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一个秘密组织活跃在香港，只为抢救……
近日，关于“请大英博物馆归还中国文物”的呼吁掀起一股热潮。随后，以“逃出大英博物馆”为主题的网络作品《逃出大英博物馆》和《敦煌遗书》上线，获得巨大关注。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鸦片战争至今，共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数量就达100余万件。文物流失是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从其流失之日起，我们无不希望有朝一日它们能重返祖国的怀抱。
2004年，时任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主任张永年曾说：“中国有个传统，国之重者，国土与国宝。文物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抢救国宝、保护文物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早在70多年前，有这样一个组织，奔波在抢救流失文物的第一线，它就是“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今天，我们来讲述它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些内地收藏家携带大量古董珍玩移居香港，并时常在香港市场上出售，其中包括一些流散于民间的故宫文物。而香港作为自由港，汇集了世界各地的收藏机构、私人藏家和文物贩子，很多人对这些文物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以重金收入囊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5月24日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第一条明确指出：为保护我国文化遗产，防止有关革命的、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珍贵文物及图书流出国外，特制定本办法。第二条严格规定了禁止出口的文物、图书的种类，主要包括革命文献及实物、古生物、史前遗物、建筑物、绘画、雕塑、铭刻、图书、货币、舆服和器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颁布的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是这部法令的主要制定者，更是这部法令的坚定执行者。
一方面，我国对文物出口限制更加严格、文物进出境审查制度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对流散于海外的国宝，我国也竭尽全力地采取多种途径抢救回国。
1951年3月，郑振铎与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一起，以文化部的名义向政务院呈交报告，申请专款抢救在港文物。
向来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的周总理亲自批复成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同意拨出专款抢救文物，并指示这一工作必须秘密进行。
文化部按照批示，委派专人负责香港文物的回购任务，郑振铎组织领导，王冶秋、张珩、王毅、徐森玉参与其中，时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朱光负责联络协调工作。香港方面的人选是郑振铎经过反复思量才最终确定的。
徐伯郊是我国著名的古文物鉴定专家徐森玉的长子，自幼耳濡目染，酷爱文物，打下了坚实的文物鉴定基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情操、优良藏风的收藏家，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再就是，徐伯郊常年来往于香港与广州之间，作为香港银行界的翘楚，与香港的上流社会交游甚广，向来出手阔绰、消息灵通，且口碑极佳。因此，徐伯郊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香港方面的负责人，沈镛和温康兰两人从旁协助。
从香港抢救国宝的重任就此落到了这些人身上，在日后的工作中，他们精诚合作、密切配合、不辱使命，抢救、征集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从故宫流失的多幅价值连城的字画，书写了“凡是国宝，都要争取”的一段传奇，也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文物的一段佳话。
“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抢救在港重要文物——《中秋帖》与《伯远帖》。
