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 | 吴京捐多少才算爱国？ 请收起你没有底线的键盘

九寨沟地震发生后，吴京通过微博发文祈祷震区平安，没想到有网友以《战狼2》票房大卖为由，“逼”吴京为地震捐款。

有网友喊话吴京：“那么高的票房、那么高的利润，吴先生打算分多少钱给灾区？首先声明，这不是道德绑架！我相信作为一个爱国演员兼爱国导演和爱国商人的吴京同志不仅在虚构的电影里爱国，而且在现实的灾难面前更爱国”

“吴老板，《战狼2》票房马上突破40亿，你给灾区捐他一个亿吧”

道德绑架就直说

又是逼捐。奇葩的是，居然有逼捐者特别声明“这不是道德绑架”。连逼捐都这么理直气壮，难道只是“智商不够用”吗？

吴京爱国，吴京赚大钱，所以他就得捐款，而且是“豪捐”，否则就是虚伪，就是不爱国。这种逻辑之所以“大行天下”，主要因为人们把“道德战胜”当成了“道德自觉”：其实他们并不关心谁捐款，捐多少款，而且很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捐，但只要“动员”大人物捐款，就意味着自己“不证自明”地成为有爱、有德之人。

那个声称自己“不是道德绑架”的逼捐者，之所以敢居高临下地教导吴京说 “我相信作为一个爱国演员兼爱国导演和爱国商人的吴京同志不仅在虚构的电影里爱国，而且在现实的灾难面前更爱国”，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言行一致”的爱国者，不管有没有捐款，捐多少，都要比吴京“德高一丈”。

其实，这种“道德战胜法”已经成人们寻求优越感的逻辑惯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感叹“世风日下”，因为只要这么一说，就等于证明自己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好人、圣人。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谴责“路人冷漠”，因为只要这么一说，这等于把自己排除在“冷漠路人”之外，跻身“热心路人”行列。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八达岭动物园发生“老虎吃人”事件时，绝大多数网友和评论员都在高呼“不作死就不会死”“违反规则是‘要命’的”，因为只要这么一说，就能证明自己是从不违反任何规则，从不“作死”的道德圣人……

比逼捐更可怕的，是“道德战胜法”已经“深入人心”，正在培养越来越多的“道德瘾君子”。

吴京没有回应这些声音，而是在近日默默捐了100万。

吴京究竟赚了多少钱

两张图告诉你吴京究竟靠《战狼2》赚了多少钱？

那么，现在《战狼2》的实际票房是40亿加，那么吴京的实际收入可想而知。

但是，谁的钱不是辛辛苦苦挣的呢。吴京不仅在刚发生九寨沟地震中捐了款，此前的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的抗震救灾行动中，也能找到吴京的身影。

有媒体翻出了一些吴京在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3年雅安地震期间参与救援的照片，从这些曝光的照片来看，当时吴京曾跟武警官兵一起抗包救灾，搬运物资。

明星遭逼捐屡有发生

明星、公众人物遭逼捐，这种事可说多了去了。马云遭逼捐过吧，范冰冰遭逼捐过吧，黄晓明、成龙、郭德纲以及刘强东夫妇等等一干明星或公众人物都有此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吧。

谁让你“吸金”巨大又拥粉丝无数呢？危难之际，你出点“血”不应该吗？也大概正是由于这种强盗逻辑在某些国人脑子里仍根深蒂固、枝繁叶茂，才使我们一次次看到每逢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后，总有明星或公众人物遭逼捐的消息见于网络和报端。

我甚至认为，个别公众人物之所以在九寨发生地震后不甘人后，未必不是基于一种荒诞的逻辑而绵延的效力。

毋庸讳言，一事当前，明星或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也由于他们比普通群众占有更多的公共资源，也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回报，因此他们应该承担更多的道德义务。

但问题在于，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一章第四条：“开展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营利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逼吴京捐款，显然违背了“自愿”的原则。

至于先给吴京扣上“爱国导演”“爱国演员”“爱国商人”的大帽，再挥舞起道义的大棒逼吴京捐款，不能武断地认为此类网友就是别有用心，但显然秉持这种强盗逻辑的网友脑子里缺少一根筋。

撇开爱国论调不论，就爱国的忠诚度而言，九寨遭劫，显然不是检验一个明星或公众人物爱国忠诚度的唯一契机。

毕竟，除了九寨遭劫这一特殊事件，这一特别的日子，还有许许多多与爱国有关的日子或事件。甚至可以说，一年365天或一切事件都与爱国有关。

如果只盯着关键时刻、关键日子明星们或公众人物的举动，却不顾明星平时或平常日子的所作所为，显然不仅是“一叶障目”，也对明星、公众人物显得不公平。

更何况，如果某个明星、公众人物在平时或平常的日子做出了违法乱纪、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却在九寨遭劫这件事上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心，我们能说某个明星是个忠诚的爱国者？

