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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局 | 陈安庆:做小姐、做混混被羡慕,损蚀冲洗下的乡土,道德溃退令人忧…

2018-01-13 陈安庆 南方传媒书院 南方传媒书院

                                                                  


1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官方公号转发《半月谈》杂志刘志松文章在网络热传,文中提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在其《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

在这篇文章中,半月谈杂志批乡村“怪现状”—“做小姐”“做混混”被羡慕,乡村道德溃退令人痛心!

陈柏峰在其《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文章中谈及2大社会问题,涉及中国传统乡土的沦陷:一个是性工作的去道德化,一个是混混的职业化。

以下摘录文章《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中的这2章节:

01
性工作的去道德化

对于很多希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妇女来说,性工作似乎就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性工作,这个词汇本身就表明这一“行业”的中性化。过去人们称之为卖淫嫖娼、娼妓业,自古以来就遭人歧视,新中国建立后娼妓业被彻底扫除,这与劳动伦理相匹配。

改革开放后,卖淫嫖娼现象又开始复活,至今,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各地农村调研,都听农民说过村里有已婚或未婚妇女在外“做小姐”的。农民讲述的故事精彩而生动,虽然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却反映出他们对“做小姐”的看法和评价。

尽管农民认为“做小姐”终究是“不好”的事情,但同时觉得越来越成为“不好说”的事情。这种“不好说”正和劳动伦理的变迁联系在一起。因为尽管“做小姐”并不光彩,但“有钱”总是光彩的事情。

1990年代以来,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开始在发达地区从事性工作,这在农村已经不是秘密。我们在很多村庄调研,随便一数,一个村里就有十多个女性在外“做小姐”,“村里人都知道”。

村民主要是听在外一起打工的村民回来说的,逐渐在全村也就不是秘密了。有的村庄甚至蔚然成风,有几十个妇女在外“做小姐”,都是一个拉一个,“传帮带”的。最为离奇的是,我在湖北洪湖的一个村子里调研时,村民告诉我村里有好几个未婚女孩在当地县城里卖淫,村里的男人去嫖娼时还经常遇见她们。

“在发廊(嫖娼)里遇到就回避一下,换一家(发廊),在街上遇到照常打招呼。”这些女孩也泰然自若地生活在村庄里,没有人去过多地说三道四。

湖北京山的一个村干部说,一些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妇女,每个月向家中的汇款都在几千甚至上万元。以前,村民对这样的妇女及其家庭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些妇女的家人也都会觉到抬不起头;但现在不同了,社会舆论风向变了,这些发财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羡慕的对象。

在外面“做小姐”挣了钱的妇女,穿着打扮上档次,给家里买东西,给孩子买东西,村民也很认可。“还是出去好,不会受穷。”有两口子吵架时,丈夫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你有本事就跟着别人出去啊,变富了,还好些。”

在我们调研的某村,一个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研究生,娶了村里一个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女孩为妻,其理由并不是爱情,而是上海房价太高,这个女孩靠卖淫已经积累了100多万,正好可以用来买房子。这不能不叫人慨叹。

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妇女,能挣钱,丈夫、父母都不说,村民也懒得议论,有很多村民甚至很羡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有钱就能给家庭带来实惠,并带来面子。这些妇女在外挣到了钱,家人吃穿用度都可以上档次,在村里的地位也可以大大提高,说话做事都比以前更硬气,更放得开。

这些发了财的家庭,如果在人情交往中出手阔绰,乐意帮助穷亲戚,孝顺老人,更能得到村民的认可。而大多数靠家人从事性工作的家庭往往能做到这一点。村民们说,“一年能弄那么多钱,管他正当不正当,老的小的都活得舒服,说话也有风度,还要什么?”这就是消费经济时代,一个人的地位是根据其消费能力划定的,至于那些“陈腐”的道德,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村民现在也不议论,把这个社会看穿了。”

他们说,“发财就是本事”,“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甚至那些向我们讲述精彩故事的村民,讲述时凸显的往往不是道德谴责,而是强调卖淫者挣钱后其家庭生活和地位的改变。

