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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 | 南方都市报黄怡:记者,总在不断寻找自己的答案

2017-06-25 南方传媒书院 南方传媒书院



黄怡简介:


1987年生,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2009年进入南方报业后,一直在南方都市报工作,先后在中山新闻部、广州新闻部、广东新闻部担任记者。长期关注时政领域,负责省委、省政协、省纪委等政务新闻报道。代表作品有《孟学农:人生起落没有遗憾》、“粤东西北振兴指数”系列等。现为广东新闻部首席记者。期待。 


记者,总在不断寻找自己的答案 

记者总是需要不断寻找自己的答案。公共政策就在紧咬不放的追问中得到充分讨论和完善。我也在寻找中明确了大方向:如何为社会公众看清前路、挖掘真相、涤荡迷雾、凝聚共识,我们做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南方都市报》当记者,转眼就快7年了。

从一开始的突发记者,到历经多个领域锻炼、成为一名负责“时政”新闻的南都政务记者。坦白地说,一路走来也有过困惑。

最早是思索新闻该做什么,然后摸索着、尝试着新闻该怎么做,如今则想着如何做好新闻,做出社会和公众真正需要的新闻。 

过去一年,围绕媒体的争议不少。从年初姚贝娜事件中质疑记者“在病房外等着她死”,到年中传来媒体人纷纷离职下海的消息以及新闻被点击量裹挟着前行等等。

很多问题,只有自己有了回答,才能付之一笑。做一名记者,总是需要不断寻找自己的答案。 

2015年以来,虽然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在最佳状态,但和部门的同事一起,我也在做着不同的尝试。

从连续推出的独立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粤东西北振兴指数”到微信公众号“跨粤”的写作、编辑,从广外副校长博士论文造假等独家稿件到推动“年票制”废除的系列报道,一直努力前行。 

寻找,才能寻见。我也在寻找中明确了大方向:如何为社会公众看清前路、挖掘真相、涤荡迷雾、凝聚共识,我们做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为与不为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害怕新闻带来的影响。 

原因大抵与2015年姚贝娜事件中的争议相似:你没给报道对象带来什么好处,甚至带来了伤害。但你的报道价值却看起来云山雾罩,遥不可及。 



在我成为记者才一两年的时候,有一回,我们经过几周的暗访,曝光了中山某镇菜农违规使用高毒农药种菜、农资店违规售药而政府疏于监管的事件后,有关部门率队来到菜地,用铁锹、铁铲清除“毒菜”。 

铲锹在田间飞舞,一匝匝菜叶飞溅,照得满眼绿光。上千千克蔬菜被就地销毁,掩映着菜农们茫然无措的脸,他们甚至还没搞懂为什么。一名当地的官员,用捉摸不透的语气对我说:“小伙子,干得不错啊。” 

直接的“伤害”、粗暴的“查处”,是很多暗访新闻出街后的反应。

有一次暗访黑网吧,我们费尽力气拍下视频、录音,作为小网吧向未成年人收费营业的证据。

报道曝光后,工商部门到现场查处。当我正想出示证据时,执法人员已经指哪打哪,一拥而上,把电脑扣押查封,连一句解释都不需要。 



那一刻,我确实在想,新闻真能让社会变得更好吗?如果我们的新闻,只是铲除了这些菜地,却没有解决菜农用药的难题;只是拔除了黑网吧,却没有让打工仔拥有更好的文化生活,反而让被报道者受到了粗暴的伤害呢? 

此事在我心里留下了个结。不过,就在去年,又是一次高毒农药暗访的珠三角联动调查,却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答案。

南都珠三角新闻的同事们,回访了我们曾经曝光过的“毒菜地”,多个现场却再没发现使用高毒农药的事件。 不仅如此,中山、佛山等地对此后检验发现的违禁高毒农药种菜事件,都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和高额罚款。

重典治乱,让种菜者不敢再轻越雷池。曾经无法检测高毒农药残留的仪器,也逐渐被先进设备更新,让抽检更有效…… 新闻自有生长的规律,也是社会自我完善的“催化剂”

我想,让高毒农药逐渐从菜地“绝迹”,南都同事们努力暗访做出的新闻,也是功不可没的。每一次暗访虽小,但累积起来,久久为功,也可以汇溪成海。 

守正出奇 

进入南都不久,我就被安排在政务这条线,与各个级别、不同部门的官员打交道,成为一名“时政”记者。

都市类媒体的平台,虽然给政务新闻操作带来了一些限制,但也赋予了记者更灵动活泼的视角以及广阔的书写空间。 

对敢于发言、善用媒体的官员来说,南都是很好的舞台。 

怀着这样的理解,我也慢慢地把握了南都政务新闻的Style,把自己的心态从一开始的惶惶不安、束手束脚,调整为堂堂正正、踏踏实实。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守正出奇”: 

