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ICC中文赛经验分享 | 玉山白雪飘零 燃烧少年的心
玉山白雪飘零 燃烧少年的心
文 / 华东政法大学 李桐
配图 / 作者提供
2020ICC中文赛已落下帷幕的一周后,作为2019ICC中文赛华政赛队的庭辩员、2020ICC中文赛华政赛队的领队,我觉得有必要写下一点东西来记录这两年的一些收获,以此来感谢我的队友、指导老师以及组委会,同时也纪念自己在这两年之中为这个比赛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大三初遇ICC:自信到困惑
我在加入2019ICC中文赛华政赛队之前,其实一直自以为自己可以凭借自身在模拟联合国中积累的浅薄“学术”,尤其是看过几眼联合国宪章和知道安理会怎么开会的实践经验在ICC比赛中证明自己。
但随着在面试之时被马贺老师,也就是华政ICC中文赛的指导老师质疑了我所讲的一切内容是否有依据时,我陷入了人生的未知领域。我清楚地记得面试当天在从长宁校区回到松江校区的地铁上,我绝望地找了微信好友中几乎所有对国际法有些许了解的同学讨论当时面试时被问到的问题,只希望其中一个人对我回答内容的认可可以帮助我感到一丝心安,而实际上这些认可也并没有什么积极作用。
现在想来,当时的我的确是在学术上十分依赖自己一厢情愿的理解和思考,完全不会去重视和主动寻求自己观点背后的出处和依据,颇有一副“出租车政治家”的做派。这次面试可以说使我深受打击,但在我后续侥幸入选了华政ICC中文赛赛队之后,才发现这种面试中的情况相对于训练来说简直不值一提。
京沪集训:输入输出循环往复
华政ICC中文赛赛队一般的训练方法(至少2018年赛队的学姐要求我们的,2019年我所经历的,以及我所在2020年要求新一届队员的都是如此)分为两个部分,队内学习和与指导老师马贺老师之间的讨论。
前者十分容易理解,即首先通过对于多部国际公法和国际刑法著作的阅读对于国际公法基本概念,国际刑法这一学科和ICC本身建立起一定的基础性和体系化的认识,这对于我这样的野路子出身,除了国际公法课本以外毫无训练的学生来说在规范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会在12月在学校的资助下前往北京聆听刘大群法官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课程,刘法官思考国际法独到的角度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们更好地入门国际刑法,同时开始在其中深入研究具体问题均提供了更多的视野和手段;此外,我们会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始研究赛题中的具体问题,如对于2019年有关侵略罪赛题的第二问来说,我们从历史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和现有的对于联合国安理会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会议入手,进而开始更广泛地阅读ICJ尼加拉瓜案等判例以及外文文献,从中试图形成解决赛题问题的出路和三方文书的论证思路,再将之与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以及《奥本海国际法》中的经典理论相结合。这一部分的队内学习占据了我们日常训练的主体部分,在2019年ICC的比赛中从2018年十一月初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4月的北京正赛之前。
一摞前期参考过的书
而训练的第二部分,即与马贺老师之间的交流则充满了挑战与刺激,马老师通过每周至少一次的当面交流延续了自己面试的风格,以“出处”“依据”“我凭什么采信”的三板斧无数次使得我们捧着自己一周的检索哑口无言。
我印象十分深刻在某次交流之时,我刚引用了伊恩·布朗利的一段论述试图解读人道主义干涉标准之间的差别,马老师直接将我打断并用好似充满天真的语气问出“布朗利是谁啊?我没听说过啊,你为什么看他的书?你看过本法官的书吗!”,一旁的我被惊得哑口无言,想用ICJ规约38条和相关先例予以解释,却又被“马法官”夸张的表达惹得笑了出来。
可爱的马老师
