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包子”与“土包子”打成一片
“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诗人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用诗的语言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朝圣”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
作曲家冼星海到延安时的心理是：“我就抱着试探的心，启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
对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定下“来去自由”的政策：“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也有不适应延安生活的同志，不久又离开了，何穆与陈学昭夫妇就是一个例子。
1938年8月，何穆和陈学昭夫妇来到延安。何穆是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留学法国并获文学博士学位，是著名作家，她被安排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两个人到延安后，工作积极性很高，竭力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给革命事业。可是日子一长，矛盾出现了。何穆是科班出身，工作认真，认为延安医疗界一些人有游击习气，他提出的正规化医院建设的建议，因为战争环境、敌人封锁而没有被采纳，他一时觉得工作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的作用，萌生了重回国统区的念头；陈学昭也因为生活上的不适，愿意跟丈夫一起离开延安。离开延安前，李富春代表中央为何穆夫妇送行，他叮嘱何穆，回到重庆后，有困难就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联系，并郑重表示，若愿意回来，一如既往地热烈欢迎。何穆夫妇于1939年1月离开了延安，回到重庆开了一家私人诊所，面对昂贵的物价、特务的盯梢、黑社会的勒索，日子过得艰难，以致他们的男孩患病后因经济拮据不能及时治疗而夭折。他们想：连一个医生的孩子都因为无钱医治而死，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可取之处？经过重庆与延安的反复对比，何穆夫妇于1940年12月重返延安，两个人都在1945年入党。
1938年3月，萧军到达延安。毛泽东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派秘书和培元前去问候，和培元热情地为萧军安排时间与毛泽东见面。萧军一点不领情：“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毛泽东毫不见怪，亲自上门拜访。萧军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后，是毛泽东的座上宾。萧军在工作中与一些作家产生矛盾，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也看不惯，他性格炽烈，一次与人吵架时竟然拿出了刀子，还几次提出离开延安。毛泽东多次与萧军谈心，还写信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萧军在延安感受到共产党人对党外文化人的真诚与包容，不再嚷嚷着离开延安。
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陕甘宁边区，毕竟是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这里有着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许多刚到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适应、与军民融合不到一起的问题。同时，中共党内军内的一些同志还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瞧不起知识分子，有的不信任知识分子，有的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毛泽东在《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批评一些同志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如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明确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这些要求，体现了把知识分子纳入党的体制、改善党的结构的战略思考。
“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以及下功夫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工农的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以及打造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重大举措。
中央出版局翻译和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中宣部编印的《整风文献》规定了22个必读文件，引导青年知识分子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在鲁艺教书的诗人卞之琳说：“跑来延安的四方青年，对于新知识也如饥似渴，不限于在抗大、陕公等院校学习的，大家都经常人手一册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我自己当时未及而立之年，在这种读书浪潮里泡了一阵，也初窥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使我日后在自我检验所作所为和明辨周围事态是非真伪当中，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受用不尽。”
唯物辩证法、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理论联系实际、工农兵等词汇携带着崭新的世界观方法论进入知识青年的头脑。
鲁艺实验剧团演员孙铮是“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1943年7月辗转来到延安。在学习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情，这使她感到十分新奇。孙铮的父亲孙泽余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在孙铮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她感受到一股荡涤灵魂的清风。她毅然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她说：“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词语就这样携带着方法论进入一个人的头脑，掀起头脑风暴，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
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改变了一些知识分子“多空文而少实用”的空谈习气，他们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画家张汀说：“整风以后，都觉悟到在窑洞里表现工农是不行了……现在需要真正面向工农兵了，和实际生活结合——下乡去。”作家吴伯箫离开延安时说：“从延安出来，人们第一个记得‘为人民服务’。”
同时，工农兵从知识分子身上学到了文化知识与科学精神。在延安，知识分子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习惯在机关和部队逐渐流行开来。延安不生产笔，所有的笔都是带进来的。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录》中说：“人们把老掉牙的钢笔插在衣袋里，只要能弄到手，即使他们不会写字，也要把钢笔插起来，这是他们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样子，从延安知识分子那里时兴，后来流行到工农兵当中，流行全国。
陕北的“土包子”与外来的“洋包子”结合起来的生动画面，令毛泽东格外高兴，他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说：“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胡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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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陈卫平 陈竞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