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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义诗论(6)

2017-11-27 陈仲义 星期一诗社

目录:

现代诗语与文言诗语的分野

新的契机与“转身”

诗歌的“出逃”、承载与挣扎

多元分流中的差异和生成

镣铐的舞蹈,抑或任性的蹦迪




现代诗语与文言诗语的分野

——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

陈仲义



一、文言诗语的反思

  

  文言诗语受到以字为本位的汉语语系的庇荫,在音节、结构、语法、词汇、象形、修辞等方面得天独厚,蔚然成为世界艺术之林的奇葩。涉猎过8种外语的刘光第曾总结汉语的“八无”特色(无性、数、格变化;无时态变化;无人称变化;无语气形式;无语态变化;无泛指与特指的语法形式)以及“不”到位的否定方式、大主语概念、介词及介词短语的大量省略等,汉语这“八无”特色导致了“它是一种规则最少、省略最多、最灵活、最简洁和含蓄的语言,因而可以说它是一种文学性最强的语言,也就是说是诗一样的语言。”【1】


   从事中西诗学比较、资深诗学家叶维廉则具体提炼出迥异于西洋诗的10种独特表达方式:


 (1)作者自我溶入浑然不分的存在,溶入事象万化万变之中。

 (2)任无我的“无言独化”的自然作物象本样的呈露。

 (3)超脱分析性、演绎性——事物直接、具体的演出。

(4)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视觉事像共存并发——空间张力的玩味、绘画性、雕塑性。

 (5)语意不限指性或关系不决定性——多重暗示。

 (6)不作单线(因果式)的追寻——多线发展,全面网取。

 (7)连接媒介的稀少使物象有强烈的视觉性具体性及独立性。

(8)因诗人“丧我”,读者可以与物象直接接触而不隔,并参与美感经验的完成。

(9)以物观物。

(10)蒙太奇(意象并发性)——叠象美。【2】

 


叶先生从同一性出发,总结是十分到位的,从中我们可以汲取许多菁华。可是,非常奇怪,一百年来文言诗语在许多范围内被现代诗语所“接管”,至少无法阻止自由体诗语比格律体诗语占据更大的主流地位。症结恐怕是,从文言诗语到现代诗语,存在着一个差异大于同一、“断裂”大于汇通的复杂格局与趋势。这种差异、断裂被惯性思维熟视无睹,反而成为强调现代诗语对文言诗语绝对继承的依据。2011年第3届中国诗歌节论坛(文化部主办),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特地用文言翻译舒婷的《双桅船》,以此论证今诗对古诗承传的必然性与重要性,但他却忽略了两种近亲缘的诗语之间,某些鸿沟犹存。下面,比较一下古今同一对象物的书写问题就更清楚了。


明代苏州有四才子之称的文征明是这样描写玉兰花的:

  

绰约新妆玉有辉,

素娥千队雪成围。

我知姑射真仙子,

天谴霓裳试羽衣。

        

羽衣比拟为玉兰的片片花瓣,作者形神兼备写出玉兰风姿绰约、雪玉有辉的气质,体现文言诗语特有的凝练、蕴藉的特征。那么400多年之后,同一题材的《玉兰》在80后女诗人李承恩的笔下,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瓷一样的小脸蛋能掀起什么名堂

无非是一群露出一排白色牙齿的中学生

站在春天的门口,扮演天使下到了人间


瓷——牙齿——天使,开头三句,诗语就出现了拉长、扩张的趋势。果不其然,接下来玉兰演变为动态过程的女生:


其中叫 16 94001 16 15264 0 0 2897 0 0:00:32 0:00:05 0:00:27 3013 16 94001 16 15264 0 0 2399 0 0:00:39 0:00:06 0:00:33 3025花的太有才了,她居然满身香气/还羞涩地低头,用脚尖碾碎了一座小山/东倒西歪的青春与东倒西歪的玉兰/乱成一团,乱成了中学生放学后的追打/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关我的事/我细细嚼玉兰的骨头,吐掉春天的香气/放掉囚笼里的中学生,让她们满山追打/放掉幼稚的脸蛋,让她们的奶气混入泥土/与白玉兰的香气中,一口一口吐出乳牙/直到可以对世界恶狠狠地说:我爱死了/这个春天,爱死了这个教我踮起脚尖/把脖子伸出一里远的女侠客


脚尖碾碎小山、玉兰乱成追打、爱死一里远的女侠客——充满开放性的木兰科属和放出囚笼的中学生互为叠影,影像与画外音、长镜头和切换、外部世界和内心呼唤,情绪与气息交织一起,形成一段青春花季的演绎,远比同类古典诗语更为繁复、放开,完全失去昔日单纯浓缩集中,而变为稀释、弥散、扩张、铺排。诗语的蔓延,和多种人、事、物发生转瞬即逝的联系,完全符合现代生活的趋势与情趣。文言诗语从字为本位的高度概括凝练,发展到词、句、句群的衍射性写法,是一种既覆盖又充满延伸、分叉的历史性进化?


进化在于现代人复合的思绪、体验、经验是在词思维、句思维下形塑的,很难再被单字思维的“容器”所装载。如果说部分诗人与文言诗语的姻缘尚且走得较近,而换上其他更激烈的诗人,可能就不以百里计了。从前那些本我、自我、超我、潜意识、闪念、瞬间体验、超验常被庞大的情感世界所掩蔽,更被概括性语言压抑,现在潘多拉盒子打开了,文言诗语不太抵达的地方,现代诗语正好长驱直入。


再比如郑单衣的《北方日记》记载一次莫名感受,诸多意识是无法用文言诗语传达的,不是无所适从就是无能为力。连十位资深的批评家也围着它团团转【3】:是一次受伤后的臆想?一次潜意识、下意识的活动——由梦幻、幻像、幻觉,组成清醒的或不清醒的“呓语”? 第一段首句,十分突兀,作者先给出“体内自行车”的感觉幻象——看来文言诗语对“体内自行车”只能表示沉默与歉意;接下来有一个声音来自内心,也来自“六个指头中的那多余的--个”,幻觉所引起多余手指——“多余人”——坐实为“笔杆子”,是主人翁的另一称谓与自嘲。文言诗语面对这歧生的“第六指”一定会慌得六神无主;此后是“暖气片那排肋骨,亮得像死”——终于在昏迷中清醒到死亡意象。在此求问一句,文言诗语如何处理这三者的关系?能迻译成“暖气肋骨死”吗?能传达“亮得像死”的奥妙吗?再接下来,是错乱意识的书写:沉默的马群驰过天空、天空停止了泛蓝、不像大雁的大雁……。悬空、飞行、变形,再次表明主人翁陷入腾云驾雾般的失控状态。从潜意识的心理学角度推测,它暗暗划出主人翁的漂泊轨迹。对此意识混乱,堪称表现力富足的文言诗语能应对裕如吗?


这是否再一次提示,文言诗语与现代诗语的承接关系,部分是可以打通的,部分是很难打通的,甚至是完全隔膜的,这好比一对孪生姊妹,在娘胎里共同拥有相似的基因(同属汉语语系),但在后天生长道路上,即便体貌、性格、脾气相差不大,然而在本质上,她们还是分属于不同的“两种人”。对此,我们首先要厘清的,主要不是现代诗语对于文言诗语的归属“臣服”,倒是文言诗语对现代诗语的选择性“加盟”。因为我们已经回不去文言诗语的时代了,我们只有在现代语境下坚定地以现代诗语为领军,从事翻造旧词、自铸新语的工程才是根本。


2000年《书屋》发表毛喻原《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在语言学家和绝大多数人对“国粹”一边倒的认知中,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历数汉语八大“罪状”:


“一、单音节的方块形、粒状、离散和断逗与环形世界、圆形宇宙、绵延意识的明显矛盾;二、表达的含混、模糊和过分的繁复;三、关系性语句,引申、隐喻之任意和无方向;四、脆性的句式结构,严重的语义内部脱臼、滑坡、松动和崩塌现象;五、同义互释,字与字的循环定义;六、逍遥、玩情、“达观”、形美、滞物;七、仅在自然之表的限度内映化,自然之剪贴性质和以超语义方式谈论世界的陋习;八、词汇的下阈分布,缺乏垂直性的理智升华和驱前性的精神引导。”【4】毛喻原对汉语的局限、不足,做了苛刻批判,虽不无偏颇的夸张与放大,但不能说毛喻原完全强词夺理,他的“全球性”角度,至少提醒我们不要过于“自恋”。


  由此返观文言诗语,文言诗语在极尽辉煌绚烂之后,是否也要反省在遭遇现代语境后自身的问题:例如起承转合定然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性结构?平仄韵律在解套后是继续于倾圯的废墟上修修补补,局部改良,还是彻底另起炉灶?显赫的外在音乐性已无法适应更幽微复杂的现代意识流、情绪流,是依然固守沿袭已久的外在节奏,还是寻找以内在声音为主导的“内在律”作为出路?潜意识作为现代诗语一种新的表现对象,何以在半自动的运作下幽然绽放?知性上升为现代诗语又一主打要素,何以在深奥、理性、哲思与感性的两难中悠游自如?古老的“字思维”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入现代性的词思维、句思维,或许在保留某些精锐的前提下做适度裁军才是明智选择?而田园模式在都市模式、后现代模式的夹击下丧失古老优势,如何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转变方式发挥余热…… 。


  反思之余笔者以为,文言诗语与现代诗语在资源、价值取向、内容表现、审美意趣、传达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许多变化,有些甚至分道扬镳。故从差异性出发,现代诗语完全有理由赢得现代语境下重新命名事物的机率与能力。

  

二、以差异性为考察前提

  

  坚持差异性为前提,目的是要从差异性中找到更多促成现代诗语生长的因子。差异性使马俊华看出古典诗语的某些“滞后”:


  古典语汇,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词语,它们背后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它们相互指涉,构成了一个深厚博大的古典诗歌意境和语境。实际上,到了唐朝,这种诗歌语言就走向了完成。到了宋朝,只是在细节上作了些微补充。元明以后,这种诗歌语汇已经成了文人写诗的程式化语言。可这些词汇已经失去了它原创时的新鲜感和爆发力,蜕化为精巧滑腻的陈辞滥调。“有诗为证”、“有词为证”就是这种程式化仿作的典型表现。古典诗歌语言有着强大的固守自持的力量,它对异己的审美趣味有着强大的排斥能力。中国古典诗歌开掘、塑造并固定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形成了一种与古代农业文明相一致的审美情调和生活趣味。而到了现代,这种审美趣味对人们的精神和思想表现出了极大的钳制和禁锢作用。【5】

  

  鲍昌宝则看到现代理性逻辑介入后的巨大变革力量:

  

  虽然都是汉语体系,但其内部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可能就是现代西方理性逻辑的介入改变了汉语语法体系,为了表达的准确性更多接受了西方的主客体观念、现代时空观念、事理逻辑观念,致使现代汉语开始了以叙述句为主干建构语义体系。相对于古代汉语的纯粹、精致、优雅与韵味来说,现代汉语更为繁复、主体性更强,现场感更为突出,理性思辨和心理感觉的流程更为清晰。【6】

  

  具体地说,现代理性逻辑的介入,使现代诗瓦解了古诗句法,一个重要体征就是句式的任意安排和虚字的任意使用。虚字的插入,使诗歌更能传递细微感受,虚字的铺垫,句子舒缓急疾有致,既清晰又曲折,且使诗歌节奏多变。句式的任意安排打破古板的“方阵”,自由体式的摇曳多姿,流转自然,完全符合现代人瞬间变化的复杂意绪。宇文所安说得地道,古诗从来就是“建立在均衡对举的基础上,每个步骤一开始就守候着结果。”【7】


连老外也能精准道出古诗的“秘笈”,指出守候的“被动”结果,它是与程式化紧紧维系在一起的。文言诗语的这种整饰结构,在一定程度抑制了语言张力:由于字词限制、语法固定和对仗的普遍,文言诗的意象紧缩为一个个独立个体,呈现出的想象排列和意象的并列多数是组合关系、而非聚合关系,尤其是前代的典范诗语直接成为后代们的写作资源,后来者“流连”于语言“化用”的强大惰性,而化用的惰性使生生不息的张力困在“字本位”的王国难展抱负——自由的活性被驯服成按部就班的家禽。只有等到现代思维与现代语法冲破“字”牢笼,放下因袭包袱,在散文美的语境里,张力才可望获得更多的流通。


  如前所述,文言诗语是建立在“字”思维基础上的,那么“字”思维则结满对仗的果实顺理成章。形、音、义的巧妙配合,形成三个层面的对举性结构(形态上,出句与对句字数相等、结构均齐,且无重字方显变化;声音流变中,韵律符合对称、呼应、反复却不重复的原则;意义上,词性对等、意涵相当、修辞格对应,富于叠加的弹性意味),亦即形成以正对、反对、串对、隔对、虚实对、错综对为主导型的文本景观,将形、音、义的最佳组合发挥到了极致。而现代诗语是建立在“词”“句”为主的发散性思维上的,夸大与事物之间的变形关联,应和着现代人宇宙观、审美观的变化,“不以物象之间的妙合无垠为根本,而以物象之间碰撞、纠缠、矛盾互谬为旨归。”【8】从前那种和谐的天人关系、阴阳关系、虚实关系变得不和谐了,且逐渐被碎片化了。不用说对偶对仗,现在就连整饰的排比句也很少用了;原来较整一的张力也变成“散装”性张力。


  早些时候,汉学家奚密就认真分辨古典诗与现代诗的重要差异,她在《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的结语中明确两个不同传统:

  

  相对于悠久辉煌的古典诗,现代汉诗还是一个芽苗。就其内在发展来看,现代汉诗却已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传统,至少是汉诗传统的一个小传统,大河的一条新辟的支流。在语言媒介与和美学意识上,它截然有别于古典诗。【9】

  

  对古今诗语做过研究的臧棣,也把古诗和现代诗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它们在语言趣味上存在着根本差别:

  

