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南方都市报王佳：是的，我还在
王佳
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首席记者。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2008年经校园招聘进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做过记者，也做过编辑；跑过地震，也跑过全国两会。
是的，我还在
好的报道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一定的运气，再加上一点点理想。在一个谈理想已经有点奢侈甚至矫情的时代，这么说一定会有人笑了。无所谓，反正我暂时还没发现比做新闻更有意思的事。
从业这些年，我采写过的人不少，部长、班长、厨师长，男人、女人、变性人，唯独写自己较少。我也从来不写日记，因为在我看来，记忆本身是一种负担，让人身未动，心思重。尤其身处传媒这个行业，干两年似乎就成了业界资深，更易为经历和经验拖累。
所以，接到年度记者的自述任务后，我磨蹭了很久，想想我到底说点什么。
学生时代就想做记者
既然是自述，不免先要做一番自我介绍。在成为记者的道路上，我几无曲折的故事可讲——20世纪80年代，我出生于鄂西一处城乡结合部，直到上大学，我都在那里生活。对，就是传说中最适合未来记者野蛮生长的城乡结合部，见过一些世面，却也十分草根。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此交融，隔阂清晰而明了，影响了后来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我对新闻最初的认识，来自我爸订的一些报刊——除了省市党报，还有些早已退出市面的新闻杂志。此外，就是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被怀念的一批央视新闻节目。以至于2015年我读到讲述央视已故媒体人陈虻的那本书《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忽然感到十分亲切。
与南方报业的感情，联结于《南方周末》的黄金时代。大学毕业求职时，我成了南方报业的万千追随者之一。那时，每年网上都有吐槽南方报业难考的“面经”流传，有人还为此由爱生恨。所以拿到289大院的offer后，那种兴奋的心情，我记得不亚于彩票中了500万，也压根就没有再考虑过其他的去处。
入职第一年就成为“稿王”
入职后，我被分到了《南方都市报》，然后去了东莞站。抱着做大新闻的梦想进来，结果每天采访打打杀杀、甚至是鸡毛蒜皮的纠纷，落差有，苦涩也有。还记得我有次正为此神伤，接到一个爆料电话，对方告诉我广深高速发生一起严重车祸，有人死亡，“头向着广州的方向……”当时我 就想，我也天天向着广州、289的方向啊，什么时候才能召唤我去做大型采访呢？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好领导——南都时任东莞新闻部主任王海军。他告诉我，东莞活色生香，沉下来大有可为。他还说，不要有踩线的顾虑，对新闻要有“玩”的心态，从题材到写法要敢创新。我在这种鼓励中，入职第一年即成为同事口中的“稿王”——发稿1000余篇，62万字，稿费19万，同时不断有报道在网上获得海量跟帖，一时信心大增。
时政和社会新闻的基础训练做完后，我很快得到了一些机会，包括参与玉树地震和全国两会的采访。这两类大型采访很不一样，前一类辛苦自不必提，在玉树十多天没吃过热饭，天天靠饼干和牦牛肉干过活，难点在于如何在媒体大军中选择独到新闻点。但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采访全国两会最考验人，尤其对于我等“无证记者”，混进会场不被清理便已不易，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尽快熟悉代表委员、熟悉他们所处的行业领域，然后快速完成访谈。
一枚“万金油”，这就是我长期留给很多同事的印象。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怎么做能“专”一点。
在我看来，做记者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应付常有的焦虑：没新闻的时候求猛料，有了新闻又求比别人做得快、做得好。尤其对我这种急性子来说，这种焦虑更是致命。2011年夏天，我最终感到难以应对，申请转岗回广州，然后我就去深度新闻部做了“网眼”版编辑。
很多人认为做编辑没有做记者有成就感。但我很快发现，编辑其实有很多施展的空间，尤其是在“网眼”这样一个动态追踪的特色版面，做什么、从哪个角度做、谁来做，有些热点同行做了，我们跟进还是放弃，编辑有着很大的权限。当然，更关键的是，这个岗位让我从疲于奔命的采访和写作中适当抽离，有机会深入观察和研究舆情走向，从而更好地捕捉网络热点。
由此，我开始把研究网络舆情作为自己“专”的方向。
慢慢我摸出了一点门道，所以后来“网眼”这拨人转为南都即时新闻组，由报纸发稿改为在新媒体平台发稿时，我们几乎没什么适应期，也不需要。
此时，我的身份也成了即时组的统筹，从找选题、布置选题、编辑发稿，到向各大网络新媒体平台推销稿件，我都揽在身上。对于网络热点的全流程跟进，由此也更为彻底。
作为江西替考案卧底记者的思考
2015年6月，我迎来了迄今为止最惊心动魄的一次采访机会，与同事一起曝光高考替考团伙。当时，这个选题我们已跟进了好几个月，分管南都深度的编委虞伟也一直在做精心部署。但事实上，我跟另一个卧底记者出发去武汉与替考组织成员接头时，抱的是一种很轻松的心态。原因就在于，过去媒体对高考替考已有不少报道，但几乎全集中在事前和事后，关键的替考过程一直是缺失的。所以，哪怕我们做好了准备，还是隐隐觉得搞不好会黄。
