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校长的重心是尊重老师、爱护学生！

120年前的今天，那个敢说真话、实话的北大校长被慈禧残忍杀害于北京菜市口。两个甲子过去了，可还有敢说真话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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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80年代，社会环境空前宽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大学校长。这批优秀的大学校长，恢复或重建了大学精神，让大学更像大学，甚至可以说为大学重新注入了灵魂，他们因此被一些大学称为“大学之父”。这批校长大都在民国时期完成大学学业，对正常的大学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可以说接续了优良传统，他们永远被怀念。

你心目中的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

民国时期，优秀的教育家灿若星河，仅大学校长而言，蔡元培、马相伯、梅贻琦、郭秉文、罗家伦、张寿镛、蒋梦麟、任鸿隽、张伯苓、竺可桢、茅以升、唐文治、萨本栋、陈裕光、吴贻芳……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很长。

1980年代呢？1980年代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场浩劫之后的重建，是对此后30年高等教育拓荒的奠基与构想，这是意义深远又责任重大的时期。

幸好，1980年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大学校长，他们恢复或重建了大学精神，让大学从骨子里更像大学——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甚至可以说为大学重新注入了灵魂。他们都在民国时期完成大学学业，因此可以说接续了优良传统，他们永远被怀念，也值得被怀念。

今天，我们就怀念一下这些值得被怀念的大学校长们！

朱九思院长

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

朱九思（1916年2月20日-2015年6月13日），1916年2月出生，武汉大学肄业，1953年至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在华科大，朱九思被人称为“华工之父”。朱九思却称，他在华科大其实只干了两件半事：一是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二是提出了发展新思路，“走综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半件事是植树造林。”

70年代初期，刚刚恢复工作的朱九思，只要听说有大学教师被下放到某地劳动，就派工作人员前往联系，争取调来我校。他反复对学校的领导们讲，中国不是知识分子多，而是太少，大学要办下去，要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来。许多被压得直不起腰、用非所学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受到信任和重用。他们进入华工以后，华工的教学水平和科研学术能力很快提升。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从前默默无名的华工迅速跻身全国一流名校之列。

在刚刚恢复高考那几年，大学里重理轻文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工科学生轻视人文学习，连老师们都不太重视这方面。而朱九思却一直有个信念，要培养工科学生的人文情怀。正式提出要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大学。

另外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朱九思看到学校里哪里的树木植物被人损坏，马上就给学校绿化委员会打电话投诉，华工每砍一棵树都要校长亲自签字的传统从他当校长时就定下了，如今的华科爱树如命。

2015年6月13日18时09分，朱九思在武汉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章开沅校长

华中师范大学

章开沅（1926年7月8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至1991年3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他独辟蹊径，在辛亥革命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诸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著述宏富。他从事教育工作65年，并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6年，育人无数，华中师大的学子们非常拥戴他，特别喜爱听他的报告。

章开沅在报告中谈到知识分子要善于独立思考，大学应该培育优良的学风，良好的大学学风应该引导社会世风，而不是受其影响和污染。他讲到教师节，省委某副书记、某副省长、省教育厅领导及其各路媒体去他家慰问、采访，被他拒之门外。

章开沅说，尊师不是面子工程，而应该做实事。

对于大学，他反复强调“两个回归”：回归常识，回归大学本位、教育本位。不能把大学管得像一个行政机关，完全是行政命令的。他认为自己当校长坚持了一个学人应有的品行，敢于谈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有的会不去开，有的事不去做。

2002年，章开沅被学校聘为资深教授，这个待遇能够享受包括每年十万元的津贴福利，但随后的三年，章开沅先生四度提出辞去资深教授，且言辞恳切地表示“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应该退休”，最终，学校决定同意他的请辞，章开沅也因此成为我国人文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的第一人。

丁石孙校长北京大学

丁石孙（1927年9月-2019年10月12日），数学家，数学教育家。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84年至1988年北京大学校长、教授。  在北京大学的40多年中，丁石孙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教学上，先后教过20多门课。最小的课是用两个小时给图书馆系的学生讲现代数学的分类，大课则有为数学系200多学生讲1年的高等代数。教学方式由浅入深，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石。
他认为教学对于开拓教员的知识面很重要。每教一门新课都会感到压力，边教边学，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即使有的课程重复地教也会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因此，他的教学赢得了所有学生由衷的尊敬与爱戴。  在管理学校上，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他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丁石孙的电话号码在北大是公开的。
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向他投诉，他立刻进行食堂改革，引进竞争机制，让饭票在各食堂通用，才有了现在北大食堂的质量。除此之外，他还常让王义遒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他的开明，深受学生的喜爱。
丁石孙拒收毛新宁入北大的故事至今都令人津津乐道。
1988年7月，毛新宇北大附中毕业，其母、毛泽东的儿媳邵华曾找到北大校长丁石孙，说“咱家三代都属于北大”。而丁石孙却说，“无此必然性啊。”邵华说，“新宇就该上北大。”丁石孙又言，“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无奈之下，毛新宇最终只能屈尊就读了人大历史系。  “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
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丁石孙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江平校长

中国政法大学

江平，1930年生。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后回国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成立，校长由司法部长兼任，江平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主持校务。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法学界的精神符号，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
江平主持校务期间开创了极为宽松、自由的法大文化和精神传统。江平时代首创了法大学生选老师的自由选课传统。法大同一教研室的几位老师同时开课，任由学生选择。学生的选择给老师也带来压力，努力提高教学水平。
那个时代的学生说：“与其说我们当时在法大学到了什么知识，不如说我们从来没有被强迫灌输意识形态的教条。”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期间，发扬民主，按期召开的学生对话会，带领同事与学生展开对话，并积极回应学生的合理诉求。
江平爱护学生的事例不胜枚举，虽然只在1988到1990年间担任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却被法大人称为“永远的校长”。
江平卸任校长以后，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奔走呼号，以其“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品格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人。
江平在2012年法大60年校庆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政法大学尽管成立60年，但作为一所大学应有的精神基础还很欠缺，法大的校风尚未成型，法大的精神传统更有待于完善。
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才是大学的灵魂，没有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大学就没有灵魂。

刘道玉校长

武汉大学

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教改风云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借用”到教育部，担任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主抓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期间，他作为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建议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当面向邓小平建言，废除了“文革”中盛行的大学推荐制，从而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招生制度。  高考的恢复，是全国改革的先声。就是在这种春潮涌动的关口，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却教育部一切职务的刘道玉，回到了武汉大学，旋即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1981年，他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成为当时中国重点大学当中最年轻、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校长。
上任不久，他就大刀阔斧，从教育体制入手，进而对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推行新制度的时候，他从不向上头打报告，坚持认为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这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开，扩散全国，武大也被称为高校战线上的“深圳”。  改革是刘道玉一生的关键词，际遇、世故、权力甚至岁月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对教育改革的执着。
1988年，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之职，原因众说纷纭。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甚至没有刘道玉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几乎每一个武大学生都认为，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永远的校长”。
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还有很多，比如上海大学钱伟长校长、北京著名的“十校长”，在此无法一一列举。
不得不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为防走散，微博@我是难得君难得君原创文章：高中生宁愿集体逃亡，也绝不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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