位于北京故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自雍正帝后历代皇帝的起居场所，其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屋墙上悬挂着一块乾隆帝御笔题写的“三希堂”大字的匾额。这间屋子里珍藏着中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三件稀世墨宝：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献之侄子王珣的《伯远帖》。它们一直被乾隆帝视为珍宝，以至于专门辟出一间屋子妥善保管。
1924年11月3日，冯玉祥责令原驻扎景山的故宫守卫部队缴械，国民军进驻故宫。11月5日，溥仪被迫迁出故宫时，欲将《快雪时晴帖》藏于寝具中夹带出宫，幸好被国民军的士兵及时发现，因而躲过一劫。
1928年6月4日清晨，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从北平开往沈阳的列车被日本人炸毁，得到消息后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不免冷汗淋漓、一阵后怕，因为前一天张作霖曾派人向他索要《快雪时晴帖》，欲带回沈阳。易培基当时急中生智，推说宝帖被锁在保险柜中，而钥匙分别在冯玉祥等三人手中保存。张作霖急于在第二天离开，不便抢夺宝帖，故而《快雪时晴帖》再次幸运地躲过一劫。后来，该帖被国民党政府迁移至台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而其他“二希”《中秋帖》和《伯远帖》的运气则不及《快雪时晴帖》，几度流落民间，辗转数人之手。
《中秋帖》，传为东晋王献之书，纸本，手卷，高二十七厘米，宽十一点九厘米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秋帖》原为五行三十二字，后被割去二行，现仅存三行二十二字。释文曰：“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无款署，有明董其昌、项元汴，清乾隆帝等人的鉴藏印跋。
《中秋帖》字形大小正斜组合，行草相杂，书法古厚，墨彩鲜润，字距布置紧密，运行流利，连断往复。整幅字守中线，行间透气，齐头平脚，气韵贯通，雄浑奔放，气吞万里。
《伯远帖》，东晋王珣书，纸本，手卷，高二十五点一厘米，宽十七点二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伯远帖》为五行四十七字，释文曰：“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有明董其昌、王肯堂，清董邦达、乾隆帝等人的鉴藏印跋。
《伯远帖》是作者给亲友伯远书写的一通信札，其行笔自然流畅，俊丽秀雅，为早期行书的典范之作。全篇随其本字之形，顺其自然之态，而又通篇和悦，自然一体，有如天成。
关于二帖如何流落民间，历史学家考据认为：自1911年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前，《中秋帖》《伯远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住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两幅字帖偷偷携带出宫，后转卖给一家名为“品古斋”的小古董铺。而经常光顾这家古董铺的人里，有一个叫郭葆昌的，是袁世凯的账房先生，家财万贯，酷爱收藏。当他在店里看到两幅字帖竟然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貌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二帖时，难掩心中的震惊与喜悦之情，遂与掌柜讨价还价一番，一掷千金买下二帖，并提醒店主按规矩为他保密。
郭葆昌死后，其子郭昭俊从父亲手中继承了这两幅珍稀的字帖。由于国内形势混乱、家道日益中落、生意经营惨淡等多种原因，郭昭俊的生活一度出现问题，为解燃眉之急，他被迫在1949年登门拜访新组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急欲将二帖出售。
台北故宫博物院考虑到政治形势复杂，且采购经费捉襟见肘，万般无奈地拒绝了郭昭俊提出的售价，“二希”再次流散民间。“三希堂”法帖的团圆梦就这样由于时局的动荡、人心的不稳和资金的匮乏而破碎了。
时隔不久后的1951年，两幅书法作品竟然在英国于香港建立的汇丰银行重见天日。不善经营的郭昭俊因为急需用钱，把两幅宝帖抵押给汇丰银行，终日靠贷款度日，而眼见抵押期限在1951年年底即将到期，他却无力赎回。
如果不能及时还款，汇丰银行就会依法依规对这两件墨宝进行公开拍卖。届时，世界各地的古董机构和商人定会蠢蠢欲动，争先恐后地争夺中国的珍贵文物艺术品，中国文物恐难逃流落他国的厄运。正当郭昭俊一筹莫展之时，他的一位世交好友出现了。
