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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默斯·希尼诗29首

Seamus Heaney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 )主要诗集有《自然主义者之死》(1966)、《引向黑暗之门》(1969)、《外出度冬》(1972)、《北方》(1975)、《农活》(1979)和《站台》(1984)等,199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铁匠铺》


我只认得一道进入黑暗之门。

外面,旧轴和铁箍正在锈蚀;

里面,鍜砧短音的铿锵声,

不可预料的扇形火花

或新蹄铁在水中变硬时的丝丝声。

鍜砧一定是在中央某处,

呈独角兽状,一端平正,

固定在那里:一个祭坛,

在那里他把自己消耗在形状和音乐中。

有时候,围着皮革巾,鼻子里满是茸毛,

他探身靠着门边框,想起双蹄

在风驰电掣的来往车辆中碰击;

然后咕哝着走进去,轻一下重一下

要锻造真铁,让风箱吼哮。




《半岛》


当你再也无话可说,那就驾车

在半岛上兜它一天。

天空高如跑道上的,

地上没有标志,所以你将不是抵达


而只是经过,然而总是绕开塌方。

在黄昏时分,地平线喝尽了大海和山岳,

犁过的田野吞下了刷白的三角墙,

你又在黑暗中。于是回想


上釉的前滩和倒影的原木,

把浪花撕成碎片的岩石,

用自己的脚踩高跷的细脚鸟,

安然把自己驶进浓雾里的岛屿,


然后驾车回家,还是无话可说

除了现在你将用这个解开所有风景的

密码:事物明确建立在自己的形状上,

水和地面都去到了极致。




《母亲》


当我在水泵前干活,夹着

细雨的强风磨损

我泵水的绳。

每次活塞囫囵一口它就自己松开

像空气的胞衣。



我已厌倦于喂养家畜。

每天黄昏我都要用这个把手

劳作半个小时,那些母牛

对着牛棚里的槽狂饮。

我还没有注满

它们又把水喝低了。


它们又跟到他装在篱笆上那个

预制门边:一个叮当响的床头板

用金属丝系着架在柱子之间。它就快朽烂了。

它再也不为任何欢乐而响了。


我已经厌倦于内心带着这个活塞

到处走动。老天,他玩起来就像一只

系着绳子乱蹦乱跳的牛犊。

躺着或站着都不能解决这些恶作剧,

我井里这囫囵。


啊既然我也是自己的一个门

那就让这样的风磨损我的水吧

就像把我的裙裹在我大腿上,

把空气填进我喉咙。




《荆豆地》


一年中荆豆

偶尔会出现一两朵花

但它眼下才盛开。

彷佛所有鸟雀的


所有春天巢穴中的

小蛋黄的色斑

到处插在和悬挂在


灌木丛上等待成熟。


山岳氧化黄金。

在绿芽的暗火和脚下的

死荆棘的残渣之上

荆豆花烫人。


往荆豆下放一根

火柴,它们立即着火。

它们在阳光中没有火焰

但有一种猛烈的热震颤,


然而这样的焚化

只会烧掉荆棘。

那些坚硬的梗烧不了

遗下如骨头,烧焦的角。


镀金似的、锯齿状、有弹性、卷褶的

这惊人的、干燥的丰富性

坚持在山上,在石沟边,

在燧石床和战场上。




《阿纳霍里什》


我的“清水之地”,

世界的第一座山,

那里泉水冲进

闪亮的青草


和小巷路基上

暗淡的鹅卵石。

“阿纳霍里什”,辅音的

和缓坡度,元音草坪,


在冬天黄昏时分

摇晃于庭院间的

灯盏的残留影像。

带着桶和手推车


那些土墩居住者

走进齐腰深的雾里

去敲碎水井和

粪堆上的薄冰。




《神谕》


匿藏在柳树的

空躯干里,

它的聆听是熟悉的,

直到他们像平时那样

在整个田野上

用杜鹃似的声音

咕咕呼唤你的名字。

你可以听见他们

拆下围栏柱,

当他们走近

呼唤你出来:

