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편의점 샛별이 5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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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校长的重心是尊重老师、爱护学生!

明见书院 Today


120年前的今天,那个敢说真话、实话的北大校长被慈禧残忍杀害于北京菜市口。两个甲子过去了,可还有敢说真话的校长?

点击蓝字阅读:记住那个被砍头的校长

:1980年代,社会环境空前宽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大学校长。这批优秀的大学校长,恢复或重建了大学精神,让大学更像大学,甚至可以说为大学重新注入了灵魂,他们因此被一些大学称为“大学之父”。这批校长大都在民国时期完成大学学业,对正常的大学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可以说接续了优良传统,他们永远被怀念。

你心目中的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

民国时期,优秀的教育家灿若星河,仅大学校长而言,蔡元培、马相伯、梅贻琦、郭秉文、罗家伦、张寿镛、蒋梦麟、任鸿隽、张伯苓、竺可桢、茅以升、唐文治、萨本栋、陈裕光、吴贻芳……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很长。

1980年代呢?1980年代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场浩劫之后的重建,是对此后30年高等教育拓荒的奠基与构想,这是意义深远又责任重大的时期。

幸好,1980年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大学校长,他们恢复或重建了大学精神,让大学从骨子里更像大学——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甚至可以说为大学重新注入了灵魂。他们都在民国时期完成大学学业,因此可以说接续了优良传统,他们永远被怀念,也值得被怀念。

今天,我们就怀念一下这些值得被怀念的大学校长们!



朱九思院长
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

朱九思(1916年2月20日-2015年6月13日),1916年2月出生,武汉大学肄业,1953年至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在华科大,朱九思被人称为“华工之父”。朱九思却称,他在华科大其实只干了两件半事:一是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二是提出了发展新思路,“走综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半件事是植树造林。”

70年代初期,刚刚恢复工作的朱九思,只要听说有大学教师被下放到某地劳动,就派工作人员前往联系,争取调来我校。他反复对学校的领导们讲,中国不是知识分子多,而是太少,大学要办下去,要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来。许多被压得直不起腰、用非所学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受到信任和重用。他们进入华工以后,华工的教学水平和科研学术能力很快提升。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从前默默无名的华工迅速跻身全国一流名校之列。
 
在刚刚恢复高考那几年,大学里重理轻文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工科学生轻视人文学习,连老师们都不太重视这方面。而朱九思却一直有个信念,要培养工科学生的人文情怀。正式提出要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大学。

另外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朱九思看到学校里哪里的树木植物被人损坏,马上就给学校绿化委员会打电话投诉,华工每砍一棵树都要校长亲自签字的传统从他当校长时就定下了,如今的华科爱树如命。

2015年6月13日18时09分,朱九思在武汉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章开沅校长
华中师范大学

章开沅(1926年7月8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至1991年3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他独辟蹊径,在辛亥革命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诸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著述宏富。他从事教育工作65年,并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6年,育人无数,华中师大的学子们非常拥戴他,特别喜爱听他的报告。

章开沅在报告中谈到知识分子要善于独立思考,大学应该培育优良的学风,良好的大学学风应该引导社会世风,而不是受其影响和污染。他讲到教师节,省委某副书记、某副省长、省教育厅领导及其各路媒体去他家慰问、采访,被他拒之门外。

章开沅说,尊师不是面子工程,而应该做实事。
 
对于大学,他反复强调“两个回归”:回归常识,回归大学本位、教育本位。不能把大学管得像一个行政机关,完全是行政命令的。他认为自己当校长坚持了一个学人应有的品行,敢于谈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有的会不去开,有的事不去做。

2002年,章开沅被学校聘为资深教授,这个待遇能够享受包括每年十万元的津贴福利,但随后的三年,章开沅先生四度提出辞去资深教授,且言辞恳切地表示“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应该退休”,最终,学校决定同意他的请辞,章开沅也因此成为我国人文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的第一人。


丁石孙校长
北京大学

丁石孙(1927年9月-2019年10月12日),数学家,数学教育家。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84年至1988年北京大学校长、教授。
 
在北京大学的40多年中,丁石孙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教学上,先后教过20多门课。最小的课是用两个小时给图书馆系的学生讲现代数学的分类,大课则有为数学系200多学生讲1年的高等代数。教学方式由浅入深,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石。

他认为教学对于开拓教员的知识面很重要。每教一门新课都会感到压力,边教边学,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即使有的课程重复地教也会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因此,他的教学赢得了所有学生由衷的尊敬与爱戴。
 
在管理学校上,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他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丁石孙的电话号码在北大是公开的。

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向他投诉,他立刻进行食堂改革,引进竞争机制,让饭票在各食堂通用,才有了现在北大食堂的质量。除此之外,他还常让王义遒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他的开明,深受学生的喜爱。

丁石孙拒收毛新宁入北大的故事至今都令人津津乐道。

1988年7月,毛新宇北大附中毕业,其母、毛泽东的儿媳邵华曾找到北大校长丁石孙,说“咱家三代都属于北大”。而丁石孙却说,“无此必然性啊。”邵华说,“新宇就该上北大。”丁石孙又言,“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无奈之下,毛新宇最终只能屈尊就读了人大历史系。
 
“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

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丁石孙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江平校长
中国政法大学

江平,1930年生。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后回国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成立,校长由司法部长兼任,江平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主持校务。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法学界的精神符号,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

江平主持校务期间开创了极为宽松、自由的法大文化和精神传统。江平时代首创了法大学生选老师的自由选课传统。法大同一教研室的几位老师同时开课,任由学生选择。学生的选择给老师也带来压力,努力提高教学水平。

那个时代的学生说:“与其说我们当时在法大学到了什么知识,不如说我们从来没有被强迫灌输意识形态的教条。”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期间,发扬民主,按期召开的学生对话会,带领同事与学生展开对话,并积极回应学生的合理诉求。

江平爱护学生的事例不胜枚举,虽然只在1988到1990年间担任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却被法大人称为“永远的校长”。

江平卸任校长以后,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奔走呼号,以其“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品格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人。

江平在2012年法大60年校庆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政法大学尽管成立60年,但作为一所大学应有的精神基础还很欠缺,法大的校风尚未成型,法大的精神传统更有待于完善。

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才是大学的灵魂,没有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大学就没有灵魂。



刘道玉校长
武汉大学

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教改风云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借用”到教育部,担任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主抓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期间,他作为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建议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当面向邓小平建言,废除了“文革”中盛行的大学推荐制,从而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招生制度。
 
高考的恢复,是全国改革的先声。就是在这种春潮涌动的关口,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却教育部一切职务的刘道玉,回到了武汉大学,旋即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1981年,他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成为当时中国重点大学当中最年轻、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校长。

上任不久,他就大刀阔斧,从教育体制入手,进而对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推行新制度的时候,他从不向上头打报告,坚持认为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这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开,扩散全国,武大也被称为高校战线上的“深圳”。
 
改革是刘道玉一生的关键词,际遇、世故、权力甚至岁月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对教育改革的执着。

1988年,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之职,原因众说纷纭。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甚至没有刘道玉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几乎每一个武大学生都认为,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永远的校长”。

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还有很多,比如上海大学钱伟长校长、北京著名的“十校长”,在此无法一一列举。

不得不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为防走散,微博@我是难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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