  古典诗歌对诗的措辞的依赖,表明它是以体验事物为表达的核心的;而现代诗歌对日常语言的发掘,则是表明它是以认知事物为表达的核心的。就认知功能而言,古典诗歌总体上专注于审美感受,偏重个人化的文化体验;而现代诗歌则倾向于揭示事物的真相,侧重于传达诗人对世界的独特的认知。【10】

  

  西渡则在具体的褒贬中进一步强调:

  

  古典诗歌的每一个词汇都承载了重重的文化隐喻,以致令人窒息;它传达的经验也多是一些二手货、三手货,很多时候仅仅是修辞的自我增殖。新诗甩掉了这个包袱,使我们有机会睁开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这个世界……【11】

  

  重新审视古今诗语在观照、感发、言说世界方式上的距离拉大,笔者想继续发问的是,在差异性前提下,现代诗语与文言诗语究竟是处在怎样一种既联系又剥离的状态?两者的不可通约性究竟有多大?大到怎样一种边界?尤其是,两者出现的断裂、阻隔又是达到一种怎样“自扫门前雪”的程度?诚然,现代诗语与古典诗语有交汇、承传的部分,也有反弹、隔膜、补充、未完成、乃至全然不同的崭新部分,故笔者更愿意把现代诗语与文言诗语,看做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分属于两种相对独立的言说语系。两者不止在田园模式与都市模式,生命意识与书写品格、文化体验与经验认知,同时也在具体的想象方式、感觉方式、修辞方式上出现许多“各行其是”。


  诚然,在同一性的尺度下,我们很容易拉近两者的关系,也很容易数落现代诗之不足(松散拖沓、不精美、音乐性差等),但在差异性视线里,我们更愿意乐观其成这种“一国两制”的产物,这意味着不能先确立某种“制式”为本质范式,而规定某一种“制式”必须向它“看齐”,它们首先是等价的、并行不悖的。笔者这种“平分秋色”的观点,无意压低三千年遗产,抬升一百年积淀,而意在强调,现代诗最大的优势在于形式随内容变化而充满时代的活力。它的必然的“失律”,既是它最大的毛病,也是最大的特点。一个显著的近期例子是汶川大地震,数万篇诗歌文本在一夜间喷发,98%为现代新诗,证明这种现代“制式”最为贴近时代心境的律动。


  下面,以古今书写最普遍的月亮为中心,做一点比较工作,藉此探讨现代诗语与文言诗语的分野,也由此淡化传统诗歌的本质主义影响,重构现代诗语的“新发明”。

  

三、“月亮”的古今比照


  古典咏月的篇章可谓恒河沙数,“春江花夜月”首屈一指,“明月几时有”力压群芳,“对影成三人”独出机枢,“遥望齐州九点烟”天马行空……它们都无愧于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月亮拥有强大的文化象征功能,是爱情、怀乡、时间、阴性、自我鉴照的极好喻指,是最富亲和力的题材,从《月出》诗经到晚清《月殒》,千百年来经久不衰:

  

月出皓兮,佼人浏兮,舒忧受兮。劳心蚤兮。

——先秦·《陈风·月出》

照之有余辉   揽之不盈手

——晋·陆机《拟明月何皎皎》

上弦如半璧,初魂似峨眉

——北周·王褒《咏月赠人诗》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唐·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午影

——宋·张先《木兰花》

映水有钩鱼怯钩,衔山无箭鹤疑弓

——明·朱元璋《新月》

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

——清·曹雪芹《香菱咏月·其一》

              

上乘的咏月诗跟随着自然山水诗,把中国美学标高和审美情趣推到极致,月亮特有的神性色彩、柔美样态,使她在同类竞争中一直处于领衔地位,在数量和技法上屡保优势。浑成的境界,秾丽的辞章,常常让后人在月亮的阴影下踌躇止步,甚至有山穷水尽的绝望。也因此,人们常常仗恃月亮优渥的文化资源,睥睨现代诗,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可是,就在母题几乎写滥的老地方,现代诗硬是凿出一条新路。同是咏月,少了陈旧经验和农耕时代的田园意象,更多是现代意绪体验、现代想象。下面举证几例,完全与古诗大相径庭。忍不住要为现代诗辩护,这样迥然有别的诗写与诗语,为何不能与古人平分秋色?难道因为资历短浅、积淀不够就打入另册?看张健《敲门的月光》:


敲门敲了半小时

我才让月光进来

        

她婀娜多姿

向我诉说山背后的

烟火和情景

        

一杯龙井茶

喝下去,月光

睡成了我的白被单

        

将月光拟人,并不稀罕, 但将之从拟人(敲门、诉说、喝茶)到拟物(变成被单)的动态化过程,实在奇巧。而这一跌宕过程充满了始于最先婉拒,后演变为和解陶醉的情趣。古人能够写出其中的情趣,大有人在,但将月光出没的轨迹设计成一个戏剧性场景,实属少见。


罗门《月思》:

月深/月亮把一块光/缝贴在地板上/母亲仍为我过年的新衣/在老家的灯下/赶缝着最后的一个口袋//我走近窗前/身上那个口袋/竟然是那块月光/手摸袋里的压岁钱/那枚发亮的银元/千里外的月/母亲,我如何去拿呢/你的手在那么多举起的枪支中/又永远的缩了回去//你走后/谁也没有告诉我/你的脸与你给我压岁的银元/仍一直存在月里


月思的题材要多少有多少,月下缝补的情感要多深有多深(所有人都会背诵“临行密密缝”)。此诗的独特处是将月光做三度时空转换:先是月光作为补丁缝贴,继而幻化成口袋里的压岁钱,最后是母亲的脸与口袋的银元叠加一起,共同留存于遥相仰望的月里。其间款款深情溢于言表。月亮——银元——母亲的脸,这样的“近取譬”原来并不怎么可取,但经由诗人诗语的出色转换,终究摆脱窠臼,想必李白读到了也会给出高分吧。


余光中《月光光》:

月光光

月是冰过的砒霜

月如砒,月如霜

落在谁的伤口上?


月光向来是和祥柔媚之物,是人们高频率的审美对象。余光中故意采用“反常之道”,不顾人们长期培育的美学情趣,一改温柔敦厚之风,破天荒撒一把化学剧毒,塑造出一个恐月症和恋月狂混合的“怪物”,这在古今中外诗歌史上堪称一绝,闻所未闻。


张健《月下》:


月球的许多铜锈

恣意地向我飘落——

 

一刹那间,我变成

头皮屑最多的人


是月光从树荫间筛下来的独特感觉?还是雾濛濛中抓痒的幻觉?反正聊算是一次地道的审丑:月光——铜锈——头皮屑。古今中外没有人会把月光的纷扬状同头皮屑联系起来,也没有见过诗人是这样戏谑月光的。张健的想象力不会逊于李贺吧?


方莘《月升》:


在奔跑着红发雀斑顽童的屋顶上

被踢起来的月亮

是一只刚吃光的凤梨罐头

锵然作响

    

二十多年我读这段诗时,好一阵惊叹:超脱日常的透视,把屋顶与月亮压缩在同一平面,让(幻象中?)顽皮的孩子把审美对象踢将起来,经由通感完成连续性的、可爱的动态串接;不仅仅是个吃光的凤梨罐头,那么富于质感,而且迅速衔接着踢的结果“锵然作响”,一气呵成地勾勒出多面体月亮,与孩童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色彩、动态、音响、质感,四者浑成一体,真是现代诗史上咏月的一绝。张若虚睇视这个古怪的“凤梨罐头”不知作何感想呢?


  秦松的《九十六种月亮》一不小心则变成月亮的文化辞典,他用近百个喻体来打比方,令人乍舌:鸦片、酒精、烟灰缸、吸尘器、白瓷痰盂、杏仁豆腐、香草冰淇淋、咽不下的乳酪、塑胶的烙饼、钓饵、窃听器、打瞌睡的老挂表、失落的一只耳环、老花眼镜、唱不完的长恨歌、没有日期的邮戳、透支的账单……月亮成了现代超市琳琅满目的物品和现代经验的仓库。这在古诗里是很难做到的。


伤水《相看两不厌》:

  

那个纤手剥着蛋壳的人

轻得像蛋清外那层薄膜

      

那个和透明对话的人

听得见蛋内的孵化声

      

那个后仰入元宵月的人

溅起了满天冰凉的蛋清

      

《相看两不厌》同样再次改写了人与月亮的关系。月亮是薄壳的蛋,人看蛋,蛋看人。离奇的是,人竟然剥着月亮的“外衣”,而且还能听得见蛋内的孵化声,最后是溅起满天蛋清,覆盖了人。薄明的感觉,澄凉的诗绪,全息性融化在人和月亮的关系中。而李白与月亮的关系,是“对影成三人”,主客体分得很清。相信李白活到现在,也会向今人的现代思维学习呢。


  更有后现代的写法,故意无视月亮的钻石光彩。在《星期天夜间的事件》中,伊沙创设了一个低俗意象:“月牙——上帝剪下的脚趾甲”。胡续冬臆想把大半个月亮“拆卸下来,组装成/一个机器猫,帮我备课、写专栏” “最后/在我的枕头上尿出一片十五的月圆。(《月亮》)。还有多多的怪诞“明月像鹰遗忘的一片兔子肉”(《明月松间照》),以及《看海》中的“审丑”:“一定会有一个月亮亮得像一口痰。”,这些都是古诗里绝无仅有的。

  更损的是祁国的《中秋》:

  

 月亮/你这个老处女/自从被老美上过后//就成了一个寡妇/但今晚/仍有十三人/把你仰望//我还分到了/一块月饼

 

该诗已经脱逸出审丑范围了,简直就是以毒克美。作者在反讽中大大消遣了一把国人的文化意识。也由此感受到犬儒话语对诗歌的渗透,并成为后现代诗歌写作中一种质素。这在古人以及怀抱古典标准的人那里,简直是十恶不赦。


四 、古今诗语的主要分野


  以上胪列有关月亮九种写法,在古诗里还真找不到先例,此举并非鼓吹今人如何超越古人,而是想证实古诗与新诗是接近于两种不同制式的写作。如果死抱古今中外“同质性”标准,当然可以非常轻松蔑视新诗种种不是,如果换一个视角,就可以撷取今诗在古人荫影下仍会涌冒出许多新质素,那么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


  必须承认,古诗的千里婵娟,经过多年整容,固然保留天生丽质,但变化缓慢甚至停滞,那是农耕时代超稳定心理结构的产物,于此带来恒常的审美惯性。我们发现,二千年来,多数月亮依然徘徊在极为稳定甚至老化的谱系上,大诗人名诗人也难逃某些类型化模套,月亮的同质性意象周而复始地循环着:

  

银钩:“一曲银钩晓,宝帘挂秋冷。”(王沂孙)

玉盘:“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苏轼)

玉环:“高星粲金粟,落月沉玉环。”(白居易)

玉轮:“玉轮涵地开,剑匣连星起。”(骆宾王)

飞镜:“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辛弃疾)

玉弓:“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李贺)

冰鉴:“绛河冰鉴朗,黄道玉轮巍。”(元稹)

      

千年月亮意象,几乎集中在“近取臂”的形态:钩——盘——轮——环——弓——玉——璧——镜——鉴——;同样,月之光谱也因因相袭:清光——清辉——澄彩——澄辉——澄清——明晖——朗晖——珠晖——流光——流彩——流影——银华——银花——素练——素寒——凉波—— 凝波,文言诗语落入某种流程和“填充”式陷阱。


  文言诗语的固化,源于无法逾越的语言格式:句的字数限制、篇的字数限制,包括平仄、对偶、押韵的限制,使无限的诗情画意只能在极有限的单字范围内交流,叫意象语象的推陈出新愈到后来愈变得乏善可陈(难怪鲁迅会感慨诗做到唐代就可以了)。为适应规范好的格式,也为有限形式的局部求新,古代诗人总是对自然意象进行反复剪裁浓缩,推敲便成为普遍手段,锤炼蔚然成风。他们殚思竭虑如何将有限语词“装进”固定的容器,语词的程式化、自动化便成了“下意识”。这种写作机制不为现代诗所推举,因为现代诗写作是一个哈姆雷特变幻着一千个面具。


  再从句子的角度上斟酌。“江清月近人”(孟浩然)由于写出了水的澄清,造成人与月亮距离突然拉近的人类普遍经验,这种经验是由正确的错觉造成的,也因此上升为众人认可的审美境界。但是,古代大量类似“潮平两岸阔”“微风细雨斜”“野旷天低树”“夜黑灯火明”……都是属于类似模式,这样的普遍模式一开始是蛮鲜活的、美妙的,但用上百年千年,不免钝化了,成为某种经验的类型化、定势化,基本就静止在那儿,成为演绎性画面而非瞬间“变脸”,且缺乏更为丰富的层级展开。长此以往必成套路,到处撞车。今人所写的文言诗词之所以那么似曾相似,重复雷同,原因盖出于此。


  当语词与诗写的程式化落入高科技囊中,机械制作便容易实现。2002年网络出现“稻香居电脑作诗机”4.00升级版,可作五绝,五律,七绝,七律,排律,古风。起式收式韵部均由用户设置,可实现各种方式的次韵、藏头,可智能分析命题、自助修改,并且填词多达一百五十四种。2008年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三位学者通过另一种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模拟自然进化过程搜索最优解的计算模型),又开发出更高级的“宋词作法”软件,在CPU 1.83GHz内存512M的低端计算机上就能自动生成诸如《清平乐·.菊》,与一般作者的水准持平:“相逢缥缈,窗外又拂晓。长忆清弦弄浅笑,只恨人间花少。菊不待清樽,相思飘落无痕。风雨重阳又过,登高多少黄昏。”机器填词的成熟达到这样的水平,再度从一个侧面证实文言诗语的程式化、自动化程度。


  固然高度集中、高度概括、高度浓缩是文言诗语的优势,但同时也是一种局限,它遵守“减法”原则,因为字数太少,对于万物的感应一般只能做整一性的概括,难以对事物周遭的关系作出复杂覆盖,只好放弃细节极尽省俭。纵使有少数月亮带来突破性句子如“对影成三人”,也基本止步于月亮的特定“光圈”内,难越雷池。现代诗语就不一样了,由于自由与长度的关系、天性极不安分,故上窜下跳 33 94001 33 31648 0 0 4253 0 0:00:22 0:00:07 0:00:15 7025 33 94001 33 31648 0 0 3749 0 0:00:25 0:00:08 0:00:17 7232左冲右突,尽可能将事物分解、打开。同样是面对《明月》,陈先发不学太白大人的邀请,而是直接进入月亮体内进行“交往”:/你到我的体内来,操汉语、做官、下棋/吃虫蛀的青菜。/吃饱了还可以去看流水/我到你的体内,笔直去向云端,我不拐弯/把群峰看得一点点地矮下去/即使吐了缕血/也要吐在暮晚的浮云上。/如果你交换,我连青衫铁拐也一道送给你。陈先发竟与月亮在身体上相互穿透、来回换位,你说奇不奇——你说咱们的古代诗仙要不要学点现代思维?


