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 无罪归来 无法回归

文 |  郭现中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记者

 　　因念斌案的持续发酵，8月27日《南方都市报·深周刊》的《无罪归来》一经推出，就在全国引起巨大关注和强烈反响，9个血泪斑斑的案例，11个版的篇幅，20年的跨度，即使称不上力透纸背，也完全应该能够一吐心中块垒，但是我发现，我还是有很多话想说。

 
　　穿越时间的翻找 

　　2013年7月，最酷热难耐的季节，我开始了这趟长达数月的苦旅。因那时李怀亮的无罪释放，我的第一站就选在了河南。刚刚走出看守所的李怀亮木讷、呆滞，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睡觉，回答各路记者的提问时也结结巴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噩梦一样的经历，在他嘴里说出来时就像是他蹲在街角发呆无意间听来的别人的故事。用他姐姐李爱梅的话说，“吃亏沾光都在一个傻字。他不傻也进不了监狱，但是他精明的话也熬不过这12年。” 

　　准确地说，李怀亮进的并不是监狱，而是看守所，是被业内人士称为“仓库”。用于关押待审犯罪嫌疑人的地方。这个本来具有“驿站”属性的地方却让他如泥沙入池，一下子就沉淀了4000多天。我以为这应该是羁押在看守所的最高年限了，结果一查找，还有个更骇人的，河北邯郸刘俊海冤案，15年! 

　　那是一起发生在遥远的1988年致四人死亡的纵火杀人命案，当时19岁的刘俊海和其堂叔刘印堂莫名其妙地被带入邯郸市临漳县刑警队。两人在刑讯逼供下被认定为凶手，一直到2003年才被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无罪释放。 

　　然而从释放到我要采访时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刘俊海的电话也更换了多次，不但是我，连他的律师和采访过他的记者也都找不到他了。好在邯郸离李怀亮的家乡平顶山并不遥远，结束对李的采访之后我就直接去了事发地临漳县官村，也就是刘俊海的老家。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去碰碰运气了。 

　　挨家挨户的打听之后，终于找到了刘俊海的一个亲戚，继而拿到了他的手机号码。得知记者来意之后，已经在北京工地打工多年，并且已经娶妻生子的刘俊海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和拍摄。这个只拿到30多万国家赔偿，甚至连离开看守所时都还被要求缴纳5000多元生活费的已知中国最长羁押年限的当事人已经完全被吓怕了。“当然觉得冤屈。但是能怎么样呢，还是让我安静地过下半生的日子吧”。 

　　在这之后，我又返回河南，试图去寻找另一起冤案的当事人——被怀疑奸杀侄女而蒙冤8年的张绍友。这个靠自己侄子而不是公安的多年坚持调查找到真凶才得以死里逃生的老实农民，也是从一出狱就消失于人海，辗转于郑州和太原的建筑工地，即使过年也从不回来。我辗转着来到了张绍友位于周口沈丘县那湮没于凄凄荒草中的家，却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哪怕是他的亲弟弟，采访时正蹲靠在大门边埋头于一碗面条中间吸溜吸溜地吃着，“去年我儿子结婚也找不到他”。 

　　无法归来的囚徒 

　　在那之后，因聂树斌冤杀案而闻名全国的王书金案在拖延8年之后，终于在邯郸二审开庭。我于是转而北上，虽然没被如临大敌的邯郸中院允许进入旁听，但还是见到了聂树斌的妈妈，那时已经69岁的张焕枝。“我现在年龄大了，出一次门很多天都缓过不来”，躺在位于石家庄近郊家里的张焕枝刚刚旁听王书金案回来，事情过去几天了依然余怒未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法庭，杀人犯说那人是自己杀的，而法庭却拼命要证明他没杀”。 

　　1994年, 张焕枝唯一的儿子聂树斌因被怀疑强奸杀人而入狱，从抓捕到被判死刑继而被枪毙仅仅历时六个多月。“他们竟然都不通知家属一声，就这样把我们的孩子给杀了”，一想到此，张焕枝顿足捶胸，“我活生生的孩子给我抓走，回来的却只是一把骨灰”。就是这把骨灰也是张焕枝用了将近两年跑了几个部门才要回来的，“他们很惊讶我竟然还要骨灰。我说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们认为他是杀人犯，但我不认为是。死了我也要要回他的骨灰。”丈夫承受不住如此大的打击，转年就偷偷服下安眠药自杀，虽然经抢救保住性命，却半身不遂，落下了终身残疾。自此后，张焕枝这个一辈子老实本分，目不识丁的农妇便只能一个人踏上申诉上访的不归路。可是一连几年，因为连份判决书都没有，“门都不让我进”，张焕枝茫然无措。 

