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葩蒂诗2首

　　博尔赫斯有一文一诗论及惠特曼的作品和他的生平之间的这种差距。博尔赫斯曾翻译《草叶集》，在译序中说，看过“炫目与晕眩”的《草叶集》的读者再去看惠特曼的传记，会有上当之感。在《草叶集》中，惠特曼到处游荡，爱人众多，而在生活中他并未去过多少地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记者。博尔赫斯由此认为有两个惠特曼：普通记者惠特曼，以及“惠特曼想成为却并不是的另一个人，一个有丰富爱与冒险经历的人，一个游荡的、热情的、无忧无虑地在美国游历的旅行者”。博尔赫斯的诗《卡姆登，1892》（Camden, 1892）也循着这样的思路（惠特曼一八九二年死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垂死的惠特曼看见镜中老朽的自己，但感到满足，因为“我曾是沃特·惠特曼”。两个惠特曼，与博尔赫斯许多作品中的多重自我类似。博尔赫斯的言下之意是，生活平淡的惠特曼创造出了另一个与自己迥异的文本的自我，作为一种补偿，这也是惠特曼的天才所在，而那个日常的自我在诗歌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博尔赫斯是将惠特曼进行了“博尔赫斯式 ”的解读，正如博尔赫斯在另一首诗里将塞万提斯描绘为忧伤失败、失去了祖国的人。

　　我更愿意相信惠特曼并非在诗中掩藏了日常的自我。如果我们在一切过往的诗人中都看到一个当代的脆弱失败的诗人，文学版图将趋于平面化、单一化。惠特曼异于当代诗人的部分，也许恰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我们的另一种资源。

　　惠特曼也有纯然书写痛苦与焦虑的诗，但很少，篇幅也不长，且不进入细节。《泪水》（Tears）一诗特别沉重，写一个人晚上在海边痛哭，而白天他那么整齐有序（regulated），我们不知此人痛苦的具体缘故，诗中也没有说那人是谁。《然而，然而，你们这些懊丧的时刻》（Yet, Yet, Ye Downcast Hours ）中，惠特曼说自己对懊丧的时刻十分熟悉，但语焉不详。在别的诗中，他告诉我们他完全理解那些邪恶的人，因为他自己也“充满邪恶”，但同样没有细节。《你们这些在法院受审判的重罪犯》（You Felons on Trial in Courts）写“我”与那些罪犯和妓女一样，“在这张看似冷漠的脸下面地狱的潮水不断在奔涌”，然而从这首诗看惠特曼并无罪感，而是接受这些底层犯罪者，将他们也纳入世界的神圣秩序。

　　更多的时候，生活苦痛只在《草叶集》的字里行间出现，较少作为诗的主体。惠特曼的处理方法之一是将其埋藏在长篇的列举中。在《我自己的歌》中，他列举了众多健康的劳动者，包括木匠、农夫、纺织的女子，然而在其中我们发现了几个不和谐的人：一个被送进疯人院的疯子，手术台上一个血肉模糊的畸形身体，还有“自杀者趴伏在卧室里血淋淋的地板上，/我目睹了尸体和它黏湿的头发，注意到手枪落在什么地方”。《草叶集》中共有两处提及“自杀者”（suicide），然而“自杀者”并非这两首诗的题目，没有被突出地集中书写，也并不醒目。在《我自己的歌》大量健康的人物谱中，几个不和谐者几乎被淹没，是大幅群像里的几张痛苦的面孔。我想这并非是惠特曼将世界的阴暗面隐藏在诗中，而是在看到这些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许多健康者，他的心思和笔都没有在黑暗的部分过久停留。当诗人的视野放宽，容纳了众多的人与物时，黑暗也仿佛得以冲淡。或以他的名诗《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ly Rocking）为例，诗中之人从鸟和大海那里听到的是爱与死的主题，与惠特曼大部分诗中的明亮色彩不一样。此诗加入了鸟的哀声，形成多声部的效果。这也是《草叶集》从开篇到此唯一一首哀伤痛苦的诗，然而那是一只鸟痛失爱侣，而且那是使一个诗人觉醒的时刻，是他的起步和开始。鸟是诗人的启发者和唤醒者，这也减弱了诗的哀伤。

　　在惠特曼的几首关于忧郁的诗中，我们瞥见了熟悉的忧郁诗人形象，读到了华兹华斯的很多诗中、雪莱的《西风颂》、济慈的《夜莺颂》中的那种对尘世生活的抱怨，读到孤独。然而惠特曼很少表达逃世的想法。他没有想变成西风、夜莺，没有在过去寻找梦境。他是未来导向的，不像欧洲浪漫主义者有时指向中世纪的过去，也没有想象到远方无人的幻美之地躲藏。在他的大部分书写忧郁的诗歌，也就是“怨诗”中，他都找到了鼓舞自己的办法。

　　他有时以士兵的勇敢对待痛苦。《啊，贫穷，畏缩，闷闷不乐的隐避所》（Ah Poverties, Wincings, and Sulky Retreats）列举日常的许多痛苦，最后宣布：“我还会作为一个赢得最后胜利的士兵那样站起来。”他的“怨诗”中常自带解决方案，尤其是老年，当他非常看重的美好身体变得衰朽的时候。《你那欢乐的歌喉》（Of That Blithe Throat of Thine）写一个北极探险者听到一只孤鸟的歌声，诗人也如那被冰雪包围的北极探险者一样，被老迈所包围，但那只鸟给诗人以教导。鸟鸣改变了一切，包括“老年被封锁在冬天的海港内——（冷，冷，真冷啊！）”。《致日落时的微风》（To the Sunset Breeze）中，“我，老迈，孤独，患着病，给汗水浸得筋疲力尽”，但一阵清风吹来使“我”重生。这些诗有杜甫的“秋风病欲苏”之感，甚至题目都不是痛苦的。诗中对老年困境的描写令人动容，但诗人主动突围和自救。惠特曼把诗笔献给那些安慰之物，而并不在痛苦之上过多“逗留”。他是可以安慰的，不沉溺于自怜。

　　我想，我们不应当将这些品质视为惠特曼的幼稚，或者他“不够现代”。我们所处的现代阶段并非多么令人自豪，我们对悲伤知道得更多，而不是快乐。也许我们可以从惠特曼身上获得灵感与鼓舞，以减轻我们的现代负担。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呼唤勇气和乐观，不过多耽留于悲伤与怨诉，更注目于我们共同的身份，而不是个人的悲喜。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博尔赫斯这位与惠特曼如此不同的诗人，会乐于翻译惠特曼的《草叶集》，而且视惠特曼为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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