  而更多热衷于进出事物周遭关系的诗文本,感受方式多是一种过程的瞬间体验与过程的经验展示,是专注于对象周遭关系的各种展开处理,而不是对对象的集中、压缩性“抽取”,因此现代诗语是采用“加法”原则。加法与减法有天壤之别。古人写“江清月近人”,现代诗人已不可能停留在这样单维、静态的界面上,而更多关注主体与“江”、与“清”、与“月”、与“近”、与“自我”——这五者(其实大大超过这五者)相互间的复杂关系,那是一种更加动态、立体、多维的瞬间打开,即“可以就一件事从多角度说,反复说,层层深入地说,可以最大限度地刻画人性人情的繁杂多变,思维的曲折幽深,逼真再现场景、人物动作、相貌甚至表情,敏捷捕捉最细微的思绪流动。”【12】藉此穷尽现代人复杂多变、曲折的情思,显然与古人的单纯不可同日而语。


  例如臧棣的《月亮》表面上是博喻写法,但诗性思维则是彻底的现代。他通过互否、背谬、反诘等路径,将月亮与周遭的事物建立起广泛而松散的同盟,轻而易举联系起各种喻体:“木框中的画”,“臧有珍宝的洞”,“童话中的壳”、 “迷人的器官”、 “完美的金币”“傻瓜制作的陷阱”、“异教神的脚印”,还有 “留在老房子里的一块表”“ 最沉的秤砣”“从山顶推下的雪球”等等,使得古典文言的月亮,在众多事物的包剿中,放弃自身属性,实施一次颇具现代文化内涵的“改写”。诗人通过新型的关联法,在现代逻辑牵引下,将月亮与遥远的陷阱、脚印、果实、宿营地、碳炉、舌头粘连起来。恐怕李商隐读后会蹙起眉头:诗,怎么能做这样超级的链接呢?不是要乱套了吗?现代诗语下的新月在层出不穷的幽微诗思纠缠中,继续呈现智性的分析轨迹:“它受惊时留下的壳——薄薄的,有轻微的凝痕/而且不空”;”“如果我们的耐心将渺小颠破,/它难道不是宇宙之痣”;“那些光线像是直接/从箴言分泌而出”;“如果你敢想象黑暗中/有那么一支毛茸茸的手,那么它就是那面手柄上/被攥出细汗的镜子”;“它绝非只有一只眼/但它像只有一只眼似地瞪着”。类似这样现代的诗想、诗思,彻底变更了文言诗歌以名词为中心的诗语结构,广布发散性、辐辏性思维、思路。


  但是历史的沿袭根深蒂固,中华诗词学会的广大同仁们,矢志不渝继承传统,精神十分可嘉。看老将新秀写“惊月”吧,欲想翻新,但结果不是“荷风摇曳惊月色,柳雨腾空揽云端”,就是“飞霜无心惊月色,翔鸟有意和琴声”——几乎分不清张三李四、唐宋元明,横来竖去怎么写都落入“遗响遗韵”,对于最讲究创造性的诗歌来讲,岂非大忌?

  看现代诗人怎样“改进”:

  

曾有数次我被月色惊起

那沉沉压在身上的粘稠而模糊的

喘息 是一头无辜之兽的喘息

它在不为人知的黑暗中诞生

耸着肩 双爪陷进我蝉翼般的胸骨里

而今我醒来 感到钻石一样的月光

会倏然洞穿身边裸露、颤摇的一切

它会化为青烟?或隐着形不肯离去?

——哑石《青城诗章》第26首


月色转化为兽的喘息,月的爪子卡入肋骨,月色会洞穿、也会化为青烟,瞬间体验和感悟突破笼统的套路,向各种可能的裂隙漫去,它带来了审美新意向。以此断言,现代诗人的潜意识、第六感觉、莫名意绪、飘忽意念、瞬间印象、神秘体认、及其快速时空变幻、断裂感……与现代智性、现代逻辑、现代语法结合,有别于文言诗语固化的模套,开辟了现代诗语新通道,它追求无限中的众多可能,包括“无形便是型”的可能,这不能不迫使我们重新打量,古今诗歌的审美范型是否应当做出适当“剥离”进而进行独立“注册”?因为两者在实际写作上已然分道扬镳。


  可是多数人还一直拿古典诗为标高,这是由于人们长期受古典美学熏陶,更愿意认可古今诗歌的同质性,并且坚定地以同质性贬低新诗,要求新诗全心全意去依附、继承古典,却忽略语境发生重大变迁时,应与时俱进地以现代感受、现代体验的确立为诗写圭臬。


尤其从创新目标出发,笔者强调古今诗歌的差异性,强调两套不同感受体系所形成的诗语的分野,强调现代诗出现了许多新质素:繁复、关联、发散、超速转换、远取譬、思辨、审丑、审智、复调、对话、细节等。故而确立文言诗与现代诗是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更符合诗歌发生学、诗歌写作学追求创新的根本标的。对于写作者来说,与其在同一性的防线上加固“守常”的工事,毋宁在差异性的彼岸开辟更多求新求变的登陆点。


  在笔者眼里,文言诗歌是种晶状体的诗歌(类似水晶),内部的分子结构排列十分匀称密切,有型式、有周期性和方向感,相互投射,晶莹剔透,圆润照人。现代诗明显迥异于这种晶状体,它越来越离开高密度聚合、高强度凝铸的属性,而启用更多包括对话、复调、盘缠、松散的组合方式,其状态业已构成对晶体结构的瓦解:分子运动近乎无规律排列,没有固定熔点而有很大的粘滞性、弥漫性、可塑性,属于固体、气体、液体间的混合物(如果有的话)。现代诗的这种非晶状现象,为何一定要牢牢维系在晶体序列中,而不能自立门户呢?


  对于文言古诗来讲,其审美规范主要体现在不即不离,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之间,它遵循“因境造语”的原则,融汇自然,构设意境,力求以精致、完美的意象,即纯度极高的诗语来酿造氛围、境界,让人们流连忘返陶醉其中。而现代诗因了都市生活对古典诗情画意的瓦解,在田园模式迅疾向都市模式嬗变中,多以智性的精神审度生活的况味,叫人们在随机的领悟中理解和返观世界。因此现代诗的审美张力削弱了文言时期比较圆融的性质,更多表现为含混的模糊、冲突的互否、变形的畸联、反讽的“佯装”、多重的戏剧性等特征。古典时期那种浓缩集中圆融的张力变成了悖谬的发散式张力。


  近期,诗歌批评家陈超在给笔者的信中也比较了现代诗与文言诗的不同:不是说传统诗歌结构就没有张力,而是说现代诗结构更强调张力。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体现在,前者往往靠克服结构中的逆反因素获得结构的和谐平稳,而后者往往靠捍卫结构中的冲突矛盾,获得“复杂经验的聚合”。很明显,几种相近的意味组合在一起就没有多少张力,而几种相异的意味组合在一起才会有强烈的张力。相近意味的组合是“加法”,相异意味的组合是“乘法”。显然,“和”与“乘积”在含量上是不同的。【13】


  综合上述思路,笔者最后小结文言诗语与现代诗语的分野差异,聊作参考:


  文言诗语是建立在以单字为支撑点的对仗型结构基础上;以空间性为主导的经验言说形态;遵循“起承转合”的意脉逻辑,做较小跨度的变形变意;它依托并激发字词本身的弹性,形成高纯度、高精度的晶体写作范式。现代诗语则是以词句为基本单位的自由随机形式;在非统一语境中做较大跨度的变形变意;呈现以过程为主的意绪化体验;在松、宽、散的语境中渗透较多的知性成分和异质成分,属于非晶状体的驳杂与混沌写作。文言诗语特别推举不即不离、严谨整一的自然、田园意象,追求形神兼备、浑然天成的意境境界,充满精工的诗情画意。现代诗语则融入瞬息万变的都市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疏离着古典美,在“无形便是型”的开放中,集结另类悖谬的诗意,甚至不排斥那些世俗的、散装的、粗鄙的非意象化“诗意”。



  文言诗语得益于“竹节式”的语言结构,以字的竹节延展生命【14】 即源于字词本身的“内爆力”,格外倚重字词自身的伸缩、扩张和铸炼的弹性(一个“绿”字、“闹”字就可盘活一首诗,这在今天几乎无法做到),故点铁成金俨然成为文言诗殿堂的门神。而现代诗语则靠拢逻辑性语言,讲究“间性”张力,讲究语词内部和语词之间的关系,讲究相互之间的广泛联络网结,即讲究整体“句群”“语篇”效果,故而轻慢炼字,看重复杂的纠结关系和整体语境,追求关系中的多重可能和生成。设若说,优质的文言诗语,一半取决于字词弹性的集中引爆,那么现代诗语的确立,至少一半来自张力的“布设”。


    

【1】刘光第:《汉语,诗一样的语言——中外语言比较谈》,东方语言学网站2006.2.9  http://www.eastling.org/discuz/showtopic-2223.aspx

【2】叶维廉:《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与美学的汇通》,《饮之太和》,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0年版。

【3】参见《十位批评家联席阅读》,《深圳特学文学》2005年4期,第136-146页。

【4】毛喻原:《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书屋》2000年9期,第4-14页。

【5】马俊华:《引进与还原—当前诗歌写作的两个语言路向》,《诗探索》2000年第l一2辑, 第281-287页。

【6】鲍昌宝:《新诗创作技法:问题与意义》,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五届研讨暨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师范大学主办(2009年10月)。

【7】(美)宇文所安:《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程章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122页。

【8】张德明:《新诗的张力》,《21世纪诗歌初论》,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页。

【9】(美)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宋炳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2页。

【10】臧棣:《“诗意”的文学政治——论“诗意”在中国新诗实践中的踪迹和限度》,《新诗评论》2007年第一辑(总第五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11】西渡:《我的新诗传统观》,《灵魂的未来》,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12】叶琼琼、王泽龙:《论穆旦诗歌语言的欧化特征》,《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4期,118-112页。

【13】陈超致笔者信,2012年1月3日。

【14】刘剑,周帆:《新诗“竹节式”结构的诗路探寻》,《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5期,第55—60页。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3年第6期

系《现代诗:语言张力论》第一章第二节




新的契机与“转身”

——有关新世纪草根诗写

陈仲义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诗歌承续着新时期乡土诗人特有的人生情怀、情结和思维方式,划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涌现出像张联、雷平阳、古马、杨键、江非等一批优秀的诗人。在这样一批所谓乡土诗歌写作中,与以往的乡土——比如五四早期乡土白话诗、与新时期——比如湖南“两栖人”为代表的新乡土诗有了不少区别。


  笔者以为,在这一批乡土诗歌写作中,呈现着鲜明的草根性。但笔者认定的草根写作与李少君先生自2004年鼓倡的有所不同。李少君多次提到草根包涵 “个人性”、“原创性”、“中国性”、“本土性”、“日常宗教”、“民族文化之根”、“个体生命之根”, 2006年他终于给出了相对稳定“框架”:“何谓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草根诗歌特辑·序言》)

笔者认为这样的命名,过于强调普泛性而游离特指性,显得宽泛、不够严密。与其大而泛之毋宁拽住它最核心的和具体的内涵。所谓诗歌的草根性,在我看来,是包括了直取自然“在地”,根系传统,注重生命冲动、注重底层经验和原生话语的诸多本土内涵。这些,其实也都根植于古老的乡土性。所以,从乡土到草根诗写,有着某种内在的渐进联系,或者可看做一次自然而深入的“转身”。


  是诗人们的基因、血液、骨髓依然被土地的澎湃所牵系,纵使多数作者已离开生于斯养于斯的故土,但童年记忆、少年体验经历,及其整个农村经验,几乎不约而同使其采取追溯、回忆、缅怀的方式进入对象。这,差不多成了许多乡土诗人共通的诗歌方式,显得稳定而长久。


  有意思的是,上述提到的5位诗人,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值得回味的草根特色。


  在宁夏一个叫小阳沟的贫瘠村落,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诗人张联,昼耕夜织,写出了几百首同一名称的诗作《傍晚》,每首都是清一色14行。傍晚在时间上作为一种深入乡村生活的切入口,在空间上则成为具有母题意义的家园。整个乡村书写充满了质朴、拙稚、自然的“在地性”风格。

有温馨的氛围,美好的天伦:“人在院落里,忙于晚炊/小儿在等待里打盹。

有关爱中的同情怜悯:绯红里,“几个驼背的人正走进村去/经过几株碳黑的树身。有劳作的愉悦与升华:“在柔和的暮光中/搬运彩霞”,“一趟又一趟”。有天人合一般的向往:“成为/一粒暮色/在每个白日的尾里”。还有神秘:地籁在静静的响/传说着一片白色的芋花;以及深处里的悲凉与近乎绝望:“在天和地的切口处,我是谁我是谁呀“等等,无不展示家园的原生底蕴。这是真正的“在地”的泥土之歌。


