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幼儿托管难题，不是一个家庭能搞定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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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多数人在工作和养儿之间捉襟见肘时，你凭一己之力能救孩子于水火吗？
近日，由于“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梁建章前不久写的《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一文被不少人视为自我打脸的笑料。我倒觉得，梁文指出了一个真问题：上班族面临着迫切、严重的幼儿托管难题。
我是一个五岁孩子的父亲。自他出生以来，多亏了母亲帮助，不然我和爱人很难安心工作。一个朋友谈到流行的择偶观：“有房子住着，有车子开着，有老人把孩子带着。”我听后不觉莞尔，这看法倒实在。但是，毕竟仍然有不少家庭，没有老人帮忙。他们要么选择雇佣保姆，要么夫妻有一人专职照料孩子。据悉北京市普通保姆的月薪已达到5000元左右。得遇一位合适的保姆完全是拼人品，凭运气了。谁又敢拿自己孩子试错？普通工薪阶层，恐怕不得已只好选择后者。
请父母帮忙，透支了他们晚年的生活品质。自己带孩子，雇佣保姆，会大幅降低家庭生活收入。这些都是个体消化社会问题的方式。而我觉得这并非长久之计。
亲子园虐童事件折射出了国内幼儿托育市场的尴尬。普通职工对托幼服务的热切需求和现实服务供应的稀缺，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据新华社报道，上海市2015年独立设置托儿所仅35所。80万3岁以下婴幼儿，仅有0.65%可以入托。而上海市妇联在2017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88%的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
当前的托育市场，公立托班资源稀缺，私立托育机构鱼龙混杂。家长们举目四顾，可供选择的托班少的可怜，更别提评估托班的质量了。常见的托班有两种，私立幼儿园自设的托班和家庭作坊式的托管班。如果考察这两类机构的资质，都经不起推敲。目前根本就没有托育机构的资格条件、办理流程和审核办法。甚至，没有明确的监督管理部门。据《第一财经周刊》报道：有一些连锁托育机构申请执照时很茫然，去教育局被拒，工商部门建议走培训机构申请程序。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什么性质。
2012年《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颁布，严厉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公立托班资源继续萎缩，私立托幼机构缺乏监管，呈现野蛮生长之势。企业托管机构作为私立机构的一股清流，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下，负累重重。资金筹措、日常经营已经让不少企业望而生畏。携程亲子园事件一出，掐灭了复兴企事业单位“托儿所”的希望之火。让原本就冰冷的市场，雪上加霜。
很多关于此事件的讨论，没有厘清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区别。幼儿园归属教育部门管理，而托儿所却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甚至除了1980年由卫生部颁布的《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之外，关于托育机构的立法，几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所涉及的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四个独立学段，只有学前教育没有立法。纲举目张。托幼机构面临的资质审核、监督管理等难题，只有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学前教育研究》杂志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学前阶段幼儿数量将从2019年开始迅速增多，在2021年达到峰值。届时幼儿园缺口大约为10.96万所。随着政策效力的释放，适龄幼儿的数量激增，将会倒逼托幼市场进行调整。学前教育立法的呼声也将日渐高涨。
2017年2月，上海市政府新建20个社区幼儿托管点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由市妇联牵头，市教委、市卫计委、市民政局共同承担。由政府提供场地，通过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组织进行日常运营。这是一项令人欣喜的尝试。
幼儿托管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个家庭的问题，更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让这个隐藏的问题浮出水面。我们虽然无法弥补这些孩子们所遭受的创伤，但却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在将来躲开这些“暗礁”，让他们人生的小船驶向更开阔的地方。这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需要相关部门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幼儿的合法权益；需要各托育机构严格遴选教师，规范经营；需要明确托育事业的监督管理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我们希望一个健康的有序的托育市场早日到来，让家长们不在育儿和工作中捉襟见肘，让孩子们不在托育机构里担惊受怕。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个家庭就能搞定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