事实上,几乎从我们赛队组建完成之后的第一次与马老师的交流开始,每次交流的内容都会固定为马老师扮演法官地角色聆听我们一周检索的成果,对我们进行发问,同时也要求我们在之后的时间里对没有回答上来的问题进行进一步检索,马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和他自身的发问方式即与比赛庭辩中的形式类似,其标准也直逼比赛中一些极为刁钻的法官,几乎每次都可以靠着自己对于依据的不懈追求和新奇的设想给我们自认为精心准备的论证泼凉水,但也每次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可以思考或检索的论点,不论靠谱与否,同时也一直在磨练着我们的应变能力和对自身表述严谨性的追求。
一次平凡无奇的训练
北京海牙:赛场见真章
在2019年华政赛队组建之初,我们几个队员就私下讨论过多次想在比赛中担任什么角色的问题,由于我们每年赛队最初的人数都达到了十余名,队内的竞争,尤其是对oralist的竞争不可谓不是十分激烈,而与马老师每周的交流,尤其是这种模拟庭辩并需要回答一系列刁钻的追问的训练模式也成为了主要的队内选拔方式。
我在加入ICC赛队之初,尤其是在经过面试失利,更加想要证明自己的情况下就一心想成为oralist,和其他队员聊天时发现有人满足于当一个上场的researcher时甚至十分不解,在当时我浅薄的认识之中模拟法庭比赛最有意思同时也最具有挑战性的环节即在与庭辩,其可以直接反应出你自身准备的丰富与否,也可以和其他选手一教高下,无论是在赢得荣誉还是锻炼自身方面都十分令人向往,而相较于researcher的检索工作而言,其与大学之中任何的学术研究大同小异。在此影响下,马老师每周的交流活动并没有使我退缩,反而使我确认了心中有关模拟法庭庭辩的印象,坚信在这个比赛中不当oralist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意义,oralist的强弱也直接决定了比赛的走向。
虽然以我现在的认识看来,这种想法的确有失公平,口头庭辩只能说是对于整个备赛过程中的一个总结,oralist自己的检索与对材料的理解,再加以其能信任和依赖的researcher所作的检索与归纳才是庭辩之中的核心,oralist在法官面前的工作仅仅是将其进行有逻辑和说服力的编排并以之作为回应的依据,但我同样坚持认为庭辩这一总结环节不可或缺,其见证了整支赛队的付出,对于oralist的信任,也极大地考验了oralist本身,这一与法官以及其他各支赛队的交流可以直接体现并强调出自身的论点,反馈出自身的不足,这不可否认的都是其他活动,哪怕是这一模拟法庭中的其他环节所不能提供的机会。
在这之后,即是漫长的备赛和比赛过程,可能是由于竞争过于激烈,加之随着比赛过程的延长,大家的心态也逐渐疲倦,互相之间的忍耐也受到了影响,我们赛队内部因此产生了诸多摩擦,尤其是在北京赛成绩不如往年,靠着海牙赛段参加队伍数量增加的规则改动才得以晋级之后,问题愈演愈烈。
这段时间可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我在海牙赛段之前脑子里甚至只想着尽早结束,虽然还有些期待比赛过程,但对比赛结果已经没有了什么奢求。在半决赛我自己抽签抽到自己的持方,担任oralist连打的两场半决赛之中,因将赛题中的“伤亡”说成“死亡”被吉林大学抓住了反驳的机会,被动地帮助其靠着这一分晋级到了决赛,留下我们华政和东吴大学半决赛并列第三,而后者在法官的两轮评议后被选入决赛,华政最终以又一个第四名的成绩再次无缘决赛。
在荷兰的学术追星
我承认我的两场oral打得并不好,在第一场面对杨法官这类较为温柔的法官时还可以凭借自己对于第二问的精心设计以及针对常规问题的训练稳中出奇,引导法官和对手向自己希望的方向进行讨论;而在第二场法官有意引导对抗的情况下,我对于案例的具体情况不够熟练以及口误的问题则都暴露无遗,导致最后辜负了全队的努力和信任,无法更进一步。
海牙的这两场oral实际上是我第一次和第二次上场,我在北京赛时只担任了researcher,但也就是在这两场oral,或者说是我很早就开始期待的两场oral之后,我意识到了自己无论是在学术水平还是比赛经验上距离一位优秀oralist的差距,尤其是我自己先后担任researcher和oralist的经历也让我亲身体会到了在旁观时理思考如何回答法官问题,与oralist直接与法官对话,要去直接读出法官想问什么,同时试图去引导法官向有利于自己持方的方向思考,避免与自身论点无关的追问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我在这时满足了自己打oral的愿望,也更加坚信oral才是整个模拟法庭中最为锻炼一个人的环节。
重返赛场:教练视角看ICC