树洞里的

小嘴和耳,

苔藓处的

耳垂和喉。




《新歌》


我遇见一位来自德里加尔夫的女孩,

她的名字是遗失的浓郁的麝香,

让人想起河流那漫长的蜿蜒,

黄昏时分翠鸟蓝色的闪电


和沉在浅滩里的黑臼齿似的

台阶石,旋涡那迅捷的

光层,莫约拉河

在桤树下快活。


至于德里加尔夫,我想,大概就是

消失的音乐,暮光下的水──

被这偶然相逢的贞洁女儿

倒出的往昔醇甜的奠酒。


但现在我们的河流之舌必须

从深舔本土那些常去的地方升起

变成洪水,带着满是元音的拥抱,

淹没辅音中那立界桩的领地。


我们将征募道生堡

还有上兰兹,每一片种植的草地──

像晒布草地被青草恢复过来──

一个词,像史前山寨和凹石。




《结婚日》


我很害怕。

声音在白天里停止了

而那些形像旋转又

旋转。为什么老是那些眼泪,


他脸上那荒凉的悲伤

在那辆出租车外?哀悼的

能量从我们那些挥手

告别的客人身上升起。


你在高高的蛋糕背后唱歌

像一个被抛弃的新娘,

坚持、失常,

然后举行仪式。


我走进男厕

那里有一颗刺穿的心

和一个爱情传说。让我

伏在你的胸膛上一直睡到机场。




《晚安》


门闩拔开,一窝锋利的光

剖开了庭院。从那个矮门出来

他们弓身进入如蜜的走廊,

然后直接穿过那道黑暗之墙。


水坑、鹅卵石、门边框和门阶

稳稳置于一堵光亮中。

直到她再次超越她的影子跨步进来

并取消她背后的一切事物。




《种子裁切者》


他们似乎在千百年以外。勃鲁盖尔,

你会理解他们的,要是我能写活他们。

他们围成半圈蹲在篱笆下

背后一阵风正在突破防风林。

他们是种子裁切者。叶芽的

褶和皱边从埋于稻草下的

马铃薯种子伸出。他们有时间消磨

所以慢慢消磨时间。每柄利刃

慢吞吞地对切每条根,它们就

散落在手掌里:一缕奶白色微光,

还有,切片中间,一个暗色水印。

啊一种岁时习俗!在他们头上

那发黄的金雀花下,画一群人吧,

我们都在那里,我们的无名氏。




《奇异的果实》


这就是那女孩的头,像掘出的葫芦。

椭圆脸,李子肌肤,李子核似的牙齿。

他们解绷带似的弄掉她头发上的湿蕨

然后展览盘卷的头发,

让她皮革似的美貌透气。

油脂之头,易腐之宝:

她破碎的鼻子黑暗如泥炭块,

她的眼窝空如旧矿场的坑。

迪奥多鲁斯·西库卢斯承认

他对这类事情已逐渐处之泰然:

被谋杀的、被遗忘的、无名的、可怕的

被斩首的女孩,逼视斧头

和宣福,逼视

已开始使人感到敬畏的东西。




《“今天早晨从一条露水湿透的高速公路”》


今天早晨从一条露水湿透的高速公路

我看见拘留犯的新营:

一颗炸弹给路边留下一个

新泥坑,而在上方的树林里


机关枪哨所界定一个真正的围场。

那里有你在低地常见的白雾

而这似曾相识,某部有关

战俘集中营的电影,一个没有声音的恶梦。


死亡之前有生命吗?那是用粉笔

写在城里墙上的。能胜任痛苦,

黏合的不幸,一咬和一呷,

我们再次搂抱我们小小的命运。




《一九六九年夏天》


当防备群众的警察

向法斯路开火,我只不过是在

马德里遭强暴的太阳凌辱。

每天下午,在公寓那焙盘似的

酷热中,当我汗流狭背一路

读着乔伊斯的传记,海鲜市场的腥味

扑鼻而来犹如亚麻坑的恶臭。

夜里在阳台,葡萄酒的红色,

一种儿童在黑暗角落丶

披黑巾老妇在敞开的窗边的感觉,

运河用西班牙语流动的气息。

我们在星光下的平原上一路谈话回家,

民防警察的漆革

闪烁如同被亚麻污染的水中鱼肚。


“回去吧,”一个说,“努力去接触人民。”

另一个从山中召来洛尔迦的亡魂。

我们苦坐着听电视上的死亡人数

和斗牛报道,名人们

从真人真事仍在发生的地方陆续抵达。


我退到普拉达宫美术馆的阴凉里。

戈雅《五月三日的枪杀》

占去一堵墙──那些扬起的手臂

和反叛者的痉挛,戴头盔

和背背包的军队,枪枝

齐射的有效斜度。在隔壁

他的梦魇,嫁接到宫墙──

黑暗的气旋,集结,溃散;农神

用他自己孩子的血来装饰,

巨神混沌把他那野兽的屁股

转向世界。还有,那决斗,

两个狂暴武士为了荣誉而用棒

把对方打死,陷在沼泽里,下沉。


他用拳头和肘作画,挥舞

他心中的染色披风,当历史猛冲而来。




《领养》

——给迈克尔·麦克拉弗蒂


“描写即揭示!”皇家

大道,贝尔法斯特,1962年,

一个星期六下午,很高兴见到

我这个语言上的毛头小子,他抓住

我的手臂。“听着。走你自己的路。

做你自己的工作。要记住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我将讲述

那个洗衣篮怎样嘎吱作响’……那流亡的音调。”

但是让夸夸其谈见鬼去吧:

“不要让血管在你的圆珠笔里膨胀。”

然后是“可怜的霍普金斯!”我有他给我的

《日记》,画了着重线,他压弯的自我

向那字行间的痛苦俯首。他到处

洞察耐性的外部特征,

领养我再把我送出去,把词语

强加在我的舌头上,像银币。




《暴露》


那是十二月,在威克洛:

桤木树滴着水,桦树

承接最后的光,

梣树看上去很冷。


一颗殒落的彗星

应可以在日落时看到,

那些千百吨的光

像山楂果和玫瑰果的微光,


而我有时候看见一颗陨星。

要是我能够乘着流星而来!

可我却徒步穿过暗淡的树叶,

果皮,秋天疲乏的微风,


想象一个英雄

在某座泥泞的大院,

他的才华就像一颗石弹

朝着绝望飞旋而去。


我怎会变成这个样?

