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王东：在全民昏睡的危楼里，没有一个人是值得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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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是本土最好的大学？！反正北大自己培养的土博士都去了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
今天讲一部优秀，但是中国却拍不出来的电影。
《危楼愚夫》，这是一部继2014年俄罗斯获得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利维坦》之后的又一部自黑力作。
重点线自黑之作，明白我们为什么拍不出来了吧？
这部电影的英文译名是《The Fool》，中文它还有另一个译名，叫《白痴》，很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味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名著《白痴》里，有一段话这样的描写的，“一只小苍蝇在他身旁一道炽热的阳光中嗡嗡地叫，它是整个这场大合唱的参加者，知道其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也热爱这一席之地并感到幸福。每一棵小草都在生长并感到幸福！万物都有自己的路，都知道自己的路。它们唱着歌儿去，唱着歌儿来；唯独他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不了解人们，不了解声音，与一切无缘，已经被淘汰出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隐喻。
网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对牛弹琴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群牛，要对你弹琴”。
你这时反抗，要捂住耳朵，挣扎着说：“我不要。”结果会怎样？
当整个机制已经崩坏、当人们已经习惯罪恶、当每个人都开始变得冷漠而自私的时候，你一个认真、正直的人，在大家的眼里此刻就会变成一个白痴。
变成规则的破坏者。
《危楼愚夫》讲得是生活在俄罗斯小镇的迪马·尼基丁，他是一个正直老实的水管工，他这个人，除了一身非同寻常的正直，就再也没有一点值得大家称赞的地方了。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仅仅因为一身的正直，却变成了大家眼里的一个白痴。
一天晚上，发生一起水管爆裂事件，迪马因此发现一栋九层豆腐渣大楼，因年久失修，即将要在24小时内坍塌。
这栋危楼里，住着八百多人，他们的生命安全，危在旦夕。
于是，他开始了要拯救这八百多居民之路。
前面说了，水管爆裂，是在晚上。
此刻已经大半夜，他想尽一切办法，找到高层，他的良心英雄举动，完全不被理解的，官员因为贪污腐朽，斥他“造谣”；民众因为无知，包括他的母亲骂他“傻瓜”；就连他的妻子也告诉他：“我们对他们来说谁都不是！”
迪马只能痛苦地咆哮道：“我们在像猪一样地生活，也会像猪一样地死去，就仅仅因为我们对彼此来说谁都不是。”
迪马不是超人，在现实生活中，他只不过是一个正直到一根筋的可怜人，可更可怜的是，他生活的世界，不需要他这样的正直人。
他们此刻都在危险的楼层里睡觉，迪马的叫喊声，惊醒了他们的美梦。
他们愤怒地把迪马打晕，让迪马闭了嘴，他们又开始继续去睡觉。
他们不要真相，只要美梦。
幻觉才让他们甜蜜。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迪马的家庭情况，迪马的父亲是一个严格到自律，又贫困一生的老实人。
他做了一辈子的吊车工，他会主动更换楼道里坏掉的灯泡，修理被年轻人踩坏的公共长椅。
迪马的正义，有很大一部分遗传自他的父亲。
他父亲这辈子，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他的父亲相信：“这里永远不会有变化了，永远不会了。”
他活着唯一的意义，就是在等待死亡。
在餐桌上，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抱怨道：“你总说我们不需要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从未有什么东西属于过我们。”
在那个人人都偷盗的年代，他的母亲：“别人都可以偷，你为什么不能偷？”
这是他母亲的生活理念。
她母亲对生活的控诉和反抗，就是抱怨，这是她一生做过最激烈的挣扎。
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迪马。
迪马年轻，还上进，关键他还正在准备工程师考试。