源于小人物自我需要的“优越感”

知名度，一般而言是一个人成功或是立业的基石和标志，它象征着地位，说明了这个人拥有了大多数非知名人士所无法拥有的资源、财富甚至权势。就人性而言，没有人在内心深处对这样的状态是不向往的。

尤其是身处当今信息时代，资料公开化成常态的我们，当我们比前人都更加能够清晰地对知名人士的所谓成功之路一览无余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我们作为非知名人士的现实便会一次又一次地残酷地提醒着自己，差距的客观实在性。

不错，那是自己极其不愿面对而却又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在这个存在着阶层和分化的社会，各色人等怀着自己的不同心态寄居在自己所隶属的阶层，但这又是个看起来很“平等”的时代。

因为互联网的出现第一次聚拢了舆情最大化的音响，让不同地域、性别、族群的人们可以将所思所想汇合一处，共同拥有了平等、独立的发言权。而这样的发言权，对于怀揣着复杂情绪的非知名人士而言，无疑是个须臾不可或缺的工具。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在知名度之外的普罗大众，他们的声音是常年被所谓的主流世界所忽略的，试想想，当媒体不间断地对明星的、名流的种种琐事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大众每天所面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又如何能与之相抗衡。

那么毫无意外，心态上的失衡势所必然，何况，我们不可能要求泥石俱下的多元时代，人们的各种利益、动机和人生追求的一致性。

于是，我们可悲地看到了数不清的，被精英人士斥责为“道德绑架”的层出不穷的事件，岂止是吴京？扪心自问，整个名人圈，又有几个人没有遭遇过如此的道德困境和伦理悖论？

在一个真实的资源不均的世界，站在不同端点的两个人群在沟通上天然存在着阻碍和困境，因为知名人士事实上控制着绝对有利的资源并占据着令人艳羡的地位。

当然，大部分的知名人士之成功是源于自身的努力，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公平？

但人性所固有的思维引导决定了不可能奢望所有人都能以平和理性的心态看待社会的阶层分化，在一些人眼中，知名人士的成功始终应受到“凭什么”式“原罪”的诘问。

而网络的平等性让他们的声音得以被数倍地扩大于斯。最终，我们看到了一幅根基于不信任与“优越感”而出现的对立画面。

“优越感”？是的，这正是部分人所念兹在兹的东西。在日常生活的日日夜夜中，惯常并麻木于“普通人”身份的定位，而自身破除桎梏的上升空间又因主客观因素的约束而求不可得。

但另一方面，知名人士的一举一动在名人效应的放大下被无限地散播，因而越来越成了情绪化意识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靶子。

在这个靶子之前，你尽可以围剿，围猎，一拥而上，因为知名人士在成为知名人士的过程中，本就不得不付出丧失个人空间的代价。

既然成了知名人士，就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期待和更多的要求，否则，如何巩固住成为知名人士所必不可少的人气呢？

在这个时候，非知名人士便开始享受起了那份“来之不易的优越感”了，加以网络这个优秀的配合者，知名人士们当然就成了俎上之肉，任人宰割。

别以为你就是道德圣人

其实，爱祖国也好，爱人民也罢，这种爱总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正如“祖国”这一概念总会在一切爱国者的心中化为可以亲炙的事物。

例如有人一想到祖国就想到自己的家门外“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有人一想到祖国就想到全家吃团圆饭的欢欣，因而先爱这种稻香，爱这种团圆。很难设想，一个爱家乡的人有什么理由不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同胞？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很多美国富人都欣赏并从行动上认同这一观点，比如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但细心的人们一定发现了，比尔·盖茨将580亿美元财产悉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在他宣布引退之后。

而吴京正处在创业期或开拓期，即便是这次《战狼2》赚了10个亿，谁能保证他永远还有这么好的运气？何况，这10个亿只是毛收入，并没有除去服装、道具、场地、舞美、灯光、聘请其他演职人员所需支出以及院线分成等。

记得民营企业家冯仑在一次“公益演讲”时说，“如果是我自己选择要捐的钱，我捐得很开心，但你逼我捐钱，那不是跟强奸我一样吗？”

诚哉斯言！说到底，正如有论者在评论此类逼捐事件时曰：“希望有能力的人能更多地回报社会，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施以舆论 51 30277 51 15535 0 0 3189 0 0:00:09 0:00:04 0:00:05 3189暴力，则是矫枉过正。

慈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公益事业，公众期待的是正确的慈善文化和健康的慈善生态，而不应该任由他人用‘逼捐’来绑架爱心”。

而衡量一个明星或公众人物爱不爱国，不仅要看其在有人监督的突发事件里或特别的日子里表现得如何，更要看其在无人监督的平时或平常的日子里，是否将朴实的爱国之情转化为自觉的爱国爱家爱人行动。

果如是，这种爱国之情一定更真挚，更久远。网络暴力逼捐事件，可以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