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映

我们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认识到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切不可脱离实际，凭主观去思想和行动。

作者：费孝通   来源：中国好学者

人们即将告别20世纪，正从工业经济时代走向一个由知识、信息和智力为主导的21世纪。我们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者，处在世纪之交，无不感受到我国的社会和文化也在经历着的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实际上，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知识信息社会已经有了各种联系，而且，这些联系使我们原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想象力已经面临着许多挑战，就象我们在理解当今社会的复杂性时碰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时越来越感到必须要加强学习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是试图更好地把握时代变化的大趋势，并希望走向时代发展前沿的，那么我们肯定是有必要经常检查自己所作的研究能否贴切地反映现实社会。可以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举办“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这种形式请大家来互相交流各自正在进行的有关研究，特别是这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提出的新思考。我想这次会议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而且可以使我们对自己新思考的有效性作出进一步的判断。

今天，我想在这里谈这样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应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理论；第二，只有把社会科学研究与当代社会发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理论；第三，如何充分地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如何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有利于社会理论发展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近10年来，我们已经明显地体验到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了，急需信息的获取和信息准确性的识别越来越困难了，人类合作的机制和人际关系的方式更加灵活了，结构和规则的重建更加频繁了。我们似乎是突然发现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不好理解了，用以分析这种现象的工具也不够了。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的确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确立我们的学习方法。

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我们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借用西方的社会理论。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我们是否把握了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是否明白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到底有多少差距，以及我们是否恰当地运用了这些理论。

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理论也不是对所有社会现实都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功能，西方社会理论也不例外。西方社会理论的产生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们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自己的社会现实中，深入调查研究，并对其进行总结概括的结果。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家对变化着的现实社会了解的不断深入，他们会反复修正其社会理论，以使这些社会理论更符合其社会现实。当我们运用西方社会理论来认识或解释我们的社会实践时，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采用的西方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所摈弃了的理论，那么，我们怎么又能运用这一理论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研究呢？我们的研究结果又怎么会符合实际呢？即使我们采用的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解释他们的现实社会时正在运用着的理论，也不一定就能恰当地反映我们的社会现实。

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由于我们视野的局限性，我们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可能会缺乏全面的了解；由于我们与西方社会科学家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同，即使对后者的理论有较全面的了解，也难以对其理论所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有较深入的认识。而当前我国的学术界受到急功近利倾向的影响，在进行某项社会研究时，往往会所偶然遇到的西方社会理论拿来指导我们的研究，而不是对这一理论的形成进行详细考察之后再作出选择。正由于此，我们的社会研究成果往往会出现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或不符。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在这个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简单地把西方社会理论拿过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必然会漏洞百出。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点：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并非所有的西方社会理论都能应用于中国实际。这要求我们有一个恰当的对待西方理论的态度。在采用西方的社会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不能全盘照搬。我们学习西方社会理论的目的，是为创建自己的社会理论提供一些理论参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弄懂西方社会理论的性质，然后才是消化、吸收，促进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急剧变迁的年代，一切都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中，许多社会现象都转瞬即逝，使人无暇思考。当我们试图理解或认识某类社会事实时，往往仅作一些现象的或者行为的分析，而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所总结出来的理论，是肯定不扎实的。虽然浮躁性渗入到当今的理论研究中，是社会现实的客观使然，但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同时，更应该在主观上努力去克服这种浮躁性，不过要克服这种浮躁是需要某种相应的方式的。这个变化的时代，已为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和完善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可能性。为使这些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家，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要反应和感悟当前时代变化的方式和趋势，要能够有效地判断这个变化对中国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要以某种有效的方式去反映这个影响带来的结果。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此需要对之做历史的考察。事物的现代性特征离不开传统，一切现代性都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根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也必须要到它的传统中去寻找根基，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按照其自己的“游戏规则”运行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社会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正确地了解该社会的现实。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实际社会运行逻辑的研究，以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果我们不对中国的社会传统有比较充分而清晰的了解，我们就不可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吸取传统中的精华，是我们发展、完善社会理论的基础，怎样运用好传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在一份关于景德镇陶器研究的报告中，得到了同样的启示。中国从唐宋开始向国外输出陶器，到明末清初达到了高潮，那时的欧洲贵族们无不以能得到一件景德镇的陶器而感到荣耀。景德镇陶器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它对世界艺术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现今的景德镇陶器制造业在承继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它的窑已经从传统的柴窑改成了瓦斯窑，对温度的把握也不再是凭经验和肉眼，而是用科学仪器一起来加以测试；而景德镇的现代陶器也是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前提下，反映了创作者的新的艺术思想和新的时代观念。这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最好继承。

从这件事里边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启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离开它自己的社会实践就很可能会丧失它的生命力。

其实，在中国社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将西方的社会理论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加以结合，从而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是有着一些较为成功的先例的。中国的社会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其中最成功的范例。

我这一生从20世纪初开始，已经经历了90个年头。我在晚年还能有幸踏进21世纪。因此我经历了人类文化社会的两次重大变动。第一次是19世纪，从欧洲开始用蒸汽推动机械生产的时期。第二次是近二十多年来在美国开始的用电子计算机促成的信息时期。在这两次重要的变迁中，我从小在传统文化社会里生长大，然后进入这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中。作为一个文化社会人类学者，我有意识地紧紧跟着这一系列的变动。在生活中接受一系列的深刻的感受。我较早就明白，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不能不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变迁而变动，我们必须推陈出新才能适应我们的客观世界。在这个变迁中，许多传统的生活和思想不能不逐步改变，如果完全按照传统办法是无法取得生活上的满足的。同时我又感到我从小学到的传统生活方式还是我这一生遵循的生活方式的主流，传统的思想模式还一直是我进行思考的基础。我无法从零开始重新采取一套完全新的文化和社会方式来进行我的生活。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传统传下来的文化和社会之中，这个矛盾也许是我这一代人最深刻的经验。

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话，都是出于我切身的经验。我们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认识到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切不可脱离实际，凭主观去思想和行动。我认为我们只有从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新旧矛盾出发来认取我们研究的问题，并采取科学的态度和观察客观的历史发展的事实去理解现象，总结客观演变，看出新旧交替的规律，作出我们生活前进的策略。人类的文化和社会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为自己服务的。人民群众是创造文化的源泉。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吃尽了苦头，走出一条自救的道路，也是由中国人民大众用自己的智慧一点一滴地创造出来的。我们一路走过许多弯路，但是终于找到了一条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和实现理想的路子。我们是用实践来验证我们所作出的选择。我认为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步步联系实际，来总结人民大众所创造的经验，以实效为选择的基础，去摸索、适应这个变动不居的历史发展，以获得我们认为满意的生活方式和前进的道路。

最后，我应当向与会的朋友们道歉的是，我作好准备要来参与这次会议之际突然生病，进了医院。遵医生嘱咐不能远行，因此我很失望，我不能来参与这次会议了，因而失去了向朋友们领教的机会，千万请大家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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