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局 | 陈安庆：做小姐、做混混被羡慕，损蚀冲洗下的乡土，道德溃退令人忧…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官方公号转发《半月谈》杂志刘志松文章在网络热传，文中提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在其《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
在这篇文章中，半月谈杂志批乡村“怪现状”—“做小姐”“做混混”被羡慕，乡村道德溃退令人痛心！
陈柏峰在其《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文章中谈及2大社会问题，涉及中国传统乡土的沦陷：一个是性工作的去道德化，一个是混混的职业化。
以下摘录文章《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中的这2章节：
对于很多希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妇女来说，性工作似乎就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性工作，这个词汇本身就表明这一“行业”的中性化。过去人们称之为卖淫嫖娼、娼妓业，自古以来就遭人歧视，新中国建立后娼妓业被彻底扫除，这与劳动伦理相匹配。
改革开放后，卖淫嫖娼现象又开始复活，至今，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各地农村调研，都听农民说过村里有已婚或未婚妇女在外“做小姐”的。农民讲述的故事精彩而生动，虽然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却反映出他们对“做小姐”的看法和评价。
尽管农民认为“做小姐”终究是“不好”的事情，但同时觉得越来越成为“不好说”的事情。这种“不好说”正和劳动伦理的变迁联系在一起。因为尽管“做小姐”并不光彩，但“有钱”总是光彩的事情。
1990年代以来，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开始在发达地区从事性工作，这在农村已经不是秘密。我们在很多村庄调研，随便一数，一个村里就有十多个女性在外“做小姐”，“村里人都知道”。
村民主要是听在外一起打工的村民回来说的，逐渐在全村也就不是秘密了。有的村庄甚至蔚然成风，有几十个妇女在外“做小姐”，都是一个拉一个，“传帮带”的。最为离奇的是，我在湖北洪湖的一个村子里调研时，村民告诉我村里有好几个未婚女孩在当地县城里卖淫，村里的男人去嫖娼时还经常遇见她们。
“在发廊（嫖娼）里遇到就回避一下，换一家（发廊），在街上遇到照常打招呼。”这些女孩也泰然自若地生活在村庄里，没有人去过多地说三道四。
湖北京山的一个村干部说，一些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妇女，每个月向家中的汇款都在几千甚至上万元。以前，村民对这样的妇女及其家庭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些妇女的家人也都会觉到抬不起头；但现在不同了，社会舆论风向变了，这些发财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羡慕的对象。
在外面“做小姐”挣了钱的妇女，穿着打扮上档次，给家里买东西，给孩子买东西，村民也很认可。“还是出去好，不会受穷。”有两口子吵架时，丈夫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你有本事就跟着别人出去啊，变富了，还好些。”
在我们调研的某村，一个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研究生，娶了村里一个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女孩为妻，其理由并不是爱情，而是上海房价太高，这个女孩靠卖淫已经积累了100多万，正好可以用来买房子。这不能不叫人慨叹。
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妇女，能挣钱，丈夫、父母都不说，村民也懒得议论，有很多村民甚至很羡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有钱就能给家庭带来实惠，并带来面子。这些妇女在外挣到了钱，家人吃穿用度都可以上档次，在村里的地位也可以大大提高，说话做事都比以前更硬气，更放得开。
这些发了财的家庭，如果在人情交往中出手阔绰，乐意帮助穷亲戚，孝顺老人，更能得到村民的认可。而大多数靠家人从事性工作的家庭往往能做到这一点。村民们说，“一年能弄那么多钱，管他正当不正当，老的小的都活得舒服，说话也有风度，还要什么？”这就是消费经济时代，一个人的地位是根据其消费能力划定的，至于那些“陈腐”的道德，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村民现在也不议论，把这个社会看穿了。”
