎佐料;


杨黎可能继续杨黎式的语感:蓝手绢,撒哈拉沙漠的纸牌,一张是蓝桃K,另一张是蓝桃K,再一张还是蓝桃K,他完全可以用蓝色的能指声音来反抗红色的暴力所指;


蓝手绢在西川的词典里,是与致敬、厄运、鹰的对视、与白天鹅、蝙蝠、博物馆、避雷针是同等分量的;


蓝手绢在梦亦非的长诗《苍凉归途》是否可以、处理成类似神话中的铜鼓、图腾,或洪水、灾难的象征?


我这样凭空抓瞎,主要为说明,不要太狭义理解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僵硬”关系。诗歌通往公共领域的空间无比宽广,公共领域与私密心灵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的传达方式更是千姿百态。重要的不是“是”,而是“何以是”。 从写作学角度说,写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究竟写出了什么。


比如现在我手边这只茶杯碎了,与汶川大地震那座六层楼的坍塌相比,简直轻若鸿毛,微不足道。100个人趋之若鹜地写大楼的倒塌,可能没有一首是出众的,但偏偏有一个人处理手上的碎玻璃杯,能直抵灵魂里的穿刺、滴血。他能从尖利、棱角、迸裂、散光中窥见出时代的某些碎影,你能说写这个玻璃杯的重量小于六层钢筋混凝土吗?关键还在于,你在渺小的对象上能否挖掘到与你心灵存在的某一深刻的契合点,从而自私密的甬道打通公共领域。


1942年8月2日,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卡夫卡在日记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对于这样关乎人类命运的严重事件,有人把作家诗人表面的冷漠,断然判定为作者死了。此事类似伦敦小女孩被德军燃烧弹活活烧死,狄兰•托马斯没有满腔义愤去谴责,似乎回避了血腥。没有直面,是不是就是放弃责任与担当?除此之外,还有没有通过其他隐秘、曲折的表达方式,以及在这些方式下暗藏着更有意思的作为?故任何相对外在的赤裸介入,并不一定能大幅度提升公共承诺的分值,同理,个我独到的隐秘“释怀”,也不好不分皂白,轻率减分?


况且私密性的纯粹与纯粹的“释怀”——释放个我的一己情怀和欲念,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诗人是最自我最自恋的精神“疯子”,这一特性决定诗人与文本总是遵循神秘的“个人编码”,首先必须服从个人编码的召唤。一己情怀和欲念混入独特的“个人编码”序列,即使没有重大的外在“投影”,哪怕散发些许的带有诗意成分的东西,也属于诗歌美学范围的正常作业。在此意义上,个人编码有理由忽略公共电报的共享频道,克服过分信息类同而带来的同质化。


以上的引例与说明或许暗合了米沃什关于“见证之诗”的深意:最好的诗歌收获是那种既富有诗意浸润又直视社会现实,既有个人审美经验又能介入残酷生存的诗歌;它们应该是可以同时并存,并又允许各有侧重的。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预案”,非经一番磨砺不可达到。自然,我们也不会愚蠢到“把艺术当作治疗牙疼的良药”(肯尼斯·伯克),或者让介入性一直坚硬地保持对生活“古老的敌意”(里尔克),继而可能堕落成单一的传声筒。在私密与公共的通道上,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弹性空间,完全可以伸缩自如。


在此,笔者想做的引申是,任何重大或不起眼的题材、任何大词或平凡得不能平凡的语象,在私密与公共的道口上,都不应该存在任何隔绝。有公共意识、担待责任和慧心,再陌生和遥远的事物,也会乖乖变成诗人笔下被调谴的“锡兵”,完成一次次英勇的进行曲或诙谐曲——他们都从属于心灵化的演奏。

 

四.结语

 

诗歌的意义首先来自于美学,它以形式的方式承载内容,这一切都体现为语言。它最需要被理解的首先也是语言。帕斯曾定义:“语言就是对诗人的最高统治。”【10】没错,只有“先”进入语言,才可能进入诗歌。在这个意义上,诗语公共性的前提应该是私密的自足。


约瑟夫·布罗茨基高度肯定诗人对语言自足性的依赖,它几乎决定诗人的全部成就:“通常所谓缪斯的声音,其实是语言的指令;不是语言凑巧成为他的手段,相反,他是语言赖以继续生存的工具。……是一种与语言直接接触的感受,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种立即依赖语言,依赖用语言表述、写作、完成的一切感受。”【11】


不过,对于诗语过度依赖的倾向,也隐藏着符号的虚假性,所以同时温习一下罗兰·巴特在《零度写作》中的提醒也是必要的:如果诗歌仅仅依赖语言与形式,势必加剧“语言自足体的暴力”,会“排斥一切伦理意义”。伦理的意义隐含着语言与社会、现实的契约牵连。对于那些铺张的纯语言盛宴,人们开始反思了:


太多奇思妙想不是来自头脑而是来自语词的主宰,诗人坚决不当意识形态的奴隶,却把奴颜婢膝献给了语词。语词的奇迹是假象,使用语词之人的空虚与迷乱才是真实地隐藏着的,即使忙不迭与灵魂与存在相结合,也抹不去虚假诗意的性质。”【12】

 

话说得有些严重,无非是加强告诫的分量。从文类系统考察,诗语异于他种文类,主要是因其鲜明突出的文本本位和成色难度,比任何文体都讲究语言独立、自在、开放,并且随时接受公共性影响,双方长期来一直处于难解难分的缠绕状态。那么,在介入与间离的关系上,如何做得好一些?


在笔者看来,首先在于满足诗语自身自足性要求;同时意识到诗歌力量绝非只靠语言本身塑就,在自足性前提下,努力接通公共性。作为诗歌美学结构的阿基米德杠杆——张力,想必有能耐平衡、调节好诗语的"自转"与"公转"。

 

【1】【2】诗哲魂:《用文字创造真实和唯美的世界》,2009年8月13日,http://www.zcsedu.com/ds/show.php?itemid=81915 。

【3】邱正伦:《语言:指向纯粹》,《诗探索》1997年第2期。

【4】艾青:《诗与时代》,《艾青全集》第三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5】(德)阿尔多诺:《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德语诗学文选》下卷,华东师大2011年版,第423页。

【6】(英)马修·阿诺德:《当代批评的功能》,《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7】《托·史·艾略特论文选》,周熈良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参见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8】张清华:《关于现今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的问题》,《星星》2006年第2期。

【9】(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10】(墨西哥)《帕斯论诗》,沈奇选编《西方诗论精华》,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11】(俄)约瑟夫·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常晖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558页。

【12】李心释:《当代诗歌的语言策略批判》,《扬子江评论》2009年2期,第37-40页。


原载《诗刊》2014年第10期《诗学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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