时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徐伯郊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当机立断，决定竭尽全力挽救国宝。他一方面尽力劝说郭昭俊把国宝卖给祖国，使其回归故土；另一方面，他也在第一时间把此事告知其父——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森玉，后者将此事及时上报了国家文物局。这份报告即刻被送进了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
1951年11月5日，周恩来总理就购回《中秋帖》《伯远帖》致函马叙伦、王冶秋、马衡等，全文如下：
按照周总理指示，文化部文物局决定立即派出“三人专家小组”赶赴香港。除了王冶秋，还有马衡与徐森玉两位故宫元老。
马衡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二希”回购的具体细节：11月15日，马衡和王冶秋乘火车抵达广州，与先期到达的徐森玉和徐伯郊父子会合。1951年，粤港往来已不自由，迫于形势，最终决定由裴延九、徐鹿君和徐伯郊三人化装成船员从澳门赴港，鉴定二帖真伪并与郭昭俊谈判。香港方面，中南银行行长胡慧春已作为中间人与郭昭俊接洽，“三人小组”准备请胡慧春先行垫款，为了以防万一，又请周作民的金城银行作为垫资备选。11月23日晚，马衡广州寓所的电话铃声响起——徐伯郊告诉他，谈判成功，除赎金外，再给郭三万，本息共计四十八万八千三百七十六点六二元港币，便可顺利拿下“二希”。挂上电话不久，马衡又接到北京消息：总理已获知此事，并批了五十万港币回购款，次日将汇到中国银行户头。由于中国银行及时出资，中南和金城银行并未先行垫付。
稀世国宝以近五十万元港币的天价成交，约相当于八万七千五百美元，大约占到了当年外汇储备的千分之二。若以当时中国内地的物价水平测算，大约能购买二百三十万斤大米。两幅宝帖顺利归国后，由国家划拨给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
在外流浪了二十多年的两件顶级文物，经历一番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夺宝大战后安然无恙地重回祖国怀抱，结束了四处漂泊、无家可归的命运。这也开启了中国政府抢救流散海外国宝的序幕，随后一大批国之重器、国之瑰宝陆续归来。
成功回购《中秋帖》和《伯远帖》之后，在北京坐镇的郑振铎与在香港积极奔走的徐伯郊鱼雁往来、精心筹划，再次完成了一件功德无量的文物回购任务。那就是从中国著名书画家、鉴藏家张大千手中，购回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人摹本）、南唐董源的《潇湘图》和元代方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
在这三张画作中，《韩熙载夜宴图》名噪一时，身世最为传奇。今日所见的这幅画并不是当年顾闳中所画的原作，原作早已遗失，所以，这幅宋人摹本自然是价值连城。
据记载，在南宋时，画作曾藏于内府，后不知何时散佚民间，在清代曾经落到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年羹尧手中。1726年，年氏被雍正帝赐死，《韩熙载夜宴图》成为皇宫内府收藏的珍宝，其后又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溥仪在1924年离开北京故宫时偷偷携带了许多皇宫中的精品字画，其中便包括这幅画。
这幅绢本绘画宽二十八点七厘米，长三百三十五点五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描绘了南唐官员韩熙载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此画绘写的是一次完整的韩府夜宴过程，即琵琶独奏、六幺独舞、宴间小憩、管乐合奏、应酬宾客五段场景。
韩熙载出身北方望族，唐朝末年登进士第，因其父被诛才逃至江南，投顺南唐。而南唐后主李煜对北来官员常心存猜忌甚至迫害，整个南唐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身居高位的韩熙载为求自保，故意装扮成醉生梦死之人，夜夜笙歌，设宴行乐。
《韩熙载夜宴图》一直围绕中心人物韩熙载步步展开，从倾听演奏，到亲自击鼓，欣赏独舞，直到宴会结束，各个场景中的韩熙载都沉浸于享乐之中；而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表情略显凝重，心思并未投入欢快的夜宴，而是别有寄托。
整幅作品线条遒劲流畅、工整精细，构图富有想象力。顾闳中用其独特的手法描绘出韩府夜宴的情景，将其巧妙地分为五部分，每部分间既独立又连贯。这样的处理，在唐与后世的技法中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时期写实性较强的画作之一，其内容丰富，涵盖了家具、乐舞、服饰、礼仪等方面，是研究五代时期服饰、装饰等艺术风格的重要参照物，对研究中国古代绘画、传统服饰、民族音乐以及古代人文生活艺术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它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代表了古代工笔重彩的最高水平。