我经常想到我的朋友们

美丽棱镜般多彩的意见

和一些憎恨我的人的铁砧头脑


当我坐下来掂量又掂量

我那负责任的“忧伤”。

为啥?为耳朵?为人民?

为背后说的话?


雨透过桤木树滴下来,

它那有益的低声

嗫嚅着失望和腐蚀

然而每一滴都令人想起


钻石的绝对。

我既非拘留犯也非告密者;

一个内在流亡者,留着长发

若有所思;一个林中小精灵


逃过了大屠杀,

利用保树干和树皮

做保护色,感觉到

每一阵吹来的风;


他,吹大这些火花

取那微暖,错失了

一生只有一次的凶兆,

彗星那搏动的玫瑰。




《鼬鼠》


直立,黝黑,裹着条纹和花缎

如葬礼弥撒上的无袖长袍,鼬鼠尾

炫耀鼬鼠。夜复一夜

我像期待客人一样期待她。


冰箱嗡嗡声渐渐寂静。

我调暗台灯,柔光漫至阳台外。

橙树上乍现几颗小橙。

我开始紧张如窥视狂。


十一年之后我再次在写

情书,启开“妻子”这个词

像一个陈年酒桶,仿佛它那纤细的元音

转化成了加利福尼亚黑夜的泥土


和空气。桉树那股美丽而

无用的浓烈味代替你的不在。

喝一大口酒也是白费,

如同对着空枕头呼吸你。


而她在那里,那只专注、有魅力、

普遍、诡秘的鼬鼠,

神话化了,非神话化了,

嗅着我五英尺以外的纸板。


昨夜一切又历历在目,想起

就寝时你的衣物轻声滑落如降煤烟,

你低着头,翘着尾在床底抽屉

寻找那件黑色开胸睡服。




《香豌豆》


“思想是干什么的?”

把一支

羽毛插进地里然后想

它会长成一只鸡。”

一根

又一根我们把易折的轻木棍

插在香豌豆条播沟里,

木棍多嫩枝,在新翻的土壤里显得碍眼,

于是我们把刚要生出来的花

一梗一梗捻掉。


因此当痛楚

给她那老瞪着的童贞般的凝望留下裂纹

我便伸出去拿稻草并且想:

通过一簇攀缘植物看天空,

像绿网中的水,

在她那颗心有那么一两次歌唱得

既不忸怩也不难堪的地方开出一片空地。




《铁路儿童》


当我们爬上路堑的斜坡

我们的眼睛便与电报杆上的白磁杯

和噝噝发响的电线齐平。


像随手画出的可爱线条它们向东向西蜿延

好几英里直到我们不看见,悬垂

在燕子压着的负荷之下。


我们很小并且自忖我们不知道

那些值得知道的事。我们料想文字在电线上行走

藏在那一小袋一小袋发亮的雨滴里,


每一袋都满满接住了

天上的光,句子的闪耀,而我们

被按比例无穷地缩小


简直可以一下子穿过针眼。




《斯威尼归来》


云团会在绿色半岛上空

溃散一阵子,牛群

远在下面,冬眠的露面──

而我想像她的衣服半滑下

扶手椅,挡住黎明的窗帘,她眼睑的

闪耀和新芽。


然后当我坐在窗台上

瞥见我不在时才用的保险箱

我就像一个随时会误事的侦察兵

从麦地里探出头来

望第一眼,取得突破的兴奋

在体内难以抑制地搏动:


掀起那窗帘,一个手饰品

躺在阳光中,那变得新鲜的红锆石

已开始露出。她去哪儿了?越过

那张掖得整整齐齐的床,我踉跄于

镜中我那蓬头垢脸的形象。




《终点》


I

当我在那里挖寻,我就会看到

一颗橡果和一个生锈的螺栓。


如果我抬起视线:一个工厂烟囱

和一座冬眠的山。


如果我聆听:一个在调轨的火车头

和一匹疾奔的马。


这有什么希奇,当我想

我原应再想一想?


II

当他们谈到那只谨慎的松鼠的贮藏物

它便闪耀如耶稣诞生的礼物。


当他们谈到不义之财

我口袋里的硬币便羞红如火炉盖。


我既是交界排水沟又是交界排水沟的岸

受尽两边所有权的局限之苦。


III


两个桶比一个桶更容易提。

我在两者之间长大。


我左手抓定标准的铁秤砣。

右手使秤盘里最后一颗谷粒倾斜。


郡区和教区在我出生之地相接。

当我站在中央那块踏脚石上


我是中流里马背上最后一个郡主

仍在谈判,在他同辈在听力范围内。




《山楂灯笼》


那颗隆冬的山楂果不合时令地燃烧着,

棘刺树果,为小人物点的小灯盏,

不想再要他们别的什么,只要他们保持

不让那自尊的灯蕊熄灭,

免得亮光招致他们失明。


但是有时候当你的呼吸在寒霜里腾气,

它会显出第欧根尼游荡的形状,

手上提着他的灯笼,寻找一个正人君子;