　　整整十年过后,一名叫王书金的男子在河南被捕后称自己才是当年奸杀案的真凶，聂树斌案于是又重回人们的视线。从2005年到2013年，8年时间两次开庭王书金都坚称自己是真凶，甚至在被河北省高院判处死刑并认定他不是聂树斌案的真凶后依然表示：“我干的就是我干的，你不能让别人背黑锅，这不公平。” 

　　听到王书金的话，张焕枝对这个曾经恨得咬牙切齿的“元凶”竟然有了一丝感激：“他也算是敢作敢当。毕竟，只要他一改口，我儿子就永无清白之日了。”但这又能怎么样呢，河北省高院的判决书就如同聂树斌墓碑上的字，冰冷生硬地刻在那里，除了时间没人能改变。 

　　但没人能阻止一个母亲的坚持。“他要活到现在，39岁了，我孙子都该上初中了”，可这只能是幻想，残酷的现实是，就算要换个灯泡她都要到街坊那里找在家的小年轻爬上梯子替他们换。“看到他们就会想起自己的孩子，也经常会梦见他，还是穿着我买给他的那件衣服，只是不笑，一脸委屈的样子。就为这，我也会一直跑到跑不动的那天为止，就算入了土我也会跟孩子说，娘尽力了”。 

　　张焕枝一直陪我走出村口，我问聂树斌的墓在哪里，她抬手指了指半山腰处的一片树林，“我越来越老了，去年扫墓我都没能爬上去了”。 

　　落入俗套的追问 

　　去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履新后不断释放“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信号，一时间各地冤案频现，张高平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案、吴昌龙案、萧山五青年劫杀案等一批陈年积案相继昭雪，让人们一度觉得中国法制的春天到来了。但细究起来却发现，除李怀亮案，吴昌龙案可能与此大背景有关外，其余案件与过去著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王俊超案一样，都来自于中彩票般的极小概率事件，而非是来自制度本身的预防与纠错机制。 

　　冤狱的名单还可以列举下去，透过记者采访这些案例的共性，我们试图去总结冤案产生的原因，发现其背后的司法弊端无外乎命案必破的压力、刑讯逼供、嫌疑人权利被剥夺、忽视程序正义、公检法失去制衡功能等，与十几二十年前的冤案相比毫无二致，依旧在循环往复，毫无值得言说的新意，放在进入21世纪已经14年的今天来看分外刺眼。 

　　1996年《刑事讼诉法》修改后，设计了公、检、法分别负责侦查、起诉、审判的互相制约的三角体系。一个人的出刑入罪，通常要经手侦、控、审三机关，并经过立案、侦查、批捕、移送起诉、审查起诉、法庭审判等繁复的程序。“从制度的设计来看已经足够完备，如果能遵照执行，完全可以避免大部分的冤案出现”，著名律师斯伟江说。但现实是，在已经曝光的王立军案件中，一个公安局长甚至可以直接决定判决结果。即使发现有疑问甚至明知错了，检察院和法院也只能为公安局背书。 

　　在这种情况下，刑讯逼供就是成为寄生于肌体之上的无法消除的毒瘤。唐代酷吏来俊臣让囚犯“战栗流汗，望风自诬”，而到了现在吴昌龙说“只要听到走廊里有很多脚步声”就会“怕得浑身发抖”，千年不变。每一个冤案背后都有让人头皮发麻的关于刑讯逼供的控诉，所有冤案加在一起，确凿无疑地证明了酷刑的存在，以及酷刑在约束废弛之后的放纵与恶果。而每一起冤案又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个体人性的恶，也照出了体制的弊病是如何的亟待解决但又积重难返。 

　　弟弟无罪释放后，念建兰曾深有感触地说：“制造一起冤案只要一个派出所，而纠正一起冤案却要动用全国之力。”据报道，全国羁押5年以上的案件尚有2000多起，像李怀亮这样被疑罪从无而释放的毕竟还是少数，如果不是她姐姐12年锲而不舍的上访申诉，这等幸运能不能降临到他头上都很难说。 

　　历时一年，我采访拍摄了11个案例，不仅仅是想记录下他们让人潸然泪下或惊心动魄的故事，让他们的影像定格在底片上，好不至于那么快被时间所湮没；更是想让这些良善如你我的人们以当年身陷囹圄时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现在的坦荡和平静，只是因为曾经加之于他们身上的痛楚和耻辱都已被日渐苍老的肉身生生吸附。 

　　念斌在出狱后的感谢信中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含泪播种的，必含笑收割。正义虽然有时会迟到，但是总会到来。他们就是例证，我们就是见证。 

　　我们应当记住并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