  甘肃的古马,与张联抱有近似的情怀,不过他不独守“同一”个傍晚,而是更善于返回古老的源头,他用原始的金木水火土,创造许多奇崛的意象(如“一只倏忽消失的老鹰/是一个汉子脸上的刀疤”“秋风磨亮的掀把/比一天短比一生长”),这些意象浸透人的血汗、闪烁人性的盐粒,带着野性和燃烧的酒气,撞击着我们的心扉。滋味独特,久散不去。也因此,他的歌喉里溢满朴真的原音,朗郎上口,时带诗经的韵味,像“雪水北去/大雁南渡//秋风过膝/黄草齐眉、、、、、、拜月祭日/射猎狐兔//拔刃一尺/其心可诛”, 古马被誉为“新自然主义”,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自然乡土景色描绘,而让人触及自然生命的原初和苍凉。


云南的雷平阳,开始是以“乡村测绘员”的眼光打量世界的,后来,他的音域彻底转为哀歌型。面对家乡的凋敝、灰暗,族群的沦落、蒙羞,他使用低沉的洞箫抒发心中块垒,他自称“我是一个黑暗的人”,的确,他就是用这种“卑贱”身份,怀着守灵的焦虑悲戚,介入现实境遇,《杀狗的过程》《卖麻雀肉的人》《我的家乡已面目全非》,一扫乡土诗歌长期来笼罩的明丽、温馨的调调,教人在底层生存面前,平添几分绞痛。同时他对某些乡村风土人情特有的灵异成分的渲染,也远远逸出草根上的乡愁。


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杨键的诗集《暮晚》,全然是一副温润悲慈的模样。中国诗人少有信仰,杨键却皈依佛教,做了居士。有另外一种精神支撑、砥砺着他整个写作。虽然杨键带有守旧的味道,外表看也没有什么反叛或愤世嫉俗,倒是十分谦恭退让,抚触大地上的纤纤草木和弱小人物。但正如他所坚持的:“一首诗应当像农田里常见的耕牛,水边常见的老柳树一样,唤醒人的慈悲、柔和的心。” 一切是那样的纯然、敬畏、内敛,表面孱弱的啜泣,其实传递着浑厚大地的声息。这不正是一种百炼钢化绕柔指的艺术力量?而这种力量来源于真正包蕴在草根内的悲悯情怀。


70年代出生的江非,长期将小小“平敦湖”作为高贵情人,一往情深,专心致志在自己的家园里,对已逝之物进行追溯与挖掘,形成了自由与形式感相互间杂的,并非逼仄的写作路径。“风雅颂”一直是他坚持写作的维度, 一方面是对农业文明由衷的歌吟寄托,另一方面,也不失对乡村民生,感同身受的关注、记录。在《一只蚂蚁上路了》这首长诗中,江非则改变以往比较笃实的姿态,用“强烈的反讽夸张,在极具典型的时代症候的意象、场景中呈现出荒诞性的史诗效果。” 给乡土诗歌带来另外的元素。


不过新世纪的乡土——草根诗歌,在蓬勃的书写中,还得面对两个薄弱的环节,一个是整个农耕社会全面推进到工商、消费时代,处于激烈的转型期,一切矛盾都在城乡模式的转型中激发出来,乡土诗歌如何应对这样巨大的震荡,这一难点正在困惑着他们。


换句话说,乡土诗歌写作中坚持以草根性——“家园”为自身写作圭臬,当然是不错的,但如果一味眷恋于乡愁层面,满足于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母题,浸淫于缅想追忆,多少漠视了高科技、消费、工商社会、都市化进程的巨大涤荡,必然会使乡土诗写疏离时代最冲动的呼唤;而继续退守于不乏乌托邦色彩的自我托慰“田园”;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维持传统思维格局,最终也会丧失继续创造的活力。幸好,有以上5位诗人从各自的路径,为我们出示了各有心得的草根“通行证”,是很大的欣慰 。


  隐约中,感到新世纪乡土——草根诗写面临新一轮挑战。的确,部分诗人早已走出风俗画框、自然景观,泥实贴近现相场景,在告别梦飞魂饶的“乡愁”后,淡出追溯、缅怀的调调,甚至也没有死守“家园”模式。而是直面都市层层推进、乡村节节“败退”景况,在古老与前卫、乡村与都市、物质与心灵的碰撞中,书写心灵遭遇的激烈分化,撕裂,战栗。这,才是在现代意义上真正深入展开的草根性。在工商、消费、现代性、文明病相互交缠的转型期——值此农业文明语境蜕变中,何妨不是一种契机?


  除此之外,与乡土田园模式急剧转型,具有同等意义的、另一个同样涉及面甚广,关乎人性及其灵魂深处冲突的“农二代”图景,正愈发凸现出来,成为都市草根书写的新焦点。众所周知。仅是80后出生的中国“农二代”远远超出一亿人。这一庞大的群体,是中国城市进程的生力军,又是处于最底层的弱势阶层。他们充满生命的冲动、生长、进取,带着强烈的移民意愿,他们试图彻底改变命运。他们淡忘泥土情结,也失去重新学习农耕技术的热情。因为他们已经不想返回土地,只想迅速成为白领蓝领。只因上帝之手把骰子撒错了,他们只好带着户籍的羁绊,怀着最朴素的野心进行打拼。他们有初级教育,有人权觉醒,有新的视野和信息管道,他们开始反抗制度化歧视,懂得维护自身权益,但又因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缺少公平,在多年被剥夺感、挫败感中煎熬着,无奈着也憧憬着。严重的时候难免滋生怨恨情绪,他们成为社会动荡与变革的最大火药桶。这些不愿意重复自己父辈的农二代,正在光明的角落、黑暗的角落,进行着一场场灵魂的自我厮杀。我们的乡土——草根诗歌关注过他们吗?他们自身的“代言人”已为自己做出了“打工诗歌”的命名。“打工诗歌”是对传统乡土诗歌的拓展,更是对草根性的“加盟”。值得欣慰的是,从大量草根底层的写作队列里,终于推出了他们的代表人物——郑小琼,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不同于前几位乡土诗人的风貌,也迥异于八十年代初期那种乡情浓郁的“两栖人”姿态。


“铁”的意象书写系列,横空出世般斩断了与炊烟、与流水与狗吠的联系,委实脱离了乡土原型,无异于对母乳断根,在陌生的母体上重新寻找“出生地”,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胎记”。表面上是淡出原乡草根,毋宁说是赋予新草根性以更丰富复杂的铁质、盐质、钙质。坚硬的铁和卑微的草根在写作伦理学上早已达成密切联系,真切的灵魂在这种联系中得以绽放。被铁锻压的心灵,要嘛被麻木要嘛反弹出巨大爆发力,底层经验便不顾美学的牵制露出异常的尖锐和粗砺: “饥饿的机器,每天吃下铁,图纸/星辰,露珠,咸味的汗水,它反复的剔牙/吐出利润,钞票,酒巴……”(《剧》)在尘世的心肠像铁一样坚硬的环境里:“思想,意志,疲惫的躯壳,/已无可奈何地屈服,/我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中老去”(《生活》)“它们/将要去哪里, 又将去哪里? 多少铁/在深夜自己询问, 有什么在/沙沙地生锈, 有谁在夜里/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与未来(《铁》)


  都市底层的草根性诗写,就这样笼盖着整个农二代,但其尖锐的部分更多是朝向时代的阴影、自身的斑驳及其黑暗。作为都市躯壳上的流放人,他们蜕变的挣扎,几乎失语状态的发声,他们的焦灼、痛楚、迷离,都离不开“都市梦”的纠结。他们的灵魂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隔膜、同化、融入、割裂。除了少数幸运者外,多数人的沧桑 漂泊,愿景,都充满生存的残酷、人性的离散。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物质与精神的角逐,这是一场难以预测的时代精神变革。在乡土模式转型和新草根性的书写中,我们的写作者是否深刻意识到这一契机和“转身”?


原载《文艺报》2011.8.3




诗歌的“出逃”、承载与挣扎

——新世纪诗歌生态剧变

陈仲义    



一、 诗歌的“出逃”


诗歌在古代,是文学皇冠、文化金字塔。从私塾到国子监,从古渡头到水井旁,诗歌无所不在。诗歌甚至连门楣和茶几都占领了,真是世上少见的奇迹与待遇。


而今诗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内部属性到外部生态。有幸的是诗歌没有走向绝路,不幸的是诗歌熄灭了往日的容光。现在的诗歌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在尴尬中陷入两个突围:一个是滑向世俗感官,另一个是逃向诗人内心。


滑向世俗感官主要是指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巧妙启动诗歌,利用它的古老声誉和手段,进行开发,重新聚集诗歌资源,开通诗歌被淤积的通俗部分和成熟形式。诗歌的通俗部分和形式,在极权与计划经济时代,曾被扭曲,其实它天然地潜藏于各种对象中。现在经过一番“整容”,便形成了以当下粗浅诗意为表征,配合各种标的,在各领域可批量生产的“再生物”了:大量扩散的诗歌因子、诗歌元素,诗歌成分,被广泛调动起来,进入销售、消费领域,经过调和“配对”,重新焕发了光彩。


诗歌多少改变此前清高姿态,放下架子,以唾手可得的诗意,汇合商业文化意图,在假日、节日、黄金周、大众广场,以及各种仪式上,载歌载舞,穿梭迎宾——广泛复盖于社会各个角落。诗歌在招贴、台词、明信片、圣诞卡、贺年片、MP3、广告、手机短信里彻夜漫游……诗歌那部分面朝向公众的功能,承担了年复一年的流行色,很快打开了通往世俗感官的快速通道。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填充生活的“沙拉”,微甜中略带酸涩,悄悄的、不经意间,浸润了生活——那些干巴而粗糙的层面。


     在大众由衷的感官拥戴中,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战略转移”。各式各样速配的“准”诗歌、“泛”诗歌、“亚”诗歌,经由感官传递,程式化操作,共同组合“大众诗意”、“流行诗意”,蔓延开来:分流欲望又打扮欲望,点缀身心又清爽身心,它与休闲、宣泄、还有附庸风雅,一起加入时代的狂欢。感官欢娱,浅层次心理抚摩、摇荡,多少使不良能量得到释放,大大缓解人的身心失衡。诗歌在被消费俘获、驯服后,自然也成了商业文化的小小随从。


逃向诗人内心,主要是指退守于内心深处,诗人更加忠实于自我心灵的感受,即进入隐秘的个我化写作,进入属于“献给少数人”的精神历险与语言历险。逃向内心,势必抛弃多年流行的“宏大叙事”,保持与主流、中心,离异的边缘姿态,拒绝大众传媒的盛情邀请,一直把“先锋”“新锐”“前卫”牢牢镌在自己的心扉上。这种“为无限少数人”的艺术,本质上是孤独的。她的可贵处,是提供心灵瞬间的秘密颤动,因而很不合群,在这个意义上,允许一部分诗歌逃向内心是天经地义的。 


逃向内心,并不是提倡诗歌与时代、社会完全脱节。诗歌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已然从直接反映、对应,转换为曲折投影、互文互涉式了。个人内心的创痛,哪怕小小叹息,经由心灵折射加工,完全有可能带上时代擦痕。因为心灵的空间和容量,并不亚于自然的天空和海洋。当然,那种过分耽于内心的“私房话”,过分流于日常琐事的满地鸡毛,是另外一种“失语”,不足为训。


在精神遭到矮化、价值不断陷入迷茫,逃向内心是一种怯懦,也是一种慰藉和救赎。诗歌在小小的心灵角隅,坚守独立、尊严和稀贵品质,是无奈中的有效,混浊中的“洁身自好”。正是诗歌,以“自己整个灵魂的发言”(维赛尔),以内心深处不可替代的“对话”—— 一种独到的个人化体验和经验呈现,成了公共时尚、一次性消费、文化复制、和官能刺激的小小天敌。它的逃向,因不肯“同流合污”,而显得那么悲壮,又那么值得敬重!


二、 诗歌的“承载”


应该承认,再怎样艰难和寻求突围,新世纪以来,诗歌的生态还是得到不少改善。诗歌的关注度,诗歌的覆盖面,诗歌的传播,新诗教材的全面改进,网络诗歌的写作狂欢,民间刊物的发行通畅,社团的此消彼长……凡此种种,说明了诗歌语境的相对宽松,[1]  同时诗歌也出现了新的、极强的承载功能。


单单2005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举办各类诗事活动高达400多项。除了名目繁多的各级诗歌节、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诗歌论坛,总之一切与诗能“沾边”的东东,都与诗结成“同盟”或仪式,迅速落实为诸如诗碑、诗墙、诗校、诗村、诗乡、诗义演、诗同题赛、诗救助、诗旅游、诗基金、诗漂流、诗医院、诗招贴、诗处方、诗婚礼、诗超市、诗歌万里行、诗行为艺术……[2]


它明白无误发出一个信号: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逸出具体文类,正在加紧融入文化;换个说法,诗歌正在加大自身的“分化”,即诗歌的通俗部分正在被文化化、被经济化、被政绩化。


诗歌,一方面抑不住自己的天性,按照自身内部生长需要,积极寻找扩张空间。另一方面,也心甘情愿地配合、承担各种外部 “订货”。在所有文类中,诗歌与政治、文化、经济的直接接触点,拥有最大的横截面。直率的说,诗歌可利用率和被利用率是最高的;诗歌是最挡不住诱惑的,也是最容易制造诱惑的;诗歌既是文化活动的受益者,又是回收的出血者。这也是她的魅力活力之所在。


不错,行政、经济、团体、行业,正七手八脚把孤傲的诗歌抬起来,抛向天空,制造凯旋的靓丽景观,当然,也指望从她散落的体香、毛孔、分泌物中获得什么。


行政部门恍然领悟,构建和谐社会,文明社区,诗歌,不就是一部现成而明亮的前奏曲吗?因此加大投入,诗歌得到政府行为直接嘉许,几个诗歌节前所未有获得超过100万以上的专项拨款。诗歌喜笑颜开。


经济部门灵机一动:向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嘛,不妨改为诗歌突前领唱,变化一下胃口,说不定会引来意想不到的效益?于是,诗歌与观光节、与购物节、与旅游节、与贸谈会顺利签约,共获双赢。