所以你最终变成被他把山楂果

举到齐眉高的细枝上察看,

而你退缩了,不敢去碰它那黏合的髓和核,

碰它那扎血的刺,尽管你希望它验证你的清白,

于是它那被啄过的成熟扫视你,然后移开。




《磨石工》


珀涅罗珀的工作还有一个计策作保证。

无论夜里拆掉什么

白天又可以把它织出来。


我呢,我磨同样这些石头已经有五十年了

而我做的永远不是我完成的。

我得不到报答就像镜子前的黑暗。


我准备好表面是为了挺过那些覆盖它的──

地图绘制员,版画复制匠,所有那类衬底和油墨。

我制作不透明的,而他们用它来占卜。


对他们来说每次都是新的开始和光洁的

石板。对我来说,是原地兜圈

像那完成于静止中的涟漪。


因此。为了纪念我。不妨想像众多面孔

从一块菱形石的面孔剥落。在一堆

旧石印品上练习“不完全性交”。




《视野》


我记得这个女人,多年来

坐在轮椅里,眼睛直视

窗外小巷尽头的西克莫树

掉下叶子和长出叶子。


直接地掠过角落里的电视,

患矮树病的狂躁的山楂树丛,

同样一些背脊受风吹雨淋的小牛犊,

同样一片狗舌草,同样一那座山。


她稳固如那个大窗。

她的额明晰如那张轮椅的铬合金。

她从未悲叹过并且从未

携带过一盎司多余的情绪负担。


跟她面对面是一种教育,

就像你遇到一道架得很结实的门──

路边简单、干净、铁制的那种,

横在两根刷白的支柱之间,在那里你能看见


比你预想中更深远的乡村

而当你继续站着集中精神

并被那道挡路的门诱导,你会发现

篱笆背后的田野变得越来越陌生。




《幼梣》


他永远不想起来的了但他随时准备。

他在清晨进来,像一面镜子,

望出那个大窗,疑惑着,

不在乎白天明亮还是阴沉。


在楼上眺望整个乡村。

第一批牛奶卡车,第一阵烟,牲畜,树林

在潮湿树篱上的潮湿财富中──

他对自己说,他就像一个哨兵


忘记也想不起

他那高耸的岗位的缘由,

爽朗醒来时已在岗位上,

解脱如一片飞溅的碎浪。


他的头轻松闪光,他那只衰弱的手

绝望地摸索,竟发现手中抓着一棵幼梣

那幽灵似的主枝,它稳住了他。

现在他找到了他的感觉他可以站稳阵脚了


或挥舞那根棒如挥舞银树枝,然后

再次走在我们中间:扮演法官的角色。

“我原可以把那树篱刻得更像男人!”

上帝想起亚当时也许会说同样的话。




《雨声》

──纪念理查德·埃尔曼


I

彻夜的抽打泛滥于阳台上的

木板。我一无所思地陷入

它漫长的劳累里,然后意识到

滴水的檐槽和光,并对自己说些

有关死者的无足轻重的套语。

例如“人们会想念他”和“你要忍耐”。



II

那有可能是佩列杰利基诺杂草丛生的

潮湿花园:从残冬的

阴沉里望出去的幻境

被柑橘和伏特加的清澄照亮,

在那里宽厚而又严厉的帕斯捷尔纳克

毫不犹豫地向自己作交待。


“我有欠下一大笔债的感觉,”

他说(据记载):“这么多年来

只写些抒情诗和做翻译。

我感到有某种职责……时间在流逝。

尽管它有很多过失,却比早年

更有价值……更丰富,更仁慈。”


也有可能是雅典街的融雪

和水坑,在那里威廉·阿尔弗雷德站在

潮湿的门阶前,想起了那位在六十岁时

去世的朋友。“写了《夏潮》之后

将会有一次深化,你知道,某种

更充实的东西……啊好了。再说一声晚安。”


III

檐槽是一片水流苏而夏天的

倾盆大雨持续鞭打:“你浸泡在运气里”,

我听他们说,“浸泡丶浸泡丶浸泡在运气里”。

还听到那洪水,它从下面上涨,

叫价和预测如一件杰作

或溢出自身的署名名字。




《薄荷》


它看上去像一丛满是尘埃的小荨麻

胡乱地生长在屋子的三角墙边,

我们就在那地方扔垃圾和旧瓶子:

总不见它绿起来,几乎不值一顾。


但是,说实话,它也在我们

生活的后院增添指望和新意,

仿佛某种幼稚又倔强的东西

闲荡于绿色小巷并渐渐繁茂。


剪刀的窸窣声,星期天早晨的

光,当薄荷被剪和被爱:

我最后下手的将最先逃过我。

但是让所有活下来的都自由自在吧。


让薄荷的气味醉人且无力自卫吧

一如放风场里被解放的囚徒。

一如那些被漠视的人,我们对他们翻脸

是因为我们的漠视已经令他们失望。




《雨棒》

──给兰德和贝思


把雨棒倒过来后便可听到

一种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音乐。在一支仙人掌空柄中


倾盆大雨奔泻、汹涌、激扬,

滔滔流溢。你站在那里像一支笛子

被水吹奏,你再次轻晃


便有渐弱音流过所有音阶

犹如檐槽止淌。就在这时

焕然一新的叶子垂下水滴,


接着青草和雏菊滑落水点;

接着是闪亮的雨丝般、几乎是呼吸似的空气。

再把雨柱倒过来。接着便是


不断希望以前有过这样一次,

两次,十次,一千次。

谁在乎音乐的发生是不是


沙粒和干种子通过那支空柄流泻?