迪马的人生，还存在可能性。
迪马的妻子，对事物冷静清醒，却又淡漠。
她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她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周遭的一切，也没打算去改变或者拯救他人。
陌生人的死活对她来说，不重要，只要自己过好就好。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迪马的妻子，清醒而残忍，眼睁睁而冷漠地看着身边的人，一个又一个去死亡。
反正死的又不是我。你们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
迪马一家人，像我们大多数普通家庭一样，奔波生计，抱怨生活，饿不死也发不了大财。
像所有人一样，耐着性子，过完这冗长而忍受的一生。
不幸的是，迪马发现了危楼；更不幸的是，迪马比他一事无成的父亲还要正直。
他不顾家人的劝阻，选择了一意孤行，准备去拯救这八百多名沉睡的居民。
而他要拯救的人，却是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更是没有一个人是值得拯救的。
他面对的人，首先是食物链顶端的利益集团们。
他们掌管着这座城市的财富、权力，还有大多数人的生死。
他们的手，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他们每个人的手，都是血淋淋的；他们每个人的手，都是贪婪的。
他们的手，都在随时伸张着。
他们不作为，监守自盗，粉饰太平，使整个国家都沉沦在腐败中。
当他们得知危楼即将要坍塌时，开始互相推卸责任，因为钱都被他们贪污了，都花掉了，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去安置这么多人，他们狠心地计划让这800多人，全都长眠在废墟之下。
他们又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开始着手毁尸灭迹计划，准备做掉迪马和费多。
然后让他们当替罪羔羊。
这一切，就可以重回正常了，这一切就可以都没有发生过。
八个人和八百个人对他们来说，只是数字不同而已。
而迪马要拯救的，又都是些什么人？
酗酒施暴妻女的丈夫，烂赌成性的懒汉，在楼道吸毒和楼顶做爱的年轻人，无人看管的老人。
他们每个人，被社会放弃的同时，也都在自我放弃着。
他们堕落、贫贱、麻痹、沉沦，像猪一样生活，也准备像猪一样地死去、消失。
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雪崩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迪马一层一层楼，一个一个门去敲，告诉他们楼要塌了，他们只是茫然，个个都不知所以地来到楼下。
这里有一个细节，楼中有个打老婆的男人，对这个危楼最早也产生了疑心，他说过这楼迟早会塌陷的。
大家到了楼下，看着巍然不动的大楼，他们愤怒了，觉得受到了迪马的戏弄和欺骗。
打女人的男人开始挑拨大众的情绪，带头对迪马拳打脚踢，然后又带头把大家全劝回楼里。
打女人的男人，已经厌倦了这个苟延残喘、病入膏盲的社会，他在自己准备要死的时候，拉着大家和他一起死。
死，对他可能是一种解脱。可是对于陪祭的人呢？
人心啊，真是看不见巨大的黑洞。
镜头的最后，一身是伤的迪马一个人孤零零地蜷缩在地上，像一只无助的困兽。
进了楼层的人，在堕落、贫贱、麻痹、沉沦、无知中，悄悄地等到着楼房轰然坍塌的那一刻的来临。
而拯救者，在他们的眼里，成了他们生活规则的破坏者！
楼未塌，楼已塌。
鲁迅说，愚蠢的国民，体格再健全，也只能做个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病态的灵魂，无足轻重的生命，使每个人都活得像牲畜，死得又像牲畜。
勇敢的呐喊和呼唤者，希望可以让他们睁开眼，看一看眼前的真实和危险，最后却在他们的那里，一个个成了可笑受伤的白痴。
这该是何等的悲哀。
延伸阅读：
每一个灵魂都值得拯救
作者：何光沪
【编者按】中国社会信仰的缺失、对于基督信仰的误读，显然已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而信仰缺失和宗教复兴既是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之一，也是中国转型的重要部分。
对此，我们特意选编何光沪先生此文，文章首先阐述了导致中国信仰荒芜的基本历程，随后又针对过去意识形态教育对基督教历史的歪曲印象给予了澄清，如一神教的排他性问题和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
