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 洪鹄：边缘记忆

　 洪鹄  个人简介

　　1986年生，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2008年进入南都周刊，现为《南都周刊》主笔。　

01

有过几个场合，我被要求说出选择当记者的原因。一次是2008年，我刚毕业，作为南方报业新招的应届生参加培训。集团领导让每个人都上去说两句，包括人生理想，或者为什么选择南方报业。 

我记得沈玎说他的梦想是开一家公司，拍一部电影和创立一门学科。他讲得既不羁又诚恳，听得我有点慌。因为这种可以称得上大志的理想，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完全没有，如果非要讲只会让自己脸红。

轮到我了，我站起来说：因为初中开始看《南方周末》，这是目之所及最好看的报纸，从那时候起，就觉得能到这儿来工作挺不错的。 

后来我和沈玎、单崇山以及牛思远四个人被招进了南都周刊。比起那些去了日报、都市报而被“下放”到珠三角各记者站的同事们，我们虽然留在了广州，但很快就感到处境其实更加边缘。

在周刊，很难有日报的节奏支撑出来的发稿量，而一干活就要求写四五千字的长稿，令初出茅庐的我们写得气喘吁吁。 

记者们独来独往，当时似乎也远没有社交媒体盛行后的群体氛围。就是说，除了和我一起来到周刊的这三个人，我不知道还有谁和我一样，除了写几个被分派的命题，每天醒来都不知道做什么——该写什么，想写什么，如何写，都是问题。 

这几乎是我工作前两年的状态。到了2010年，虽然开始比较专注地做所谓文化线，交稿量和质量都稳定了点，但整个人依然是糊涂的，过着一种密度极低的生活。

我有难以改善的拖延症，永远会在截稿日写个通宵，每到那种时候我都会心如死灰地想：高考结束都六年了，为什么我还一副赶不完英语作业的样子？还有些时候是任性，比如跑到香港看陈奕迅演唱会，半夜零点走出红馆，当别人还在high或者回味时，我已经开始绝望地在脑子里梳理资料，然后回到小旅馆听着鸟叫写到天亮。 

因为不是很忙，我有很多时间看书，那段时间一周可以看四五本。记得有一次坐着公交车去广州图书馆，我在车上恍恍惚惚的，甚至想不起来自己大学到底有没有毕业——那是我工作的第三年，但有一刻我以为我在读大三。 

我在那几年也曾被人反复问到为什么做记者。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纸媒真的有所谓的黄金时代，2010年前后算不算是黄金年代的尾巴？

那两年，发生了温州动车事故，上海大火，钱云会案，李刚门；《南都周刊》做过关于代孕生意、碘盐疑云的报道；同行们讨论着《新世纪周刊》用一篇报道（《营养的贫困》）影响公共政策。

那时我们对媒体能够推进公共生活的看法远比现在乐观，大部分人相信，媒体不但能报道事件，甚至还能改变事件。 

但从任何可能性上，我都不是这样的记者。记得我和同事单崇山讨论过，我俩的性格让我们对很多已经能十分刺激同行神经的事都觉得“理所当然”。换句话说，我们不善做作价值判断。

大部分时候，我觉得我理解发生的一切，一切都有其合理性，都可以接受。如果有疑问，也只是事实层面的疑问，而很难调动我去做善恶判断。

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客观立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一套在我看来也有装腔作势之嫌——且不说任何一个记者都带着Ta的个人经验进场，相比一个充满定见的世界，我似乎还更乐于接受偏见一点。 

02

开始陆续有人转行，但对我来说，倒不存在什么诱惑。《南都周刊》那时很年轻，年轻的好处是：它也没有定见，它从来不限制你做什么，如果你报的题材听起来有趣，它也很少需要你论证那种冠冕堂皇的“选题价值”什么的。 

