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10元以上处以死刑！陕甘边区“十大政策”细节故事
在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革命纪念馆，陈列着一块国家一级文物铜质秤锤，上面刻有“苏维埃万岁”“壹佰斤”“公平交易”字样和五角星等图案。这块毫不起眼的秤锤，见证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实施“十大政策”的历史荣光，把人们带回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制定土地政策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规定：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分川地不分山地；田、青苗一齐分；红军家属分好地、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土地等。
这些政策非常具体和实用，深受根据地人民的欢迎。比如不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全部土地，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并且，参加劳动的地主家庭成员可以分地，这是对以往党的土地政策的一个很大突破。还规定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不分土地，等到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时再分土地，这和寺村塬时期红军打到那里，在政权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就分配土地的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体现了习仲勋等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以人民为天
始终以人民为天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局部执政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制定财政粮食政策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坚持以老百姓的心为心，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成立牧场，养猪放羊；设立集市，便利交易，保护小商人；发行苏币，流通金融。采取奖励农耕、经营红军公田、兴办机关农牧场、合作社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出现了“苏区与白区在军事上残酷较量、但经济上却互通有无”的特殊景象。
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习仲勋等边区领导人十分注意商业贸易工作，与白区商人交朋友，通过开放搞活政策，吸引白区商人来南梁做生意。
当时的边区干部蔡子伟回忆说，荔园堡集市设立后，群众非常欢迎。通过集市，红军和外地商人搞交易，用羊换回根据地急需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物品。有一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到南梁做生意，见了一个站岗的红军战士就塞纸烟和钱，红军战士把钱摔到地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以为红军战士嫌钱给得少了。
刘志丹和习仲勋闻讯后，赶快派干部去向这位白区商人道歉，说明红军的纪律，并当着商人的面批评战士不懂礼貌，商人连连说：“我不知道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这件事，迅速传遍了白区，起到了宣传红军的作用，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发展了，经济搞活了，物资广为交流，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
坚持又斗争又联合
比如引导争取改造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农民武装走上革命道路；引导保安县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华池县南梁哥老会大爷郑德明等200多个哥老会成员投身革命。最具影响的是争取黄龙山土匪梁占奎手下营长郭宝珊起义，成为党在陕甘边区统战工作的成功范例。对于不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土匪武装，如赵老五、张廷芝、杨谋子等，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了坚决打击、彻底消灭的方针。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采取恰当的方法，做好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积极消除“红白对立”。在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杨虎城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第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张学良部先后停止剿共，形成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局面，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还是南梁政府好
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有关廉政规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据时任陕甘游击队一班班长的王殿斌回忆说，在1935年4月，国民党军马鸿宾部占领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率党、政、军机关转移，那时天气已经热了，习仲勋还穿着三年前穿的旧棉袄、破棉裤。边区工作人员马仰西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南梁堡找习仲勋谈工作，晚上睡在一个破窑洞里，没有被褥毡席，他们就穿着衣服，枕着石头，睡在光溜溜的土炕上。
此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军事、民政劳资、知识分子、肃反与社会教育改造等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突出陕甘边区实际，保障和促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独立自主解决和处理陕甘边区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成功探索。根据地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了红色政权是真正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非常感慨地说：“还是南梁政府好”。
来源：学习时报
责编：姚润萍
编审：陈卫平 陈竞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