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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庆:疫苗事件中的塔西佗陷阱,尴尬囧境是如何造成的?

陈安庆 南方传媒书院 2019-10-31

01 形成“塔西佗陷阱”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官方公信力的缺失


狂犬疫苗一波未平,“百白破”疫苗一波又起,年轻的中国父母们对疫苗安全、监管措施的焦虑和担忧。


当真相变得稀缺,舆论容易偏离失焦,容易被新的舆论带走跑偏。当疫苗危机还未离场,咸腥的性侵疑云席卷而来,迅速带走了对疫苗事件的关注热情。


早在2010年,山西省就发生了,近百名儿童因为接种疫苗而致残甚至死亡的事件。中国疫苗安全还面临相当严峻的考验,民众也对此产生恐慌情绪,甚至蜂拥寻找进口疫苗,对国产疫苗逐渐失去信心。


2015年的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国产疫苗遭遇信任危机,监管部门公信力丧失殆尽。



随着系列疫苗安全事件相继曝出,疫苗的安全问题,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反映出中国疫苗安全监管体系中尚存在巨大漏洞。


长生、武生疫苗事件,三聚氰胺事件、毒胶囊﹑山东疫苗案﹑淀粉制假药一系列药品安全事件频发,药品安全事件与百姓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关注程度高,民众情绪反应激烈,由此引起的网络舆论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坊间舆情掉入这样一个陷阱中:无论官方你再说什么,老百姓就是“不再相信”了!这实际上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


所谓“塔西佗陷阱”,源于古罗马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


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塔西佗陷阱”背后是政府在舆论危机当中所坠入的“陷阱”,这种“陷阱”是一种无论如何,都无法取得公众信任的尴尬囧境。



在新媒体领域,网民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庞杂的信息发布主体,导致现在的舆论环境发生了整体变化,去中心化后,如今的传统媒体已不再拥有绝对发言权。拥有麦克风的自媒体人,人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官方舆论场的声音与民间舆论场的声音,发生了撕裂与对峙。


形成“塔西佗陷阱”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官方公信力的缺失。长久以来,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信息透明化程度不高,一些官员存在贪腐等问题,损害了政府的公众形象和声誉。


02 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需要警惕的是官场护犊子的

抵罪潜规则


官场递罪,是一种部分官员构成的抱团的态势。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官场护犊子的抵罪潜规则,官场因为脱身舆论漩涡而不顾事实真相,掩盖推责,官员间袒护相互打招呼,全面勾兑的情况发生。


递罪原则,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无限度地侵害弱者。


官官相护,是等级社会的产物,官员之间不讲原则,不论对错,无视公正,互相包庇袒护,狼狈为奸。官官相卫,结私营党,朋比为奸……


如果出现这种现象,那背后都有无数个肮脏而血淋淋的故事,作为注脚。官官相护这个问题很棘手,高层力量都难以有效控制,民间力量当然更是鞭长莫及。



由于圈子文化的存在,官员在一地任职即便时间很短,也能迅速“举贤不避亲”,称兄道弟,官官相护,权钱交易,结成利益联盟,形成自己的利益小圈子。


官场是一个喜欢结圈子,讲究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拜山头,拉帮派,搞团伙。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等于进了班子。"


这种官场潜规则,通常视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如敝屣,使自己在当地游刃有余。


03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追责惩凶,真相揭盖好比赌局揭晓



在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共振的当下,真相揭盖好比赌局揭晓,真相究竟怎样反而是次要的,人们只关心真相是不是我押中的那一款?


这正是时代的悲哀之处。


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为了政府财政收入或者个人利益,对违法企业不予查处,特别是发现严重问题后,处置不力,不及时上报,不让记者采访,企图蒙混过关。不少政府部门没有依法行政,对疫苗质量监管不力。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失职,行政乱作为、不作为。


三鹿事件后,只有两个奶农张玉军、耿金平被判死刑,大部分罪犯被判有期徒刑,三鹿老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人家还不服上诉来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包括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石家庄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在内的一批当地有关官员被免去职务。而这些被免职的官员,经过一段时间后又纷纷复出。


三鹿最终走向土崩瓦解,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祸及整个国产乳品行业。这一次,长生疫苗事件,也必然对国产疫苗信任造成巨大打击,短时间内无法挽回扭转!


