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庆: 今天的中国名牌大学们缺了什么?
这几天,北大120周年,林校长念错别字的事情刷屏朋友圈,今天的北大怎么了?质疑声不断,要我说,今天的北大缺了魂!
北大的魂是北大精神,所谓北大精神指的是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学、办学、求学、治学的价值追求。最早为蔡元培提倡的构成了北大生命线的精神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
在中国,貌似人人都有点名校崇拜,你问下乡下种田的,中国要什么大学?他肯定会回答北大清华。
在对名牌大学的崇拜方面,中国家长和学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名牌大学,已不再是学校本身,已经被升华为“成功”的代名词。
每年放寒暑假,清华北大都有数不清组团来“朝圣”的学生,在大门口合影拍照,好像拍个照就真的读清华、北大了。
有人认为所谓的“名校光环”都是人造的,谁会因毕业于名校就高看你一眼呢?
在应聘的时候名校学生有点优势,真正开始工作,只有最能胜任的员工才会受到重用。如果是体制内单位、科研单位和教学单位,如果不是好大学出身,根本就不给你用工作业绩用数据说话的机会,门都不让你踏!
北大校长念错别字,有人为他辩解,是学化学的工科生,应该得到谅解。那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名校是怎么做的呢,为了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工科生也要求强化人文通识教育。
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莱文则从微观的层面指出:“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
耶鲁所要培养的领袖,就本科教育来说,核心是通识,也就是自由教育,这种教育所熏陶出来的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能够让人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如今的中国大学甚至为了追求办学效益,急于争资源、争排名、忙升格等,重包装、少内涵建设,盲目追求眼球效应,缺乏长久规划,片面追求办学规模的扩大和生源数量的增加,注重学生的技术性教育,在人文素养和人格塑造上有所忽视。
对高校的评价、对学者的评价过于注重物化与量化,以科研经费、论文数量、获奖情况等形式指标进行评价。
学校和教师的评价体系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容易导致利己主义思想向大学教师群体渗透,导致学术向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本寻租现象的发生,有的学者成为权力、金钱的附庸,丧失学术良知,对大学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中国大学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性,大学内部管理多为行政化管理,且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大学容易滋生官僚化现象,导致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制约,影响大学的独立办学和自由治学。
高校是一个塑造灵魂,培养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摇篮。
大学应该是一个拒绝诱惑、坚持操守,努力用精神、气质、理想主义,来呼唤社会良知,引导社会前行的精神家园。
但目前的现状是,不少高校教师热衷政治,早已蜕变成“藤本植物”,目的在于攀上“官员”高枝,以谋取自己的“贵族化”。
某些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担当情怀,严重缺位,甚至连基本的人格都被踩在脚下。
除了少数专注于三农问题、基层民主、乡村自治、农民工等问题的研究者,尚能一定程度上,接近和了解社会基层民众,余者绝大多数则受到体制的束缚,专注于沽名钓誉,埋头故纸堆。
高校学者们忙于应付职称功名,穷于务虚,且疲惫不堪。一股脑的专注于发表论文的数量,发表刊物的级别,这些量化管理的条条框框,主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使得这些当代文人,失去了对社会实际问题和民生疾苦的关注。
更有甚者,文人中一心一意追名逐利,趋向上层、投靠财富、热衷名流的不在少数,与社会基层民生脱节,与公众利益背离,自身德行、内在精神与实际行为、言论剥离,面目虚伪,令人厌恶。
长久以往,戚戚然于高校科研院所的职称名利得失,几乎忘却了知识分子的天职。
难怪有人惊呼,中国的大学里充斥着一群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味地追逐名利。
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
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屈膝卑躬钻营打洞,把一切阻碍其做官者为仇寇,除之而后快。
做官上瘾,在于官员手里的权力不受监督,导致腐败,而腐败又正好满足人性中的原始贪婪本性。升官是为了发财,一朝做官,便大肆敛财,陷入越上瘾,越依赖的恶性循环。
为了做官就要示好,投机,媚态百出地迎合能够提拔他们的命里“贵人”。
各行各业概莫能外,高校里的学者当中也不在少数。
“经邦济世”成为文化精英们,践行家国情怀的方式。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实世界的精神和行为。
古代士大夫们的经邦济世精神和行为,为师,教化天下成为多人士人的梦想。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一种与生俱来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们以儒家“入世”的积极态度,参与政治,关注民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彰显士人的家国情怀。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有黎民百姓、大众社会之意,是一种普世情感,是针对天下苍生的。
千百年来,传统士人在孔儒之道的引领下,以责无旁贷、自觉担当的气概,逐渐养育成就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北宋儒学大师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士人们的忧患意识还体现为潜心于学,力图以思想救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官僚和士大夫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士人精神与家国情怀,影响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两千余年。
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内蕴坦荡胸怀,天下、国家的视野。
家国情怀是以“天下一体”为逻辑基础,以经邦济世为社会实践方式,追求“天下太平”的价值理想。
将个人修身的意义上升到平天下的高度,将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紧紧联系起来,个人已不再仅仅作为个体而独立存在,已超越单独的个体。
在大一统的政权中,士人的忧国忧民之情,源于对国家、对百姓的挚爱之情,期望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富足。
世界名校之所以成为世界名校,因材施教的本科教育、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开放包容的办学格局是共同特质。
在这些大学内部,更为重要的是孕育出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独立思考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尤为关键的一步。
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认为:“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身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
当前的中国大学精神重建应该超越世俗性、工具性和市场化,超拔于绝对物化的世界、享乐化的世俗生活,回归其为了人和社会的至善,担当起引领社会集体向善的责任。
大学只有与现实社会密切联系,为社会提供科学与技术,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为社会解决复杂问题,才能找到其自身存在的价值,才能从社会获取各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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