02
混混的职业化

在消费经济时代的农村社会,如果说从事性工作是妇女致富的一条捷径,那么做混混则是青年男性的一条捷径。乡村混混的狠气和暴力能牟取利益,也因此受到 很多农民的羡慕和赞赏。一个中年农民曾向我讲述他做“混混”的侄儿的混世经历,言谈间居然很有几分自豪,这曾让我不太理解。

后来一个老联防队员的一番话才 让我幡然醒悟,他说:“在80年代,要是谁家里出了一个流氓混混,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亲戚朋友见了人也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样了,不说在外面混一混,就是蹲监狱都成了一种荣耀和资本。”

现在,人们说起谁坐过牢,不像在说一段令人感到羞耻的经历,而好像是说一段英雄经历;说起谁又砍人了,不是表达对其狠气的 鄙视,而是羡慕和赞扬。更重要的是,混混一般很有气势,出手也非常阔绰,甚至赌博也有胆量,从而受人羡慕。

这些人因为有钱,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很帮忙,走亲戚也比较慷慨。有一个混混,其哥哥与嫂子的关系不好,老吵架,他说:“为什么吵架,还不是因为穷了,给他们两万元,保证关系马上就好了。”果然给了他们两万元。

这样,乡村江湖对年轻人有了尤其大的吸引力。那些“能耐大”的乡村混混周围很快就可以啸聚人马,吸引更多的乡村混混,也吸引很多青少年加入。许多年轻 人慕名而去,有的甚至是家长将孩子送去。在有的村庄里,“混黑道的年轻娃子比在外面打工的还要多”。

在湖北荆州某村,一个农民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大混混那里,并对他说:“我儿子就交给你了,他要么混出个人样来,要么被人砍死!”在乡村混混的结构中,年轻人可以找到特有的社会上升阶梯,很多小混混都把做成 “大混混”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调查中,很多小混混告诉我,能被大混混叫出去打架才“有个混头”,他们期待有一天,自己“混出来”了,在家里就能控制公司股份、占码头、抢地盘,有人送钱来。两湖平原的乡村民谣“读书苦,读书累,读书不如去做黑社会,有吃有喝有票子,还有女人陪我睡”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在劳动伦理变迁的背景下,乡村混混已具有“职业性”,从“社会排泄型”发展成了“社会理想型”。过去村庄中的混混,由于触犯了村民生活的准则和村庄规范,从而遭到村庄主流的抛弃和集体性的社会排斥,因此是村庄为了维护其生活准则和地方性规范所作的正常的“社会排泄”。

而现在,乡村混混早已发展成了很多青少年的“社会理想”。

正因此,1990年代末以来,乡村混混中“成年不退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1980年代,混混属于青春期问题。很多混混等青春期过 了,也就开始老实农民的安分生活,最终会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尤其是他们结婚后,受老婆的“规训”日益明显,养家糊口的压力日益增大时。

而现在,因为当乡村混混走上“职业化”道路以后,一方面有源源不断的职业化利益可供他们牟取,混混因此可以不“退出江湖”;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职业化的关系组织结构来牟取利益,而无需事事亲力亲为,从而无需因年龄和生命周期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而终止混世生涯。

同时,由于劳动伦理的衰落,家庭对乡村混混的规训能力和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也导致了“成年不退出”现象越来越普遍。199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向 “钱”看,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至于赚钱的方式则不那么重要。

因此,人们对混混的道德谴责越来越弱,乡村混混结婚后,妻子对其的“规训”也日趋变弱,甚至还可能变成一种鼓励。楚江市的王某在1980年代中期曾是乡镇里一个帮派的头头,他最后选择主动退出团伙,结束这种生活,他总结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父 母和妻子为他“担惊受怕”。而我曾问几个正在乡村江湖的混混的妻子:“丈夫在外的生活,你担不担心?有没有劝他不要和那些朋友来往?”她们中的许多已结婚十多年,大多数人回答说:“男人在外面的事情,我们女人一般不管。”

