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他那一晃脑袋，把我们民族，又拖回了好几十年
严歌苓
还是从河南鹤壁那仨人说起：头一个人叫张岳全，第二个叫牛洪，第三个，叫艾某军。艾是个首长，在纪委主管“纠风”（顾名思义：纠不正之风）。以下我们称艾为艾首长，怕直呼其名也给自己招来诬告之祸。事情很简单：张岳全实名举报艾首长受贿一百九十万元（人民币），牛宏将张的举报视频发到了网上，张在几小时后被警察逮捕。一天之后，牛也被捕。我纳闷，警察急什么？不能容举报人和被举报人见个面，对质一番？或者，派出侦查人员，对双方做个调查？还有更容易的，既然艾首长是纠风前办公室主任，现任纠风办各级首长应该会避监守自盗之嫌，必然会重视这间神圣办公室的传承，传承有污点，那么纠风公正性合法性必然不看推敲。单为澄清，他们也该出面调查。既然事发地点、银行、人物，举报人已经做了那么准确详细的交代，纠风办可以利用本身的技术资源和多年“纠风”的宝贵经验，顺便对前艾首长做一次纠风调查，事情很快会水落石出。可是办事的人偏偏避易求难，大动干戈派出警察部队，抓人，刑拘。抓举报人就算了，连带发布视频的人，也不放过。难道他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一旦视频上了网，呈几何倍的翻转就开始了，你把发视频的人抓起来，翻转出去的资讯，以及它所引发的疫情大潮，你抓得住吗？所以，我看到朋友转来的信息后，第一反应就是：你们急什么？并且，举报的受贿额是一百九十万元啊，二零零九年的一百九十万是什么概念？够养活多少举报无门的老百姓家庭？够侦缉多少类似的艾首长？
反贪腐是中央和政府的大事业，已经进行了十数年，决心是“老虎”、“苍蝇”一块打。那么，有人发现了苍蝇，带领苍蝇拍儿，刚刚对准目标，举拍子者却一反手，先把苍蝇发现者一拍击倒。这是怎么个道理呢？假如拍苍蝇者说：“苍蝇发现者不安好心，让拍子去拍非苍蝇！”那么好，请把非苍蝇的物种名称说出来，把非苍蝇的物种证明摆出来，大家心服口服，有那么难吗？即便是苍蝇发现者眼神差，把蜜蜂错认成了苍蝇，但人家初衷可嘉；人家是帮着中央和政府完成神圣使命，怎么也不该挨这反手一大拍吧？假如给苍蝇拍儿找苍蝇的老百姓为此都寒了心，从此停止指认苍蝇，纠风办必将失去多臂之力，不就成了盲眼纠风了吗？老百姓是不好得罪的，永远要记着：百姓是绝大多数，而举拍者是绝对少数，百姓在暗处，而举拍者在明处。指鹿为马一时可能，一世？绝不可能。有历史为证。
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另一出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大戏。戏开演在上海，俩主人公：宋老师和董（迅）同学。（“台后伴唱“和”导演“及”舞台监督”，我都缺乏调查，不敢胡言）。戏眼是宋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课，课呢，有关南京大屠杀。宋老师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后期追责很成问题，这件反人类惨案因为没有在当时被及时记录，以至于作为后人的我们，很难在向日本拿出遇难者实名，作为实据向日本索赔或追责。在此我倒不那么史盲。在我写作小说《金陵十三钗》之前的十多年，我一直参加海外的”南京大屠杀年度纪念”。加上我的姨祖父是大屠杀亲历者，遗产中有一部《陷京三月记》，记录了他作为国军军医未及撤出南京，化妆成平民所见闻的大屠杀日月，给提供了我大量史料。从朋友的研究中，我得知战后对南京在大屠杀中的遇难者做过统计，是根据南京的户籍系统进行的：屠杀前的人口和屠杀后比较，销户的三四十多万就是遇难者。但由于工作不细致，没有把户籍中销掉的遇难人口姓名逐个登记，所以作为后人的我们，还是很难让日本认罪。支持董同学的举报的，是董同学录下和剪辑的一份视频，结果很快就遭致了宋老师被震旦职业学校的开除。我不禁又要问：干嘛这么急呀？不要一看了节选过、编辑过的举报视频就急着砸人饭碗嘛，可以先看完原版视频，再跟宋老师、董同学谈谈，不妨也和周遭的同事、同学都谈谈，之后该教育的教育，该解释的解释，该澄清的澄清，因为人家宋老师是饭碗关天的事，她怎么就不配为自己辩解一番，她怎么就不配一场透彻的调查呢？
顺着逻辑来，假如用同一则法理，是否也该先把董同学先抓起来再说呀？都是视频做为罪证，人家张岳全、牛宏还是原版视频，怎么就不容分说地给塞进了拘留所，并在那里说不清道不明地吃住了三天（牛宏两天）？假设，张岳全举报的不是艾首长，而是宋老师，后果会怎样？也会在几小时之内被铐起来，先拉走再说吗？当然不会。所以关键之关键，是你举报的人是谁。把董同学换到张岳全的位置上，或者换到全然无辜的牛宏的位置上，他会沦为同样下场吗？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董同学绝不可能换到张、牛的位置上，因为他不会举报艾首长那样的首长。
董同学在自己后来上传的视频里，英雄面孔一张，断言：“她（宋老师）把这个事惹大了，看她怎么收场。”同时还英雄眷顾百姓那般，微微摇了摇他年轻的头颅。他那一晃脑袋，把我们民族，又拖回了好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