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桓台县唐山镇于堤村村委会原主任于杰，伙同他人多次采用阻拦施工、口头威胁等手段，对企业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严重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运城市临猗县猗氏镇原党委书记王国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索取、收受所辖区域内企业礼品礼金、购物卡等财物，共计8.8万余元；以收取卫生费名义向企业摊派费用21.9万元；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育才街派出所民警（二级警长）徐忠军，2020年4月在对辖区某公司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使用明火等安全隐患，在未经请示且没有临时查封权的情况下，将该公司相关场所张贴封条查封，造成不良影响……公权力本来是给企业服务的，却有人把企业当成软柿子随便欺负，岂能容忍？最近，各地通报了不少破坏营商环境的类似案例，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可得引以为戒。浙江省上城区南星街道有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平时工作主动，帮企业解决了不少困难。企业挺感谢他，就在过年的时候给他送了些礼卡，他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后来，这名社工受到了诫勉处理。南星街道纪工委书记徐建强认为：“为企业做事，用的是公权力，如果当成日常的礼尚往来，就越界了。”而这种越界，正是基层干部与企业打交道时常见的廉政风险。去年，洪老板想在厦门市翔安区办一所幼儿园，去咨询区教育局能不能办，得到了肯定答复。他就按照教育局在网上列出的办事指南，一件一件去落实。为了满足消防要求，洪老板还投入了近千万元资金，对园区装修改造。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洪老板向区教育局递交了申办材料，得到的回复却是：不予受理。洪老板急了，去找教育局经办此事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给出的理由：“幼儿园用地不符合翔安区教育发展布局规划。”洪老板就有点搞不懂了，幼儿园建都建好了，这才说不符合规划，为什么不早说？“这笔投资可不是小数字，如果再无法投入运营，我们将被拖垮了！”“教育局这种符合布局规划的要求，是他们管理的需要，但群众在办事过程中却因这个要求遇到难题，就应该先自审是否相关制度和要求已经不合理了，是不是应该修改完善。”厦门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李喜瑞给我们分析了背后原因。上面两个案例，一个是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没有把握好和企业交往的尺度，帮企业解决问题没错，错在收了不该收的钱，破了“清”的界限。另一个则是懒作为不作为，不主动替企业排忧解难，还放任企业陷入困境，没有做到该有的“亲”。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从今年的疫情里熬过来，企业都太难了。要“保市场主体”，就要给它们打造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首先，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和企业打交道的姿势就得“摆正”——把企业当肥肉，粗暴摊派、吃拿卡要，这种事别干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帮企业办事要本着公心，企业的“感谢费”是收不得的，领导干部帮企业直播带货，“广告费”、回扣也是一分都不能收的；国家最新的惠企政策下来了，要主动宣传推动，想办法帮企业真正享受到优惠；企业复工复产，要简化审批流程，让企业少跑几趟，早日开工早点挣钱；门好进、脸好看还不够，要帮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部门内有哪些对企业发展不利的规章制度，就及时整改……作为监督的专责机关，纪委监委可以做些什么呢？——纠正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和企业交往的各种“不正确姿势”，督促保护支持市场主体的政策落地见效。比如，畅通举报渠道，从企业的“倾诉”里，及时发现政商交往中的“细菌病毒”，给有关部门打打针。推动解决了洪老板办幼儿园的难题之后，厦门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李喜瑞告诉我们，他们的举报渠道——“厦门党风政风监督台”，聆听了很多企业的“委屈”，督促职能部门去解决。同时，他们又注意不在企业和职能部门之间造成对立。“企业要和政府长期打交道，不能为了解决这次的问题，就把企业和职能部门的关系搞僵。我们告诉职能部门，问题既然已经发生，只要敢于直面问题，积极为企业解决问题，也是一种担当，我们认可鼓励。”又比如，现在很多地方的纪委监委都“跟进监督”，主动走访企业，了解国家惠企政策在企业的落实情况，监督职能部门履职的全过程。杭州上城区南星街道纪工委书记徐建强刚刚用这种方法，督促区域发展办给辖区内的企业落实了300多万的贷款。“我们不是等着企业有需求了再来解决，而是全程主动督促职能部门履职。有时候政策没落实到位，企业自己去跑，行业部门不了解这个企业，还得进行评估，费时费力。要是我们直接和行业部门对接，效率就高多了。而且企业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就更愿意留下来。”越是困难的时候，营商环境就越重要。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已经由第46位上升到31位。而我们的目标是，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让广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责编：张明宇
编审：陈卫平 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