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天堂90分钟 （8）
电影《去过天堂90分钟》剧照
编者按：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故事，真实性当不容置疑。唐•派普（Don Piper）牧师的天堂不是东方的天堂，尤其不是佛教的天堂，唐•派普（Don Piper）的上帝也不是佛教所说的上帝。有一个问题行者当深思：万事一理，这个世界没有两个真相，撇去狂热的宗教热情，文中的上帝（天堂）是哪一个层面的上帝～色界、欲界，或无色界？
唐•派普（Don Piper）（美） 口述
赛思•墨菲（Cecil Murphey）（美） 撰写
八、痛苦和调整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 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圣经》以赛亚书41:10
也许大家并没有意识到，事实上探访这使我的情况变得更糟。大家借着来医院探望我，表达对我的关心，于情于理这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然而，问题就处在这里。
人们不断的在我的病房进进出出，使我感到非常疲惫。我不能躺在那里，让他们坐在我旁边，一直只是他们对我说话。我觉得自己也要尽一点牧师的职责，或者有义务调和一下当时的气氛，让大家开心一点。我并不想因为请他们离开或不让他们来，而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许多时候我几乎支撑不住，但我仍不得不强打精神跟他们说笑。有时候剧烈的疼痛使我根本无法做一个好主人来招呼他们，但我还是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有礼貌。我不断提醒自己，他们是因为关心我，才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看我。
朋友、亲戚和教会的会友，我仿佛感觉到有一根长长的线，从医院的大门一直延伸到我的病房。有一天下午，伊娃走进我房间，突然意识到那些来探望我的人，对我来说是很严重的打扰，她责怪我不该就任凭这情况继续下去。
她可能也想到我不会主动开口叫大家不要来，所以她只好请护士出面，减少探访的次数。这个措施虽然没能阻止所有的人来看我，但却是减少了进出病房的人次。
除了疼痛的情况和人们的出入，我的精神也持续严重的消沉，好像得了忧郁症。很可能是由于身体创伤而自然造成的，也可能是我对许多药物的反应，总之，我相信我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家国，而疼痛也一直未减轻，所以我认为自己没希望了。我常常觉得不想再活下去。
为什么我要从一个完美的天堂被带回地上，受尽煎熬地活着呢？不管我尽多大的努力，都无法再享受生活了。我真的很想回到天堂。
自从事故发生后，痛苦就几乎成了我的生活模式，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跟我处在同样的状况里。我无法置信，竟然有人能学会接受这种事实。即使是现在，我偶尔睡了一次好觉，醒来后会突然惊觉，我哪儿都不疼哦。然后，我马上会想到那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二十三个小时五十五分种，我将是在不间断的疼痛中活着。
* * 其实我是分割线 * *其实我是分割线 * * 其实我是分割线 * *
我花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这种痛苦的状态是怎样长期地影响我的情绪。
我祷告了，别人也为我祷告，但那种绝望感还是强烈的占据我的心。“这一切真的值得吗？”我每天都会问上好几次这样的问题。
医生和护士一直想要对我的忧郁症进行药物治疗，但被我拒绝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拒绝，也许是因为我已经用了太多药，不像再用药了。我认为更多的药物对我并没有什么益处。
我真的好想从这样悲惨的生活模式中解脱出来，好想死了算了。很显然的，我无安全没有预备好要应付这个意外带来的巨大变化。我现在知道，我当时的处境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忧郁症病例。
不久，别人也都知道了这个情况。