他们说，“发财就是本事”，“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甚至那些向我们讲述精彩故事的村民，讲述时凸显的往往不是道德谴责，而是强调卖淫者挣钱后其家庭生活和地位的改变。
在消费经济时代的农村社会，如果说从事性工作是妇女致富的一条捷径，那么做混混则是青年男性的一条捷径。乡村混混的狠气和暴力能牟取利益，也因此受到 很多农民的羡慕和赞赏。一个中年农民曾向我讲述他做“混混”的侄儿的混世经历，言谈间居然很有几分自豪，这曾让我不太理解。
后来一个老联防队员的一番话才 让我幡然醒悟，他说：“在80年代，要是谁家里出了一个流氓混混，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亲戚朋友见了人也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样了，不说在外面混一混，就是蹲监狱都成了一种荣耀和资本。”
现在，人们说起谁坐过牢，不像在说一段令人感到羞耻的经历，而好像是说一段英雄经历；说起谁又砍人了，不是表达对其狠气的 鄙视，而是羡慕和赞扬。更重要的是，混混一般很有气势，出手也非常阔绰，甚至赌博也有胆量，从而受人羡慕。
这些人因为有钱，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很帮忙，走亲戚也比较慷慨。有一个混混，其哥哥与嫂子的关系不好，老吵架，他说：“为什么吵架，还不是因为穷了，给他们两万元，保证关系马上就好了。”果然给了他们两万元。
这样，乡村江湖对年轻人有了尤其大的吸引力。那些“能耐大”的乡村混混周围很快就可以啸聚人马，吸引更多的乡村混混，也吸引很多青少年加入。许多年轻 人慕名而去，有的甚至是家长将孩子送去。在有的村庄里，“混黑道的年轻娃子比在外面打工的还要多”。
在湖北荆州某村，一个农民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大混混那里，并对他说：“我儿子就交给你了，他要么混出个人样来，要么被人砍死！”在乡村混混的结构中，年轻人可以找到特有的社会上升阶梯，很多小混混都把做成 “大混混”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调查中，很多小混混告诉我，能被大混混叫出去打架才“有个混头”，他们期待有一天，自己“混出来”了，在家里就能控制公司股份、占码头、抢地盘，有人送钱来。两湖平原的乡村民谣“读书苦，读书累，读书不如去做黑社会，有吃有喝有票子，还有女人陪我睡”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在劳动伦理变迁的背景下，乡村混混已具有“职业性”，从“社会排泄型”发展成了“社会理想型”。过去村庄中的混混，由于触犯了村民生活的准则和村庄规范，从而遭到村庄主流的抛弃和集体性的社会排斥，因此是村庄为了维护其生活准则和地方性规范所作的正常的“社会排泄”。
而现在，乡村混混早已发展成了很多青少年的“社会理想”。
正因此，1990年代末以来，乡村混混中“成年不退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1980年代，混混属于青春期问题。很多混混等青春期过 了，也就开始老实农民的安分生活，最终会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尤其是他们结婚后，受老婆的“规训”日益明显，养家糊口的压力日益增大时。
而现在，因为当乡村混混走上“职业化”道路以后，一方面有源源不断的职业化利益可供他们牟取，混混因此可以不“退出江湖”；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职业化的关系组织结构来牟取利益，而无需事事亲力亲为，从而无需因年龄和生命周期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而终止混世生涯。
同时，由于劳动伦理的衰落，家庭对乡村混混的规训能力和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也导致了“成年不退出”现象越来越普遍。199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向 “钱”看，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至于赚钱的方式则不那么重要。
因此，人们对混混的道德谴责越来越弱，乡村混混结婚后，妻子对其的“规训”也日趋变弱，甚至还可能变成一种鼓励。楚江市的王某在1980年代中期曾是乡镇里一个帮派的头头，他最后选择主动退出团伙，结束这种生活，他总结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父 母和妻子为他“担惊受怕”。而我曾问几个正在乡村江湖的混混的妻子：“丈夫在外的生活，你担不担心？有没有劝他不要和那些朋友来往？”她们中的许多已结婚十多年，大多数人回答说：“男人在外面的事情，我们女人一般不管。”
在女性在家庭内的权力普遍上升的今天，女人显然不是不愿意去管男人，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是，她也许不太赞同丈夫的混世方式，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最终选择了沉默，“能混出来也不错”。
这些表明了劳动与财富伦理变迁之剧烈，道德秩序之不存。
