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王安国
王安国（1028-1074），字平甫，是王安石之弟，《宋史》上说他“幼敏悟，未尝从学，而文词天成。”十二岁的时候就以文章闻名于当世，他也做词，比较著名而为自我写照的是一首《清平乐•春晚》：
郑侠是当时反对新法的急先锋，熙宁七年的时候正值大旱灾，饥民流离失所，郑侠乃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进献给神宗，并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引起的，罢免了王安石，老天一定下雨。”神宗将郑侠贬谪岭南，但由于两宫太后相信这一类说话，流泪请求，只好将王安石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的官衔出知江宁府。王安石去朝时推荐亲信吕惠卿代替自己推行变法，吕惠卿上台即报复王安国，诬陷他是郑侠的同党，将他夺去官职罢归田里。“诏以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下。”王安石接到诏书谕示弟弟坐罪罢官的消息，竟致潸然泪下，不知是真相信弟弟竟然同反对党一起以无稽的事件攻击自己呢，还是明知吕惠卿的奸谋，却因在野而无力阻止？反正这件事情，对他的精神上的打击一定很大，后来吕惠卿变本加厉，想利用一件谋反的逆案牵连加害王安石，只是由于神宗又召回了王安石，阴谋才没能得逞。
王安国被诬陷与郑侠同谋，也非无因，因为他平素的确与郑侠交好，郑侠上疏后被坐罪纠治，吕惠卿等人即说王安国曾经看过郑侠的奏章稿件，并一力怂恿他非毁自己的兄长。这其实是捕风捉影的诬攀。据郑侠自己说，他上疏后在途中遇见王安国，王安国骑在马上举鞭作揖，说道：“你可谓是独立不惧！”郑侠说：“想不到丞相被小人所误，一至于此！”王安国为兄长辩护，说：“不是这样。家兄认为，做臣子的不当回避嫌怨，须得将四海九州的怨气统统归结于自己一身，而后才可为尽忠于国家。”郑侠说：“没听说过尧舜之君在上，夔契之臣在下，却令四海九州都有怨气的！”——这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郑侠的看法是经典的封建士大夫的认识，难免一开口就要以尧舜之治要求别人，但他的话也未必全无道理：新法本意是利民，如果民生不堪其苦，是否也该进行反思和改正？而王安国虽然也不满于新法，却也能够设身处地的说出王安石“不避怨而尽忠”的出发点，在人格方面，他其实是理解并回护兄长的。
王安国罢职不久又召复官，但旨意才下王安国便已病卒，才是四十七岁的盛年。王安石已经知悉了吕惠卿的奸险，对受自己牵连的弟弟，是否也有内疚之心？他为弟弟亲笔书写的《清平乐》小词，直到南宋时尚且保存于世，作词人却恍若风中杨花，一去不返，这个品格高洁，“不肯画堂朱户”的王平甫，也许是王安石永久的遗憾。
王安石之子王雱的情况则与叔叔安国又不同。王雱（1044-1076），字元泽，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很差，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并认为王安石变法其实是他在主导，未免言过其辞，带有强烈偏见。王雱的确是王安石变法最坚定的助手，而且是一个激进的铁血主义者，《宋史》上说他平生佩服商鞅，常称他是豪杰之士，一提到变法受阻，就认为应该大开杀戒。有一次王安石和别人在一起谈话，王雱不修边幅的走出来，问父亲在谈什么。王安石说：“因为新法总是受人阻碍，所以在这里商议对策。” 王雱大言炎炎的说道：“把韩琦、富弼都砍头示众，新法就能推行了！”这种偏激的言语连王安石吃了一惊，急忙说：“雱儿，你错了！”但王安石对于自家这个任性骄傲的儿子，似乎没什么办法。
王雱在很多地方都绝似父亲，继承了父亲的早慧敏悟，也继承了父亲的执拗顽强。传说他小时候，有客人送了王安石一头獐子一和一只鹿，关在一个笼子里，并故意逗他：“你知道哪个是獐子，哪个是鹿吗？” 王雱其实分辨不出来，却说：“我知道——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是獐。” 回答得颇有点小机灵，如果编《世说》，一定能入“夙慧”这一栏。而且他并不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王安石写过《伤仲永》，感叹教育方法不对误了一个神童，说明他在儿童教育问题上颇有见解，自己家里的神童儿子，当然不至于蹈别人覆辙。但王雱的聪明，是一种锋芒毕露的尖锐，加之以过分偏执的性格，最终酿成个人悲剧，却不知王安石会不会感叹：“聪明反被聪明误？”
王雱与吕惠卿的恩怨，自然是起源于吕惠卿背叛王安石，千方百计的夺权，为了阻止他复相，可以说是无所不至。当时一批小人见吕惠卿得势，也纷纷媚附他而倾陷王安石。同时被王安石推荐留任推行新法的韩绛发觉自己执政开始步步难行，几番与吕惠卿争论不胜，知道自己制不住他，索性密奏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接诏，也知朝事有变，毫不推辞，快马加鞭而行，七天就从江宁赶到了京城。吕惠卿出其不意，大为愕然。是时正值有一桩谋反的案子败露，其中牵连到一个游方术士，是王安石的熟人，吕惠卿借此大兴牢狱，株连甚众，意欲将罪名一直引到王安石身上去，只是由于神宗及时任命了王安石重入秉政，案子才压了下去。