纵身商海,爬上岸来的——前诗歌爱好者、前诗歌写作者,前诗歌追星族,为还愿挥之不去的诗歌理想、梦想,主动请缨慷慨解囊,诗歌在等待多年之后,意外接获中奖彩票和礼券。嗅觉灵敏的老总们,紧紧嗅住这富有诗意的商机,精心策划,巧妙包装,很快与广告传媒联做双簧,深度开发,花样翻新。诗歌,在与企业文化的频频传情中,理所当然领到了半杯羹。


诗人的天性,一向喜欢呼朋唤友、率性而为,聚会、海聊、纵情、游冶……天赐良机中,自然顺应邀请、接受光环,领教人情,宣泄情性,不亦乐乎。这一切,都叫近年来诗歌一改黯然脸色,转而神采飞扬起来。


很少人能顶住诱惑——评选、授奖、典礼、上镜、演说、签名……在大众文化簇拥下,诗人们在相当范围内为诗歌争得荣誉、尊严,至少也修复诗歌被误解、被挤蜕所造成的部份伤害。然而,也应该看到,与此同时,诗歌也在一浪推一浪的狂欢中,失去某些深沉、深刻的东西。诗歌成了虚荣的俘虏。


对此诗歌逐年升温的嘉年华,女诗人燕窝迅速做出反应,2006年她在《诗歌经济学:两手都要硬》中说:诗歌需要“文化含金量”来增加其商品价值。支持诗歌和钱发生关系,这叫“资源整合”、“强强联合”。人家要伸张自己发展平台,我们则借此给诗人提供交流机会,在社会上发出诗歌的声音,没有什么不好。诗歌为何不能卖?要卖得理直气壮,多卖,争取卖,大卖特卖。但,不能卖良知。[3]


不过,对这样的广场狂欢, 诗人陈东东有较大保留。他提醒以诗歌的名义进行的活动,的确是一大人生乐趣。但在这个轮廓里,却还要警惕它带给诗人的行业幻觉。行业幻觉,是很容易把原本就比较自恋的诗人导向极度膨胀的。[4]


徐敬亚说得更尖锐:“工商社会对诗歌的宠幸,可能出现一种非常可悲的结果:当善良的人们怀着巨大的牺牲精神资助或宣扬诗人的时候,他们帮助的可能不是诗歌第一流的深层艺术因素,而恰恰是诗歌汤锅中表面飘浮着的一层闪亮的油脂,即诗歌群落中最追逐功利的部分,即非诗。”[5]


徐敬亚用汤锅表层的油脂来形容,显得有些刻薄。暂时抛开那些显在或隐在的目的动机,从效果上看,你得承认,不管诗歌愿意不愿意,诗歌的通俗部份在时代语境的“裹挟”下,确实正在加快文化化、经济化,政绩化,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趋势。我们忧心诗歌那些被“利用”、被过多“承载”的部份,但也应看到她的积极表现:她的大方、外向、明朗、容易牵动人心,对于推进诗歌普及,让诗歌走向大众,营造文明环境,提升社区、企业文化质量,提倡诗意生活,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当全社会以“各取所需”的眼光打量诗歌时,诗歌是不是应该为自己浩大的资源与能量感到欣慰?那么诗人呢?少数人诗人可能搭乘诗歌的礼车,借助诗歌的“踩街”活动,表演作派,以获取名声和其他利益,也因此无条件汇入商业文化大军,充当自鸣得意的诗歌“爆竹”。


多数诗人在骨子里还是履行自己的行规和职责,他们对诗歌本身有着坚定不移的诚恳:就是努力写好诗,不为外界诱惑所动。在参与相关的诗歌活动中,他们有自己的守则。力戒哗众取宠、消解“非分之想”,即使受到鲜花与镁光灯的包围,仍保持高度清醒,清醒诗歌的功能“分化”和角色承诺。他们知道,诗歌永无止境的追求,是唤醒心灵、唤醒语言,继续义无返顾的精神历险和语言历险。诗歌那些外在的、浅层的可利用部份,尽可以拿去用,但诗人之“心”岿然不变:尤其那些在底层、民间的写作者们,始终坚守着诗歌的独立品质。


这才是诗歌,深层次的承载。只有这样,诗歌才能赢得社会的尊敬,诗人才能捍卫自己的荣誉。


三 诗歌的“挣扎”


正当笔者为近年诗歌生态的改善略感欣慰时,2006年诗坛闹出了数十个轰动事件,标示诗歌在新的生存环境,在与国家意识形态、商业文化、后现代语境的纠葛中,所拥有的能耐、活力和虚妄。仅抽样其中四个不同类型的诗歌事件,我们就能进一步体味个案中折射出来的文化涵义:在表面繁荣与多重压力面前,诗歌以多变的脾性,不断变换“花招”,继续进行着艰难的自我挣扎:包括文本挣扎、伦理挣扎、市场和技术挣扎。


文本挣扎。“梨花诗事件”[6]  集中体现了诗歌实验文本,在网络与公众中的嬉戏性——相互嬉戏过程中的文本沉沦:到处是口水加废话;说话的分行,和分行的说话蔚为成风;能指漂浮与所指流失,导致文本虚脱,诗歌文本的可靠性遭到严重质疑。虽然“恶搞”带来许多负面,但就其积极因素讲,还是反映了大众对诗歌文本的基本诉求和“监护”;是诗歌文本在放浪偏离中,一次及时的“他律”。


“恶搞”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大规模仿写,仿写动摇了诗歌文本相对稳定的规约,加剧了诗歌文本往“无章可循”的泥淖越陷越深。它无不涉及众多诗歌本体问题:诸如诗歌的底线究竟应该划在哪里?如何葆有诗歌最基本的品质?诗与口水的区别,诗与废话的区别,如何界定诗与非诗的区别?什么是好的诗歌文本?似是而非的辩解,不分皂白的起哄,幸灾乐祸的复制,充分表明此番诗歌的尴尬,正是诗歌文本陷于混乱、离散、失衡的一次大暴露。那种放弃文本的声形意韵致,满足于随意即兴的“脱口秀”,或者敲几下回车键的简单做法 ,最终只能使诗歌自曝其丑,自取其辱。


长期来,诗歌文本的审美判断一直处于游移、模糊,老子说了算的无序状态,造成诗歌无难度写作与质量下滑的内伤。以这次“恶搞”为教训契机,实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诗歌起码的文本尺度,回归诗歌文本的诗性标准。


伦理挣扎。起先我是把这次裸体读诗事件[7],当做是一次诗歌的文化反抗、文化自救活动,一次义正词严的诗歌“声援”。可惜“事与愿反”,并未造出新意。诗人苏非舒本来可以在十六层衣服上做文章的:比如在衣服款式上做各种“枷锁” 性符码;并且不是往外脱,而是一层层往里穿,从而制成“臃肿”“累赘”效果,其文化上的隐喻,可以避开治安惩罚,且效果一点也不差。


后来往深处里究, 实际上,这是诗歌处于被围剿时一次“歇斯底里”的爆发,是诗歌在极度压抑下的“破罐破摔”,是诗人陷入绝地的困兽般冲动,是狗急跳墙式的反扑。一时冲动也好,自我献祭也好,事实上非但没能挽回诗歌颜面,反而遭到公共道德的谴责。在那一瞬间,诗歌与诗人同时落入百米冰窟,连稻草也没能抓着。诗歌的道德声誉创下了历史最低点。


说它是诗歌伦理底线的全面崩溃,可能有些严重,但委实反映出日常作息基本德性的摇摆,并不为过。企图以“脱”的视觉大冲击,收获捍卫诗歌的效果,恰恰露出内心的“怯场”,振救诗歌的结局,变成了很不自信的挣扎闹剧。这绝对是一场诗歌伦理学的败笔。诗歌伦理的基点是对诗歌自身的尊重。看来,重申诗歌伦理的“自律”意识,并非多余,同样是诗歌突围道路上,少不了的“护栏”。


市场挣扎。诗歌在市场的汪洋大海里向来就很难舒展泳姿,“国旗”焚烧事件[8],更是突出了诗歌在市场“冲浪”后的灭顶之灾。按理,女诗人苦心经营的《国旗颂》诗集,完全符合主旋律要求,很对意识形态胃口,理应得到优惠传播。可宣传部门残酷抛弃了自己的同志,完全把它推向市场。这一事件的确让人感到几分欣慰:诗歌,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依附强大政治势力,进入流通。这是诗歌的进步。诗歌,同样要接受市场检验;市场,对诗歌艺术提出更高要求。


应该表扬纪向寰小姐,有勇气拒绝政治与道德“优势”,试图只以个人努力进入公共领域,但失败留给我们也有不少思索,无论是国家意志的“红色”写作,还是少数人的“私我”写作,无视时代语境的变化要求,肯定要到处碰壁;冷静而客观地直面诗歌生存环境,与时俱进做出调节(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一意孤行),它应是诗歌写作中重要的“交通守则”,同时也应是诗歌在困境中,一种起码的“市场意识”。


诗歌,挣扎在市场铁面无情的齿轮之间,是目不斜视,义无返顾,被碾得血肉模糊,继续对着风车挥舞长矛,还是反客为主,以灵活多边变的策略,争取“一杯羹”?


技术挣扎。诗歌本来只考虑自身内部的技艺问题就成,但是“机器写诗”[9] 大规模发生,有如“赤潮”蔓延,使得诗歌版图,第一次面临技术覆盖的危机。外部超强技术 “入侵”,诗歌“国土”渐进沦丧,诗歌会甘心缴械抑或全力抵抗?有人认为 ,“写诗机”模块套用名诗名篇,构成侵权,纵容写作道德败坏,国家文化部应立马禁止;近乎机械的搭配编程,有损诗歌的尊严与艺术。但也有人认为,“写诗机”根本就不会伤害诗歌,如果诗歌这么脆弱,经不起冲击,那么诗歌这门艺术就乘早消亡吧。还有人认为,“写诗机”是游戏和娱乐化时代的产物,它像浪浪桥一样,完全没有必要跟它较真。


诗歌在此之前,多是接受政治、社会、伦理的强大支撑,现在转而借助日新月异的技术援助,且正在取得一次超常的诗写大“翻身”、大“颠覆”,它所带来的众多影响与改变,包括诗歌的原创性、诗歌的质地、诗歌的活力、诗歌的欣赏与娱乐等问题,再一次让我们遭遇从未有过的尴尬——没有任何前人可供借鉴的经验,也难以对未来发展作出预判。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数字化智能技术的完善,必须承认,诗歌开始被技术“蚕食”了,或者说,当技术与诗歌双方日益“联手”,当技术以新的面目与能量,部分取代诗歌的品质、属性,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诗歌生态,那么,我们将怎样面临技术日益强大的勾引,面临诗歌的价值、审美取舍?我们将如何在新的逼近与挣扎中,做出新的应对呢?


四、诗歌的“出路”


以上,就近年诗歌的激烈生态变化,就它的“分化”“突围”“挣扎”等现象观察中,初步理出了几点看法:


1.文化承载:作为精英艺术的诗歌,已难保曲高和寡的尊容,它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投奔文化,向文化靠拢,或者被文化“利用”,或者与文化“同谋”,它既充当文化的先锋,也落入文化的“犬儒”。它被文化超常地塑造着、支配着,它的属性已然发生某些“质变”。尽管诗歌,慷慨贡献了自己的通用部分和流行形式,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媚俗,那只能归结于时代语境下的“变通”。关键是,诗歌始终不能放弃自己独立、自由的魂灵,不能放弃生命人格的烛照;诗歌仍旧要守住自己高贵的情愫,在心灵与时代的临界点交汇,充分发挥体验的灵性、经验的智性,以及朝向艺术开放的无限可能。


2.多重压力:原本,诗歌主要承受来自意识形态压力,现在还要加上众多来自市场经济(商品\时尚\类像)的掣肘,乃至高科技智能的左右。在多重压力面前,诗歌以自身顽强的活性,不断变换“花招”,继续做着自我挣扎。的确,诗歌的许多挣扎是徒劳的、是以惨败告终的。但是,诗歌形形色色的“崛起”,层出不穷的“追新求新”,依然此消彼长。秉持诗歌这种“老不死”的内在活力,即使一息尚存,诗歌依然有能耐走在文明的前端。换句话说,诗歌本性中固有的先锐,使之一直葆有“在路上”的未完成状态,正是这种永不止息的“行进”状态,伴随着诗歌自身——每一次或大或小的 “突围”。


3.网络出路:几年工夫,网络便成为诗歌最便捷最有效的输出口。网络与纸媒是两条平起平坐的生产线,甚至在数量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越来越多的诗歌事件、诗歌焦点、诗歌走向和诗歌文本都体现在网络上。 网络成为诗歌与诗歌文化的最大集散地,它已经和正在对诗歌的思维、书写、传播、接受,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一根本性的生态改变,不亚于印刷史上的雕版革命。固然网络在诗歌的精神维度和艺术形式方面尚缺严格规约,经验世界经常被肤浅化,但网络的无限开放,尤其底层的民间自由写作,预示了“诗歌涅槃的契机”。我们庆幸诗歌在多年的艰难跋涉中,又闯出了一条充满魅惑的出路。



注释:

[1]以广东省最为典型。它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诗歌网站:《诗生活》。拥有全国民刊中最具专题特色的刊物:《诗歌与人》;拥有全国最大的外来移民诗人群;拥有连续7年的民间诗歌年鉴《中国新诗年鉴》;拥有全国女性诗歌最重要的阵地:《女子诗报》;拥有全国第一个与境外合办的刊物:《中西诗歌》等。由此可以觉察出诗歌的巨大生态改善。


[2]比如:1月13日“荣县•中国诗书之乡”授牌。 3月20日“中国桃花诗村”开村仪式。 3月“中华诗教试点学校”挂匾。4月9日“中国诗人之家”河南鹤壁煤业集团揭牌。4月诗刊社第四次大型公益活动“春天送你一首诗”启动。4月南昌“谷雨诗会”(首推全国诗意化医院,1000幅诗歌张贴画挂满病房)。4月26日“诗行为”艺术:诗人也夫在SOHO广场上搭建4平方米鸟巢,在上面生活一个月。5月“诗墙”在湖南常德(世界上最长)扩容。5月17日“中国诗歌万里行”启动(中国诗歌学会)。6月“处方诗”由乡村医生来一鸣申报吉尼斯纪录——所开药方皆由四句七言韵诗组成(30年完成40万首)。6月18日富春江畔诗歌集体婚礼。7月14日现代诗剧《口供》演出(100名诗人、艺术家参与)。12月24日首届诗歌精品超市大展(深圳)。等等。


