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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 为了15位民工和6万余元欠薪 我八个月里三下乡,尝遍“冰”“火”两重天

2017-07-18 剑胆琴心 南方传媒书院 南方传媒书院



文 | 剑胆琴心

5年前一场为本市农民工讨薪的报道活动,让我亲身体会到了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生存和维权的不易,同时也使我收获了新闻记者这一本职工作的辛苦和甘甜。在此,我将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报道缘起于5年前春末,我市A县一名包工头老丁向我们报社提供的一起投诉:2012年3月,他带领本乡15位农民工来到B县某私立幼儿园,承担起了为该校新校舍内外墙进行粉刷的工程。2个月后,工程交工,“二包工头”(简称“二包”)在支付这些农民工部分工钱后,欠下6万余元工钱“跑路”了。老丁多次向该校讨要无果,就想到向我们报社求助。

拖欠农民工工钱,这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重点清理和打击的不诚信行为,恶意欠薪甚至还面临入刑的惩罚。怀揣着新闻记者的职业使命感,我踏上了为15位农民工讨薪的历程。没想到的是,这个历程是那么漫长,时间跨度8个月,从酷暑到寒冬,从麦收到年关。翌年1月底,老丁兴奋地向我打电话报信儿:6.3万余元工钱全部到账!时至今日,这段犹如唐僧取经般的讨薪经历仍在我脑海中深深印刻,难以释怀。

第一次讨薪是在2012年的5月下旬,县城的麦收时节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当然也提前结束。夏玉米栽种前的一天中午,老丁开着一辆面包车载着六七名农民工代表再次踏上去B县的讨薪路,我是首次随同前往。

“买玉米种和化肥的钱都没有了!再要不来钱,我没法再领老乡们出门干活了,跟家里人也没法交代。”脾气急躁的老丁将车开得飞快,一车人一声不吭,在随车颠簸中,我能感受到车厢内的浓浓怨气。在出发前,我了解到老丁手中并无同学校和“二包”所签的任何合同,只有一份工程造价单,这也是我最有必要赶往现场实地调查的原因所在,更何况,要写报道必须接触到当事的另外一方甚至多方,这样才能尽可能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和全面。

我们来到B县某镇幼儿园时,看到了新起的教学楼,却未见到任何一位校方人士。校门卫告诉我们,等秋季开学才能见到校领导。在学校附近一所民房院内,我看到几位老年农民工正在闲坐打盹,其中一个面黄肌瘦、灰头土脸的民工知道我是记者后,向我诉苦说,没领到工钱,没脸回家,已在此借宿半个多月了。随后,我又在幼儿园内见到老丁所带的好几名农民工,并了解到他们在此吃住半个月,不见到工钱无法撤走。

“‘二包’派来给我们做饭的老赵也不敢露头了,连锅碗瓢盆还没收拾呢,我们真想把这都砸了。”愤怒的工人们指着一个窝棚让我看。我让他们冷静,随后掏出电话跟“二包”卢某联系,来这里之前,我已经跟他通过一回电话,他在电话中向我大倒苦水,向记者诉说不能露面的苦衷。这次,我没能再打通他的电话。

天色不早了,老丁联系上了“二包”派去给工人们做饭的老赵,好说歹说,老赵同意见我们一面。面谈时,老赵一直向老丁和我诉苦,说他也不知道“二包”卢某在哪儿,他只负责给工人们做饭和记账。在老赵这里,记者没捞到有价值的线索,只得打道回府。

回到市区,已是傍晚时分,根据“二包”卢某提供的联系方式,我拨通了当事幼儿园负责人金某的手机,他在电话中坚称已将所有工程款跟卢某结清,让老丁照卢某的头儿。我同卢某再联系,对方又否认了金某的说法。我分别向卢某和靳某建议他俩坐下来,同着老丁和我的面将此事讲清楚,双方又开始互相推诿。

无奈之下,当年5月底一个天气炎热的上午,老丁请我作见证,随同他带来的六七名A县籍农民工先后找到B县某镇党委和县教育局,最终我们被推荐来到负责全县信访工作的县委群工部。当天接访的是县委的副书记,我们等到快中午才等到他,他了解情况后,嘱咐群工部的部长处理老丁等人的投诉。“放心吧,工资一分也不会少给你们!”这名部长表态后,最终将此事按照属地办理原则责成镇政府处理。这是我第二次为这15名农民工讨薪,事情还算有点进展。    

但是,枯等半个月后,有关方面做出的清欠农民工工钱的承诺并未兑现,理由是证据不足,难以支持,建议老丁等人走法律的途径。我为此曾专门咨询过精通民事诉讼的律师,他认为这个官司老丁是必赢一方,但由于相关当事人不露面,解决过程比较漫长,因此建议最好还是走行政干预和协调的路。

去年1月,寒风清冷,我第三次踏上为15名农民工讨薪之路。这次出发前,我有点犹豫了,因为当天上午大雾弥漫,出行不安全;再者,这次前往万一还没进展怎么办?为给农民工讨薪,我耽误了好几篇约好的稿子,还占用了不少休息时间去查询相关法律知识。

可是一见到15位农民工脸上焦灼可怜的神情,再想起此前付出的采访精力,我又毅然上路,与丁先生一起来到B县人民政府,向该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反映此事。副县长立即责成县教体局、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和镇政府联手调查此事。在多方努力下,“二包”卢某终于露面。去年1月26日,15位农民工终于领到了被拖欠的6.3万余元工钱,并委托老丁向我表示进一步的酬谢,被我拒绝了。

跨度8个月的为农民工讨薪历程,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农民工生存的艰辛和维权的不易以及新闻记者所承载的责任和使命。正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理性维权,并为此多次碰壁,才会向媒体求助,作为媒体记者,应该秉承“铁肩担道义”的神圣使命感,“辣手著文章”,从道义支持弱势群体;但同时也得学会理性、客观、全面地采访和报道整个事件,特别是舆论监督报道,尤其要慎之又慎,注意保留采访证据,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纠纷。

这场讨薪经历为我带来《农民工:讨回血汗钱咋这么难!》《多方努力,A县籍农民工讨回6万余元欠薪》这两篇深受各方好评的报道,一篇长通讯,一片短消息,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结果。回顾全过程,有苦也有甜。苦的是过程(艰难讨薪),甜的是结果(讨回欠薪)。

外界都羡慕记者的稿件和名字能频频见诸报端的这分荣耀;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些意味着多少辛劳和汗水,意味着多少个耗费脑细胞的时刻,意味着多少被采访和写稿占据的休息时间!在本市报社从事新闻工作的4年多时间里,我已将新闻采访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这项体力和脑力支出均十分巨大的工作同时也练就了我捕捉、探寻事实真相的感知力,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新闻敏感。

我与新闻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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