“你想和精神科医师谈谈吗？”医生问我。
“不！”我说。
几天后，有一位护士问我：“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位治疗师来？也许你可以跟他谈谈？”
我的回答仍然一样。
由于我不愿意跟任何人谈话，精神科医师便穿着便服，如同间谍般进入我的病房。
“我看你经历了一次很严重的意外。”有一次，一位穿便服的精神科医师看了我的病例说。他试图引导我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
“我不想谈这件意外。”我说。事实上，我是无法谈。我怎么可能向任何人解释清楚，在离开人世间的九十分钟里所发生的事？我怎么可能找到适当的言语，来表达那无法形容的经历呢？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真的上过天堂。我相信如果我那样说的话，他一定会以为我疯了。他会觉得我的脑袋一定出了严重的问题，可能出现幻听、幻觉等现象，而必须用更强的药物来赶走我的幻觉。我要如何用言语来表达我生命中最喜乐、最强有力的那段经历呢？如果我说我很想死，听起来怎么会是理智的话呢？我知道死后等待我的是什么，可是他并不知道。
我并不打算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告诉精神科医师（或任何人）。我觉得那个经历是我个人的秘密，而且因太过强烈而无法与人分享。即便是与我如此亲近的伊娃，在当时我也无法告诉她。
因为，天堂实在太神圣、太特别了。我甚至觉得，述说我在天堂的九十分钟，会玷污了那珍贵的时刻。我从来没有怀疑或质疑我的天堂之旅是否真实，也不会为此烦恼。一切都是如此生活，如此真实，以至于我无法否定。不，问题在于，我不想把这段强而有力的经历与任何人分享。
我的拒绝谈话，并没有阻止精神科医师来我的病房帮助我。几次之后，他们不再表明他们是精神科医师。现在说起来或许十分好笑，总之，医院的精神科医师下定决心要帮助我，因此在我拒绝跟他们谈话之后，他们会偷偷溜进我的病房来观察我，有时候是趁护士来照料我的时候跟进来，有时候则只是走进来看看我的病历，什么也没说。我想，他们是希望我会先开口说话。
他们常走进来跟我说上一句“我是琼斯医师”之类的话，然后就什么都不说了。那位医师或许会再检查一下我的脉搏，然后问：“你的胃感觉怎么样？”他会看看我的病历，并且问一些相关的问题。最后，他总会因为问一个简单问题而露出马脚：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是一样。”
“你对这一切真正的感觉是怎么样呢？”无论他们运用什么策略来共组，最后他们总是会问我真正的感觉如何。
“你是精神科医师吧？”我会问。
“呃，事实上，是的。”
“好吧，你想要知道什么？你想知道我是否得了忧郁症吗？答案是肯定的，我很忧郁，但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谈话虽然继续这，但我已经把大部分的话题都从脑海中清除了。虽然我知道琼斯医师和其他人只是想帮助我，但我不相信还有什么希望。我讨厌这种郁闷，却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它。
躺在床上越久，我就越肯定未来没什么指望。天堂的经历是完美的，在那里是如此的美丽而快乐。我好想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回到那个地方。
“去过天堂的人，怎么可能还愿意留在这种地方呢？”我问上帝：“求袮把我带回去吧，求求你。”
我没有寻死，但也没有战胜我的忧郁。
我不单单拒绝跟精神科医师，事实上，我也不想跟任何人谈。我不想见任何人。如果没有人来看我，我也觉得很好——我是这么告诉自己。
身为专业人士和牧师，我当时心里也存着骄傲，不希望别人看到我的惨状。我指的不只是身体上的问题，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情绪十分低落。
很明显的，当人们到我的病房来看我时，他们的语气和目光仿佛在说：“你是我见过最可怜的人。”
我想我就是那样。