所以2011年，当我的同事们忙着报道重大时政题材时，我也可以毫无愧意地采访“蕾丝边”组织和形婚的“拉拉”，后来几乎被我做成了一个系列的《爱人同志》。

这期封面报道被首届彩虹媒体奖评为当年杂志类最佳报道，在领奖现场我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有很多“同志”拿着它——这本封面画着电影《春光乍泄》里张国荣和梁朝伟二人剪影的《南都周刊》，向父母宣布出柜了。 

““并不存在所谓的边缘题材，每个人都活在他世界的中心。”一年后，我在采访作家曹寇时，他这么跟我说。我很喜欢这句话，他消解了我的一些不安，比如报道是否迎合了所谓“主流人群”的窥探欲和猎奇感。”

在那篇《拉拉的婚事》出来后，我曾被一个“同志”朋友在私下场合这样质疑过。而他这样问，坦白说我也无法反驳。 

采访这样的群体，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为少数派发声（即使它客观上或许起到了类似的效果），我写它是因为这个故事——在有着无数与我们一致的情感体验的基础上，始终具备着不同于我们的内部肌理，这让我好奇。

 当记者的幸运之一，是可以方便地触及世界的丰富性。有时我也怀疑自己是否在这种便利上走得过远：几乎不再相信一切“共同体”，对一切陈见存疑。 

2014年年初，在报道《爱的少数派》里，我想梳理的是：世间最正确的爱情范本（通向婚姻和生育的异性恋）其实不过是情爱世界里的一种偶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性脚本”。

“性脚本”的概念来自于社会学中对性和爱的行为规范的研究，其中提纲契领的无非是——人们在做什么，和谁做，如何做，做不做，以及为什么要做。这些问题的集合被称为“性脚本”，一个社会的性脚本有多少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开放与复杂程度。

而在一个按照主流性脚本演绎生活方可以拥有话语权的社会，对于同性恋、双性恋、虐恋、婚外情、无性恋等这些主流性脚本所不鼓励的性形式，社会会通过公共舆论、住房政策、风俗习惯等手段让不按脚本演绎的人付出代价。 

这一次的采访对象几乎都来自于各种社交网站（知乎、微博、豆瓣小组），就是说在我找到他们之前，他们已经乐于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言说自己的身份。

我的一位19岁的采访对象是个跨性别者，从妆容到打扮，她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女孩，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男孩，同时，她并不准备去做手术或者以其他方式改变自己的外在。

后现代的性别理论认为，生理意义上的性别和社会意义上的性别完全不必是同一概念，后者不应该简单地分为男女，它更应该像一道光谱，一个人的社会性别可以由着Ta的自我认定停在光谱的任一位置。

对于一些人，这种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错位让他们感到痛苦，以至于需要用跨性别手术、易装等方式让自己舒服，而这位19岁的采访对象却告诉我，这种错误对她而言却只是一种奇妙而已。 

03

2014年，我做了不少封面报道。年底南都周刊开改版会议时，我很惊讶地被告知：一年中卖得最好的封面是我写马尔克斯的那篇《地图与疆域》。不是性，不是张曼玉，不是冯唐。怎么会是马尔克斯？当然，他死了——但死亡引起的震动并不稀奇。 

我想仍然是因为他是真正的创造者，真正的创造者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稀奇的、独一无二的、开天辟地般的人。我为什么当记者？我想起来了，因为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毫无创造的天份，所以对这个地球我也只想了解，顺便记录，只是行过，不必完成。

我很喜欢一直当一个兴致勃勃的观察者，一个可以时不时和人交手的谈话对象，以及，永远以打量橱窗新货般的心情看世界。 

过去一年，我被问及为什么还在做记者的次数更多了。曾经一起眉飞色舞讨论稿子写法的朋友有的转行，有的创业去了。记者这个职业不再那么富有荣光，它越来越成为了和所有普通职业一样普通的职业。荣光从来都是这样结束的，不是砰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 

但我忍不住觉得，扔掉理想主义的披风，不是坏事。为什么要有理想？理想其实是最容易成为你想做而未做之事的借口。在这个有人离开有人坚守的行业，继续写，也可以很高兴。 

　　（作者系南都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