我于2019年ICC中文赛比赛结束,2020年华政赛队招新之时选择了再跟一年。当时的我显然不知道2020年的一切都会与之前那么不同,只是想要保持一下华政历年来都有一个老队员留下来当领队的传统,同时从私心上来说也是因为我对2019年的成绩留有很多遗憾,一直觉得其中因为自己的心态和口误的问题耽误了赛队,对华政赛队以及马老师心里有愧。虽然从实际结果上来看我因为法考、留学申请和实习等原因没能在上海一直跟队训练,自己也没能做到和前一年一样的检索和研究强度,但还是尽可能地在队内协调以及比赛经验方面帮助着新的一届赛队。
而也从这一届赛队的招新开始,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有关选择oralist角色的问题,尤其是他们在平时训练中的付出与和队员之间的交流又是否可以让他们自己,以及在队员心中配得上这一位置,甚至在他们被通知入选的第一天,我就一边自我感动一边写了一大段话,以上一届的惨痛教训来告诫大家在这个比赛之中预期的收获必须要与付出的努力相对应的道理。
我们在这一届的招新之中收获了和我们2019年赛队最为稳定的检方学姐一样拥有扎实的检索能力的李庄旭,思维异常跳脱(甚至产生过跳过VCLT直接默认适用文义解释,从而解决需要考虑其他条约解释方法这一问题的想法)但也可以凭借自身知识储备逢凶化吉的钟启诚,让人十分放心且一直热心帮助另外两方的杨婷婷学姐,在文书上独当一面的潇萌和姝瑜学姐,oral同样优秀的聂春和晓乐,以及一起跟到了最后的王花,倚天,甜甜和婧怡。
这届赛队的本科生的比例远高于往年,而华政之前几年ICC中文赛主要靠研究生打oral和集训检索的传统也在被完全打破,大家在2019年的年底,也就是赛队刚刚创建,我们安排的对于国际刑法做基础了解的阶段就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尤其是在钟启诚同学的督促和压迫之下,队伍内部的效率和感情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相比2019年,2020年的备赛情况因为一系列主客观原因而有些不同:
文书写作方式
2020的文书写作相较于2019年轻松了很多,一方面是因为占据多数的本科队员不会有实习之类的事情挤占备赛时间,可以在寒假期间冲刺检索和写作,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调整了备赛策略,从以往的由三组同学分别检索赛题的一二三问,最后各自写作自己的部分并结合形成文书,变成了一开始就分好三个持方,持方内部共同检索三问的所有内容并一起写作自己持方的文书。
我们以往的文书写作方法较为强调对于某一问的细致检索,通过让几个队员专精与此,做到将其有关的材料挖到较深的深度,从而在结合成文书之时可以同时保证三问的深度,同时也可以避免分持方以后的重复检索浪费时间。但与此同时,这一方法在遇到某一方的队员投入的时间较少,检索和分析不够或水平与风格时间存在差异时则会出现很多问题,最明显的就例如一份文书中的三方由三个人撰写所导致的写作风格和习惯不同的问题,而一旦某一方的检索出现问题或不够深入,其他队员则又需要帮助其从头开始检索,在结果共享上出现问题,而之前所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也就化为了泡影。
基于这样的教训,我们在2020年改变了文书的撰写方法,较早区分持方的做法虽然可能导致大家在检索基础材料上会重复劳动导致浪费时间,也可能因此不会在某一个问题上检索到一个较为深入的层次,但带着自身持方的立场去精读对自己十分重要或有利的材料,如ICC缅甸案之于政府方第三问也同样可以提高文书的针对性,而让几乎所有队员都在文书阶段对于三问的基础知识和材料有所掌握,也有助于后期准备oral时持方的转化和模拟时的互相帮助。
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方法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我们以往较为割裂地专注于某一问可以很大程度上在合并文书之前均不会与另外两组专攻其他问题的队友产生交集,而组内由于研究的问题相同,也很少出现在组内分工上的问题。而在较早分配了持方的情况下,每个持方内部很可能很早就会出现组内分工不均的问题,这一问题发酵开来则很可能形成后期对于队友贡献不足的指责,而不同持方之间在对于同样的背景和基础材料有了了解以后,也更有资格和自信去质疑对方的论述或观点不够完美,甚至在其中掺杂自身持方的主观偏见,从而激化矛盾。