你像一个通过一滴雨的耳朵

进入天堂的富翁。再听一遍。




《迈锡尼黎明幻景》


青草之城。堡垒墙。惊呆的宫殿。

我醒来时夜风吹拂我的脸;

好奇,再次警觉,但对胜利的专注


远远比不上我应该有的──

仍然孤立于对捧场客们的

陈旧藐视中,他们总是需要像真正的


阿尔戈斯人那样被人耳闻目睹。嘴巴运动员。

引述神谕和引述日期,

申诉、指控、表决。


没有任何应该在令人伤心的距离中

显示出分量的因素可以翻译。

我们的战争陷入事前的能说会道。


小紫罗兰的头低垂在梗上,

黎明前的蛛丝,满是露珠和透明纱

和星星的网眼,我反而是透过它们


才感到我们生活其中那巨大的

时间伤口的跳动。我的灵魂在手中哭泣

当我想触摸它们;我整个生命雨一般


落在我身上,我看见一座座青草之城,

一个个渴望之谷,坟墓,一种风吹过的明亮,

而在远处,一个多山、不祥的地方,


三五成群的人正望着一个男子

跃过一堵新筑的泥墙,另一个则求爱似地

奔跑,好像是要去把他击倒。




《远方》


当我回答说我来自“远方”

关卡那个警察厉声说:“哪个远方?”

他还没有完全听清楚我说些什么就以为

那是这个国家北部某地的名字。


而现在它──既是我一直居住又是我

离开了的地方──仍然有很长距离要走

像星光,花了多少光年从远方而来,

不知还要花多少光年才会抵达。


黄 灿 然 / 译




王 佐 良 : 论 穆 旦 的 诗


  一想起穆旦,我就想起三四十年代之交的昆明。那时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我们同是从北方来的流亡学生,在那里完成了大学学业。但那时他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其一是他是从长沙步行一千多公里来到昆明的,其二是他曾参加远征军去缅甸,又从那里撤退到印度。他的身体经受了一次大考验,但终于活着回到昆明,去做他历来爱做的事——写诗。 

   

  早在北方,当他还是少年,穆旦就已开始写诗,写的大部分是雪莱式的抒情诗。战争使他兴奋,也是他沉思。他的笔下多了老百姓的痛苦,这在《赞美》一诗里就已明显: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老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了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也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此诗写于1941年,内容是战时中国农民的痛苦和坚韧,形式上也有特点:每行都很长,自由奔放,每节都以“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结。这个复句给了全诗一种秩序,也是意义的重点所在。 

   

  当然,他还有别的意境,方式也有所不同。他能写得很有声色光影之美,例如: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这最后一行是有着一个年轻人的全部忧伤和希望的。 

   

  他也能写暴力,如在《五月》里: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欢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曲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这是充满现代意识的诗行,然而又伴随着历史感,奇异的形象(“历史的扭曲的弹道里”),出人意料的拚合(“绝望后的快乐”),短短几行,写出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情。 

   

  也是在《五月》里,出现一种奇异的对照: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独自依栏想 

  落花飞絮满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感伤性的旧的爱情场面被当代政治压倒了,当中的工业性形象(“无形电力的总枢纽”)和典型化的人物(“谋害者”)宛如W•H•奥登的诗。奥登和艾略特正是那些年代里被穆旦和其他昆明诗人热切地读着的外国诗人。 

   

  这就使人们想到一个问题,即四十年代现代主义在昆明的兴起。穆旦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受到西方现代派诗的影响,而且他们身边还有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他们的老师威廉•燕卜荪。这位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开了一门课,叫做“当代诗歌”。他不讲自己的诗,他的学生当中能够读懂他那结合着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诗的人也不多。但是通过教学和他的为人,学生们慢慢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当代敏感。他们正苦于缺乏学习的榜样——当时新月派诗的盛时已过,他们也不喜欢那种缺乏生气的后浪漫主义诗风——因此当燕卜荪在课堂上教他们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奥登的《西班牙》和十四行诗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新的题材和技巧!但是战局在恶转,物价在腾飞,在那样艰苦的生活环境里,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庇护艺术的象牙塔。他们倒是把从西方现代主义学到的东西用来写中国的现实了。 

   

  对于穆旦,现代主义的重要性在与它多少能看到表面现象以下,因此而有一种深刻性和复杂性。从1942年起,他开始写得不同,常把肉体的感觉和玄学的思考结合起来,例如在《诗八首》里: 

   

  3 

   

  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 

  它和春草一样的呼吸, 

  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 

  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底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 

  

   

  4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着我们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中国过去没有过这样的爱情诗,后来也罕见。穆旦在中国诗歌的不断滚流里抓住了另一个绝对完美的一瞬间了。 

   

  这也是他的语言的胜利。他避用陈词滥调,但是对普通白话也作了一番修剪,去其罗嗦而保其纯朴,炼出了一种明亮的、灵活的、能适应他的不断变化的情绪的语言。词汇是简单的,但它们的配合则不寻常,形象更常令人惊讶——“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等等。有时他的诗不能一读就懂,那只是因为他所表达的不是思想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过程。有时他显得不那么流畅,那也只是反映了他内心的苦涩。由于这一切,他的风格是新鲜的,活泼的,常带戏剧性,有它独特的韵味。 