对中国人的信仰现象的研究，经历了从禁忌到显学的转变。何光沪先生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第一批宗教学者，堪称三十多年来中国宗教学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人。其新书《秉烛隧中》为作者2003年至今重要文章的首次结集，借着这本书的出版，凤凰大学问联手新星出版社、东方历史评论，邀请了几位中国目前思想界比较重要的学者共同组织了沙龙形式的发布会，共同探讨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千年互动，追问中国人的"生命之惑"。
谢谢大家利用周末的宝贵时间来同我们一起座谈，这是一次座谈会，台上的几位学者是我的老朋友。如果大家关注北京的知识分子，会对他们非常熟悉，他们可以在精神上成为你们的朋友。我相信大家到这里来，都有着共同的关怀与追求，也是与相宜的朋友神交。今天的主题是“信仰荒芜时代，何以安身立命”。针对这个话题，我主要讲三点。
一、信仰荒芜，原因何在？
从远的来说，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因为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为三千多年，从甲骨文开始。那时候即商代直到周初，中国人都信仰上帝。后来有个重要的政治家、孔夫子最崇拜的人周公，制定了一套社会制度，一直实行到近代中国。那套制度即周礼，其核心是“庙制”，即宗教制度，特点是宗教权利不平等。当时中国人都信仰上帝，但周公规定，只有最高统治者可以祭祀上帝（“不王不禘”），诸侯大夫不准祭，老百姓就更不准了。这种不平等的宗教制度使得人民同上帝疏远，这就是信仰荒芜最早的制度根源。社会制度会大大地影响人的精神状态。
那套制度实行了两千多年，这期间，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越来越虚化 名称从“上帝”变成“天帝”，再变成“天理”，到宋明时代变成了一种哲学概念。这样的上帝观，缺少人格的维度，缺少活泼具体的宗教形式，脱离了人民。这是信仰荒芜的第二个原因，即高度政治化的宗教制度，导致一种虚化的上帝观。
再后来，这种虚化又导致了虚伪化--比如两次最大规模的外族入侵，蒙古人和女真人统治了全中国。按照儒家的理论，祖传的祭祀被外族中断，绝对不能容忍。尽管儒生中有少数人铮铮铁骨，儒家作为整体，作为群体，却表现得软弱虚伪：明明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中被贬到最低等级（元朝）；明明被迫自称“奴才”（清朝），在外族征服者面前永远下跪，甚至“受之父母”的头发，也被剃得只剩一撮；明明被“文字狱”残酷迫害、噤若寒蝉 还要在君王面前三呼万岁，在民众面前趾高气扬。这必然会在民众当中造成一种印象：说的和做的差距太远，即虚伪。
难怪明清以来，儒释道三教都衰落了，以至于顾炎武说，三教影响，远不如市井小说。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很多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状况。清朝皇帝虽然还祭天，但是流于虚文，做做样子而已。大家知道，所谓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等小说，对中国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宗教。所以。所谓信仰荒芜，也就是宗教学家所谓的社会“世俗化”，非自今日始。
只从最近一百年来看，信仰荒芜的原因有三条。
一是“五四”以来，对宗教的批判非常过激。那时候一些先进分子寻找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他们找到的原因之一，就是儒释道三教的灾难性影响。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激烈的口号，反对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汪精卫大骂耶稣，陈独秀却认为耶稣的道德精神可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从“五四”到文革以后，弗洛伊德和尼采之类的学说流行，也助长了这样一种偏激的对宗教信仰的否定。弗洛伊德对宗教持贬低的态度。哈佛大学教授科利尼拿弗洛伊德和C.S.路易斯做对比研究，发现弗洛伊德小时候，他的母亲年轻漂亮、热衷社交，他的父亲不但老丑，而且粗暴严厉。他由保姆带大，那保姆就像妈妈，从小喂他吃奶；他可以走路之后，还常带他去教堂，因为保姆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弗洛伊德五岁的时候，那保姆突然不见了，而且再也不回来 他不明白“解雇”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妈妈”再不回来，只有被“遗弃”的感觉。想到那保姆，就会想到教堂和天主教，所以他对天主教、对宗教有强烈的反感。尼采呢？尼采一方面对基督教、对宗教有过激的批判，另一方面，他对耶稣极为崇敬。其实国人对尼采、弗洛伊德之类，理解也有偏差，因而有“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热衷于“性”和自我。这也许是造成现在信仰荒芜的一个小插曲。
