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烈日科夫斯基《黑夜之子》

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梅烈日柯夫斯基,梅烈日柯夫斯基,1865-1941） 俄国作家、哲学家、文艺学家。生于宫廷小官吏家庭。彼得堡大学文史系毕业。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俄国颓废派文艺创始人之一。所著《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1893)一书是俄国象征主义的文学宣言。他宣称新艺术的三要素是“神秘的内容、象征和艺术的感染力”,攻击19世纪6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是“功利主义的庸俗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充满宗教神秘主义思想,表现基督与多神教间的永恒斗争。学术著作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这部著作中说托尔斯泰能洞察肉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洞察灵的秘密。还写有历史剧《保罗一世》、《阿列克赛王子》以及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和《12月24日》。1920流亡国外,持反苏立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合作。

梅烈日柯夫斯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思想界提出象征主义的思想,并在其宗教小说中对它进行深入阐发,其主旨是要从托尔斯奉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敞开的现代性深渊出发,寻求上帝的文化和精神的更新,以与民粹主义思潮的实证主义思潮相抗衡,从而体现超越社会小说和市民小说的精神维度。

透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可以看出其中浓重的宗教哲学色彩和政治文化倾向。他的“象征主义”是对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宗教哲学思考。象征主义在梅氏那里不仅是一种艺术，而且第一次被作为一种思想，具有独特的世界观品格。所以，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与作为一种思想是有分别的。作为文学流派的俄国象证主义(梅氏当然也是其中一员)似乎在20世纪的头十年之末就过去了。霍达谢维奇曾说，象征主义作为文学的时代精神，不过是一段时间的“抒情即兴曲”，领了几年风骚而已。他这样说，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象征主义诗人甚至将象征主义作为一种生活行为方式。他们的信条是—— 狂热地追求激情，不管这种激情是何种性质。一切“感受”，只要丰富而强烈，就被视为财富。所以，“个人”成为各种感受的储存器，成为一只袋子，用来不加选择地存放激情。最终，这些“僧人”、“感情的吝啬的骑士们”纷纷死于精神的饥饿— — 死在装满“各种感受”的袋子上。这些只能用在彼得罗芙斯卡娅、勃留索夫一类汲取了颓废情绪的象征主义诗人身上，如果用在梅烈日科夫斯基身上，就离谱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当时已经明白二者的区别”。

1892年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了题为《论当代俄国文学衰微的原因及新的思潮》的演讲，该论文被文学史家视为“象征主义的宣言书”，确立了他象征主义文学理论奠基人的地位。然而，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他对象征主义的阐释的“立足点与其说是在美学方面，不如说是在宗教方面”。因此，梅氏的“象征主义”有着更多的神秘主义宗教哲学色彩而区别于其他人对“象征主义”的解释。

别尔嘉耶夫说，所谓象征“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标记。象征主义作家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巴尔蒙特说：“象征派诗人通过用自己复杂的感受再造物质性而统治这个世界，并且洞悉这个世界的奥秘。”安德烈·别雷说：“在作为永恒和它的时空体现的方式的象征主义中，我们能同柏拉图思想相遇。”维·伊万诺夫说：“如果说，我的话不能在听者心中唤起连接他的‘我’与他的‘非我’，即连接经验上被区分开的两种事物的那种感觉；如果说，我的话语等于它们自己，它们不是另一些声音的回声，那么，我便不是象征主义者。”勃洛克的象征主义，则被梅烈日科夫斯基认为是“撒旦式的骄傲”。而勃洛克反驳梅氏说，“他的错误仅在于他认为有必要严厉批评与他毫无瓜葛的东西：象征主义诗歌流派”。如此，这伙人并非同路人，却被笼统称为象征主义者。

在所谓“宣言书”中，梅烈日科夫斯基指出：在这个幼稚的神学和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盛行的时代，不可知的领域总是与尚未认知的领域混杂在一起。人们’无力将其分开来，也不了解自己的不可救药的无知。庸俗的教条唯物主义却在不断驯服着宗教感。当下主导着文学的现实主义正是艺术上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其中神秘感不复存在。它与科学上的唯物主义是相一致的。因此，他要摒弃描写环境的现实主义，回望“原始神话以其微弱却令人欣慰的光线多多少少照亮了的”、“漫无边际而漆黑一团的大洋”和“神圣的无知深渊”。梅氏的“象征主义”正是与这“漆黑一团的大洋”和“神圣的无知深渊”相联系，其中潜伏着的“神秘的内涵”即是与科学信仰相对的宗教信仰。梅氏的“象征主义”是面向现在的—— 我们的智性现在所不能照亮的。

梅氏的“象征主义”还与“文学上的理想主义”相联系。他认为文学上的理想主义是向从来不曾死去的古老与永恒的回归，它是对我们心灵极美好的一面的整体领悟。他提倡一种“理想主义诗歌”，一种具有虔敬灵性的思想意识与诗(或抒情散文)的结合。按照梅氏的说法，他的“象征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它是面向未来的—— 我们的智性所指向的、却不可企及的。乍一看，梅氏象征主义主张只不过是一种文学追求，事实上，它首先是一种精神方式。或者说，看起来他不过想用另一种精神观念来支配文学，而实际上这种精神观念却改变了俄国文学的精神状况和政治文化趋向：将俄国文学引向“寻求上帝’ 的精神和政治文化趋向。梅烈日科夫斯基认为，俄国文学到了19世纪90年代已处于深刻的危机边缘，这是由于它过于靠近现实。在他看来，从60年代起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提倡的“艺术唯物主义”导致了艺术力的普遍衰退，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问题的普遍关怀，只不过是“一些老朽的人们关于人民经济利益的老朽的谈话”。他所要摒弃的(亦即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正是艺术上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他认为永恒的宗教神秘感情构成真正艺术的基础，并预言式地指出，能使俄罗斯文学复兴的“新思潮”—— “理想主义的新艺术”的三大基本要素是：神秘的内涵、象征和艺术感染力的扩张；而其中，象征又是核心要素。这样，他的文学思想已不仅囿于象征主义这一种流派，而且涉及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众多新兴文学思潮、流派之相通的哲学美学诗学趋向—— “寻求上帝”的精神和政治文化的趋向。他既是预言者，又是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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