在当下,中国已经建立起权力监督体系,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监督制度可操作性不强、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



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和审计监督,基本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人大代表意见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政府内部审计报告和结果公示程度不够全面也不够透明。


虽然大部分政府部门为群众举报、媒体监督提供了多种渠道,但存在本地监督无效、监督部门推诿,官官相护,互相遮掩的情况。助长了地方官员唯上是从、周旋内外关系、拉帮结派的腐败现象。


这似乎是一面病态人格的镜子,“民本位”缺失,“官本位”传统思想观念和权力过度集中,使当前的行政负责制出现了“只唯上,不唯下”、“只唯私,不唯公”的现象。


三鹿奶粉事件拷问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但是,背后的政府官员的问责如果不能真正落实,此类悲剧还会重演!此次疫苗事件,如果不能真打掉奸商背后的保护伞,不动真格地反腐肃贪,再好的危机公关和问责,都起不到修复民间创痛,对贪腐官员的震慑作用!


04 普通民众对社会现状感到困惑、迷茫与无力,

暴戾之气蔓延



民众在低水平舆论场,乘坐惊悚的舆情过山车时,真相却在千里之外。 如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阶层差别加剧。


官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教育危机、道德失范、社会安全缺失等问题叠加,从而导致社会暴力事件与社会心理失衡现象屡见不鲜。


现如今,悲哀的是,资本全球化,工作碎片化。教育、住房、医疗像三座大山,随时可以压垮城市中产,楼市锁住了中产们本就稀缺的流动性,股市让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各类理财产品全面打破刚兑,风险事件频发……中国的中产群体正在缩小,社会越来越变成哑铃型,两头大,中间小,更准确的说是金字塔型社会,底层大,尖层小,而中间层形不成规模。


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假如一场大病大灾就能够摧毁,那么是否意味着M型社会已经到来?



房地产泡沫,政府、企业、居民债务杠杆高,人口老龄化,产能过剩,货币超发,通胀如虎。从自豪与下坠,从"新中产"到"新穷人"这对中国社会是危险的,中产消失,屌丝又难以逆袭!


看完《我不是药神》,很多城市中产就在感同身受的泪水中暗自祈祷,希望自己不会如剧中人那般因病致贫!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希望在教育、住房、和医疗三座大山压迫下更有安全感。


当年改革中敢闯敢试的勇气和实际行动正在衰减,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还远未"到位",资源集中和依附于权力的现象没有本质性变化。


信任转向下的风险感知加剧。国企改制、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中出现的社会不公,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这些社会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普通民众对社会现状感到困惑、迷茫与无力,暴戾之气蔓延,普通民众选择在网上吐槽,形成了吐槽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针对主流舆论的对抗行为。


一时间,公众自主集合成民间阵营,用自己独有的表达方式反映诉求,希望官方能重视民间舆论,妥善解决社会难题。


05 一旦严肃事实泛娱乐化,这也意味着真相尚未分娩,

却早已离席退场



舆论的狂欢表面热闹,其实是事实挖掘的寂寞与萧条。


不可否认,公众是基于朴素的道德正义、出于民间义愤对此事进行评价的,他们希望得到真相,也渴望逼进真相,本意上防止个体堕落为沉默的大多数或者被指责为官方犬儒。


如今,民间仇官仇富的情绪普遍存在,以吐槽的戏谑、反讽精神游走网络、在此次舆情事件中,性格叛逆张扬的网民,不惧怕权贵、誓将吐槽进行到底。


一时间,网络意见气候异常,情绪大爆发,进入一个漠视事实的后真相时代。新闻反转和舆情撕裂的流行与习惯背后,是真相的尴尬缺席和难以触及。


当真相变得稀缺,舆论容易偏离失焦,容易被新的舆论带走跑偏。当疫苗危机还未离场,咸腥的性侵风暴席卷而来,迅速带走了对疫苗事件的关注热情。


一旦严肃事实泛娱乐化,这也意味着真相尚未分娩,却早已离席退场。尽管充满正义感的普通网民,通过微信朋友圈吐槽的形式,希望通过观点表达、发泄不满,希望社会改良。


他们希望通过吐槽情绪,争夺公共事件中的个体的话语权。 事实上,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话语权的争夺战由来已久,舆论主导权一般由官方掌控,民间很少获得充分话语权。