二是从1949年到1978年，在全国不仅是对宗教信仰进行过激的批判，而且是用政治权力进行大规模扫荡。横扫之下，中国大地好似“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迹象了。1958年搞所谓“无宗教县”，一个县里不许宗教，成了县委书记的政绩，导致“无宗教县”运动在全国推广。到了文革时期，中国就成了“无宗教国”，宗教全部被扫荡，所有的寺庙被拆毁，所有的教堂被改成仓库、工厂等；牧师、神父、和尚、尼姑全部还俗，或者下乡去劳动，改造灵魂 中国大陆似乎没有宗教了。当然，现在回头去研究，细心的学者发现，其实不然。比如说，基督宗教依然以地下状态存在。
三是最近这三十年的物质主义，或者叫物欲主义的影响。由于经济主义盛行，人们认为金钱和经济发展是唯一可以带来幸福、改善生活的途径，忽略了人的本质在于物质之外。以人的嘴巴为例，就有两个功能，不仅是用来吃饭的，而且是用来说话的。（“和谐”当中，“和”字表示嘴巴要有粮食，“谐”字表示人人都得说话）。如果我们的嘴巴只能用来吃饭，不能畅所欲言，那我们就成了动物。我们在最近这三十几年，的确过于偏向经济，偏向物质，忽略了人的精神本质，所以信仰荒芜。
二、信仰荒芜时代，何以安身立命？
当然，要安身立命，就要寻找信仰。这个世界上是有信仰的，原始时代就有，现在也有。即使它被放逐到了遥远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寻找它。
在中国的大地上，也有信仰，形形色色都有。不过，并非世上所有的信仰都好，比如纳粹、法西斯、拜金主义、权力崇拜等“信仰”，害人又害己；有些信仰是相互冲突的，比如世界主义信仰和民族主义信仰，一个人不可能在同等程度上同时拥有。所以对信仰，还是要分别。按我的专业即宗教学来说，这些信仰可以分为两大类：非宗教信仰，宗教信仰。
非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但被称为“信仰”，在中国有三种。
第一种是“国家规定的信仰”。由于执政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被它规定为国家的信仰。不一定是明文规定，但是在无数的宣传话语当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被说成了国家的信仰。但是，按马克思自己的理解，按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作出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一种社会科学，我们的政治课也说它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知道，科学是诉诸于人的理性，而不是超理性；科学是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而不是超理性，要人信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像科学家在自然界寻找规律一样，后者是自然科学，前者是社会科学。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主义、自己的学说是一种信仰。我想，如果要说那是信仰，可能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比较合适。
第二种是“国民的信仰”，即中国人庞杂多样的“信仰”。国人对风水、星象、面相、八字等等的信念，形形色色。“信仰”陈义很高，汉语有个“仰”字，“仰之弥高”，英语faith含义崇高，永远没有负面意义。所以，相信权力、金钱、物质、享受，相信八字、星象、风水、面相等等，应该叫“信念”，不是真正的信仰。它的特点一是追求世俗利益，二是暗藏狂妄态度。想要操控神秘力量为我服务，恰同求神敬神服从神意的宗教精神相反。这类信念不顾或不合实际的一个例证是：明朝皇帝的陵寝风水，不可谓不佳--十三陵背靠连绵的燕山，面朝广阔的平原，位于北京中轴线“龙脉”之上方；但明皇朝最后的下场，也不可谓不惨--最后一个皇帝吊死在煤山，而且位于中轴线“龙脉”之下。可叹复可悲者，到了21世纪，中国居然还有许多人大谈“龙脉”、“风水”。