在女性在家庭内的权力普遍上升的今天,女人显然不是不愿意去管男人,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是,她也许不太赞同丈夫的混世方式,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最终选择了沉默,“能混出来也不错”。

这些表明了劳动与财富伦理变迁之剧烈,道德秩序之不存。

2

简而言之, 这篇文章,所涉及的两大痛点写实文章大意为:

在一些地方,以前村民对在外面“做小姐”的妇女及其家庭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些妇女的家人觉得抬不起头,但现在,在外面“做小姐”挣了钱的妇女,穿着打扮上档次,出手阔绰,说话时尚,靠此发财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羡慕的对象。

“乡村混混”也是如此。以前谁家里出了一个流氓混混,亲戚朋友见了人都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混混的狠劲和暴力能牟取利益,说话行事有气魄,挥金如土,走亲戚也比较慷慨,往往会受到很多人的羡慕,以至于很多小混混把做“大混混”当成人生目标。

网上检索了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10年。

读后确实触目惊心, 这些“怪现状”所反映的是乡村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乡村道德秩序令人痛心的溃退。

在当今中国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民利益边缘化交织的复杂生态中,传统乡土遭遇着道德危机。

不少人从乡村走向城市,故乡作为孕育这几代人的“母体”,塑造了他们最质朴的情感和最单纯的价值观。

一旦现代城市文明、商业文明对每个个体和整个乡村固有的农耕生活形态造成冲击,那种无力的阵痛感就会发生。

找回渐寒的乡村道德灵魂,需要有良知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将这些呈现给大家。

乡村病症需要医治良药,更需要到乡村的现代化变革中寻找答案。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今尚有9亿在籍农民,其中2亿是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

农村能否保持稳定,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农村非但不是中国政治失序的源泉,反而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和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被破坏,传统伦理文化体系走向瓦解。

笑贫不笑娼、崇尚暴力黑社会,有钱就是孝顺、发财就是成功、读书无用、金钱换选票、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甚至在一些乡村地区还出现了“造假村”“贩毒村”“诈骗村”“乞丐村”……

“在乡村内部压制力量与惩罚机制日渐消亡的情况下,‘混混’获得了足以震慑他人的价值再生产能力。

而乡村社会不再认为‘混混’行为是一种越轨和罪恶时,被认可的‘混混’人生观进而占据了乡村价值系统的主流地位”

3

中国传统乡村大多事“熟人社会”。在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公序良俗与传统道德依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们之间尽管有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但都深嵌于村落社会结构中,遵循着一套传统礼俗和道德秩序而生产生活着。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乡土为了维护脆弱的小农经济,道德态度是左右乡土发展的思想柱石。

在社会急剧转型中,乡村社会趋向疏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见过世面后,传统乡土的道德感也发生了思想渐变。

乡村整体的精神境界与追求的生活方式,都在向城市靠拢的。

一方面他们在打工中体验了大都市的霓虹,努力地学做一个“城里人”。另一方面,又在顽强固守自己已有的东西,抵制着都市人道德中的“自私”“冷漠”“虚伪”“浮夸”。

在屈辱感和抗拒感激烈纠结与冲撞中,他们思想深处实际上也发生着渐变。

传统乡土也经历着阶层变化—— 那些在大城市打工回来获得致富的乡村富人,依托经济资源,很快也攫取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与道德资本。 他们依托经济实力,在乡村社会炫耀性公开展示财富,不断推涨礼金数额、酒席规模与档次,从而将底层不断排斥出去。

乡村中的阔佬富人办酒席一桌不低于3000元,规模多的在50桌以上,随礼数额起步500元。

底层必须紧跟富人的标准,否则就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负面评价,办不起就不要办,别丢人了!

底层逐渐沦落为“说不起话、做不起人”的边缘群体。

传统道德受到猛烈冲击,渐渐失去规范作用,人们越来越向“钱”看,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至于赚钱的方式则不那么重要。

于是笑贫不笑娼,有钱就是爷,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既得利益为王在现实中获得了完胜!