造反谋逆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吕惠卿想以此陷害王安石不成，反而自己去位，王雱恨之切骨，指使门客告发了与他家人有关一桩贪赃案子，由于急于报复，伪造制令，反而被吕惠卿抓住了把柄，反告到神宗面前，甚至揭发出王安石以前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有“某事别让皇上知道”的话。神宗责问王安石，王安石谢罪，并称不知道“矫令”之事。回家问王雱，才知道事情的来由。以王安石的耿介，应该是极其不喜这样互相构陷的小人勾当，何况事情闹得如此之大，难免责怪儿子行事失当。素来心高气傲的王雱，恐怕是第一次受到父亲如此严厉的责备，又气又恨，忿恚难当，他本来已经生疽病（这是一种皮肤化脓感染性疾病，发展到致命的程度，即是全身化脓性感染，中医称之“疽毒内陷”，古代没有抗生素，常常夺去生命。），情绪失控之下加重了病情，竟然死去，年方三十三岁。王雱的早死，吕惠卿实际上是间接的凶手，但也与他自己过分执著偏激的性格有关，他的骄傲使他不能忍受一点背叛和打击，必欲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行事不给别人留余地，也不给自己留余地。
王雱为人自视甚高，十三岁时就有清醒的军事头脑，连父亲也赞同其言，未成人时“著书数万言”，长大后“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比之王安石，似乎缺少涵养，大约这也是因为王安石毕竟是从低层一步步做起，虽然性格中有特立独行之处，却有着脚踏实地的人生经验，而王雱生为相门子弟，不免养成颐指气使的性情，致使从父亲处遗传来的缺点，如急噪、高傲、固执等等，在他身上愈发扩大明显化。他是万事不服输的性子，曾经有人笑他不会作小词，他便填了一首《倦寻芳慢》：
露晞向晓，帘幕风轻，小院闲昼。
翠径莺来，惊下乱红铺绣。
倚危栏，登高榭，海棠着雨胭脂透。
算韶华，又因循过了，清明时候。
倦游燕，风光满目，好景良辰，谁共携手？
怅被榆钱，买断两眉长皱。
忆得高阳人散后，落花流水还依旧。
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
这首词虽不及其父填词笔力沉雄博大，但造语婉媚，却是当时词家正宗，“时服其工，今人多能诵之。”以王雱在政治上激烈的主张和他极其要强的性格，似乎都不是应该写出这样婉转缠绵词句的人，但这首词难道只是他争强好胜之作，纯属为赋新词强说愁，便不带一点属于自己个人的情绪？我觉得不然。王雱其实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出身即注定他享有世人难及的荣华富贵，可是他的抱负，却又注定了他要和父亲一样，选择一条异常艰难坎坷的变法之路。他心高志大，躁进行险，恨不能一举而将反对派全部荡平，给自己耳目清净的开辟出阳关大道，可是这毕竟只能是幻想而非现实。他又不及父亲多历世事，对挫折有着预期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在情绪上，他表现得异常躁狂不安，凡事偏激，以至后人记载他“有心疾”，也即是患了精神抑郁症。这又酿成了他的家庭悲剧：
王雱娶妻庞氏，次年即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相貌可能更象母亲而不象父亲，常人都说：“生儿象娘，生女似父。”其实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王雱由此产生了偏执妄想，执意认为儿子不是自己生的，竟然千方百计的想杀了孩子，平时自然也不会少跟妻子争吵，婴儿哪里禁得住如此折腾，不久便得了惊悸病而夭折。可怜庞氏一面承受失子之痛，一面还要忍受丈夫无止无休的寻衅吵闹。王安石同情媳妇的遭遇，知道王雱的精神疾病无法治疗，不能耽误无辜女子的终身，于是做主让他们离异。又怕媳妇由此遭受“被休弃”的丑名声而嫁不出去，干脆亲自替她选择了夫婿，让她顺利出嫁。在北宋时，礼教尚不禁止妇女改嫁，但象王安石这样，并不偏袒儿子却能无私为媳妇着想的，却也十分难得，显示出他的人道主义。
这段故事出自《宋稗类钞》，主要是赞扬王安石无私嫁媳的高举，对于失心病狂的王雱，则不置一词，王雱跟妻子的感情究竟如何？为什么仅仅因为“貌不类己”就引发了他的偏执狂，造成这一幕家庭惨剧？记载中全无提及。倒是《历代词人考略》里引用《古今词话》，提到了他在妻子别嫁之后，思念不已，作了一首《秋波媚》（又名《眼儿媚》）词：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
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
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是在梁羽生《萍踪侠影录》小说里，里面即说：“这是宋人王雱怀念改嫁了的妻子的一首小词。”当时即被词中多情宛转之意感染，为之低徊不已。后来多读记述，才知道词作背后，还有这样复杂的纠葛。（注：王雱作《倦寻芳慢》小词时是出于对别人嘲笑他“不作小词”的回应，据说从此后便不再作，因此也有说法认为这首《眼儿媚》并非王雱所作，而是无名氏词误移入王雱名下，我觉得也未必尽然。聊备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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