第三种是“对国家的信仰”。这也不是明文规定，但却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存在。对国家的信仰，实质上是对国家权力的崇拜。前面说到两千多年以来，中国老百姓不能祭上帝，“皇天上帝”牌位只有一个，挂在北京天坛祈年殿里，天坛在全中国只有一个，而且除了皇帝一人去祭祀，谁都不许进。中古欧洲在宫殿之外，还处处有教堂，提醒老百姓知道国家之上还有更大更高者。但在中国大地上，老百姓能看见的最大最高者，只是国家的权力。所以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下意识地存在对国家的信仰。这是一种国家主义。在1930年代，特定时期人为煽动的国家主义，尽管短暂，却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祸--日本、德国、意大利某些政客曾经把国家说成最大最高，主张对国家的信仰，结果深深地祸害了世界各族人民，也祸害了自己国家的人民，当时**也反对中国的“国家主义派”。马克思主义也主张国家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也反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总之，这种非宗教“信仰”值得批判地反思。
宗教信仰现在在中国处于合法地位的只有五种，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它们是多元而又极其复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可能都谈。由于我自己的专业，从硕士生起就研究基督教，从博士时代起又研究宗教哲学，再加上个人追求信仰的关系，所以在此就谈谈基督宗教的信仰及其哲学吧。
关于个人信仰的问题，知识分子要作理性的思考，这是应该的、必然的，很多人要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和斗争。知识分子最感疑惑的是，上帝居然会成为一个人吗？上帝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基督宗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内容。我也疑惑了很久，但有一次我听到一位神学教授（也是一位医生）的一句话，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实在想不出，那个没法认识的上帝，同人类有无限距离的上帝，如果他想让人认识他，有什么办法？”我们设想，要让蚂蚁认识我们人类，我们能做到吗？实在做不到。上帝与我们的距离，比我们与蚂蚁的距离更大。但是他比人聪明能干，否则他就不是上帝。那个教授说：“我也实在想不出，上帝如果想让人们认识他自己的话，会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他自己变成人，生活在人之中，让人亲眼认识上帝的本质是绝对的爱--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如此！”这是基督宗教最重要的、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另外一个让我豁然开朗的说法是：要让当时的人们认识到这个人是上帝，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死而复活。如果让他像常人一样死了就死了，就不大可能让人相信他是上帝了。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人在世间的生活，必须表现出上帝的特点，那就是完全的爱。因为上帝的特征是创造世界，那是一种根本的爱，耶稣必须表现出这个特点。总之，就个人来说，认识基督教需要克服一些障碍。
三、认识基督宗教，还有哪些障碍？
对于数量不少的国人来说，要认识这个独特的宗教，还有另外一些障碍。这些障碍来自三个理论性和社会性的误区。
我在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中写道，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年前先进人物们就在呼唤赛先生、德先生；现在中国也还需要科学、民主；但是我们对德先生、赛先生的介绍人，就是基先生，即基督教，总体上却持一种排斥的态度。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主要是激烈的民族主义。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产生了民族主义，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过激，如果到现在环境大变之后，还保持过激的态度，那就值得反思了。现在学界和政界一些人，似乎依然保持类似态度而不作反思，并因而导致社会或国人思想中依然存在三个误区。（关于三个误区，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传教士包藏祸心吗？论国人理解基督教的三个误区》）
以下为现场提问部分
提问1：如果让宗教制约了欲望，人类就会停滞不前。宗教如何平衡作为推动力的欲望和作为毁灭性的欲望之间的关系？