正是因此,这一文书写作的方法要求队员之间存在更多的信任与理解,虽然2020年的华政赛队内部关系相较于之前已经十分和睦,但这些问题仍然有所体现,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最终合并完文书,互相检查格式之时,我们的小钟同学先是拒绝将所有的公约和条约缩写,而在其他人的劝说和自身文书字数超标的压力下好不容易决定使用缩略语,又固执地要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为“公政公约”,拒绝另外两方使用的ICCPR这一缩写,美其名曰应当使用汉语语境下的简写。而当另外一方的学姐在交换修改时直接帮其进行了修改之时,小钟还十分恼火,认为对方未经他的同意篡改了他的作品,直接导致另外两方十分绝望,对继续修改的热情骤减,而小钟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何大家都不支持自己。
这一事件后续不了了之,万幸的是大家也没有因此产生矛盾或者积怨,之前执意要修改,甚至因此恼火的学姐后续怕影响小钟学弟的心情还多次道歉,生怕大家因此产生隔阂。整件事上其实严格来讲并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双方的思维方式有着固有的差异,在对于这个比赛投入了很多之后,也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尤其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了而已,我们十分幸运于双方都能够理解对方的想法,哪怕结果并没有让一方满意,也并没有造成负面影响,但倘若双方不肯理解对方,将此上升至对个人的偏见与不满,甚至将这些情绪转嫁到其他问题之上,后果则完全不堪设想。
某次争吵后为调解矛盾而创造的群聊
一个赛队无数队员之间的备赛方法所有差异本来即无可厚非,在遇到争执时能够理解对方的善意,理解可能其他选择在他人看来也是在为了赛队着想,通过理解和理性的讨论信任队友,不去妄加指责,这才是一个团队能够避免内耗,维持健康的关系同时提高成绩的不二法门。
疫情
2020年春节之后的事情显然是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幸而今年寒假放得比较晚,大部分队员要求压缩年前的集训,在年后早点返校进行集训,疫情没有直接影响到赛队的队员,否则按照往年集训到大年二十四五的习惯来说出行安全则很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在疫情之下不能返校,不能按照惯例集中集训的情况下,网上备赛过程明显地放慢了节奏。虽然我们还维持着大约一周一次的集体讨论,也就是和马老师的模拟,但平时如果没有文书ddl前两周的压力,多数时候也只会周四周五模拟之前临时准备一下,不会投入太多的时间。尤其是在交完文书,我们也在和马老师的模拟之中选出了oralist并确定了持方之后,更多的如写稿背稿的刚工作需要oralist自己完成,整个赛队集体的研究和准备活动逐渐完结,如何在场上更好地完成oral成为了老师和队员们关注的重点,即使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疫情是否会对线下的北京正赛产生影响。
而如上文所说,马老师每周模拟的风格十分有侵略性且在逻辑和依据上一丝不苟,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只得搁置,而尤其是在比赛杳无音讯,每周还要维持一次的“受虐”过程的经历也难免使得包括oralist在内的不少队员逐渐疲惫甚至开始抵触。我作为夹在队员与马老师之间的领队,一边试图安抚大家,一边也试着减少过几次模拟的时间和频率,但我们最终仍然将这将近一周一次的模拟保持到了六月,直到大家都开始期末考试,而组委会也逐渐明确不会再有口赛环节之时方才放松。
一个由队员自发为我校教练颁发的假冒伪劣奖牌
这一年的备赛经历我相信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任何一支今年的赛队来说都是一段全新的体验,虽然像腾讯会议这种视频软件可以实现与现实集训在交流效果上的相似,但分散在家的状态无疑对所有人的效率和积极性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而更严重的是,本来中文赛较长时间的备赛过程中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再次被拉长,在去年我们已经可以在北京正赛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准备海牙赛段的比赛之时,今年的赛队队员还需要自己进行摸索,对自身和其他赛队的水平都不能形成较为准确的认知,更不用提在这个时间的压力下对比赛逐渐产生的疲惫与懈怠的情绪,在这个角度上,这届队员撑到最后所需要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压力,已经完全可以与之前我们较为惯用的赛前两周封闭集训不相上下了。
