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圣”于右任的最后岁月

摘自：沙盘上的命运

台湾岁月

1949年11月，于右任从成都经昆明，飞到了台湾，落脚在台北市和平东路的青田街七号。蒋介石曾经要送给这位国民党大佬一栋花园洋房，但被于右任婉拒了。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意即“活到老，学到老”。

20岁那年，于右任和家乡女子高仲林结婚，离开家乡后陆续娶了三位妻子，生下了四女三男。1949年，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沈建华将幼子于中令送来台湾，不到半年左右又离开台湾，后回到大陆，于右任后来就孤身一人居住台湾。几个子女中，除了大女儿于秀芝与丈夫屈武留在家乡外，其它的孩子后来陆续到了台湾。那时于右任喜欢将同乡的一位老人请到家里，聊起少年时期在家乡的轶闻趣事。刘彬彬说，于右任喜欢吃面食，而且喜欢吃硬硬的面，一位跟随他到台湾的陕西厨师，便经常给他做，也算略解乡愁。

1956年，于右任通过在香港的友人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汇来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于芝秀母女。此后，吴季玉每年赴台为于右任祝寿，为他在海峡两岸传递家书。留在大陆的亲属经常把衣物托人从大陆送到香港，再辗转送到台湾。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这是朋友们对于老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恩来看到信后，让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专程去西安祝寿。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为于夫人祝寿。事后，又将祝寿照片辗转带给于右任，于右任稍感安慰。

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以后，于右任仍保留着他原来的“监察院院长”一职。而他的生活过得非常俭朴，向来布衣一袭，布鞋布袜。那时候，台湾中南部也有一些生活困难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却念不起。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直接跑到监察院来，要找于右任。年轻人告诉警卫，自己并不认识于右任，但自己上学遇到了困难，就径直找到这里来。于右任听说消息后，拿出一张便签，批示把他下个月的薪水拿去给这个学生交学费。“他经常这样，手上没有钱，写字条给出纳”。当年于右任的三女儿于绵绵想要买件漂亮大衣，向父亲要钱，却遭到拒绝，“绵绵姐常抱怨，‘身为于家子，不如邻家儿’”，刘彬彬回忆。于右任的小儿子于中令要出国读书，于右任当时向别人借的钱。

当年41岁的刘延涛也跟随于右任到了台湾。于右任的住所前面有一座门房，最初，刘延涛和妻子就住在这间门房里，白天随于右任一起到监察院上班，闲暇时与于右任一起研习书法或者编辑标准草书。母亲经常跟刘彬彬说：“从早到晚，都看不到你父亲。”多年的相处，也使得于右任与刘延涛之间形成了既像师徒、也像父子的深厚情谊。

在于右任家寄住了一段时间后，妻子对刘延涛说：“我们不能永远这样寄人篱下。”劝刘延涛搬出去。刘彬彬说，台湾当时需要租地盖房，刘延涛也并没有这笔钱，他后来开画展卖画，才筹出钱来租地盖房。于右任的儿子于中令后来向刘彬彬回忆，当刘延涛告诉于右任要搬家的决定时，曾经踌躇了好长时间才开口。

不久，刘延涛夫妇搬到中埔一带，四处都是稻田，刘彬彬就出生在这里。“在我的记忆里，右老不是书本上的‘历史人物’，他就是一个亲切、和蔼的爷爷。”过年的时候，于右任喊刘彬彬过来，“娃，给你压岁钱！”压岁钱不多，只有10块台币，但是会让儿时的刘彬彬高兴很长一段时间。

儿时的刘彬彬经常被父亲带到“监察院”，于右任一见到她，就会用带着浓重陕西口音说：“娃儿来了？娃儿来爷爷这里！”“当时我常跳到右老的跟前，摸他又长又密的白胡子，玩完胡子，我还喜欢玩他那双手，他的手又大又软，我后来想，也许只有这样的手才能写出飘逸的草书吧！”刘彬彬微笑着回忆。有一次，正在父亲办公室玩耍时，刘延涛过来告诉刘彬彬：一会蒋先生或蒋夫人要来，让她暂时躲避一下。“蒋先生夫妇对右老也非常尊重，如果右老身体不好，或者有些大事情要和右老商量，蒋先生都会亲自上门来拜访，而不是将他召到‘总统府’里”。

刘彬彬还记得，于右任的办公室里堆了厚厚的一撂纸，都是各路求字的人送的，于右任也从来不拒绝。而于右任平时也要花很长时间写字，以应付络绎不绝上门求字的人。“他每天都写，他认为写字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但是于右任却从来没有在台湾鬻字换钱。