于是，我持续被忧郁困扰着。直到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上帝才给了我另一个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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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有贤惠妻子的丈夫，在变故发生之前，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男人。发生意外时，我才三十八岁，身体各方面正处于壮年，但是在事故发生后几天，我就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原来强壮健康的模样。现在的我完全无能为力，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甚至无法举起自己的手。在我内心深处，对余生感到无助充满恐惧。
举个例子来说明当时的我有多么无助。在我住院的头十二天，我的肠子完全没有蠕动过。如果这样下去，整个肠胃系统将会朽坏，因此医生为我灌肠，但这对我没有多大帮助。
我说：“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这样做，只让我排出了一点点。但是这已经让护士和看护工高兴得笑了起来。
有一天，我终于挤出了一些。“哦，太好了。我们真为你高兴。让我们再等一下，也许还有更多呢。”
在我郁闷的时候，我会想，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可怜的事了。我就像是一个婴儿，大家会因为我排了一点点便而那么高兴。
我不记得我对助理护士说了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她离开了房间，那是少人的无人在旁的时刻。只有我一个人，我很高兴能有这样清静的时刻。
然而，就在护士走了几分钟之后，灌肠开始起作用了。
我控制不住的爆发出来。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次拉肚子。粪便的气味差点没把我熏倒。
我非常紧张，沿着被单乱抓，最后我的手指终于摸到了呼叫铃的按钮。几秒钟后，那位年轻的助理护士冲进来。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说：“我来帮你弄干净。”才刚说完，我就意识到事实上我无法帮她。我感觉早透了，又无能为力，我讨厌我自己。
我开始哭起来。
“不不不！一点也不用担心。你能排便，我们真的很高兴。这样很好，因为这表示你的肠胃系统又恢复正常运作了。”
在羞愧中，我只能躺在那里，看着那个可怜的年轻女子打扫更换。她至少花了半个小时才完全弄干净，而那难闻的气味则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消失。
我并不想这样，但我的行为却是一副窘样。十二天来我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但这对我的身体运作真是一大突破。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尴尬的事了。
然而糟糕的是，还有更无助的经历。我没办法上厕所，因此不得不使用尿壶我也无法刮胡子，更不能洗头。他们不得不用一种特别的装置把我的头放进去，然后在我头发上浇水，再用一根管子把脏水排到垃圾桶里，令我特别感动的是，为我剪了好几年头发的卡萝•贝内菲尔德，在我卧病期间多次来医院为我剪头发。每次来回都是六十英里的路程，但卡萝连一分钱也不收。
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还有医护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满足我身体所需要的特别护理，但这只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无能的人。我的右臂，就是那只没有骨折的手，因为需要大量的静脉注射，他们不得不在我手上绑一块木头，这样我的手臂就不能弯曲了。
我的身上到处都是注射的管子和针头.它们扎进了我的胸膛，也在我的脚尖留下痕迹。那些管子连在一起，再通过一根大管子直接经过我的胸膛进入心脏。我的许多静脉都疲乏了。我整个人完全没有一点行为能力。以至于每一次他们要换被单，或是有需要搬动我的时候，都必须用链子把我抬起来。