何光沪：宗教讲的，主要是要对欲望有所限制。你说的两种欲望，意思完全不一样。你让我想到黑格尔说的恶作为动力，欲望是一种动力。但是他的话有更深的意思。人总有一种往前走的愿望，或者是你说的欲望。我想这是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这也是宗教所产生的原因。但是你讲到如果让宗教制约了欲望的话，人类就会停滞不前。我们要知道一个历史事实，这么多年，按你的说法，人都有欲望；而这么多年，按我的理解，世界上都有宗教；世界上存在着这么多的宗教，并没有消灭这些欲望而使社会停滞不前。我想，一个好的宗教，是使人类欲望升华，而不仅仅受制于低层次的欲望。所以事实上，宗教的存在，并没有使人类停滞不前，也没有消灭人类的欲望，而是对欲望做了一些区分和相应的调整。可以这样理解。谢谢。
提问2：何老师，您如何看待美国天主教反对同性恋问题？在中国该如何看待？
何光沪：反对同性恋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天主教。在同性恋问题上，宗教和非宗教的人都持有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支持，一派反对。我对中国这方面的事情没什么研究，但是我的印象是，在中国的环境下，持反对态度的人比西方多，绝大多数人反对同性恋。但是，赞成的观点和反对的观点，也说得不是很多，不像在西方说得那么多。在西方，关于这个方面的讨论，很多也很激烈。我自己也碰到过同性恋大游行，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比如洛杉矶等。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他们的权利，同情他们的权利，而且这种趋势好像已经占了上风，以致于有一些反对同性恋的人认为，存在着对于反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就是说，不赞同同性恋的人，在公众领域被认为政治上不正确。最近有一些牧师因此而被解雇，被大学里解职。其实这些反对同性恋的见解非常温和。如果你要问我自己的意见，我觉得，关键要考虑同性恋是不是天然的或自然形成的倾向，或者是不是社会因素的结果。如果有社会因素在里面，比如中国的梨园或以前的戏班子，或其他单性别组成的生活群体，同性恋者较多；纯粹男人组成的团体，或者纯粹只有女人的社群，同性恋者较多，这方面比较开放的地区同性恋者较多，这就说明，社会因素可以造成同性恋倾向，同性恋有社会原因的理论，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这就涉及到这是不是自然原因引起的，以及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选择性取向的问题了。我们应该讨论的还有，同性恋假如把排泄器官和生殖器官混淆了的话（从自然生理说，这两类器官是不同的，它们有不同的功能），就有违反自然的问题了。
至于你后面说到爱是否超越自己等，我的理解是，爱就是要超越自我，否则就不能叫爱。蒂里希认为，自爱就是爱自己这个概念不是准确的说法，自爱是要保持自己的同一性，即人有自我保护的倾向，这是天然的。反过来说，真的爱就是要超越自己，超越的范围有大有小，可以超越自己，爱及家人；可以超越家人，爱及团体和社会；可以超越社会，爱及民族；可以超越民族，爱及全人类。所以爱是一个超越的过程，它不是局限的。谢谢。
提问3：基督宗教是不是对非信仰的人，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排他性？
何光沪：其实这个问题主要是说，你从某种角度来划分，把人划分为信仰基督宗教的和不信仰基督宗教的，这本身不具有排他性的意思。为什么基督徒要传福音，因为基督宗教有一个很明显的使命要求，就是传教。传教最典型地表明基督宗教对非基督徒的态度：希望你成为基督徒。著名的历史学家，《剑桥中国史》两位主编之一刘广京在专门研究美国传教士的哈佛论文集序言里说：一百多年来，许多美国传教士去中国，在中国生活；今天很多美国人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去中国，去告诉中国人、教中国人要信什么，为什么呢？答案是，传教士们有这样一个信念，觉得他们应该把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奉献给其他民族；他们有这样的理念，即每一个灵魂都值得拯救，每一个个人都应该得到机会去发展他的才能，所以他们也传播自然和社会知识，相信中国人学到知识以后，可以得到发展，个人可以得到发展，社会也可以得到发展。这就是传教士要到中国的原因，的确是为了传教，这就是他们的“排他主义”。前面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戴德生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英国传教士，他的传教团体的人，在中国被杀的有很多，包括小孩都被杀死。事后他提出的主张是，我们坚决不要任何赔偿。解释这种行为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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