简而言之， 这篇文章，所涉及的两大痛点写实文章大意为：
在一些地方，以前村民对在外面“做小姐”的妇女及其家庭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些妇女的家人觉得抬不起头，但现在，在外面“做小姐”挣了钱的妇女，穿着打扮上档次，出手阔绰，说话时尚，靠此发财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羡慕的对象。
“乡村混混”也是如此。以前谁家里出了一个流氓混混，亲戚朋友见了人都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混混的狠劲和暴力能牟取利益，说话行事有气魄，挥金如土，走亲戚也比较慷慨，往往会受到很多人的羡慕，以至于很多小混混把做“大混混”当成人生目标。
网上检索了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10年。
读后确实触目惊心， 这些“怪现状”所反映的是乡村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乡村道德秩序令人痛心的溃退。
在当今中国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民利益边缘化交织的复杂生态中，传统乡土遭遇着道德危机。
不少人从乡村走向城市，故乡作为孕育这几代人的“母体”，塑造了他们最质朴的情感和最单纯的价值观。
一旦现代城市文明、商业文明对每个个体和整个乡村固有的农耕生活形态造成冲击，那种无力的阵痛感就会发生。
找回渐寒的乡村道德灵魂，需要有良知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将这些呈现给大家。
乡村病症需要医治良药，更需要到乡村的现代化变革中寻找答案。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今尚有9亿在籍农民，其中2亿是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
农村能否保持稳定，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农村非但不是中国政治失序的源泉，反而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和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被破坏，传统伦理文化体系走向瓦解。
笑贫不笑娼、崇尚暴力黑社会，有钱就是孝顺、发财就是成功、读书无用、金钱换选票、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甚至在一些乡村地区还出现了“造假村”“贩毒村”“诈骗村”“乞丐村”……
“在乡村内部压制力量与惩罚机制日渐消亡的情况下，‘混混’获得了足以震慑他人的价值再生产能力。
而乡村社会不再认为‘混混’行为是一种越轨和罪恶时,被认可的‘混混’人生观进而占据了乡村价值系统的主流地位”
中国传统乡村大多事“熟人社会”。在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公序良俗与传统道德依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们之间尽管有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但都深嵌于村落社会结构中，遵循着一套传统礼俗和道德秩序而生产生活着。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乡土为了维护脆弱的小农经济，道德态度是左右乡土发展的思想柱石。
在社会急剧转型中，乡村社会趋向疏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见过世面后，传统乡土的道德感也发生了思想渐变。
乡村整体的精神境界与追求的生活方式，都在向城市靠拢的。
一方面他们在打工中体验了大都市的霓虹，努力地学做一个“城里人”。另一方面，又在顽强固守自己已有的东西，抵制着都市人道德中的“自私”“冷漠”“虚伪”“浮夸”。
在屈辱感和抗拒感激烈纠结与冲撞中，他们思想深处实际上也发生着渐变。
传统乡土也经历着阶层变化—— 那些在大城市打工回来获得致富的乡村富人，依托经济资源，很快也攫取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与道德资本。 他们依托经济实力，在乡村社会炫耀性公开展示财富，不断推涨礼金数额、酒席规模与档次，从而将底层不断排斥出去。
乡村中的阔佬富人办酒席一桌不低于3000元，规模多的在50桌以上，随礼数额起步500元。
底层必须紧跟富人的标准，否则就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负面评价，办不起就不要办，别丢人了！
底层逐渐沦落为“说不起话、做不起人”的边缘群体。
传统道德受到猛烈冲击，渐渐失去规范作用，人们越来越向“钱”看，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至于赚钱的方式则不那么重要。
于是笑贫不笑娼，有钱就是爷，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既得利益为王在现实中获得了完胜！