社交媒体微信虽带来草根话语权,但正统的表达通常被淹没,只有吐槽的方式快速传播,使不少公众获得一定话语权。集体吐槽形成的喇叭放大效应,能造成轰动的社会舆论效应,形成了震颤社会的力量。


根源在于普通网民希望获得精神上的民主和胜利,以达到间接参与推进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这种表达方式无可避免地滑向了网络狂欢。


人们喜欢沉溺于各种文本带来的快感中,忘记真正的问题所在。在网络世界中,人们因为网络具有虚拟性与匿名性,所以斗胆尽情表达和抒发自己的情感和观点。


由于人人都有自己的网名,人们无法判断面具下,出言不逊的那个人究竟是谁,而微信朋友圈是典型的熟人关系社会,一般会视为不见,这就为吐槽意见气候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在此次舆情传播中,人们可以感知到不同的意见气候。中国目前有至少1千万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各种发声意见交锋、观点对冲也不奇怪。


当官方固执地批评普通人不懂理性思考时,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在此次舆情处置中失分项。


06 疫苗事件中企业、政府、媒介、公众之间在信息博弈

中角力



人们生活在缺乏信息自由的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加剧了生存的安全焦灼感,这种安全感焦灼,表现在争取权益时演变成了无力,加剧了网络情绪恐慌。


我们认为,在此次疫苗事件舆情危机中,某些官方部门在社会事件发生之后,害怕公布真相会引起群众的不满,或者对自己不利,如果在公布信息的时候遮遮掩掩,只公布一些无关痛痒不会损害到自己利益的信息,结果反而使民众更加反感,宁愿去相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从而使谣言更加泛滥。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微信朋友圈和自媒体公号,媒介传播的信息错位,易使传播的正向功能逆转,在这样的环境下易催生信息的次生灾害。


在中国,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是维权程序复杂耗费时间长、维权举证难度大、维权费用投入大回报小。


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与经营主体抗争未果的时候,常常会向新闻媒体反映。根据中国现行消费者权益法规的规定,媒体可以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维权报道本质上是利用法律武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正义之举。


作为盈利的经济实体,企业和行业往往以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趋利性导致企业见利忘义。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本着公正客观的原则进行报道,通过议题关注、围观强化以及采访各方利益代表,对各方问题、责任加以客观描述和细分,对问题企业舆论施压,促使其认识到错误行为的代价和风险,进而吸取教训,加强自律,使企业更加守法,行业更趋净化。



诚信守法的企业不会害怕媒体,只有不要底裤的无良商家才会惧怕媒体履行监督。


这就需要记者和媒体要有为民请命的决心和胆量,在面对威胁、面对诱惑的时候能够坚定不移地用正直的笔记录事件的真实情况。媒体要有为民请命的胆量,与邪恶势力做斗争的勇气。曝光不法奸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媒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秩序的改良,驱逐和打击了劣币。


“三鹿奶粉”事件被媒体报道后,中国奶粉行业重新洗牌,双汇“瘦肉精”事件后,倒逼着企业加强产业链每个环节的问责追责。媒体监督的力量对企业和行业深刻认识社会责任和考量自身长远经济利益的深层关联帮助,无疑是巨大的。


在外界强大的压力下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以旁观者的公正立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许多媒体在维权报道中需要面对的问题。通过发现问题、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为消费者提供维权思路,为社会大众做出贡献,是新闻媒体在今天自媒体林立,仍然具备公信力的一大原因。


当前,中国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中,企业、政府、媒介、公众之间在信息博弈中角力,博弈处于低水平均衡。媒体在其中角色关键,功能独特,作用直接。


新闻媒体通过对报道内容、报道体裁、报道态度、报道形式等进行策略建构,达到推动消费市场秩序的作用。


当一名职业记者,就像被天神惩罚的西西弗斯一样,他每天把巨石从山脚推到山顶,接着巨石滚下来,然后又开始推,周而复始,永无穷尽。

记者无力则国无力,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注:本文系南方传媒书院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作者为国内知名媒体人——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院长陈安庆教授、中国第一代调查记者代表人物)


写于2018年7月25日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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