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 面貌各异的“阿姐”

文 | 张瑞

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1

       在吴华英家的采访，我不得不同时与三个人拉锯，其中两个投来的“敌意”像擦耳而过的标枪，腾挪之间，让人觉得尴尬。 

　　一个反对者是吴昌龙，他是吴华英的弟弟，“福清纪委爆炸案”的当事人，12年冤狱的受害者。他坐在我的左侧，和他的姐姐相对而坐。长期的羁押，让他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症，不停出汗。原先，是一双手，无论何时都像是被泡在水中。如今，出汗的部位转移到腰间，他将衬衫拉上胸际，汗流就濡湿了裤腰。 

　　由于大量出汗，说不上几句，他就要咕噜噜灌下白开水，“我不想让姐再回忆以前了，那对她太痛苦。” 

　　另一个反对者是卓友桂，一个访民，身量矮小而结实，浑身透着硬汉的力量。吴华英形容他是“同生共死的伙伴”，一起去北京上访，一起被押回来。 

　　第一次见面，卓友桂就像我展示了手上的刀疤，那是他上访回来后，被黑社会追砍的。 

　　“不要再说以前的事了，有什么意义呢？”他打断了吴华英的讲述。 

　　“他是担心我的安全，怕被人报复。”吴华英解释道。 

　　“这里6万块就能买一条命，你信不信？”卓友桂转过头，瞪着我。 

　　这是来福清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我本以为，作为一个已经于一年前“平反”的冤案，现在正是皆大欢喜的时候，应该神情放松，而不是如此紧张。 

　　更没想到的还有吴华英的状态。当她在电话中同意采访时，我以为她会有话想说，但后来才发现，那只是出于礼貌，前12年如此高调地拯救她的弟弟，与媒体处好关系，成了一种惯性。 

　　“好多事想不起来了，谈不上什么。”即使被弟弟和朋友同时阻止，她依然礼貌地回答着我的提问。但她的话语很缓慢，笑容也很缓慢，我于是知道她的内心，其实和她的弟弟与卓友桂一样，并不想再说什么。 

　　一种意兴阑珊的情绪笼罩着她，而焦躁则属于这屋里剩下的两个人。在当时，我不能理解其中的原因，只是分辨出，与她的疲惫交织的，还有无法摆脱的不安全感。 

　　就像我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卓友桂，是因为他成了事实上的保镖。 

　　后来，在福州，游精佑点醒了我，他自称是吴华英的智囊，给她设计了属于她的抗争道路——成为访民的领袖，增加与政府博弈的筹码。 

　　“我让她去当草根英雄。” 

　　我有些明白了，就像无数的英雄故事，一个人成了盖世英雄，在漫长的时光里，保护了族人和朋伴，而代价是，只有同归于尽才能幸存。于是，越是到故事的结尾，英雄就越脆弱，需要人来保护。 

2

      “吴华英这人自私得很。” 

　　这么说的是范燕琼。她曾和吴华英、游精佑，并称“三网民”，因为替访民林秀英录制喊冤视频，吴华英和游精佑各入刑一年，范燕琼入刑两年。 

　　联系范燕琼，是因为发现她和吴华英在“三网民案”之前就相熟，希望能通过她，了解过去的吴华英，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似乎带着怨恨的评价。 

　　而范燕琼举出的理由，则有些让人不知如何是好。 

　　“那时她主动来找我，让我帮她。我们十几个人一起去省政府上访，吴华英一次也没有给我买过公交车票。” 

　　范燕琼说她并不在乎那一块钱的车钱，但其他的访民，那些衣衫褴褛者，都会争先恐后地帮她买。 

　　“吴华英的牛仔裤都是几百块的，她骗我们只要几十块钱，但我看得出来。” 

　　后来，范燕琼给出了更严重的指控，她说吴华英只是利用其他访民，“她只想救自己的弟弟。”在吴昌龙救出来后，访民们再找她帮忙，她就不管了。 

　　范燕琼也是“草根英雄”，她的别号是“赤脚律师”。她也曾是一个访民，后来开始帮其他访民维权。 

　　她比吴华英成名更早，当吴华英还在等待“青天”，她就曾因组建受害者协会，轰动了福建的访民圈。在吴华英早年的文章里，也将范燕琼尊称为福建访民领袖。 

　　“现在，吴华英的影响力，绝对比范燕琼大。”游精佑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曾有同道中人前去拜访范燕琼，看到了奇怪的场景，她端坐在一张类似太师椅的椅子上，访民们簇拥在周围，山呼海啸，恳求着帮助。 

　　很难说这样的描述真假几何，因言获罪的入狱经历，将这三位“草根英雄”（游精佑当然也是）的声望都推上了顶峰，而后，则是裂痕。 

　　范燕琼说，出狱后，“三网民”甚至没有一张合照，“他们不来见我”。而游精佑说，范燕琼怀疑他私吞了1500块捐款，还将之写进了在香港出版的书的开头。 

　　“访民中也有江湖吧。”我问游精佑。 

　　“那当然。”他笑着说。 

　　采访中，我常想到吴华英和范燕琼的区别，为何一个显得如此疲惫，一个依然兴致勃勃；一个将成功大半归为运气，一个却敢于宣称，“只要我介入的案子，几乎百分之百都能成功。” 