[3]燕窝:《诗歌经济学:两手都要硬》,诗生活 2005.08.14

[4]陈东东:《行业幻觉》,《晶报》2005.10.29

[5]转引《2005年诗歌热:到底发生了什么?》新疆天山网2005.10.26

[6]2006年9月中旬,有人将女诗人赵丽华4年前的网络诗重新上贴,掀起一场大规模仿写运动。一时间,贴子铺天盖地,点击率多达几百万,诗歌的关注度创下前所未有的记录。

[7]2006年9月30日,以“保卫诗歌”名义,数十名诗人在北京第三极书局发起朗诵会。“物写作”首创者苏非舒,在女友帮助下突然脱掉十六层衣服,裸体默读自己的作品《仅此而已》。大概默读了1分多钟,灯就被关掉了。之后被处10天治安拘留。

[8]2006年8月31日,吉林省女诗人纪向寰拟在广场上焚烧2200册《国旗颂》诗集,并用3000多字悼词举行“葬礼”。她历时三年,完成200首专门描写五星红旗的诗集。她花了3万多元,自印出版,期间卖房还债,四处流浪,闹得婚姻破裂。首印5000册,只售出千余本。


[9]2006年9月25日,一个名为“猎户”的作者,开发出“猎户星免费在线写诗软件”。诗虫们闻风而动。截止07.5.16,实时统计诗歌在线写作总量为694199 首,平均每小时生产123.7首。随便抽样机器诗《遗忘》:“灵魂曾是心空里的小径 /它带走了谁的地狱 /灵魂渐消逝, 凄然渐远去 /视而不见 /终有一天它们结伴于湖畔 //灵魂头也不回地哭泣 /我的双眼却象墙壁渐渐欢乐 /望着沉郁的灵魂 /墙壁遗忘了一切。” 还算遵守语法,有个模样。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探索与争鸣》2007年11期




多元分流中的差异和生成

——中国现代诗学建构的困扰与对策

陈仲义




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经历几番世界诗潮影响熏化,和自身本土诗性开发,不敢说闳中肆外,已拥有辉煌建构,但起码也展开多元路径。在它们各具活力的部位,萌生着各种富于生成性的元素,日益促成现代诗学的丰厚和完善。


在侧重外来影响向度中,“意象征”诗学首先较成功地解决主体和客体,心灵与外物的契合感应关系,通过意象与象征的媒合化过程,为有限的人生经验情性找到了通向无限精神领域的途径;后浪漫诗学在情感核心地位失落后,仍坚持诗歌的理想理念,坚持情愫、情绪和想象,坚持回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在世俗与神性两种取向中,继续维护人间无法泯绝的浪漫情怀。超现实诗学则撬开潜意识的“水门汀”,前所未有地开发人的“活感性”,奏响了生命诗学的前奏,诗歌从此又获得另一辽阔的写作资源;而智性诗学则紧紧抓住经验与智慧这两大要素,全力向哲思“诗想”方位纵深挺进,重建诗歌另一种高度:诗歌是人生复杂经验与智慧的凝结与挥发。


在侧重本土诗学机制发掘上,新古典诗学面对庞大复杂遗产,致力于古典精华在当下创造性转化,致力于母语诗质的活性激发,以及外来文化碰撞中的中国化变造顺应。禅思诗学汲取古代禅宗在宇宙、自然、人生诸方面的营养启悟,相对思维和佯谬语言运作,为现代诗观照世界提供别一种天地。意味诗学是在古代“无”的哲学观与“味感”理论基础上,结合活生生的本土经验,推出以“诗感发生距离”为中心,配套几十种操作手段的“土著”方法论。


在侧重综合性的第三向度中,女性诗学从自身境遇出发,建立角色认同、角色演出和角色不在场三种空间,并出色地提供“躯体写作”范式。都市诗学从“焦虑”出发,更多关注现代文明带来的负面──直指现代文明相当程度的非人性课题。而生命诗学,则从经验积淀走向瞬间体验,很快完成从群类经验的高度概括到个人化亲历的转型,逐步占据诗学主流。与之“搭档”的日常主义诗学,坚持对平庸乏味的事物挖掘诗意,再度扩容了诗的书写空间,同时也提出新的写作标准。


在神话与反神话、现代与后现代诗学对峙中,解构诗学通过多种模式,向传统文化霸权主义、价值尺度、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和公用话语进行大规模颠覆,为诗提供了多种可能。与此同时也制造了惨重的艺术“自我毁容”。摇滚诗学部分地参与了同谋,但不同的是,它更多针对现代文明各种征候实施放血开刀,表现出感官开放和灵魂裸裎的特征。神性诗学则在人与神的迭合部,高标良知与人格,充分挖掘人性中的神性,追求宗教般终极关怀。与之呼应是乡土诗学。在某种意义上,乡土诗学是把上帝天堂转换为土地家园,建立以“家园”为核心的本土精神尺度。


以上,十几种诗学分支的生成都交壤于中国现代诗学各具活力的部位,不管是嫁接移植,土生土长或变异改造,都预示了良好长势。它们既有对峙、独立、互否、抗衡的一面,又有交汇、和解、同盟、互补的一面。没有一种分支诗学能够一统天下,独霸一方,而只能在分流中各领风骚。一味从总体上规定诗学本体性,追求统一属性,显然会遇到越来越脱离时代语境的尴尬,况且大陆、台港、海外三大板块不同时空进程的错动,“一锅端”的诗学势必也要遭到抵牾。而那种包举共相、忽视殊相的大“体系”,所造成诗学表面繁荣而实际停步是理应离弃的。


事实上,现代诗歌本体形态,早已出现巨大的裂缝与分化,在80年流变中,起码存在着白话诗──广义现代诗──现代诗三种形态的“霄壤之别”,它标示着诗歌质素本身的演化、蜕变,必然引发诗歌内部难以弥合的矛盾与差异。矛盾差异引导我们只能“分而自治”──分别挖掘其间各具活性的部位与环节,钩深致远,以便使散开的殊相更细致地贴近现代诗歌实质。这或许是一种更接近复杂诗学的策略。


多年来,笔者曾有一个美好憧憬,希望世纪末中国出现几位集大成的诗人。集大成意味着把所有优秀诗歌品质褒集于一身,大凡情感的、主知的、智慧的、哲思的、悟性的、通灵的、化境的、纯粹的、本真的、神性的……统统交汇一体,而对应于诗学理论,则应出现近似于某种绝对的、科学的、严整的、规范的,贯穿古今,横越中西,包笼一切好诗经验秩序的大诗学殿堂。


事实上,此种绝对统一规范的诗学体系和价值尺度是难以实现的。笔者愈来愈深刻体察到,诗学理论的有限与诗歌实践的无限性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现代诗歌易变的本性决定它比任何艺术品类会更快产生新的经验、新的矛盾、新的差异。它最容易反秩序,最容易脱轨出格。轻轻一个转身,便把多年集累的规范给突破了,远远把理论与批评甩在背后。这就是现代诗为什么一直成为艺术变革晴雨表之主要原由。尽管它保留某些基质,但总体上已朝向多元分流,多种可能方位发展。籍此看来,中国现代诗学建设,是不必过分追求大一统规范,而应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各个部位差异性研究上。差异性研究进入深层次,体系性的东西自然就浮托出来了。



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资源主要来自三大部份: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和近一个世纪新诗书写经验的累积。“三驾马车”不管以哪一部份为主导或齐头并进,都将面临很大难度。根本原因:一是这三大资源相当程度上各自独立,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二是从文论到诗学到当下实践诗写,其双向间的三重或二重转换,很难一蹴而就,需要做大量的榫合提升工作。


以范畴为例,中国古典文论,即使使用频率很高的气象、境界之类,到现在已无法涵盖全部诗歌类型了,如意境堪称古典诗歌最高美学明灯,千百年来光芒四射,可今天对现代诗来说,大概也只能照射某几种型构的诗歌──如新古典主义诗歌;起承转合一向为古诗的绝对结构准则,现在这种铁“三一律”亦时常被抛在一边了;又如“气”是中国文论独特的专利,混涵无际,很难“国际接轨”,亦不容易做中介转换,且在当下沟通中常常被“各取所需”。故中国古典诗学,存在着一个如何自固有的历史规定遭遇当下语境,于矛盾纠葛中激发活性,以适应新的诗写实践的大问题。


第二部份资源是西方文论。在许多情况下,“照搬”是有必要的。如源于布勒东的“超现实”,它的特定内涵指涉了梦幻、潜意识和自动书写。中国古文论根本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移植到新诗写作中当属新“崛起”,你只能先老老实实借这种舶来品“原旨”,然后才加以发展(如洛夫发展为早期广义超现实主义;严力发展智性超现实;陈东东发展边缘超现实 )同样道理,谈论纯粹,你首先得请出瓦雷里,谈论词根,你得用维特根斯坦,谈论本真去蔽,你不好拒绝海德格尔,当然你尽可以把老子庄子和海德格尔一番比较,但从诗学具体阐释出发,你还得多利用后者才能更剀切到位。


诸如此类,中国诗论中的空白地带,还得让西方文论进来占领,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它们又是一块块排他性很强,不好啃动的大牛排,不是那么容易可以任由割裂、化解、抽取,不是仅仅一番简单的中西平行比较,或断章取义就可强行撮和的。对空白来讲,全盘接收势在必行。而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文论能够做到真正的中西融汇,典型者如意象;相当一部分却枘凿多多,令中国胃口不是消化不良就是肠道梗潴。


第三部分资源是二十世纪新诗经验。尤其是当下实验写作中,涌现各式各样活生生的新鲜经验,是诗学颇具原创力的活泉。一般来讲,诗人的敏感、尖利、直觉往往走在批评家理论家前面。他们只言片语的深刻往往成为诗学理论发展的因子。一个明显例子是大陆八十年代中期最具诱惑的两个口号“诗到语言止”与“语感”都是诗人首先提出的,经过诗人诗论家共同努力,这两个口号已发展为当代诗歌语言理论一种构成。像语感,在新的诗写理论中,已经脱掉通常我们所理解的语感是对语言感觉这种简单界说,而成为生命体验与诗写传达中的同构互动。正是这种“自生”语言理论,揭橥大陆八十年代后期的生命──语言诗学。又比如于坚稍后提出的“隐喻后退”,打破现代以意象象征为中心的审美规范,渐成一家之说。诸如此类来自当下实践的理论苗头,以独异的不可替代的尖新面貌区别于本土与西洋话语,成为一口生生不息的泉眼。


这里有必要强调:除大陆外,海外、台港两大板块诗写经验尽管处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其现代诗的现代进程不尽相同,但母语渊源下的交互经验,上升为某种理论结晶而被推广,仍将丰厚当代诗学建设。(如台湾由纪弦首倡,近半个世纪一直不衰的“主知”之强调,加洲大学杜国清近年主张“意象征”合二而一,都颇有建构意义)


衡而统之,窃以为,上述三大资源,除部分尚能相互渗透沟通,相当部分却难以同条共贯,或融汇得不那么贴切到位。它们的独立,不可替代性,加上发展中不断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使得中华诗学建设在当下显得格外驳杂,各取所需,各自为政。我们确乎陷入了“杂语共生”的历史怪圈。面对这种庞杂的只有少量尚能兼容,大量带着拼盘色彩特征的理论话语,提出所谓全方位整合时机似乎过早。因为“杂语共生”的必然性必要性是无从拒绝的,肯定还要维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就更加引发我多年来一个念头:与其搞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的诗学,不如分而治之,各搞各的诗学“自治区”、诗学“自辖市”、诗学“开发区”。过早统合,实在无法一揽子解决三大资源的复杂兼容课题,同样也难以缝合三大版块的巨大差异。干吗不在差异的前提下“分而治之”呢?“分而治之”意味着放弃总论式的“本质的虚设”,而改为从各自的逻辑起点出发:生命的、语言的、超现实的、日常的、神性的、解构的、浪漫的、女性的、乡土的……从而建立起十几、二十几个各具特色的诗学畛域,最终便自然形成中华诗学“共同体”、中华诗学“共荣圈”。


在进行这一“分治”的差异性建构中 ,我以为关键是要以现代性做为“杠杆”,即以现代意识为其统摄。现代性是一个时空概念,它永远处在现在进行时,它首先含纳超越此前的即反叛过去的因素(按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依靠反叛所有标准经验的东西)其次它代表着不断生成的增殖(按帕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字眼)即在动态过程不断发现自身,不断加入自身,不断创造自身。


我所理解的诗学现代性意味着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习惯的理论思维;意味着一种追求开放、追求创生、不断突破超越的精神。它拒斥封闭、规范、守成思路,在各种阐释、吸纳、派生、自造运作中,更注重当下进行时的质素,从中检索过去,面向未来。故所谓科学的诗学建设,首先当以现代性为“杠杆”做三大资源贯通。换言之,以现代意识梳理好继承/借鉴、一元/多元、先锋/经典,异端/整合诸多关系,不管侧重本土的、力主外来的、坚持“自生”的,都接受现代性、现代意识引领,方能有效地或跨入当代向度的创造性转换,或经营舶来品加工,或做自我增殖的激活。


正是现代性和现代意识充满活力的催化,新诗告别旧诗,终于出落成极富个性的独立自足的文类。新诗沿着白话诗 ──广义现代诗──现代诗三阶梯演化进程,可望完成自身运动第一个成熟周期。


正是现代性和现代意识,成为新诗写作自我增殖的内在动力,同样也成为现代诗学运作的强大“活塞”。确立以现代性(现代意识)考察、开发三大资源的准则;确立以现代性作为现代诗学的基石与支柱,暂且把长期来传统的、西洋的、本土的种种“争讼”悬置一边,21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可望获得开阔的视野。


强调现代性,主要强调自身活力。众所周知,新诗历史只有80年,比起泱泱古诗,尚嫌稚嫩,较之西洋诗,留下仿写痕迹,但由于自身巨大活力,竟能在极短时间,抗拒旧诗许多束缚,扬弃自身不少老化、钝化部分,蓄纳西洋许多新质,迅速建立自己初步坐标;拉大与前两者距离,独立形成自己一种参照系。这就是了不起的活力:本质上它不是直接继承的结果,也不是横移的对应,预先的设置,而是在现代汉语语境蜕代中,综合变造的产物、寻找无限可能的收获。表现在诗学形态上,可能是某一术语某一范畴,经由“活力”作用,“自发”生成;可能是某一现象某一言说通过“活力”折磨,最终得到时间裁定。



而当前诗学建设,虽经多方惨淡经营,基本已解套意识形态桎箍,回到本体,然而又在商品人情双重夹击下,倒向新的失重:真诚丧失,批评成为应酬、交换、友情出演和廉价抬高;感受力丧失,批评变成年度报表,文化杂碎;标准丧失,批评落入沙龙专利,圈内过 68 94001 68 64416 0 0 4859 0 0:00:19 0:00:13 0:00:06 6805 68 94001 68 64416 0 0 4503 0 0:00:20 0:00:14 0:00:06 3638阐释。还有命名抢占,包装炒作,“西”首是瞻,唯我独尊,乃至叫阵攻讦等形形色色障碍,削弱了诗学健康进展,在大的方面犹有数端让人困挠:


代际。如同几代诗歌写作实践,批评理论同样陷入多重代际“对峙”。老一辈一般恪守社会、历史、伦理、美学评判,稳重有加而较少变化;年轻新锐攫取西方话语,从海氏维氏到德氏福氏,时时翻新,有时只成为圈内相互激赏;中年一代在新老之间,激进与留守之间艰难过渡。三方在各自话语系统中运作,“各说各话”,殊难取得更大包容?