村庄生活褪去了温情脉脉的一面，变得冰冷与陌生化，传统道德的威力逐渐失去市场。
在传统乡土文明尚未开化时代，芸芸众生信奉鬼神、信仰生死轮回，注重“积阴德”。
现代文明日昌，生活日趋世俗化，现实的德性并不必然有利益回报。
为善者得不到鼓励与褒扬、作恶者不遭谴责与唾弃。
现代道德报偿的社会生态面临严重破坏，乡村社会伦理秩序自发性发育不足、自觉性严重缺失，陷入一种无力中。
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待获得成功，达不到标准心里就不痛快，便产生耻辱感。
看到和自己一起长大并不比自己强的闺蜜，到城市做小姐回来还嫁个好嫁个好老公后，吃穿打扮等都比较好，而自己的“穷光蛋”老公，无力参与社会消费竞争时，心里不痛快。就会诱发并引导一部分乡村女孩选择现实，通过出卖肉体换得财富。
有些人不想再通过在黄泥地上修地球，来实现家庭财富积累，而需要参与到捞快钱的偏门暴富中去。
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美色来换取高额报酬，比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在其《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文章中，中部某些农村就已经出现大量农村妇女外出从事性工作的现象。
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就不想再从事农活。根据一份媒体的站街女卖淫调查——深圳的站街女做“快餐”，每次收费100—200元不等，这其中有50元要交给“妈咪”，其余的钱归他们自己。如果客人喜欢，还会给数目不等的小费。她们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有万元左右。
这对乡村的道德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就身体而言，身体是中性的，只是当身体被赋予文化的凝视时，身体被贴上了各种符号的标签，既被生产，又被消费；既制造欲望，又消灭欲望。
面对资本的诱惑、城市的文明，乡村淳朴小芳是无可拒绝的，积极投入生活拥抱生活，但是却直接地毫无疑问地走向了“堕落”，销售了自己的身体。
失去了情爱的附丽，性的出让失去了性典礼和性仪式，变成了一种商品。
也许那些见识了城市霓虹的性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自己的私密感情空间，有过爱情滋生的可能。
但是她们没有任这种可能发展，而是选择了爱情方面的空白。
乡村失足妇女的爱情，亦不因为贫贱就被收买或者阉割到没有。
她们也有她们自己的喜好，有她们自己的选择标准——身体是可以出卖的，但情感却不一定赋予。
今天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在道德层面谴责了性工作者，让他们在返乡中受到乡人目光的诘难，落入伦理的审判。也不是为女性的“不贞洁”立法，在文字里惩罚她们，以向其他女性告诫。
性工作者一旦选择了性漫游，他们就失去了与旧有世界敞开的稳定联系，就找不到其他意义所支撑的象征，也就成了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
边缘境遇造成了他们的失落和荒诞，自耻感又潜意识无情地吞噬着他们。
性工作者的“性”是不断流浪的，是漂而不泊的，是不自由的不自由。
如果乡村道德报偿缺乏动力引擎。唯金钱论，必将道德打入地牢！势必放逐集体道德。
一旦传统乡村道德良知遭洗劫，传统伦理淳朴民风解体，村庄向善力量必然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炊烟与暮霭交织，在村落间袅绕。
晨曦荒芜、戴月荷锄归的田园农耕生活。
曾是他们一生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故乡在每个人心目中，占据着邮票大小的地方。
但故乡沦陷所带来的“伤”，却可以横亘他们一生。
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
现代城市既无法拯救受到严重冲击的旧式乡村，传统的乡村价值也拯救不了面临太多新问题的城市。
也许很多乡村外出者在外漂泊久了，每次想家，就会整夜失眠。
尽管现在的村庄，除了板结的土地就是拥挤的楼房，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个有着蛙鸣虫唱的美丽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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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内知名媒体人——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院长陈安庆、中国第一代调查记者代表性人物）
2018年1月11日 长沙退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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