   

  他注重创作实践,对于理论家们不甚理会,自己也没有谈过诗学。人们可能有一个初步印象:他过分倾向艾略特和奥登的写法了,特别是奥登——可是在三十年代哪个青年能不喜欢作为欧洲反法西斯文学前卫的奥登呢?只不过奥登有时显得故作姿态,而在穆旦身上人们只见一种高雅、一种纯真,它们是绝不允许摆弄任何姿态的。毕竟,他的身子骨里有悠长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即使他竭力避开它的影响,它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读物,家庭,朋友等等——渗透了过来。他对于形式的注意就是一种古典的品质,明显地表露于他诗段结构的完整,格律的严谨,语言的精粹。 

   

  这也就是说,在穆旦身上有几种因素在聚合。虽然他已写了不少好诗,人们期待他写得更好。他是那个时期最有发展潜力的诗人之一。然而生活环境却变得不能忍受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年,他还不到三十岁,却发现自己处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三十诞辰有感》)。他“想要走,走出这曲折的地方”,于是去了芝加哥,在那里学了俄语,学到能译普希金的程度。五十年代之初,他回到中国大陆,看到当时诗坛的情况,感到自己过去的写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于是潜心于诗的翻译。政治运动冲击了他,而且时间比别人早。身处逆境,他却更加坚韧地偷空翻译,多少年过去,他终于成为新中国最有成就的诗歌翻译家之一,译了普希金、雪莱、济慈、叶芝、艾略特、奥登,最后还把拜伦的《唐璜》全部译了过来,译文的流畅、风趣和讽刺笔法与原作相称,以至我们今天如提中国译诗的突出成就,名单上少不了它。 

   

  朋友们有点放心了,但不免想问:他自己的诗创作又怎样?难道他的诗才的源泉就真的干枯了? 

   

  当然没有。事实上,他的译诗之所以出色,正因为他把全部的诗才投了进去。此外,他并没有完全断绝写诗。1976年左右,朋友们手里流传着他的手写稿,上面有《智慧之歌》、《秋》、《冬》等诗。 

   

  三首都是好诗。经过了三十年的沉默,他的诗并未失去过去的光彩。语言的精练,形式的严谨,都不减当年,只是情绪不同了——沉静,深思,带点忧郁,偶然有发自灵魂的痛叫声。《智慧之歌》中就有沉痛的一问: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秋》有秋天的宁静,不过到了末尾“却见严冬已递来它的战书”。等到《冬》真的来到,它的情调是哀歌式的,其第1部分起迄两段是这样的: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但是他没有能够尝到“感情的热流”所能给的“温暖”。1976年初,他从自行车上摔下,腿部骨折了。1977年2月,在接受伤腿手术前夕,他突然又心肌梗塞。一个才华绝世的诗人就这样过早地离去了。 