空转。批评理论与实践脱榫,既有相对主义各执一端在推波助澜,又有过于注重通约性共享,忽略差异性研究的肇因。批评“干预”不了实践,实践“戏弄”着理论,双方各行其是,互不卖帐。近年隔膜差异拉大,教愈发复杂的诗歌掉入无人问津的“闲置”,批评话语在与实践疏离中呈现“空转”。


滞后。个人化写作推出种种可能,加速诗歌私人性质,文化的风行介入和实验超前,也使诗歌的形态质地发生很大变化,批评家面临文本价值观重新审视、阅读鉴赏经验重新调整,亦即遭遇自身话语“转型”的课题。如果对这一变化缺乏足够敏感──包括感受、智力、学养和知识型构反审的勇气与自觉,就很难适应新的挑战。


那麽,现代诗学近期的策略,应从何处着手呢?笔者愚驽之见,以为:

──彻底告别外围的“火拼”(八十年来我们已付出太多时间精力研究外部规律,譬如97年《星星》新诗十三个问题大讨论我看至少有六个还属于外围)而全面深入诗本体。不管从何种层面何种维度切入(生命也好符号也好宗教也好)首先是祛除人为的本质主义设定,着眼文本形式结构,即在形式与意味(意义)统一“场”上,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立足点和开发点。


──诗学长期来宿命地处在“杂语共生”,难得兼容的拼盘状态,寻找突围的路径依然是高旋现代性尖锐钻杆,在各种承传、断裂、空白、交汇、对撞中,继续以“活力”打通多元、相对的路子,又不失基本的典范意识。尤其关注来自诗写实践的“自生”性,它将有效刺激诗学的前景。


──与其急于建立大而无当的宏伟体系,不如像杨匡汉先生所进言的,凭借数十年理路经验,从各不同角度先归纳共同课题,熔铸出一些新范畴新命题。本人想做重要补充的是,规避那种宏大的叙述惯性,实施批评的真“着陆”,即狠下工夫优先做足文本“细读”工作,结实打好每根桩基。倘若对这二十年来变化最大的差异采取“茫然”无视和拒绝态度,再加上疏离新一轮知识,谈何最基本的“下桩”呢?


世纪之交,诗歌批评理论全面进入多元与相对境遇。多元的最大功能是兼容与互补,多元已为我们所共识,相对主义则可能比多元“前进”一步。它符合事物构成──多种维度的多种互逆,而不仅仅是某种简单、线性、同维向度结构。相对主义带着更多私立、互否色彩,因而导致普泛、恒定准则覆没,且让“不确定”和“游移”扮演诗学的“两面神”角色。正是这种敞开中多元之悖反,对峙中之私立、排他,极具个体特征地强化了诗学话语的极端性,无疑大大扩容了诗歌批评空间;但另一方面,各种无穷无尽、我行我素的极端姿态、尺度,又会瓦解、拂戾诗歌经典意识,造成“无标准”的混沌局面。如何在多元与相对交互格局中,把握批评有效的“度”,进而确立科学规范,乃是今后诗学建设一大关节。


世纪之交,在多元相对的网路中,我们先展开十六种诗学分支的初步研讨。在经验、原创、实效原则支配下,弃置那种大一统的“本质”主义“总论”,着眼于差异性的生成寻探,努力开掘诗学某些新元素新环节。经由这些差异和生成,但愿多少能够引向未来诗学的入口。(至少对我本人来讲是这样。当然,本书这十六种分论专章仅仅是“引言”而已,将来有条件完全可以由此分枝继续深入蔓延,再独立发展为十几部专论。)


翘企21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已经不再停留于蓝图上零星构想了。多元脚手架在钢筋、绳缆、嘈杂的桩声中纷纷起立。一群诗的辩护士、诗的设计师,以及自荐或他荐的诗的施工员正参与进来。各种诗学安装、拆解,各种毁坏、奠基,各种评估连同臆想,都给这仅剩少数人愿意呆留的工地,划上一道毁誉参半的风景线。在料峭的寒风和孤寂的守望中,一切有志于诗学建构的同仁们,系紧柳条帽,掖上梦中的图纸,于无数有效或无效的往返里,继续启动升降机吧。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2期   

上海《文学报》摘要转载2000.年5月11日

全文入选人大《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8期

该文系《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的结束语




镣铐的舞蹈,抑或任性的蹦迪

——关于格律化、自由诗、宽泛性诗体的思考



新诗挣脱旧体格律束缚,犹如禁锢多年的三寸金莲一俟松绑,便急不可耐地舒展。80多年来,新诗各种形式的争论和实践,此起彼伏延绵难息,却始终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新诗自由体一直稳坐新诗形式头把交椅。这是新诗形式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还是本应扭转的暂时歧途?是新诗形式一边倒的正常格局,还是尚可挽回的误区?事情发展到今天,新诗形式建设──有关格律化主张和实践依然在困境中苦苦挣扎。


对于新诗这头信马由缰的野马,毛泽东曾不屑一顾,判说迄无成功,想必更多指的是新诗形式建设,建树寥寥。为遏止新诗形式过于散漫无度,早在20年代,闻一多针对“大手大脚”的浪漫派,提出“句的均齐”“节的匀称”的约束主张。(1)  朱湘也极力反对“无理的忽长忽短,教人读起来得到紊乱的感觉,不调和的感觉。”(2)   而主张“对称诗”论。50年代何其芳推行“半格律”,换闻氏的音尺为“顿”,一脉相承做“顿数和押韵的规律化”演练。(3)  70年代末,臧克家干脆提出更细致的方案,比如“1首诗,8行或16行,再多,扩展到32行,每节4句,每行4顿,间行或连行押大致相同的韵。节与节之间大致相称,这样可以做到大致整齐,与七言民歌和古典诗歌相近而又不同。”(4)   80、90年代以来,邹洚丁芒吕进等人也不断呼吁新诗的形式建设。


诚然,新诗形式愈演愈烈的散漫无度,造成诗体伤害,其后果一直遭到严厉抨击:

——新诗向散文体、散文化全面溃退,从而走向拼凑搀杂的大杂烩;新诗大量涌入非诗成分,其本体属性因外形式的散乱,已引发了内部肌质的质变。


──新诗诸多外在形式美(包括音韵美如抑扬顿挫;视觉美如建筑图象;节奏美如轻重缓急)都被毫不惋惜弃置了。当“有意味的形式”(它是内形式与外形式的统一)被断然砍去一翼,比其他文体更具形式美的新诗还剩下多少可供欣赏与传诵呢?!


不能说类似这样的批评不中肯;不能说新诗形式的定型化可有可无。它至少在形式美学上给予我们足够的益处:

──定型化形式会加快新诗艺术经验的累积,促进审美规范早日饱和。诗人在相近体式写作中,易与相互揣摩,更快走向成熟。

──定型化形式的严谨与约束,有助于克服散文化这一新诗形式建构的头号敌人,更好体现诗的浓缩精练特征,提升诗的音乐美。

──定型化形式有利于产生阅读吟咏上的亲切感,有利新诗在一般人中的普及、推广,尤其强化与汉语传统的联系,推进诗歌本土化。


那么为什么近百年,理论上时断时续鼓倡,实践上反复排演,新诗形式建设还是收效不大,尤其是格律形式探索这一环,仍相当差强人意。我想,要深入廓清此问题,首先对新诗这些年来的进化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前提。不先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无法展开对话。

在我看来,今天的新诗已不是当年刚摆脱旧诗脐带、尚带着种种稚气、那个名叫白话诗的婴孩了。新诗实际上已生成既联系又区别的三种样貌──三级梯度。


现代诗……………新诗的尖端、前卫部位

广义现代诗……………新诗的兼容过渡部位

白话诗……………新诗的基础(包括后拖)部位


由此梯度可知,白话诗是新诗的广大基础,现代诗是经由白话诗的某些嬗变演进而成为新诗的“前端”的。当然此三种梯度并非截然对立,三者间还有相互渗透含混。但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新诗的尖端已经远远“走”在白话诗的前面,或者说已与白话诗拉大距离,故双方的审美规范和形式要求发生很大不同。无视对象分化而笼统规范新诗形式,所得的结论与设计往往同实际不太榫合。为准确把脉,有必要将对象分别对待,先单独挑出新诗的前卫部位,对现代诗的形式予以考察,然后再转入新诗的“基部”。


早在15年前,笔者写作《现代诗创作探微》有关形式章节时指出:现代诗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诗拥有像生命诞生那样自然有机的形式。有一千种内容就会有一千种与之相对应的形式,内容完成了形式亦完成了。这就是说,现代诗的形式是由诗人在写作过程中自行完成的,它具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性质,不用事先人为规定。一首诗完成的面貌就是一首诗确切的格式。


从本质上讲,现代诗形式本身就是生命体的情意表现,而不仅仅是负载生命的中介,有怎么样的生命情意状态就会有怎样的负载形式。它们是同步或迹近同步共生、浑然一体的。深信这一点,就会防止潜意识中形式与内容的分割。籍此,在形式上,现代诗只要遵守“分行排列”这一总体原则就行了。“无型便是型”──即“诗无定行,行无定句,句无定字”理当成为现代诗形式的基本信条。(5)


为什么要沿着“诗无定行,行无定句,句无定字”的路子走下去呢?必须意识到,这绝不是一种想当然的轻巧的懒汉设计,而是由现代社会文化演变与现代诗人心理能量的复杂释放所决定的。


首先是,诗歌格律赖以存在的单音单字结构,已转变为普遍多音节组成的现代口语现代书面语,这在根本上断绝了“格律”的再生能力:不仅比较彻底埋葬现代诗中无望保留的“平仄”,也大大削弱“顿”(等同于音尺、音步、音组、拍)在排列中的功能。事实上,经历现代汉语体系包括现代口语现代逻辑冲击,现代格律的基础已变得相当薄弱,单靠某些大致整齐的顿和韵,实难挽回现代诗大规模弃置外在音乐性的趋势,这种外在音乐性在现代诗整个审美要求中已变得不重要了。


其次,现代诗人主体心理能量在现代意识统摄下,较之以往,呈现更复杂的开放姿态。潜意识、感觉、情绪、体验、直觉、灵感、超验,既可混交成写作的内驱力,又可直接成为表现对象,故事先预置的形式,何以从容负载现代诗人本然浑成的至情至性?即使事先不预设而事后强行规范,也难逃削足适履的尴尬。须知,现代诗诗思诗情的流动具有潜在的多向性,谁也很难事先明晰。设若被显在或潜在地规范在某些固定模式里,各种可能的生成瞬间被窒息,久而久之,众多诗情诗感诗意势必要走向准模式泛模式化,这是现代诗最不愿意看到的形式悲哀。


第三、由于现代诗生性好动,其本体属性经常处于变幻调节中,近20年来,现代诗淡化外在节奏(外在音乐性)的追求,不像传统新诗(白话诗)那样倚重音步、韵式对诗造成的听觉美,而是转移为内在节奏的自然营建,即诗感生成诗情运转诗思荡开所形成的内在“旋律”。内在旋律是心灵自然流动的乐感,情感意绪本然的运行轨迹,是传达诗味更内在的要素。这样,原先以外在节奏为形式建构重心的外在音乐美,便顺理成章主要由内在旋律内在节奏取代了。


而根本问题是现代诗自由天性促使它在内容上追求无论是抒情、分析、抑或叙述的即兴随机;追求思维“诗想”的活感性乃至非理性;热中于非平衡、非和谐的结构组织(除图象诗外);甚至引入更多刺激的、动荡的、审丑的、变幻的因素,这一切所集结的合力,都大大瓦解了诗的成型化趋势。


细一点的说,格律要素不外是建行、组“顿”、押韵、对称。当现代诗在分行形式上轻慢句子完整、采用大量跨行造成行的“破碎”同时,实际也就取消节奏在建行中的主要功能。节奏是由顿的规律、间歇,以及音的轻重长短合成的。


已知汉语不是靠“字母”连缀发声,故轻重长短音构成的一方声调节奏,在现代诗中可谓微弱之极(至少比古诗逊色得多)。而大量跨行改变顿的规律和间歇,教以“顿”为主干的现代格律,还能稳固支撑吗?(大量跨行,是现代诗外形式与白话诗的主要区别之一)。加之骈俪时代早已远逝,修饰光滑的对偶对仗给人雕琢之感,许多现代诗本能地远离对称性因素,同时也淡漠固定韵式,所有这一切,都使全面格律化难得奏效。


