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局|陈安庆：媒体汤兰兰案报道得失，如何正确报道性侵案件防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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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澎湃新闻的报道《寻找汤兰兰：少女称遭父亲等性侵7年11人入狱，本人改名迁户“失联”》引发舆论震动。

随后，新京报评论一篇《被全家“性侵”的女孩，不能就这么“失联”着》彻底引爆舆论场。

澎湃新闻、新京报遭遇网友讨伐，众多转载报道的媒体纷纷中枪。

当事记者、编辑被人肉，遭遇空前的网络暴力。做新闻把自己做成了当事人，受到了网络暴民的围攻和道德讨伐。

澎湃新闻记者王乐新闻标题中强化了寻找汤兰兰，本人改名迁户失联，被文学化放大。记者本意上想表达对案件的质疑，因为报道认为此案疑点重重且颇为蹊跷。

而外界会认为澎湃新闻这是暗示发动大家寻找当事人，网民们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出发点确实是好的，但随着舆论发酵，以讹传讹，事情越来越走样。

网民意会为报道是“暗示发动网民千方百计寻找小女孩的现在地址，暗示网友，希望人肉出受害者。”

没有人再有耐心——转身好好看看澎湃新闻和新京报评论的原文，而是一味随大流地代入感地在网上骂媒体和记者无良。

澎湃新闻和新京报汤兰兰报道存在的硬伤，导致整个媒体行业和新闻记者受到连累，无辜躺枪！两家媒体的社会美誉度和权威性，也受到影响，此次媒体采编次生灾害对行业伤害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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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新京报评论文章中有一句话，还是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保护受害者隐私的。

《被全家“性侵”的女孩，不能就这么“失联”着》原文中结尾部分，提及失联和寻找的内容如下：

所以，以还原真相的名义，别让汤兰兰“失联”了。这不是说要将汤兰兰推上前台，让她站出来——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无需让她暴露于公众面前。但让有关部门理应“站出来”，通过找到她，用事实披露解民众之惑。

再看看澎湃新闻原文中有关寻找汤兰兰的内容，该文核心提示部分导语群，最后一句话是：今年，汤兰兰23岁了。而她在哪呢？

该报道文章结尾一句：“孩子造下这么大祸，我永远欠他们的。”万秀玲说。

涉案家属们仍在申诉，他们等待着汤兰兰的出现。

而汤玉（汤兰兰）去哪了呢？

文章是想用文学化手法强化寻索和追问的意味，但是从技术上来说，这普遍反应了非虚构写作特稿做调查性报道存在的隐患，加大了报道风险，带有一定倾向性导致新闻客观性和严肃性不足。

平心而论，这篇报道，从技术上、新闻伦理上，还是存在一定硬伤的。报道的标题很不严谨：《10年前，14岁的她以性侵等罪名把全家送进监狱，然后失踪了……》，记者和汤的家人暂时找不到汤兰兰、不知道她的去向，并不等于汤兰兰就失踪了，标题这样写过于武断，这种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腔调的文艺化标题，虽然能够吸引眼球，但是存在误读和走偏风险。

澎湃新闻报道的重点应该是追问和寻索此案中可能存在的疑点，而不是去寻找汤兰兰。涉案家属们向相关部门申诉完全不需要“等待汤兰兰出现”，即使汤兰兰真的失踪了，也不会影响申诉的结果。作者或许并没有倾向性，但错误的指向，和新闻文学化的表达，开始影响读者的解读方向和重心。

此外，澎湃新闻报道中信息源单一，没有采访公检法的声音，缺乏基本的新闻平衡。澎湃新闻和新京报评论文章配图中，公布出女孩新的户籍信息，虽然打了马赛克，但是此户籍信息实际上不适宜直接张贴出来。因为性侵受害者隐私保护需要是不易做任何公开的，即便是部分内容打了马赛克也不行。

汤兰兰是一个曾饱受摧残和凌辱的受害者，不应当话里话外强化其“失踪”、“失联”。记者从警方获取了包含受害者现在的姓名、详细住址在内的所有隐私信息照片，不宜在报道内公开。