哈罗德·布鲁姆的《 诗 人 与 诗 歌 》

《诗人与诗歌》就是最能体现布鲁姆的批评观与美学价值论的一本书,也是他为切尔西出版社编选的诗歌选集的批评序言总集。这里收录的序言,针对从1304年出生的彼得拉克,到1950年出生的安妮•卡尔森,总共五十六位诗人,横跨六百五十年的时间,可以说就是整整一部西方诗歌史。这五十六篇文章并非一般意义上用来概括、介绍的序言,有些是短小精悍的批评,有些称得上是长篇学术论文,而无论篇幅长短,每一篇都非常厚重,从中可以读出布鲁姆对于西方文学史的种种独到观点,以及对诗人与诗歌谱系了然于胸的广博视野。如果读者也对西方文学与西方诗歌有基本的阅读准备的话,那么正好可以跟随布鲁姆所独有的诗学解析方法,来将自己阅读西方经典诗歌的眼光重新锤炼一番。
布鲁姆说,英美诗歌传统是一笔惊人的财富,他在这套切尔西诗歌丛书里所收录的,多为抒情性或沉思性的作品。实际上,《诗人与诗歌》里所收录的批评性序言,并不仅仅针对莎士比亚、布莱克、华兹华斯、拜伦、雪莱、丁尼生等英美大诗人,也包括普希金等俄罗斯诗人,波德莱尔、兰波、瓦莱里等法国诗人,以及聂鲁达、帕斯等拉美诗人,当然,还有卓越的女性诗人,如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狄金森、卡尔森等等。在布鲁姆看来,他们隶属于同一个诗歌审美系统,彼此之间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他的广博背后确实存在着一种遴选作家作品的严格标准。
布鲁姆自述,他从四岁开始爱读诗,到了十岁左右,已经强烈地爱上了威廉•布莱克和哈特•克莱恩的诗歌,并开始对这些诗产生了一种隐含的理解,从一开始,诗歌对他来说就是神秘莫测的艺术。他说,进入诗歌之门,除了成为一名享受阅读乐趣的读者外,也意味着涉足神圣之开端。最初对于诗歌的熟记和欣赏,引导他走向雪莱、华莱士•斯蒂文森、叶芝、弥尔顿,最后到达莎士比亚。那么,究竟为什么要读诗歌呢,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快时尚与速成文化的时代,阅读经典诗歌,除了在诗学研究上的意义外,究竟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呢?布鲁姆的回答其实很简单,诗歌可以完善人的心智,除非人觉得自己的心智已经不再需要完善了,否则诗歌的存在将永远有其意义与必要。“读好惠特曼能帮助我们自立,使我们的自我意识得到愈合。”在布鲁姆刚刚离开的这个世界,很显然,人类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增长而在心智与审美力上有任何进步,反而日益表现出停滞与退化,再次出现文学与诗歌上的巨匠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诗歌迷也不再被认为是时代的骄子,反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落伍者,这一切都显示了布鲁姆所说的“单调性”。
布鲁姆认为这种文化上的“单调性”与二十世纪以来的批评风尚不无关系,对他来说,诗歌是对抗“单调性”最有效的武器——包括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批评时尚的单调。这就是他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诗学观点,即诗歌只能为诗歌所用,一切对于诗歌的文化批评方式的征用,在他看来都是居心叵测的。他在《诗人与诗歌》的序言中说“假如你对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济慈、丁尼生、惠特曼、艾米莉•迪金森难以忘怀,那么,你将很难同意那些‘憎恨学派’——他们宣布某些不足为道的诗人按照性别、性向、种族、肤色或其它类似标准就值得研究。”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与这些“憎恨学派”的争吵无休无止地进行。
从表面来看,布鲁姆自然注定是要输掉这些辩论与争吵的,因为后殖民与文化研究理论对于二十世纪的重要性,恰如浪漫主义对于十八世纪的重要意义。文化多元论是从二十世纪历史的诸多运动中生发出来的,而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主张。性别、阶级、种族等一系列问题,从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社会革命浪潮中孕育,成为了二十世纪必然的重大主题,诗歌卸下了神圣的桂冠,化身为种种特定历史主题的形式象征物,诗人之间孰优孰劣,谁保持了“伟大的传统”,也就变得不再重要,或者恰恰成了需要被清理的问题。
不过,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布鲁姆已经胜利了。文化多元论的后果是文化的泛滥,终于达到一种自反性与自我取消,今天我们中的一些人对这种后果已看得很清楚,有识之士呼吁重读经典之苦心往往难以奏效,而布鲁姆的精英主义一元论却重新起到了航标的作用。应该看到的是,文化多元论更有效的战场在于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和戏剧(延伸至影视作品),相比之下,诗歌的形式感之强烈与神秘,诗歌中的反叙事性与拆解叙事性,使诗学研究具备了艺术自律的充分合理性与生命力,也正是在诗学的范畴内,布鲁姆最有名的“影响”理论,其功能和价值依然不衰。
布鲁姆说那是1967年一个夏天的早晨,他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开始动手写作一篇奇妙的狂想文章《蒙面天使,或诗学的影响》,经过多次修改以后,这本书在1973年以《影响的焦虑》的书名出版了。这本书至今仍然是文学系的学生的理论必读书。我们会发现,《诗人与诗歌》从头到尾贯穿着“影响的焦虑”理论,由于这本书里所评论的诗人是按时间排序的,便可将之读成一种“影响学谱系”的实际演练。几乎在每一篇文章里,布鲁姆都会论证谁是谁的先驱,谁是谁的成功或失败的继承者,延迟(belateness)、提前(earliness),还有超定(overdetermination)是讨论这种传承关系的几个关键词。这本书让我们看到西方诗人之间,自彼得拉克而下,是怎样的一种互相生发的脉络,当然,这种脉络绝非想象中那么好理解,往往是曲径通幽,出乎意料之外的。反过来说,这本书也成为了论证“影响的焦虑”之实际存在的最好范本,全书开篇第一段就是这么说的:
“‘影响的焦虑’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只属于现代(或浪漫派)的症候。《约伯记》中的诗歌深受先知耶利米的影响,约书亚•本西拉的著作萦绕着早期传道书的气氛,阿里斯托芬曾经猛烈抨击欧里庇得斯,因为他未竟埃斯库罗斯之功。假如我们再考虑一下柏拉图与荷马的竞赛,以及诺斯替诗人们关于延迟性(belatedness)的感受与柏拉图以及希伯来圣经的关系,我们就能获得一份充分的古典焦虑者的名录了。”
可见在《诗人与诗歌》里,布鲁姆已将原来只针对浪漫派,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的“影响”,上溯到了文艺复兴乃至中世纪时期,也和他自己后期学术生涯中对于《圣经》的研究结合到了一起。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本书里的很多“交叉书写”的状态。比如《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一篇,几乎通篇是在谈论艾米莉•狄金森,甚至连结论部分都没有回到布拉德斯特里特,只是将之作为狄金森的前驱提出,如果单独看这一篇,恐怕会觉得有些奇怪,只有掌握了全书的写作方法以后,才会理解作者写作的这种互文性。而在《艾米莉•狄金森》这一篇里,布鲁姆需要更直接地处理这样一个难题:对于女性诗人狄金森来说,她与伟大的传统之间,是否树立着性别这样一道鸿沟?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离他所反对的“憎恨学派”可能也并不太远?布鲁姆承认,狄金森“没有唯一的、强势的先驱来教给她如何把那种狂放不羁的感觉带给我们。她和整个传统冲突着,尤其与《圣经》和浪漫主义冲突。作为一个内心矛盾的人,她小心翼翼地区别于任何男性的先驱。”但他也同样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狄金森与爱默生之间曲折而深致的关联,指出她对于爱默生的精神继承,同时以她独特而至高的生命体验,对爱默生以及整个的“美国崇高”做出了修正,这正是狄金森的创造力所在。布鲁姆既要基于狄金森的女性本能而论述她的独特性,又将之视为精英主义诗学传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他以“影响”理论分析具体诗人时所遇到的一种挑战。
实际上《艾米莉•狄金森》这一篇写得非常精彩,在这里我还要举另外两个例子,来说明他所遭遇的难题,一是智利诗人聂鲁达,二是非裔诗人杰伊•赖特。在布鲁姆看来,聂鲁达的诗歌前驱是惠特曼,尤其是在抒情性这一点上。他在《巴勃罗·聂鲁达》一篇里不但贬损了所有的政治诗,而且将聂鲁达的政治诗与他的其它作品彻底分开。不过,他同时也承认,聂鲁达的诗歌里隐含着一种与形式主义、英美文学现代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解,而且诗人最终被认可的可能性,必须从其自身语言的诗学传统中产生。正如人们无法自由选择应该去爱谁,诗人也无法自由选择他的诗学影响前辈,超定的发生在爱欲和文学领域非常相似,人在这两者中都要求自由,然而他必须对往昔岁月作出回应。布鲁姆明智地指出,“我们在往昔岁月中所面对的都不是什么普遍的东西,而是就在家庭内部或邻近之处的经验。”在文章中,他的确充分挖掘了聂鲁达的童年经验,却将聂鲁达一生所追求的政治事业,以及美洲的土地问题归入了意识形态领域,未加考量,不能不说这会遭到历史与唯物主义者们的极大质疑。
而在非裔美国诗人杰伊•赖特身上,布鲁姆更是动用了批评家的全部博学品质以及能言善辩才能,极辛苦地挖掘赖特诗歌的美学渊源,这当然与赖特的血统相关。正如《杰伊·赖特》一篇开头时所提到的,赖特的所有诗歌有如一支“凌波舞”,那是一种西印度群岛的舞蹈,舞者在一根逐渐降低的杆下表演,直到变成“蜘蛛人”,双臂双腿张开支起身体。阐释者认为凌波舞和可怕的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贸易线路“中央航路”有关,那时奴隶挤在非常狭窄的空间里,以至于他们把自己扭曲成人形蜘蛛。布鲁姆认为,在杰伊•赖特的艺术里,凌波舞是为这位诗人的美学事业准备的一个隐喻,通过写“航路的日志”,探寻离开“中央航路”的通道。但是,布鲁姆马上就偏离了这样一个文化历史主义的航向,而走向文化谱系学的探索,他探究“结对”在西非多贡神话与基督教,两种不同的宗教与美学渊源中的隐秘对接,从而将杰伊•赖特归入了西方诗学传统。布鲁姆认为,赖特是一位伟大的宗教诗人,他的精神之网融合了非洲、美洲和欧洲的线索,这张网中的美洲部分是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的,欧洲是但丁式的,而非洲基本上是多贡人的。他承认理解杰伊•赖特的困难,但他更愿意将这一复杂而困难的图景理解为纯粹精神性的,而没有将这张囊括非洲、美洲与欧洲的网图进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构,由此,这样一位非裔美国人在他笔下成为了“一位具有中心地位的美国诗人,一位足以和约翰•阿什贝利、A.R.阿蒙斯以及为数不多的健在的诗人媲美的美国诗人。”较短小的《巴勃罗·聂鲁达》欠下的解释,在两万字的《杰伊·赖特》一篇里得到了补偿,无论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都可以读出布鲁姆为之付出的美学考辨工作上所凝结着的智慧与汗水。

《诗人与诗歌》由此展现了布鲁姆在诗学批评中的各种尝试,他没有试图回避具体问题,相反,由于对所选择的诗人对象的忠实,使得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面临阐释上的种种险境,也将几乎所有与诗歌有关的美学问题,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过,在怀着巨大的理论崇敬之心读完全书以后,读者会发现,在布鲁姆那伟大的阐释者的身影之下,诗歌的出发点是个人的,又终将回到个人。斯蒂文森称诗歌为内心暴力,说可以用它来抵御外部世界的暴力。布鲁姆则说,诗歌的功能在于让我们学会熬过必将来临的死亡,或者把我们深爱的逝者交还给我们。“诗歌无法应对社会顽疾,但它却可以疗救自我,没有其它东西能给我们带来这种安慰与疗救。”我想,这就是他始终要维护诗歌的自足性的原因,不愿意诗歌在任何一种不能令他满意的解读法之下烟消云散,哪怕这种维护已经变成了一种拒绝。当此之时,《诗人与诗歌》的中译本问世,而布鲁姆刚刚离开的这个世界,就个体而言,疾病与内心疗救问题又重新成为了全球性的症候,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再重新思考一下,布鲁姆式的美学标准与美学拒绝之得失所在。( 张 屏 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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