一是见微知著。有个例子是,省安监局召开全省培训会,本来内容很“平”,但我在会场一看名单,发现以往分管安全生产的往往是资历最浅的副市长,这次来的却都是常务副市长。

从这个细节入手,采访摸清了“一岗双责”新要求下,全省各市安全生产领导架构已全面“升格”,分管领导的“高配”正是其中一个侧面。

这篇稿件也被评为全国安全生产新闻奖三等奖,受到了官方的认可。 “以小见大”是都市报的拿手好戏,南都以往的很多报道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顺藤摸瓜。2015年,我负责了独家报道“广外副校长博士论文抄袭被查”事件,线索来源是《中国纪检监察报》的一篇消息。

当时,报道仅提及广外一名陈姓副校长因博士论文抄袭被处分。通过采访,我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一路摸查确定了具体涉案人,查到他的博士论文并与其他论文相比对,又采访到撤销其博士学位的高校,逐步将一句话写成细节丰富的稿件。

三是换位思考。政务报道的采访对象常常是官员、政要。他们在媒体上的言行,固然有自身的个性、勇气、经验和智慧等因素,但也受限于身份、时机和具体的场合,采访他们常需要做足功课,换位思考,否则就很容易碰一鼻子灰。

在南都的师姐彭美说:“真诚的人自带光芒。”我很认同。作为记者,真诚的最重要体现是,对采访的官员做好充分准备。 

2014年我在北京做两会报道期间采访山西省原省长孟学农先生,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您上次说再接受媒体采访要到10年后,如今正好10年过去了”。我们很轻松地聊了起来。

当他问到年龄的时候,我回答:“我出生那时候,您是在北京当工商局局长呢。”这次独家采访,也是孟先生多年来首次谈两度引咎辞职,他说“人生起落,没有遗憾”。

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和许多的读者,像与后生交流一样坦陈心声。 

很多时候,官员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讳言“敏感”问题。

如2016年省两会上,我去约访茂名市委书记许光,“昨天的《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稿子,说到广东反腐与经济齐头并进,引用了茂名的例子,能否谈一谈?”这样的切入角度,也顺利打开了反腐话题的讨论。 

融入政务 

这几年的政务报道和策划中,我觉得最大的突破还是“粤东西北振兴指数”的发布,以独立第三方的角度来评价政府的中心工作,提供了客观的参考系,并获得高度肯定。

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体现了我们想要努力的方向:就是政务报道领域不断“登堂入室”,融入政务生态圈中,甚至影响政务决策。 

2015年7月,南都发布《“粤东西北振兴指数”蓝皮书》,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连续第二年出席发布仪式时说,要为“振兴指数”蓝皮书和“跨粤”微信公众号竖三个“大拇指”,点赞!这个策划体现了新闻人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为官方的评估考核提供客观的参考,可以相互印证借鉴。

 “粤东西北振兴指数”的诞生,也是南都广东新闻部在推进广东省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系列策划时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2013年广东省提出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以后,我们就策划了包括政要专访、专家访谈、粤东西北圆桌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到了2014年,在跟专家碰撞的时候又提出,能不能由南都牵头,对粤东西北振兴成效做一个第三方评估,督促后进赶超先进? 说来容易做来难。

为了摸清政府绩效评价的规律,我们多次拜访专家,初步形成了涵盖粤东西北振兴“三大抓手”和经济指标的框架体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广泛搜集公开数据,并得到省统计局的支持,才得以顺利完成“振兴指数”的出品。 

这一份由媒体主导的第三方评估报告,涵盖24项方方面面的指标,兼顾存量与增量,可能是一份最全的关于粤东西北12地市振兴成效大PK的非官方报告。

报告推出后受到广泛转载,有的地市还专门派出采访团队,报道“振兴指数”成果。 

新鲜、活泼、有影响力的政务报道和公共政策探讨,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还可以说一说,2016年我们在省两会期间推出的“年票制”报道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利用微信公众号“跨粤”,我们从年票制议题推出开始,滚动积累关注度,广泛发动“粉丝”,组建了首个“微信问政群”,邀请大咖孟浩、王则楚等人共话年票制,当日微信点击量近2万,很好地引爆了省两会上年票议题的讨论。 

省两会期间,“年票制”成为政协委员两度抢麦发言的热点话题,政府部门随后密集回应这一议题,省法制办、省交通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权威部门陆续发声,表态取消年票制,并尽快研究出台方案,相关报道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政务报道的乐趣,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观察、追问和对答之中,你或许永远也猜不到明天能追到什么。

公共政策就在紧咬不放的追问中得到充分的讨论和完善。记者只有不断寻找,才能得到答案。 

文来源于南方传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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