村庄生活褪去了温情脉脉的一面,变得冰冷与陌生化,传统道德的威力逐渐失去市场。

在传统乡土文明尚未开化时代,芸芸众生信奉鬼神、信仰生死轮回,注重“积阴德”。

现代文明日昌,生活日趋世俗化,现实的德性并不必然有利益回报。

为善者得不到鼓励与褒扬、作恶者不遭谴责与唾弃。

现代道德报偿的社会生态面临严重破坏,乡村社会伦理秩序自发性发育不足、自觉性严重缺失,陷入一种无力中。      

4

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待获得成功,达不到标准心里就不痛快,便产生耻辱感。

看到和自己一起长大并不比自己强的闺蜜,到城市做小姐回来还嫁个好嫁个好老公后,吃穿打扮等都比较好,而自己的“穷光蛋”老公,无力参与社会消费竞争时,心里不痛快。就会诱发并引导一部分乡村女孩选择现实,通过出卖肉体换得财富。

有些人不想再通过在黄泥地上修地球,来实现家庭财富积累,而需要参与到捞快钱的偏门暴富中去。

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美色来换取高额报酬,比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在其《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文章中,中部某些农村就已经出现大量农村妇女外出从事性工作的现象。

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就不想再从事农活。根据一份媒体的站街女卖淫调查——深圳的站街女做“快餐”,每次收费100—200元不等,这其中有50元要交给“妈咪”,其余的钱归他们自己。如果客人喜欢,还会给数目不等的小费。她们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有万元左右。

这对乡村的道德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就身体而言,身体是中性的,只是当身体被赋予文化的凝视时,身体被贴上了各种符号的标签,既被生产,又被消费;既制造欲望,又消灭欲望。

面对资本的诱惑、城市的文明,乡村淳朴小芳是无可拒绝的,积极投入生活拥抱生活,但是却直接地毫无疑问地走向了“堕落”,销售了自己的身体。

失去了情爱的附丽,性的出让失去了性典礼和性仪式,变成了一种商品。  

5

也许那些见识了城市霓虹的性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自己的私密感情空间,有过爱情滋生的可能。

但是她们没有任这种可能发展,而是选择了爱情方面的空白。

乡村失足妇女的爱情,亦不因为贫贱就被收买或者阉割到没有。

她们也有她们自己的喜好,有她们自己的选择标准——身体是可以出卖的,但情感却不一定赋予。

今天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在道德层面谴责了性工作者,让他们在返乡中受到乡人目光的诘难,落入伦理的审判。也不是为女性的“不贞洁”立法,在文字里惩罚她们,以向其他女性告诫。

性工作者一旦选择了性漫游,他们就失去了与旧有世界敞开的稳定联系,就找不到其他意义所支撑的象征,也就成了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

边缘境遇造成了他们的失落和荒诞,自耻感又潜意识无情地吞噬着他们。

性工作者的“性”是不断流浪的,是漂而不泊的,是不自由的不自由。

如果乡村道德报偿缺乏动力引擎。唯金钱论,必将道德打入地牢!势必放逐集体道德。

一旦传统乡村道德良知遭洗劫,传统伦理淳朴民风解体,村庄向善力量必然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炊烟与暮霭交织,在村落间袅绕。

晨曦荒芜、戴月荷锄归的田园农耕生活。

曾是他们一生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故乡在每个人心目中,占据着邮票大小的地方。

但故乡沦陷所带来的“伤”,却可以横亘他们一生。

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

现代城市既无法拯救受到严重冲击的旧式乡村,传统的乡村价值也拯救不了面临太多新问题的城市。

也许很多乡村外出者在外漂泊久了,每次想家,就会整夜失眠。

尽管现在的村庄,除了板结的土地就是拥挤的楼房,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个有着蛙鸣虫唱的美丽山村。

注:本文系南方传媒书院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作者为国内知名媒体人——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院长陈安庆、中国第一代调查记者代表性人物)

               2018年1月11日 长沙退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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