我的体重以危险的速度减轻，使医生很紧张。我吃不下任何东西，这使我的胃开始萎缩。在住院的四个月期间，我瘦了近六十磅。事故发生前，我有二百一十磅重，可是后来连一百五十磅都不到。他们用来测量我体重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我放在一个类似婴儿用的吊床里，在从床上举起来称重。他们用尽各种方法哄我吃东西，并且准备了我平时最喜欢的食物来吸引我，但我都没什么胃口。只要闻到食物的味道，我就感到恶心。我真的一点胃口也没有。我也试着吃点东西，我努力了，但每次最多只能吃几口。
我想，大概是因为情绪消沉使我没有任何胃口吧，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只知道每次努力后，我仍无法强迫自己咀嚼任何东西，甚至不想咽下去。
他们帮我安装一个成为PC的吗啡帮浦。每当我疼痛得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我就按一下按钮给自己打一针。我不得不连续使用止痛药。起初我是这避免使用更多的止痛药，但医生却责备我。他说当我疼痛的时候，身体会变得很紧绷，这样康复会比较慢。
到了晚上，他们又给我加一些药，希望帮助我入睡。我说“帮助我入睡”，是因为药物根本没什么作用。他们用的方法——安眠药也好，止痛针也好，加量的吗啡也好，没有一种能使我入眠，也没什么办法可以使我感到舒服，甚至无法感觉到不那么疼或轻松一点。
让我这样描述吧：“请想象一下你躺在床上，手臂里埋着钢针，大腿里穿着电线，你只能仰卧，无法翻身。事实上，让自己的肩膀移动四分之一英寸也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伸手抓住床上上方挂着的，类似荡秋千一样的那种铁棒。只是当你想移动哪怕稍微一点点时，锥心之痛一下子就流贯全身。你丝毫无法动弹。”
由于我的身体一动也不动地在固定位置躺得太久了，背上长了褥疮。医院不得不为我预备了一个特制的水床，可以不断地翻动。这确实让我的褥疮好多了。
我唯一可以离开病房的时间，就是他们把我推下去做X光检查的时候，而这又是一次冒险经历。由于身上缠绑着各种金属配件和一起，他们不知道该怎样为我做X光检查。没有任何器具是专门设计来为我这种情况照射X光的，所以医院只好让三四位男士穿上铅做的衣服，站在X光室里，在我不满钢条的四肢背后托着透镜和板子。
有时X光检查要花上两、三个小时，因为即使要想办法拍出一张让医生清楚看到我的骨头是否愈合的片子。他们从未遇过这样的病例。
所以，每当有人来推我去做X光检查，他总会说：“我们要去下面的大厅旅行了。”
只要听到这句话，我就明白意思了。当病床沿着常常的走廊慢慢前行，我为了分散注意力，总是看着天花板玩连点点的游戏。自从我第一次做完手术出来，我就开始玩这种游戏了。也许这是我的幻觉，但我记得加护病房的那个房间是全新的，而我也是那里唯一的病患。当他们把我送进去时，我正在不停的呻吟。然后我看到天花板上的小点点，我就盯着它们看，它们好像在一起奔跑，并且形成一种什么图案，我认不出那是什么图案。在我脑海里，开始用那些小点点拼出各种各样的图片和花样。我一边玩，一边想：“难道我真的疯了吗？”但我还是忍不住想玩。到后来，这种连点点的游戏就成了让我暂时忘却疼痛、转移注意力的一种方法。
每天最痛苦的折磨，毫无疑问是在护士为我清洗插电线的针孔处时。在圣路加医院二十一楼的骨科病房，每一位护士都得学会清洗针孔的伤口。为了不让皮肤与那些电线沾粘，他们有时必须在发生沾粘时把皮肤剥开。然后，护士还会对着每个针孔处注入双氧水以防止感染。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经历这个更难受的了，而这正是每天要做的治疗。
不仅如此。每天四次，每隔六小时，他们会拿艾伦扳手，在我的仪器上转动旋钮。这个设计是为了使推理的骨头顶端伸长，最终使长处来的骨头可以代替那部分失去的骨骼。虽然每次只是转动那么一点点，还不到半毫米，但是转动时的疼痛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每隔六小时，就会有人走进我的房间来转动旋钮。
身为牧师，我经常造访医院的病房，包括加护病房。我曾看过许多人脸上出现极度的痛苦，我也经常处于怜惜而向他们表示同情。即便如此，我还是无法想象有什么会比这日复一日的痛苦更难以忍受。