质而言之,现代诗的写作过程是被视为生命的有机生成,每首诗的诞生都是精神上的一次创造,灵魂的一次冒险,具有浓厚的难以重复的“一过性”。任何对于心灵的哪怕些微羁牵,都是对生命有机体的损耗。艾青一句话说得十分精辟:“是诗产生格律,而不是格律产生诗”──“律随情移”才是形式的本质。


有些诗人诗评家(尤其中老年)似乎不太看中这种本质,热心于新诗形式探索,尝试建立一套或数套格律,籍此规范新诗成型,并深信新诗若未能全面格律化就无法证明其成熟。自然,他们无法选择新诗的先头部队──现代诗做实验,因为前述现代诗的自在天性早已做了拒绝,至少无意配合,他们只能面向新诗的基部,在大量白话诗、传统新诗的田园里寻找可能。虽然全面格律化因上述原因难成正果,但某些诗体形式的重建与扩建,倒留下了较光明的前景。


客观的说,80多年的实践,中国新诗在宽泛性的诗体形式运作方面,还是提供了四种类型,远比“屡试不爽”的狭义格律可观多了。


定行体:每节固定行数。

定字体:每行固定字数。

定顿体:每行固定顿数,或大体一致的顿数。

定称体:每个单位或若干单位间出现对称。


这四种类型按人们通常指称,具体可再展开十余种左右诗体,由于呈现较大弹性,多数能为读者熟悉认可,少熟为个别诗人独家经营,尚欠普遍。

主要有:


十四行体(主要借用意式、英式移植);

小诗体(约定俗成10行之内);

微型诗体(1──3行,重庆诗缘社近年来致力推行);

楼梯体(深受阿波里奈、马雅可夫斯基影响);

民歌体(整齐划一,复沓回环);

赋格体(大量采用对偶对仗对称,甚至节与节对称);

四行体(音顿大致整齐有规律,带有“起承转合”结构);

半格律体(多数是四行体变种变奏,节有定句,句无定字);

格律体(沿袭古代齐言体格式,堪称现代“文言诗”,每行字数固定,有四五七九言等,但无平仄要求。近年黄淮九言诗是有益尝试);


此外,尚有二行体;八行体(如沙欧专攻,有“沙八行”之称);六行体(梁上泉);十行体(台湾向阳);汉俳体(三行十七字,如香港晓帆)等。(6)


四种类型十余种诗体表明,诗体建设在新诗基础部位上实施的可行性,虽然不乏交叉、混和,且进展缓慢,有些也只在少数人中通行,但不能不看到,多种宽泛性的诗体建设,毕竟为总体的新诗形式美学贡献有益的经验和多种可能。


笔者以为:中国新诗形式建设的主要出路,不应耿耿于怀于狭窄意义上的严密“格律”实验,而应转为宽泛意义上的“诗体”重建与扩建。不能不承认,新诗的尖端前卫部位,因其先锐前卫已堵住格律化去路;新诗的普及部位、后拖部位与中间过渡部位倒留下相当的开阔地,它仍吸引着一些诗人诗评家实验到底。


不过,即使有这么多宽泛性诗体得到认可,人们仍然不断提出疑问。比如十四行诗的莎士比亚体,是由三个四行诗与一个结束双韵句构成:有时是前三个单元传达三个事例三种场景,再由后两句结论。有时是前三个单元给出三种比喻,后面再引出一个理念…….人们会问,如果诗情诗思的特殊需要,非要在结尾多长出一条尾巴(多出一句),该怎么办?一定得砍掉最后一行来就范固定诗体吗?假如最后一句至关重要画龙点睛,那么应该是谁适应谁?以此类推,如果诗情诗思的特殊需要,12行本可解决问题,为何一定要多拖出一个油瓶──敷衍出两三句?看来,固定行数构成诗体形式要素的地位难免不遭动摇,设若再进一步追问,既然行数大可不必要绝对固定,那么以此为主要依据的诗体形式设计,还将剩下什么呢?况且移植借用这种严密外来体,多年来就曾出现过不少变格(若干变体出格)和自由(用律随意),这意味着,严密律韵常常抵挡不住宽泛律韵的诱惑,这是一种趋势。一旦宽泛律韵──“变格”和“自由”成分增加(比如现在十四行多是固定行数和韵式而无轻重音节拍),在某种程度上,固定的外在形式岂不流于没有太大意义的“空壳”了 。


它的确让我们再度陷入困惑:西方流行几百年、成熟到不能再成熟的十四行体,经过几代诗人移植改造,所进行的中国化“松绑”工作(如取消轻重音、变格等),本该最有希望站稳脚跟,为何至今只有少数人操作而难得广泛流通呢? 


同样,许多专家学者反复用中国古诗格律演化历史来论证今天新诗完全能格律化的必然性,舍此新诗绝对没有出路。照此推论,新诗形式建设理当进展辉煌,却为何阻抗重重,为何堪称现代格律体的经典名篇《死水》《也许》等,停留在六、七十年前起跑线上,迄今未能遍地开花?有人会拿时间辩解。但他们却辩解不了:绝律发展为双体的漫长过程,得益于汉语单字单音结构、平仄声韵基础一直保持不变,那是古人格律化得以成功最重要的根本条件;今天,现代汉语语境已经发生如此翻天覆地变化,古代经验借鉴凭什么能保证当代奇迹发生?


他们总是强调古今诗形式的相似性,却忽视古今语境巨大差异,必然引发形式规范的弱化。毕竟现在离沈约的时代太远了,完全失去“四声八病”的土壤基础。正如某些古老的地方剧种,再怎么采取抢救措施,也难以挽回式微落寂的命运。 至今有些人一直以古为鉴,坚持只有格律诗才是诗的正体,自由诗只是变体而已,在现代语境如此深刻演变面前,为什么不能倒过来一下──自由诗成为正体呢?


表面上看,许多诗体或约定俗成或人为固定行数,其实都拥有潜在的非固定行数非固定字数的弹性框架。是进一步强化使之严密,还是留有更宽泛弹性?过于严密,容易限制流动的诗思诗情,过于宽泛,纵然建立一大堆诗体也失去意义。  


而实际上,不少格律实验早从严格规定的音顿、节奏设计“后退”到宽泛性的诗体建行上。在较短篇幅里(指十六行内),已经有了二、四、八、十、十二、十四行体以及自由穿行期间的“小诗体”,“微型体”,加起来,大抵“塞满”较短篇幅里各种建行空间,它们组成了宽泛性诗体群。在短诗里建行的空间大概只剩下一些“奇数”──五 、七、十一、十三、十五,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地盘罢,而五行和七行、七行和九行、十一行和十三行又有什么形式意义上的区别呢?如果没有什么区别,是否意味着在外形式热闹探索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这样没多少意思的“死胡同”,死心眼往里钻,终究还会无功而返。看来,即使放弃严密格律而全力以赴宽泛性诗体建设,同样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麻烦。


不仅麻烦,而且危险。既然是格律,就必须讲究严谨规则,但现在的所谓新格律比古诗松多了(只求大体音顿整齐并押韵),殊不知这种巧妙的宽松,引发大量宽泛性诗体出现,最终难免不出现格律大泛化。邹绛在他所主编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序言中写道:“这里面选的诗有每行三顿,四顿,五顿的,也有每行少至两个顿,多至六个顿,七个顿的。有每行顿数整齐的,也有每行顿数整齐而字数不整齐的。有每节各行顿数相等的,也有每节各行顿数不相等而节与节互相对称(即每节相应行顿数相等的)。有每节两行,三行,四行,五行,六行的,也有每节七行,八行,九行,十行,甚至更多的。”(7)


许多专家盛赞该选本典范,显示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多样化和广阔前景。笔者偏偏从这“多样化”中,看到其间惊人的泛化:其音顿容忍2──7个共5个顿数(如此宽容);每节行数允许2──10行的容量,“甚至更多”,类似这样大面积泛化趋势,岂不模糊了格律与自由体的严格界限?!而其他所谓“半格律”,同样也是某些变相巧妙的泛化。


泛化和准泛化的格律诗,其实并不标示现代格律诗的多样性,恰恰再次说明,现代诗歌的自由天性,很难使它靠拢、顺从严密格律,转而在人为作用下,“扭”向泛化趋势。


当然,自由体与格律化(准确的说,应是泛化的格律趋势)还将继续对峙下去。这是因为新诗的尖端前卫部份与基础后拖部份还将长期存在,它们的相对独立是长期共存的。一方面是自由体蔑视抛来的绣球,独来独往,忽略汉诗的形式特征,低估其再生能力,另一方面是格律化不顾新诗分化的本文现实,死死抓住它的传统后拖部份试图定型。一方面是自由体凭借秉性全面淡化外形式、专注内形式,另一方面是格律体遵循传统形式美学,恪守古典目标。从各自选择的对象上看,双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而问题的症结则在于,格律化主张者不愿意承认已经大大分化了的新诗现实文本,结果未能划清界限,眉毛胡子一把抓,尤其是想把尖端部分的现代诗,强制导入形式规范,必然吃力不讨好。而似乎为了缓解格律的残酷和不解人意,最后自觉或不自觉走向了泛化之路。


衡而概之,全面实施新诗格律化战略,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但这并等于说自由诗体式就能独霸天下,把其他诗体挤到爪哇国去。因为即便是小众文化,同样也存在多层面的读者,况且传统形式的欣赏习惯影响左右一大批人。读者对诗体的需要是多种多样,同样决定形式的多样化。因此哪怕某几种诗体应着廖廖,反应冷淡,现代诗仍需有一种“有容乃大”的襟怀。


据说,近年写作旧体格律诗的人继续增多,尤其是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来,大有复燃景观。旧体诗词在今天宽阔的文化背景下,已不同五.四新诗发轫期,与之势不两立,倒是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这种“和解”使当代人产生错觉:新诗还是应当回到格律上去。严格意义上的全面回去,肯定行不通。那么继续做泛化的排演,则成了某些热心者新的“集体无意识”。


下面,手头上刚好有99年同期几本公开发行的诗刊,借此做做自由体与泛格律体的抽样,看看世纪之交诗体争讼中的两军对垒。毕竟实际状态比理论更具说服力。


大陆最有影响的三大诗月刊,刊发的泛格律体仅占3.2%,自由体高达95%以上,不难判断,新时期这二十年来,现代自由体是怎样以强劲姿态排斥着格律化,距离拉得如此之大,大大超出我们预料之外。公开刊物刊发的自由体尚且呈压倒优势,民间先锋诗刊,可想而知则更是变本加厉了。


当然,占居绝对优势的自由体形式,绝没有丝毫理由妄自尊大,它不过顺应现代文化开放潮流,充分释放自身的自由天性,却也大有必要反省自己形式上的毛病。虽然“诗无定行,行无定句,句无定字”给了现代诗最惠国待遇,但这不等于说现代诗可以放纵一切。有水平的诗人决不滥用“权势”而会自觉自律:在自由滑翔中,注意内敛、凝聚、浓缩,至少做到无废字赘句;不随意拆行;干净简洁;力戒破碎;遵循内在节奏律动,把散文化侵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当现代诗人在创造过程中,做到高度自觉自律,不是差不多也给自己戴上一副宽泛的镣铐?对现代诗来讲不提格律化,而提自觉自律,该不失为明智的一招吧?这有点像纪检,对某些人来讲,规定那么多条文,不是照样挥霍无度,而对高度自觉自律的人,即使没有任何条文约束,还不是照样检点?


最后,不妨将笔者对新诗形式定型化建设意见聊表如下,激烈偏颇之处,请求方家批评矫正:


新诗的尖端前卫部分──即现代诗,由于自由天性牵引,其主导形式将持续沿着“诗无定行,行无定句,句无定字”的路子走下去,它必然加剧“无型便是型”的自由体式趋势。因此,现代诗的外形式一般遵守“分行排列”的结构原则就行了,根本无需事先预设框架。全面格律化形式不适于规范现代诗。


但是,若干格律形式可以在新诗的基础部位──白话诗(传统新诗)以及少量广义现代诗那里找到可能性。我主要指的是建立十余种宽泛意义上“诗体”的可能性,而从不指望狭隘意义上的“格律”收获。即便格律化形式有重大突破,也只是在自由诗这一不可抗拒的主流形式下的“小打小闹”。它可望在某一种、某几种诗体上获得局部成功,却无望取得规范新诗形式全面成型化的胜利。因为它再有多么丰富的形式手段,也难以涵盖早已分化了的新诗,尤其是无法规范新诗的尖端部位——现代诗形态。


近年以吕进先生为代表的“格律派”坚持:“自由诗只能充当一种变体,成熟的格律诗才是诗坛的主要诗体”(8) 笔者思路恰恰相反,认为他们多倚重诗歌的音乐、古典资素,而忽略了新诗三级梯度分化后,“现代性”对其的巨大引领作用。由之笔者推导,未来新诗形式蓝图,大体将形成这般格局:极少数诗体格律化,少量泛格律化,而大部分还将维护自由体式,即自由诗将继续作为“正体”成为诗坛主流。


至此,我再重申15年前的老调:新诗成熟的标志,不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格律形式为准绳,而主要是以现代诗审美规范的全面确立为其尺度的。



注释

(1)参见闻一多《诗的格律》,1926年5月13日《晨报》副刊

(2)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转引《中外诗歌研究》94年2期

(3)参见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作家出版社《关于读诗与写诗》54年版

(4)藏克家《新诗形式管见》,79年4月21日《光明日报》

(5)参见拙著《现代诗创作探微》292页,海峡文艺出版社91年版

(6)陶保玺《新诗大千》安徽文艺出版社95年版,曾划分出200多种体式,可谓诗体之大全,似划分过于琐屑细碎,实际操作起来可能难得普遍认同。

(7)邹绛《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序言,《西南师范学院学报》84年增刊

(8)吕进《论新诗的诗体重建》,《诗刊》97年10期


原载《诗刊》200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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