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稿成名时代终结：记者的出路有哪些?

作者：袁凌 

从业以来，我一直都是一线记者，想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说两个问题，一个是调查报道本身的困难，第二个就是深度报道记者角色的转变，在新的条件下我们怎么样活下去。

我做深度报道的时间比较晚，为什么做？当时我面临一个非常有风险的选择，我非常犹豫。

【袁凌考入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迷恋写作，中途退学，进入报业】。

但我在《新京报》做了两篇报道，SARS后遗症的调查和一场火灾的反思，这两篇文章激励着我来到这个行业。

就这样，我一做做了十来年，中间也有很多曲折。2005年年时，我在《新京报》给陈峰【编者注：时任《新京报》时事新闻部主任】做副手，再后来又到新浪新闻中心做管理。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网站不是我待的地方，就回头了，因为我想写东西，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沉寂一些日子后，我觉得这样不是办法，所以又回到媒体，从一线开始做起，重新做记者。先到《凤凰周刊》，现在又到了《财经》杂志，这是我个人辗转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深度报道辗转的经历。

有人说，中国深度报道的形势是由高峰往下走，呈高开低走的态势。对此，我个人讲几点感受。

以往做一两篇报道就可以一呼百应，一稿成名，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做再多报道也不会有很大反响，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能驱使一些记者离开以前的话语权立场，开始走向专业。

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同行并没有做过什么深度报道，有些所谓的深度报道看似语气和逻辑都很客观，其实只是一些长报道。

但我发现还有一些人是可以称得上深度报道记者。

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见到一个人，2005年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资深记者了，但依旧专注于财经报道。这次相见我才知道，她快50岁了，还在继续做财经报道。过去我们总以为，记者这个职业不能长期做下去的原因是年龄、体力的限制。但像她这样在财经专业领域长期扎下去，是可以超越年龄的，不受此局限，做出专业性报道。把深度换成专业，我们是可以生存下去的。

因为财经领域门槛比较高，可能很多同行觉得这个例子不够典型。在时政领域方面，我的同事罗昌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先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后来做了个管理者，但是没有放弃业务，每年总能写出几篇封面报道。他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在政经领域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东西，这就是沉淀的结果，这就是他独特的优势。

对我自己而言，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写作的人，我不善于在某一个领域内积累人脉和资源。但是我想在传媒一线生存下去，便找到了另外一条路，关注思想史，关注历史。从调查报道转向特稿，因为我们还是要关注人性。

我到了《财经》后，基本上做的都是特稿，除了“马三家”。特稿也是深度报道，是人性的深度。发现这一点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坚持做一个写作的人，我仍然可以生存下去。

以往的调查报道大多周期短，记者疲于奔命，一个月要做三、四篇，无法持久。但在眼下的形势里，传播渠道比较多，我们的东西报社不给发表，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发表，可以投给新媒体。其实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制度确实不一样了，但是市场更大。

市场是需要我们提供优质内容的，对于以前有某种情怀的调查记者，我觉得要把这种情怀转化成一种专业的态度，提供专业的内容。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内容提供者，你可以一直做下去。

我知道很多记者很纠结，说总做记者累死了，时间有限，压力巨大，朝不保夕。如果退一步，把自己从调查报道记者这种有点虚幻、有点模糊的概念，退回到内容提供者的概念，如陆晖【编者注：《看天下》副主编】所说，我们不再做信息传播网路中央的大蜘蛛，但我们可以是小蜘蛛。

现在这个社会需要的并不仅是观念的传播，还需要重新奠定一种根基，重新打造那些被消费主义和制度天花板破坏了的深层感受和历史际遇，这是普通写作人和专业记者应尽的义务。

所以我现在并不觉得悲观，虽然眼下的天花板越来越低。万一我做不成记者，还可以自由写稿，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带来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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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袁凌，生于1973年4月，复旦大学硕士，多年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先后担任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北京新闻部副主编、《财经》杂志及新浪网新闻中心副总监、主编等职，《博客天下》资深主笔，曾发表过《回望吕日周长治之治》、《十问三峡》、《走出马三家》等大量有影响的调查报道和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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