也许对我来说，最糟的莫过于无法入眠。有十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从来没有睡着过——我只会痛昏过去。虽然使用大剂量的吗啡，可是我从来没有摆脱过疼痛。当他们认为我需要睡觉的时间到了，就会有护士来为我打三、四针的吗啡，或是给我服用睡眠药物。我躺在床上，但无论我怎样告诉自己要放松，就是做不到。我不得不与疼痛争战，然后，我显然是昏睡了过去。之后，通常又是一阵剧痛把我弄醒。在这之间，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最后，我的家人和医护人员都只能随我的意了，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生理时钟已经不能正常运作。我没有时间概念，也无法放松，疼痛使我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如果我稍微想要移动一下身子，埋在肌肉里的线就会在接口处扯动我的皮肤。我的人是可以移动，但线却不能。所以每一次即使是挪动那么一点点，我的全身也会像是被撕裂般疼痛无比。
一段时间之后，我学会忍受这种情形，然而，我却始终无法对此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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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碰到”（但从来没真正见过）第一个使用伊利扎诺夫支架的人，是克莉丝汀。伊利扎诺夫支架疗法是为了帮助骨骼先天不全的人延展骨骼而发明的。但是，只有在骨骼停止生长时，才可以使用这种仪器。特别是在青春期，由于骨骼生长的速度很快，医生必须非常谨慎选择合适的时机来运用这个疗法。
克莉丝汀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就住在我隔壁的房间。她出生时一只脚就比另一只短。一等到她的骨骼完全长成，她就选择用伊利扎诺夫支架疗法使骨骼延展，这样她的两条腿就可以变得一样长了。
克莉丝汀的手术是她自己的选择，所以在手术之前，她就了解手术会引起的剧痛以及康复所需要的时间。她接受了好几个月的辅导，她的家人也学会如何处理她的伤口。他们不仅知道整个过程需要多久的时间，也已经为护理做好了准备。
克莉丝汀和我的区别在于，她已经先知道了她将会承受什么——至少是当事人能预知的程度。而我却是在醒来之后，才发现那部仪器已经安装在我身上。在我陷入忧郁时，那使我感觉更糟。即使我明知他们在我身上安装伊利扎诺夫支架，是为了挽救我的腿，但我却认定那是我极度痛苦的主因。
另外还有一个小状况。那就是尽管我和克莉丝汀的医师不是同一位，但是到我们房间来转动旋钮的医护人员却是同一个。有时若是扳手放错了地方，医护人员在我的房间找不到，就会匆匆忙忙跑去克莉丝汀的房间借用她的。反之，他们有时也会来借用我的。型号我们的外部固定器是通用的，所以医护人员可以来这个房间借用扳手，到另一个房间去调节那里的旋钮。
我就是通过这样互借扳手，才认识克莉丝汀的。虽然我们从未面对面相见，但彼此确实见过对方的医师。不知怎么搞的，或许是因为处境相同吧，我们之间竟建起了一种关系。
克莉丝汀和我一样，都面临同一件事，那就是无休止的疼痛。有许多次，我听到她在哭喊。我指的不是抽泣，而是哭喊，也可以说是尖叫，当然有时只是低声的呻吟。我猜想，她应该也能听到我的房间发出同样的声音。我不是那么容易哭的人，因为我生来就不爱哭。有一位护士曾经建议我，大声喊出来或许对我比较好。她的建议也许是对的，但我从来不曾真正喊叫过——至少没有在意识清醒下这样做。
在我能控制自己的情况下，我从来不出声喊叫。我曾听过别人因疼痛大声尖叫，他们的叫喊让我很烦躁。我学会了把疼痛和情绪放在心里。那时候，我相信无论是呻吟也好，嚎啕大哭也好，尖叫也好，都是没有用的。我唯一会大声喊叫的情况，要不是在意识不清之下，就是他们给我用了很重的药物。我怎么知道哪些时候自己会喊叫出来呢？都是事后别人告诉我的。
虽然克莉丝汀和我当了十二个月的邻居，我们却从没见过面，不过我们还是通过互换信件有了交流，护士们也很乐意充当我们的邮差。
我试着鼓励克莉丝汀。她把她的故事告诉我，并且对我出车祸的事深表同情。她也是基督徒，因此我们在信仰上也有了交流。
然而，每当我在极自怜的时候，我会想：当一切痛苦过去之后，克莉丝汀将会是一个正常的年轻女子，而我呢，却再也无法回复正常的状态。未来的她可以像正常的十多岁女孩一样玩耍跑跳，可是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奔跑了。
我常常处于这种非常自怜的状态，我告诉自己，她是自己选择了这种痛苦的疗程，而我，没有任何选择，事先也没有准备。她已经预知自己要经历什么，而我却什么也不知道。她在做的是对她和她未来有正面影响的事，而我只是在挽救我的生命。是的，有很多很多日子，自怜之心充满在我的思想里。