　　我想，即使同是“草根英雄”，大概也有主动和被动的类型。吴华英只想救自己的弟弟，当被动卷进访民江湖，她借势而为，这更像是一种生存策略。在年复一年的苦斗中，她失望又失望，坚持又坚持，属于被“捶打”而成的英雄，这个过程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快乐可言。

而范燕琼则不同，作为底层精英，她主动出击，四处为战，为他人鼓与呼，扮演了领袖的角色，我私心揣测，其中也会有快乐的成分。她更有表演欲，面对采访，可以滔滔不绝，讲述自己经历的，类似天启一样的戏剧化场景。 

　　若是苛责，都有可以苛责的地方吧，但老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间的龉龃，大概也是时势而已。 

3

       也有远离江湖和不愿做英雄的。这样的情况又分两种。 

　　我在福州见到了陈科云。他是“福清纪委爆炸案”的另一当事人，吴昌龙是他的司机，他曾被视为爆炸案的主谋，同样历经了12年的牢狱之灾。 

　　他的家人曾和吴华英一起拦省委书记的专车，一起去北京上访。 

　　“去了一次，再也不去了，根本没用。”这么说的是陈科云的哥哥。当弟弟被捕后，他走上了伸冤的路，和吴华英同行了好几年，最后分道扬镳。 

　　在事发前，陈科云曾位列福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在伸冤的路上，他和家人更愿意相信体制内的拯救。 

　　事实上，唯一一次去北京，也是因为那里有陈科云的战友，他们想“走走关系”。 

　　后来，陈科云的家人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各个相关部门送材料，但他们不与法院、政府门口那些逡巡的访民凑在一起，不参与街头抗议和街头举牌。 

　　“我们一家还是知识分子，不习惯那么做。”陈科云的妻子说。 

　　最津津乐道的一次努力，是将有关案情的材料，辗转托付给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让后者在开会时发给其他人。 

　　念建兰也曾想过这么做，但她没有关系，在北京转了一圈，连一个人大代表的门都没摸到。 

　　她也不爱和访民们凑在一起。每周，福州的访民都有聚会，游精佑让念建兰也去参加，她去了几次，还是不习惯。 

　　“我告诉她，访民们对她有意见。”游精佑说，访民们喜欢跟着比自己更有名的人一起活动，这样能增加他们被关注的机会，但念建兰很少提供这种机会。 

　　事发前，陈科云和念建兰的家庭，都属于社会的中上层。陈是中层官僚，又是一家国企的总经理，念建兰的父亲曾在乡间开办工厂，家境殷实，她自己是福州大学的大学生。而吴华英则有着在山上砍柴的童年，范燕琼也曾混迹于乡镇剧团一类的三教九流，他们所属的阶层迥然不同。当命运的重锤锤下时，有意或者无意，阶层的烙印让他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抗争方式。

　　用社会阶层的差异来分析他们的区别，可能有些武断，但我想，陈家和念建兰都试图摆脱“草根英雄”式的抗争中所有的“戾气”，这戾气让他们不安。 

　　“吴华英后来有些偏激。”陈科云的妻子说。 

　　“这样会制造新的仇恨。”念建兰也有她的理由。 

　　他们同样找到了自己的“英雄”，念建兰的“英雄”是法律和科学，她用证据“硬碰硬”，战胜了强权，虽然游精佑说这样的方式耗费资源，奢侈且不可复制。而陈科云，2013年无罪释放那天，走出庭外，他曾经激动地连声大喊，“共产党万岁。” 

4

       后来，念建兰还是被迫做了一次英雄，虽然是“逃跑的英雄”。 

　　2014年8月，念斌被宣布无罪释放那天，整个福州市都紧张了起来。由于担心受害者的家属闹事，政府专门成立了指挥部。念建兰说，连接她的老家，海岛平潭与福州市的大桥被临时看管起来，身份证上显示和她属于同一个镇的人，那天都不准过桥。念斌说，那天早上，将他带入法庭前，特警甚至先让警犬进去转了一圈，也不知想发现什么。 

　　回想的时候，念建兰觉得真是好笑，法官刚刚宣布所有人站起来，正要宣布结果，一群人就急着把她带出了法庭，以免另一方的家属会在一秒钟后扑上来，将她撕个粉碎。她头一次成了政府重点保护的对象，这害得她其实什么都没听到。 

　　在脑中想象这一画面，我想荒诞的是，念建兰像英雄一样被簇拥着，用逃跑迎接了胜利。

　　吴昌龙被释放后，吴华英继续为弟弟争取善后，一方面申请国家刑事赔偿，另一方面，吴昌龙也希望政府帮他安排一个福利性工作。 

　　“之前的抗争就像登山，终于登上山顶了，现在我要下山。”那一天，有一会儿，吴昌龙和卓友桂都离开了，吴华英说了自己的想法。 

　　她拒绝了游精佑再次上街拉横幅的提议，开始走正常的申请程序，今年5月，第一次向当地公安局提交申请，两个月后没有回复，再次提交申请，9月29日，又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回复。 

　　这个曾经的草根英雄，只好在微信上求助他人，“此事依法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