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官僚主义斗争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核心区。对于官僚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扔进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因而，中央苏区纠治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一方面，突出表现为“反对本本主义”。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对红四军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又提出严厉批评：“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的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另一方面，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如仁风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新风。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注重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并第一时间进行调整。于都县罗坊区三门滩乡在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时，发生了摊派、命令、强迫等问题，“该区委、区苏感觉到这问题的严重，立即派人到该乡调查，明了真相后，当即召集全乡党团员及全乡代表大会，严格指出该乡苏李汉盛官僚主义及摊派命令强迫方式，给了无情的打击……不（到）二天的时间，该乡劳苦工农群众自动的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一千余元，集中现金九百余元”。1933年9月，针对当时查田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提出“要反对在查田运动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如查田不经过宣传和讲阶级，不经过群众讨论阶级，不召集工会、贫农团会议，只由工作团或几个同志去秘密查田，甚至几个人黑夜去没收”。中央苏区十分注重干部领导和工作方法，以打破因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而造成的物质生活困难。从1933年冬天开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部自带干粮去上班，在瑞金的中央机关后方工作人员成立“节省总会”，大家每天只吃两餐饭，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同一时期出版的《红色中华》几乎在每期上都有关于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开展节省运动的介绍和评论。《红色中华》倡议实践“六项节省规约”，号召全体苏区干部每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饭馆不额外加餐、节省30%的办公费用、建立节省箱、每个伙食单位自建菜园自供蔬菜，并开设专栏介绍“响应本报节省号召”的情况。在群众支持下，中央总务厅全苏大会工程所查出了5个贪污分子，中央总务厅下属运输队查出1个，教育部查出1个。节省运动等纠治官僚主义斗争更多的是以运动、竞赛的方式开展。如上杭县苏区工作人员热烈响应号召，以同志与同志的监督来实现运动的目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纠正党内不良倾向的重要方法。1929年7月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编印的《党员训练大纲》专列一节“怎样批评同志”，为根据地党组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供了方法指导。1930年10月发出的《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强调：“现在，我们号召全党同志和各级党部，根据这种精神，坚决的实行对于工作的检查实行自我批评。”文件认为，要防止出现为了批评而批评的“仅限于一般原则和全国政策上的空洞的批评”，也要有“公开认清事实的勇敢，而不应当夸大和隐瞒”。《红色中华》刊文指出自我批评对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作用：“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对于每个同志的工作应有经常的检查的督促，要以阶级路线的观点与立场来清洗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毫不留情的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与贪污腐化，专门坐在机关里发号施令而不做一点实际工作的官僚主义分子扫出苏维埃机关以外。”自我批评的内容也会登上机关报，作为范例。在《粉碎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傅禄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傅禄自我批评说：“在三月中间就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实际表现，例如去买米及买菜就私用了公家四块多钱，拿去买表及吃东西，在工作中是不积极的，而是消极怠工，对一般的工作不负责任。”他将发生这些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对目前政治不深刻认识”。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提出，要“吸引工农劳动群众中最积极最有威信的分子尤其是工人领袖，来参加政府机关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在政权中要肃清一切富农成分，政府机关中不应容留消极怠工腐化分子尤其是官僚主义分子在内，要彻底肃清旧政权基础上的官僚制度”。1931年11月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工农检察部有他的特别任务，得设立控告局，以接收工农的控告事件，还可以组织工农群众的突击队，突然的去检查某项国家机关或企业的工作，以揭破官僚主义者与腐化分子的假面具，还可以组织群众法庭，以审判未涉及犯法行为的官僚腐化分子。193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规定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1934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通过《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责成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委员会经常检查礼拜六工作的执行状况，严厉打击对礼拜六工作敷衍怠工的行为”。值得指出的是，中央苏区还在群众运动中成立了轻骑队、突击队等监督组织。轻骑队是在苏区团组织领导下，由广大青年自愿加入，负责检查苏区机关与企业内部的腐化现象，反映苏区党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轻骑队与工农检察部门之间可以互派代表参加会议，这些被派遣人员不需要支付生活费用。张闻天总结指出：“为得要使工农检察委员会能够很迅速的把下面所发生的各种情形反映到上面来，工农检察委员会必须与群众有最密切的联系。”“简单的依靠工农检察委员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毛泽东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在战争突击动员方面，《红色中华》刊文对十二月突击月的动员成绩进行表扬：“在动员问题周围开展了具体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大大增加了动员新战士的数量（从过去每月一千二千到十二月的将近一万）与改善了工作的质量（开小差的大大减少，阶级异己分子的洗刷，与两星期的军事训练）。在兴国，瑞金，西江三县造成了不但完成而且超过原定数目的光荣成绩。”同时，把西江突击队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布置了具体的突击中心”，“反机会主义斗争开展了”，“抓住了干部动员了群众”。在秋收动员方面，《红色中华》刊文指出：“最好的是沙溪区，他们是在各乡组织了秋收队……适当的调剂，因此，虽然秋收紧迫时也不感觉人力的缺乏与空闲，沙溪区的秋收是很迅速的完成了，其次就是潭头、良村等区。”通过对典型的表扬，将革命战争与群众利益紧紧联系起来，在中央苏区形成了广泛的示范效应。
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强调：“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他在兴国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时刻都要叨念‘争取群众’。”在实际工作中，中央苏区也效法苏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做法，实行礼拜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制度。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规定：“各级党部和政府必须经常注意红军家属的日常需要和困难（如疾病，缺乏日常需用品等），领导群众帮助其解决。”“优待红军家属是一种扩大的经常的群众运动，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力量，才能解决红军家属的需要和困难。”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成为中央苏区持续加强党组织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年初，尽管面对严峻的形势，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仍然强调：“必须继续的、坚持的进行反对暗藏在苏维埃机关中之阶级异己分子之斗争，必须广大的开展反对苏维埃机关中的个别的贪污腐化、浪费公款及官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中央苏区开展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剖析了官僚主义的属性及危害，揭露了其具体表现和产生原因，探索了进行纠治的举措，得了良好的成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责编：姚润萍
编审：陈卫平 曹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