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异乡人还是新移民
与其相忘于江湖
不如将南传置顶
11.18日北京大兴新建村某公寓火灾，致19死，8伤，8名儿童殒命。
24年前的11.19日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死亡87人，伤51人。
西红门火灾的受害者是为北方最大服装集散地供应成衣的工人；致丽火灾的受难者是为欧洲孩童制作玩具的工人。
时也？命也？
一件发生在改革经济模式风头正盛之时，一件发生在经济转型升级浪潮初起之时。打工者被需要时，他们被牺牲；打工者不被需要时，他们被牺牲。
在大局面前，个体的生命从来卑微。于是，火灾当天，从公寓里逃命出来的打工者，在北京冬天的夜里瑟缩着，他们得自己找住处。网吧、酒店、亲友家……于是，在遇难者尸骨未寒之时，在打工者惊魂未定之时，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工厂将被强制迁移，他们赖以生活的公寓、群租房将被清理。大兴新建村、大兴海子角、房山下坡店、朝阳沙窝村……
今年以来，清理外来流动人口的消息就时不时地撩拨人们的神经。有文章指出：为达到北京人口控制目标，各区县都有明确地人口缩减指标。
西红门大火事发，反倒加快了疏解“非首都功能”，清退外来人口的步伐。
我不禁要问了，何谓流动人口？被清理的流动人口是谁？为何要清退？
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是一种社会建构现象，是由政府的公共管理制度造就了这一庞大群体。”
户籍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公共管理从控制到服务转变的大趋势下，户籍制度继续作为人们融入城市的阻碍，继续作为公共服务的边界。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我觉得“城市新移民”更适合指涉正在尝试融入城市中的庞大群体。这一群体应该享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社保、教育等等公共服务，应该具备与户籍人口同等购买住房、车子等合法权益。
11.10日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7年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发现：
人口流动形式更倾向于家庭迁移；
新生代流动人口比重不断上升。“80后”、“90后”受教育程度更高，权利意识更强，融入城市的意愿也更强烈。流动人口数量高达2.45亿人，单单北京市也有800余万。不可能所有流动人口都在被清理之列。
社会学者廉思将城市新移民划分为三类：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和蚁族。
毫无疑问，新生代农民工是最弱势，也是被清退的对象。于建嵘说：“第二代农民工对农村没有认知感，也不想回去。推进城乡一体化，不考虑他们的特点不行的，但第二代农民工的工资不足以支撑他们落脚城市的梦想。”新移民，尤其是其中的新一代打工群体，在强烈的融入城市意愿和同样强烈的被城市排斥之中纠结不已。
经济学家文贯中指出：“城市化的实质是通过集聚效应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加速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速度，创造出越来越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源源不断地转移农村人口进城定居，使得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日益下降的过程。”
这里有两个要点，一为如何对待农村人口？二为如何看待人口、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聚集？
很遗憾，目前所谓的高城市化率，其实只是算法游戏。流动人口在计算时恰恰被当做城市常住人口计算的。而现实生活中，打工群体正在被视为“低端人口”，他们所从事的不少行业，正在被疏解之列，他们所生活的城中村，也正在被逐步拆除。这不是在“消化农村人口”，而是“利用农村人口”。
叁
有人说北京资源有限，人口容量是有上限的。超越人口高限，将不利于城市发展。
可是，集聚效应才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因素。也就是说，在人口、土地、资源等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下，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会带来生产率的提升。所有要素投入增加一倍，产出将增加一倍以上。相反如果生产要素集中，并没有带来生产率提升，企业会迁走，人口也会因之减少。说到底，是谁能决定产业或人们的去留呢？
又有人从城市管理角度说，打工群体居住的地方太挤、太脏、太乱。不加以清理会造成极大的治安、消防等等安全风险。西红门新建村的大火，就是明证。
可是，如果有物美价廉的出租房，谁会去住拥挤的公寓、阴暗的地下室？火灾的发生到底该怪罪打工群体安全意识淡漠，还是城市管理者日常监管缺位？
新建村坐落于北京南六环边。服装制造是聚居在这里人们的主要工作。这个行业曾经辉煌过，南三环曾经存在过有名的“浙江村”，聚集在这里的人们让大红门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服装批发集散地。而后，服装加工业向南迁移到南五环旧宫，2011年一场大火后，才迁到这里。
如今，大火又起，他们将去向何方？
24年前，6年前，今天，他们一直都是这座城市的异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