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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红色朋友圈”

共产党员 2022-04-29

1931年,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会结业合影。


鲁迅曾把中国共产党人称颂为“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虽然他不是共产党人,却把很多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视作“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的同道者。据不完全统计,鲁迅结交的共产党人有60余人,他们的交往与异曲同工的文化选择,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难忘的红色记忆。


与李大钊、陈独秀:

为了文学的革命


1918年1月,鲁迅加入《新青年》编委会,并于同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这一笔名登上文坛。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的相知,就与共同参与《新青年》杂志编委会的工作有关。


鲁迅对李大钊的道德文章均十分推崇,现存的鲁迅藏书中,还保存着李大钊编的三期《政治生活》杂志。在这几本杂志中,有李大钊用“守常”“猎夫”等名发表的文章,其中一期刊载的《土地与农民》一文,曾被毛泽东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学习材料。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多次提到他的文章是“听将令”的,为的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在李大钊所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鲁迅发表的小说《药》和四篇《随感录》,无疑是用文学的语言回应了“将令”。李大钊也曾高度评价当时鲁迅新发表的小说《长明灯》,说这篇小说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李大钊被害后,鲁迅不顾危难,为昔日战友的葬仪捐款,并为其遗作《守常全集》撰写了题记。在题记中,鲁迅深情地说:


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在《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与鲁迅交往较多,还是最早敦促鲁迅将小说结集出版的人。1920年9月,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后来,鲁迅提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谈道:“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对于陈独秀的性格,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与左翼翻译:

志同道合的“窃火者”


翻译与写作,是两种不同的劳作。在鲁迅看来,翻译是输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他一生共翻译了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约300万字的著作,和他自己创作的字数接近,或可证明其对翻译的热情不亚于创作。在鲁迅的译作中,有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和苏俄革命文学。在鲁迅的“红色朋友圈”中,也不乏这样的“同道者”。


早在1920年,也就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诞生的这一年,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陈望道就把他刚刚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寄赠鲁迅。周作人晚年回忆: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说:“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1928年下半年,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正式开业,在鲁迅等的支持下,这个机构以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科学的文艺理论为特点活跃在上海书界,成为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应陈望道的约请,鲁迅“极其慎重、认真和精心”地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著《艺术论》。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把何瓦琴的集句书赠瞿秋白,倾注了对志同道合的瞿秋白亲如手足的情谊。


1931年,瞿秋白来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鲁迅从冯雪峰处听说瞿秋白精通俄文,急切地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在一封致瞿秋白的信中,亲切地称瞿秋白为“敬爱的J.K.同志”,在现存的1700多封鲁迅信札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此一封。在这一时期两人的交谈中,瞿秋白经常把自己构思的腹稿讲出,征求鲁迅的意见,经修改补充,由他执笔,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两位好友的观点相近,风格近似,有时候连鲁迅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写的文稿。


那时候,瞿秋白夫妇从事革命工作,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朋友,不仅无私关怀他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1932年到1933年间,鲁迅先后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在自己的寓所避难。


与青年木刻家

用艺术投入抗战


鲁迅认定,版画艺术“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1931年8月,他在上海主办“木刻讲习会”,从此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拉开帷幕。鲁迅逝世后,木刻青年们有的留在国统区,从事抗战版画创作和抗日宣传,江丰、沃渣、胡一川、力群、刘岘、陈铁耕、黄山定、叶洛等则陆续奔赴延安。抗战版画的蓬勃发展,充分体现了鲁迅的战略眼光。


作家萧军曾说:“在30年代,鲁迅先生的两只手,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文艺作家,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木刻家——刘岘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的刘岘,沉迷于木刻版画,“一天到晚都在木刻,平均每天一幅,刻好就印”。从《鲁迅日记》记载的情况看,1933年1月到1936年3月,刘岘与鲁迅之间信件来往达51次。刘岘不停地把自己的习作拓印出来,送给鲁迅请求批评、指教,鲁迅“总是谈得那么热情、从容,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刘岘毅然终止在日本的学业,归国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中,用版画艺术宣传抗战。1938年春,刘岘参加新四军,1939年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在延安,他把民间的窗花、年画的创作技法引入版画创作中,创作了更多富有民族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版画。



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晴

责编:姚润萍

编审:陈卫平 陈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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