不过我总会回到一件事上，那就是认定，是上帝选择让我活着。即使在最惨淡的忧郁和自怜的时刻，我也没有忘记这一点。
克莉丝汀和我承受着相似的痛苦，而我们有相同的信仰，这提醒我们：在我们遭遇最可怕的境遇时，慈爱的天父也一直与我们同在。她住在我隔壁病房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因为我想，我并不是孤单的，还有人能理解我的痛苦和感受。
就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认定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联谊会的成员。在我出院之后的几年里，我认识许多被迫加入这个小联谊会的成员。由于我很清楚经历这种遭遇是什么滋味，我可以理解他们的痛苦，就像克莉丝汀理解我，我也理解她一样。
除了承受痛苦，我后来还做到医生说我永远做不到的事，那就是，我学会重新走路。我可以用自己的双脚站起来，一只脚卖出去，慢慢的移动。
医生曾经警告我，由于我右腿膝盖的骨折，以及左腿里缺少一段大腿骨（尽管拉长后长出了新骨），我再也无法行走。就算真的可以走，也必须戴上很重的保护环。我不止一次差点失去我的左腿，但奇妙的是，上帝让我躲过了每一次的危险。
第一次手术的四星期后，他们开始为我的手臂做复健治疗，而我的腿在两星期后也开始接受复健。
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把我放在一块我成为“弗兰肯斯坦”的床上。他们把我绑在一块很大的板子上，然后把板子竖起来，让我的双就可以接触到地面，形成直立的姿势，是不过我的身体仍然绑在板床上。两位复健师在我的腰间束上一条宽大的皮带，然后分别站在两旁帮忙。由于我的双腿已经萎缩，非常虚弱，一开始需要他们协助我做迈步的动作。我花了好几天重新学习站立，并使我的双脚可以承受重量。由于我已经习惯了平躺的姿势，平衡感也退化了。每一次当他们把我调到垂直的姿势，我都会感到恶心得想吐。过了好几天，我慢慢的适应了那样的姿势，才开始学习走路。
其实我是在出院之后，才真正学会走路。复健师每两天会来我家一次帮助我。六个月之后，我终于学会能自己走上几步。
事故发生过后十一个半月，医生才把伊利扎诺夫支架从我身上拿走。我开始用助行器辅助行走，及至后来，只需要用一根拐杖。在事故发生后一年半内，没有脚部保护环和拐杖我根本无法行走。
车祸是发生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医生在同一年的五月把我的手臂上固定器里的外部金属件拆下，却同时又顺着我的前臂的两根骨头放入内置金属板。那些金属板在我的手臂里待了好几个月。
十一月底，他们拿走我脚上的固定器，但这还没完。在那之后，我的腿有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石膏，而且医生又在我的腿里植入了一块板——这块板在我腿里放了九年。我觉得把它留在那里还不错，但他们说还是得把它拿出来。医生解释说，等到我年纪越来越大，靠那块板使力的骨骼会变得容易碎裂。我后来得知，人体的骨骼只有在不断的使用和张力的作用下，才会变得强壮而且持续下去。
那几年，我身上戴着固定器和金属板，又不得不坐飞机时，常常会引起机场里的金属探测器鸣声大作，从俄亥俄州，一直到加州.我通常不走别人必须通过的安检门，我会对安检人员说：“我身上的不锈钢材料比你家餐具抽屉里的还要多！”
他们朝我挥挥手，笑道：“你还真是这样呢。”
我的孩子会仿效电影《机械战警》里的主角，骄傲的称呼我“机械传教士”。在那部电影里，身为警察的主角在遭遇一次可怕的意外后，医生用高科技和金属板重塑了他，使他可以继续与罪犯战斗。
无论那些钢钉、线圈，还有那些钢板看起来有多野蛮，它们的确都发挥了作用。人们看到那些东西埋在我的身体里面，都目瞪口呆，而这些人现在有很惊异于看到我的活动能力竟有所恢复。当然，在这表面的正常状态下，我仿佛是一件还没有完工的作品，还在持续不断的调整中。
附：《去过天堂90分钟》目录
推荐序
前言
一、意外
二、我在天堂的时间
三、天堂的音乐
四、从天堂到地上
五、从地上到医院
六、开始康复
七、决定和挑战
八、痛苦和调整
九、无止境的调整
十、更多神迹
十一、回到教会
十二、敞开
十三、紧握的手
十四、新的“正常”生活
十五、触摸生命
十六、寻找意义
十七、渴望家园
十八 有关“为什么”的问题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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