作为硬性调查性报道，在报道中记者应不带立场的客观报道，仅陈述有依据的事实，绝不肆意猜测，绝不擅自公布性侵受害者的个人隐私信息，特别是户籍信息。

也就是说——那张汤兰兰的户籍信息照片压根就不能上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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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王乐的寻索此案疑点的质疑精神值得肯定，但报道也的确存在明显的走偏。澎湃新闻审稿和把关人，乃至上稿前的责编、图片编辑都存在把关失误。这些风险防控问题如果细究，对于成熟媒体是很容易排查出来的。

澎湃新闻海量的原创内容带给采编和运营的压力非常大，在内容创作、消息供给、稿件水准、质量把控上是否持续、稳定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境。

据说澎湃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一篇2000多字的应急稿件，海量稿件应对信息突发性饥渴能力尚可，但是顾忌速度，单求数量供给，在质量把控方面就会存在隐患。毕竟硬新闻调查报道追求的是——稳、准、狠！

一味强调速度，在采编人员配置方面，就需要加大人手了，这是采编机制上需要考虑的，另外对90后年轻记者的内部采编培训，专业化、职业化培养方面，从此此事件中，澎湃新闻还是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的。 

互联网时代，导致竞争环境与人们观念发生变化、传媒自身对低成本与高利润的追求、迎合受众需求，在市场和社会效益中，主流媒体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来确保把关落到实处,杜绝采编事故。

再说一下网络上那些反对“寻找汤兰兰”的人，其实也并不是在寻找真相，而是满足自己的宣泄欲望。

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是存疑，是倾听，是容纳不同意见的精神。媒体应该具备一定的质疑能力，记者的职业精神包含质疑精神。

澎湃新闻、新京报做这一报道的初衷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一个可能存在疑点的案件而言，寻找到当年的受害人是很重要，保护她的隐私和个人生活不被打扰到也同样重要。

案件资源是新闻报道的"富矿",但在开采富矿的过程中,媒体如果不审慎报道,不仅侵犯当事人权益,也损害媒体公信力。

性侵案件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犯罪案件。一方面，这类案件的性质较为恶劣，常伴随暴力、刺激等内容，容易吸引受众关注。另一方面，性侵害案件对受害人的影响较大，媒体对该类案件的报道会涉及当事人名誉、隐私等权利，稍有不当容易导致报道失范。

性侵害报道的本质应该是：报道事实、警示大众。而近年来不少性侵害报道中，媒体却将其作为争噱头、赚眼球的手段，从而导致新闻报道出现失范严重的现象。

性侵害案件本身就给受害者造成了刻骨铭心的心理伤痛，受害人会在事发后感到困惑、羞愧。而一旦媒体不当的报道更是雪上加霜，伤口抹盐，严重的会侵犯受害人的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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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在采访和询问受害人时，应该防止在诉讼和采访中遭受二次伤害。

2013年的李某某轮奸案报道中，受害人杨佳的一张半裸照片被华商网刊出，面部未做任何遮挡处理。报道中还大肆谈论、揣测受害人的言行，在案件发生后又给受害人造成了严重的二次伤害。

这种媒体报道所带来的二次伤害往往比事件本身所造成的伤害更大，在采访报道过程中，这种伤害包括不合适的采访问题、对受害人隐私的过度披露、对受害人情绪的侵扰等。

媒体对受害人及其亲属进行采访，实际上是让受害人重述案发经过，这种情形极易造成对受害人及其亲属的二次伤害。

新闻记者在采访中不得向外披露带有其姓名、住所、户籍地等以及可以推断出本人的各种身份信息。

如果媒体需要以案说法的形式向公众进行法治教育的，也同样受到该规定的限制，严守保密义务，将其关键信息隐去或替代。

新闻媒体在做性侵案件报道时，应当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在网络匿名性、“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网络群体围观通常会呈现出道德与责任的缺失，进而对社会和个体产生不良影响，如典型的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群体围观的不作为或者过度作为都可能给受害人带来伤害、群体暴力的影响是巨大的。

性侵害案件发生后，新闻媒体不能失去理性，失去了应有的人文关怀，丢弃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在热点新闻面前媒体需要经济效益，但更需要社会效益，任何时候社会效益都要位于首位，任何时候媒体都不能丧失其公信力。

新闻记者在发稿量和绩效工资等现实压力下，在面对热点性侵害报道时不能不顾及法律底线。少数媒体对新闻事实缺少冷静分析，从而导致过度跟踪、情节失实、流于表面，更有甚者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导致侮辱、诽谤等严重后果，这都是必须警惕的！