预料会黄，反倒没了压力。
结果出人意料，我们去跟替考组织成员接头的时候，对方就表达了势必成功的决心。他们甚至发了十几斤各科备考试卷。不过，自打领回来之后，就扔在宾馆里没动。当然，即便看完了，我相信他压根也无法再考上大学。我作为掩护，与他在6月5日晚登上列车，而虞伟带领的后方团队，早已驾车从广州出发，他们将在南昌接应。
那是一趟混合着方便面和汗臭的列车。与替考团伙有说有笑，潇洒吃着盒饭。因为担心跟丢，我不敢轻举妄动，一路饿着肚子。为逃避监控，还故意与我装作不识，那是我见过的丫最冷若冰霜的时刻，以至于我在想，这小子是不是本质上就是个白眼狼。
当然，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去了南昌我才知道，无论是在火车站拍摄替考团伙出站的南都摄影部主任潘劲松、摄影记者陈文才，还是6月7日混在南昌十中门口伪装发传单，实则监控考场动态，以选择最佳报警时机的虞伟，都是伪装取证的高手。尤其是虞伟，那几天里，一会儿他是部署本次报道的总指挥，一会儿是通宵改稿的记者、编辑，一会儿又是配合警方调查的举报者。其动作之敏捷、角色转换之多，让我想到了《国产凌凌漆》里的星爷。
这次采访也让我深刻认识到：要做出好的报道、尤其是调查报道，靠单打独斗很难再实现。
后来，这个报道遇到了一些不理解的声音，其中一点就是记者替考本身违法，目的的正义不能抵消程序的不正义。对此，我是这样看的：首先，经过充分考虑，包括卧底记者在内，报道期间未对考场产生任何滋扰，报警是由场外记者完成的，卧底记者暴露后也是默默离开。报道事实上有效促进了考试公平，当天下午，卧底所在的南昌十中即有大批考生缺考。
如今再说起这个报道，我已不再看重拿了什么奖、得到了什么样的评价，因为如此近距离地参与热点事件，感受大场面，并用一篇报道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的确是一生都难忘的。
做新闻很有意思 我不打算转行
2015年，除了卧底高考替考，我还做了不少其他类型的报道，比如庆安枪击案。我事发后实地走访了开枪现场和死者徐纯合生活的村庄，专访了开枪民警李乐斌，他捏着浮肿的手对我说“我感到很委屈”；也采访了徐纯合的母亲，她说事情发生后，只想要儿子回来。
除了完成报道本身，我发现，这还是一个极佳的反面舆情应对案例，有太多经验可以总结。为此我专门做了一个PPT，在一些场合作了交流分享。
这一年，我还与公安部建立密切联系，参与报道了华藏宗门邪教案，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市的地下钱庄案等，行程北至黑龙江，南到珠海，年假也没有休。
9月，根据报社安排，我把视野从国内收回广州，带领广州社会新闻团队开拓题材，转换报道模式。一句话，我还留在新闻内容生产的最前端，每天想的还是怎么做新闻。
不可避免，这种选择和淡定会让很多人困惑——你是脑子笨，看不到传媒行业下滑的趋势，还是没出路，只能坚持老本行？用一位已离职前同事的话说，偶尔有种感觉，那就是不转型都不好意思了。不过，一般我不想解释太多，因为对于新闻，我还有很多事想做。
我一直有个观点，好的报道，一定是能挑逗、乃至挑战公众价值观的。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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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9953 51 15287 0 0 1183 0 0:00:25 0:00:12 0:00:13 2801是支撑我继续做下去的重要力量，它一方面激发我不断思考，一个热点能引发广泛关注，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有没有办法更快地捕捉以及领跑热点，乃至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主动出击制造热点。另一方面，基于这种思考的新闻生产，我相信是很个性化的，无法被机器以及新媒体所取代。至于报道载体，报纸没了，一定还有别的。
例如卧底替考组织报道，看起来这个报道火的原因是记者很疯狂、团队很牛，但我以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报道向公众揭示了一个真相，即我们一般认为高考是守护中国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草根向上发展的公平通道。可事实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公平。
这对传统观念是一种冲击，而冲击才能引发深入思考，构成相关话题连绵不绝的延展度。
记者靠一篇报道成名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了。不过，好的报道依然稀缺，甚至在渠道日趋多元的情况下更为稀缺。好的报道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一定的运气，再加上一点点理想。在一个谈理想已经有点奢侈甚至矫情的时代，这么说一定会有人笑了。
无所谓，反正我暂时还没发现比做新闻更有意思的事。
来源：南方传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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