刘彬彬说，于右任外出时，经常会看到很多署着“于右任”名字的招牌。对这些假冒者，他并不动怒，相反却显得十分宽容，他只是淡然地说：“这个人写得很好，可以自己写了，用不着冒我的名。”最近几年，有人出来声称自己曾为于右任代笔，刘彬彬对此则断然否认，“右老从来没有让人代笔。”她也曾向于中令求证过，于中令也否认有人代笔。因为刘延涛与于右任交往甚密，刘延涛生前也曾被问过是否替右老写过字，刘延涛的回答很简单：“我没有资格替右老代笔。” 

葬我于高山

晚年的于右任生活比较简单，除了为亡友写序、写墓志铭，或者出门参加诗会外，其余时间便是读书、看望朋友。后来由于腿有寒症，朋友上门的多，他到朋友家去的少。

1962年元旦，83岁的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以后，回首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不禁黯然神伤。1月12日，他在日记中第一次写下了对身后事的意见：“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一段日记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22日的日记里，他再次提及此事：“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此时，生死的问题已时常萦绕于这位八旬老人。而海峡对岸的故乡，则成了他此生最后的牵挂。两天后，一夜未眠的老人，在天微微明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可是当年这首诗被抄送给“台湾中央社”发表时，被误为“山之上，有国殇”，继而传播到大陆，谬传一时。

这首《望大陆》流传甚远，令人每每读起来都有怆然涕下之感。不过刘彬彬对此特地解释：“这首诗是右老用圆珠笔写在一张纸上的，而不是外界想象的，用毛笔很正式写下来的一幅字。”

1964年7月，86岁高龄的于右任因感冒引起喉疼发炎，导致语言困难，饮食顿减，继而脚腿浮肿，不久住进台北有名的荣总医院。十几天后，病情稍有起色，但因为牙根被病菌侵蚀，必须拔去两颗牙，不幸导致细菌感染，继而转成肺炎。1964年11月10日晚，86岁的于右任与世长辞。

这位老人的离去，也使得追随他三十几载的刘延涛悲恸不已。刘彬彬说，因为于右任个子比较高，在台湾选不到现成的棺木，只好临时订制了一副。出殡那天，刘延涛扑倒在棺木上失声痛哭，回到家后发现全身长满了疹子，原来棺材上的油漆未干，导致皮肤过敏。

于右任弥留之际，其幼子于望德与亲友及下属等人一起打开了他的保险箱，期望能找到于右任遗嘱的只言片语。保险箱打开以后，大家发现，保险箱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只有一只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在场的人目睹此遗物，无不凄然。

保险柜里还有一份特别的纪念物，是于右任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于右任早年所穿的青鞋、白袜、衫褂、衣裤，多为高仲林一针一线缝制的。于右任去台湾后，一直将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袜鞋子携带身边，常摩挲而不用，以为纪念。

追随于右任30几载的刘延涛，与于右任亦师亦友。

因为于右任生前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众人决定以那首《望大陆》当作他最后的遗愿。经过多方勘探，最后选定淡水镇肖明里海拔700余米的八拉卡作为于右任的墓园。墓园朝向西北，隔着大海，那里有他魂牵梦萦的故乡。

于右任去世后的第三年，台湾青年登山协会在全岛发起募捐，最终在台湾的最高点——玉山山顶上为于右任建了一座纪念碑和一尊三米高的铜像。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座经历了30几载风雨的铜像，却遭受了一场劫难。1995年，民进党一位“议员”跑到山上，偷偷地将于右任铜像的头部锯掉，然后扔到五十米外的一个坑凹里。消息传出来，舆论大哗。刘彬彬回忆，当父亲刘延涛闻知此讯，气愤难平，以至3天无法进食。

1998年11月4日，92岁高龄的刘延涛去世。刘延涛生前的书房里，收藏着许多于右任的真迹墨宝。“我父亲过世以后，由我来整理他的东西。起初的一两年我都不敢拿出去裱，我很怕人家知道我手里有这些字画，他们要找我来买，我不会出手的，因为我对它们，有那么深的感情在里面。”刘彬彬说。

2007年，刘彬彬带着于右任和刘延涛的书法作品来到大陆展览。“右老去世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20年后，我们可以踏上大陆，连我父亲都没有想到。”刘彬彬说。她说，虽然此前也有人将于右任的作品带回大陆，但都是“偷偷地带过去，偷偷地带回来”，刘彬彬的想法是：“我一定要通过正式渠道，正大光明地带过去。”虽然过海关的时候，这些字画办起手续来非常麻烦。

“我也知道，近些年来，右老的字画非常值钱，但我舍不得脱手。不脱手也有不脱手的麻烦，我需要照顾好它们。”刘彬彬说。如今哪里有展览，她就把它们带到哪里，“直到我跑不到为止”。对于腿脚稍有不便的刘彬彬来说，个中辛苦自不待言，但是她却没有任何怨言：“父亲生活在右老的世界里，而我活在父亲跟右老的世界里，这种幸福感是别人难以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