2020年最终的两张获奖证书
峰回路转:交流赛弥补遗憾
我们直到7月才得到了确切的取消口赛的消息,但五六月的时候我就有考虑过这个事情,倒不是担心光凭文书评比名次的话,我校一贯拉跨的文书成绩会影响我们的排名,只是觉得今年大家都准备了这么多,尤其是在为了oral一直在做准备的情况下,没有口赛就意味从结果上这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在这种想法的趋势下,再加上一些可能我个人对于去年oral环节的执念,我构想了一些在没有官方口赛的情况下自行组织交流赛的方案,最终成文并在赛制的不同方案,法官,打分,技术以及监督问题上进行了讨论。这份方案最后被交给了组委会,我不知道其后来是否发挥了作用,但起码在最后官方交流赛的举办和其推送中“庭辩是模法的灵魂”几个字的出现,也算是达成了我的心愿。
某天深夜憋出来的策划案开头
现在回想,我觉得我如此想要有一场口赛,无论是打分排名的比赛还是交流赛能够举办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能够直接体现出一支赛队的备赛水平,无论是与同台竞技的其他队伍相对比,还是与法官直接交流回答其问题的过程都可以客观地展现出自身备赛的成果,尤其是在面对学术过硬且比赛经验丰富的法官之时,关于赛题核心问题理解是否到位以及对于背景材料检索是否扎实的结论都能得以直接体现,而没有这一环节的话,则很有可能落入闭门造车和自我感动的陷阱之中,陷入自己的思路无法自拔。
而除此以外,我也感觉自身有愧于这一届的队员们,一方面因为其在准备的认真程度和深度上都优于我们2019赛队,不能凭借自身实力打入海牙实属遗憾,而同时我也从他们招新开始就画出了“打oral有多么有意思”,“好好准备就能打好oral,最后在海牙欢庆”之类的大饼,尤其是我们一直在队内强调了在ICC中文赛之中,华政历年队内最主要的逻辑就是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对应关系,大家今年为了赛队整体付出了甚至多于往年的努力,最后的回报却因客观原因大打折扣,这无论如何都能以被称之为公平。
线上交流赛
幸运的是,组委会最终决定举办交流赛,请到了马呈元,廖诗评和田士臣三位担任法官,华政也如愿得以参加。而最后交流赛的结果,我们全队上下也都十分满意的,当我和马老师讨论起我们赛队oralist的表现时,最大的感受即是她打出了华政一贯的风采,我们都知道这是由我们传承下来的训练方式,队员们大半年来的努力,以及李庄旭作为oralist自身在最后两周顶住压力的结果,我们华政2020年ICC中文赛至此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而这最后的oral,也可以被称之为整个备赛过程最好的总结。
倘若没有这个环节,我不知道对于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来说会不会有遗憾,但我可以确信的是,这次交流赛的oral从赛前一个周末的最后一次模拟,赛前几天大家一起对于关键问题的确认,直到最后在场上的陈述与对问题的应对,方才让我们赛队中的所有人感受到了“模拟法庭”这四个字真正的含义。
结语
“玉山白雪飘零 燃烧少年的心”
这句歌词是我能想出的对于华政这两年ICC中文赛备赛历程最好的总结,我们在这一比赛之中以点滴的积累铸就了扎实的学术,也以年轻人所特有的激情,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乃至于中国国际刑法的进步之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收获至此,夫复何求。
谨以此文献给ICC中文赛,曾经一起奋斗过的队友们,以及今后将要参加这一比赛的同学们。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CI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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