无视法律规范，不仅给媒体带来经济损失，而且有可能导致媒体公信力的丧失。另外，在审判结束之后，媒体可以对司法裁决和司法行为表达意见，提出批评，但是要维护司法的尊严，不得进行恶意倾向性报道，避免出现舆论偏差，误导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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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兰兰案舆情，给所有媒体记者上了一课，法制记者自己不能是个法盲：

法制新闻是所有新闻报道中最专业的一种，需要记者学习和掌握大量的法律知识，做“专家型记者”。

在法制新闻报道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对基本法律概念的表述，援引法律条文，对报道事件某个情形的法律评价、法律解答与分析等。

当然，对于许多法制记者而言，不一定能够吃透所有的法律法规，但是最基本的法律知识、法律素养却是应当具备的，否则就会导致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出现。

记者懂法的好处就是能够迅速理解法律用语用词，并在报道中使用准确的语言和词汇。例如，“犯罪嫌疑人”和“罪犯”是两个概念，不可混用。用“罪犯”来定义“犯罪嫌疑人”等于已经给嫌疑人定了罪。

 一、媒体应注意：

1、不要为了单纯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而置当事人的隐私、心情、处境于不顾，媒体要有同情心。

2、在性侵害报道中，不宣扬、渲染暴力、恐怖内容或者教唆犯罪。

3、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新闻报道，要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及背景资料，有助于其改造后回归社会。

4、性侵害报道案件中，媒体应重点监督司法机关，确保不因嫌疑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而出现不公正的裁判。

二、在性侵害的采访报道中，应遵循：

1、减少对性侵害受害人的重复情感刺激。

2、当采访对象处于惊恐状态时，放弃直接接触的采访方式，如提问、摄影、摄像，用其他不打扰的方式采访，如观察、访问他人，或放弃采访。

3、在采访中注意被采访对象的情绪变化，如受访者变得情绪激动，应中断采访或建议其到较私密的地方进行采访。

4、把控采访氛围。注意采访语气和肢体语言，当你认为对方情绪失控时，应立即终止采访，及时安抚受访者，以减轻可能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

三、避免侵犯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1、新闻记者应该避免将未成年人有关信息外泄，或者没有相关证据就臆断是未成年人所为，或者公开报道未成犯罪的受审情况，乃至在相关报道中发布未成年人的照片。

2、新闻记者不得在案件报道中自作主张的公布受害人的相关信息。

新闻记者在报道中不能说出受害人的姓名，或者没有明说但是将相关信息公布于众，特别是对被害人的体貌特点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进而使被害人受到名誉伤害。国内法律对被害人特别是特殊人群比如未成年人、妇女、老人、残疾人等有相关的法律制度，新闻媒体在报道中若涉及以上人群就必须恪守法律，以免报道对他们产生侵权损害。

四、采写制作一定得有铁的证据

胡适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媒体人在新闻实务中不可能完全不采信言词证据，但一定要有法律上的证据意识，尤其是对报道对象严重的指控，应当尽可能获取实物证据（主要是书证和物证）。单纯的陈述，不论是官方陈述，还是个人陈述，即便来自核心当事人，也不能单独作为确定事实的依据。

重实物轻人证，不能单独以当事人陈述作为报道的核心证据，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法律风险，确保报道事实的法律真实性。这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下，尤其显得必要。

 五、非虚构爱好者、文学化手法写法制新闻很危险

所有涉案人在进行报道时选词用句都要注意不动声色，避免情绪化，行文最好是不带倾向性、多用白描手法，尽量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因为形容词往往带有作者对事实的好恶态度和情感色彩，动词则少有情感，而能更客观、真切地把事实发生的原生态呈现给受众。

记者的职责是“记录”而不是“评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新闻评论员不要沦为高级键盘侠，新闻记者更不是文学作家虚构事实写小说，法制报道对记者的基本要求：克服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硬新闻调查中实用特稿技法，非虚构文学技法，文本虽然好看，但是也存在巨大的失实风险！

新闻媒体对性侵害案件的报道切忌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而忽视其除恶扶正的社会意义。从汤兰兰舆情事件来看，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媒体不能滞后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记者更应当掌握与新闻工作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及时预警，杜绝类似汤兰兰案媒体采编事故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