1945年8月的一天，眼见气数将尽、大势已去的日本关东军不得已决定转移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匆忙出逃的溥仪来不及带走当年从故宫携出的若干珍宝，于是，负责守卫伪满洲国皇宫的士兵三五成群地一哄而上，抢夺了当年皇宫中的古董珍玩。
最先被抢的是金石玉器，大概是没有文化的士兵觉得这些物件看起来比较值钱；接下来遭殃的便是古代字画，很多传世名作被过度撕扯、一分数段，或直接被撕成碎片。稍微幸运些得以保全的字画便散落到长春街头。
当年，这些佚散的国宝被古玩界称为“东北货”，很多人因为贩卖“东北货”而一夜暴富。由于社会局势动荡，文物的价值大幅缩水，有些懂行的文物贩子便把这些字画带进关内，只要是进了当时北京的古玩字画和文物的集散地——琉璃厂，所有文物艺术品都会身价倍增。
《韩熙载夜宴图》经过多次转手，最终落到了琉璃厂一家叫作“玉池山房”的店铺老板马霁川的手中。这家店铺专营字画装裱，也经营字画。
马霁川装裱手艺精湛，在琉璃厂一带口碑甚佳，出入其店铺的皆是社会名流、达官显贵和书画名家，张学良、徐悲鸿、于右任、张大千和齐白石等都曾是其店中常客。马霁川在京城开店期间，多次收购散落民间的珍贵书画文物，避免了这些文物遭到毁坏或流失海外。据记载，他曾于1947年将六件珍贵字画送交故宫博物院，包括五幅手卷和一幅册页。
马霁川在得到《韩熙载夜宴图》之后如获至宝，在白雪覆盖北京城的初冬时节，叫价五百两黄金，待价而沽。所有的古玩商人都得知了这一消息，议论纷纷的同时不住摇头，对高昂的价格望而却步。
有一天，走进店铺的一位中年男人在仔细地观摩画作之后便匆匆离去，第二天直接交给店主一张五百两黄金的银行汇票。这个人就是张大千。是年秋天，他从成都飞往北京，本打算用五百两黄金买下一座前清王府，定居北京，但嗜画如命的他在看到《韩熙载夜宴图》后又不愿轻易错过。
重金买下这幅令众多藏家垂涎的精品画作后，张大千连续数日把自己关在房间内，细细地揣摩顾闳中的绘画技法，并在脑中形成清晰构图后，一气呵成，亲自上阵临摹了一幅，然后便把原画束之高阁，妥善地保存起来，不敢再对外宣传，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表达对这幅画溢于言表的喜爱之情，他还专门刻了一枚印章，文曰“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加盖在画作的跋首底部。张大千的另一枚常用印章“大风堂珍藏印”则加盖在了跋尾底部。
1949年，张大千移居香港，随身携带了一批多年来从各处觅得的古代字画，自然也包括“大风堂”的镇堂之宝《韩熙载夜宴图》。虽然张大千在香港的生活时常捉襟见肘，并不宽裕，但他仍能通过售卖自己的绘画作品贴补家用，从未动过售卖国宝字画的念头。
然而，平静终于在1952年的夏天被打破。张大千计划迁居南美国家阿根廷。远赴他乡开始新的生活固然值得憧憬，但现实中筹措资金的任务也不得不提上日程，张大千不得不售卖自己收藏多年的《韩熙载夜宴图》、南唐董源的《潇湘图》和元代方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
但他深知，这些珍贵书画是国之瑰宝，不能流散海外，而他本人也不能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所以，他思来想去找到了一个特殊的方法。他既没有把这些书画委托给古玩商代卖，也没有把它们拿到香港的拍卖行去拍卖，因为这些方法都无法保证书画的最终归处是中国。
张大千与徐森玉是多年挚友，与其子徐伯郊也十分熟悉。在得知张大千欲出售这些国宝书画后，徐伯郊立即乘飞机赶往北京。1952年5月13日，他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位于北京南池子胡同里的欧美同学会小礼堂，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的亲切接见和款待。周总理当即指示徐伯郊回港后立刻私下收购张大千欲出售的书画。
徐伯郊最终以两万美元的超低价买下了张大千手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方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北宋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和他收集的一些敦煌卷帖以及宋代画册等珍品。随后，郑振铎也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赶赴香港，再从徐伯郊手中以同样的价格购回这几件国宝。这批国宝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辗转漂泊后，终于又回到了位于北京故宫的家。
通过徐伯郊之手回归祖国的香港文物，前有《中秋帖》《伯远帖》，后有《韩熙载夜宴图》，正因为这个原因，郑振铎才会在后来致徐森玉的信中感慨：“这几天，故宫馆正展览‘唐宋名画’，徘徊数次，不禁想念起伯郊兄的功绩来。”
一位是共和国的总理，纵使国家财政的外汇储备再紧张，也要省出钱来购回本就属于中国人民的国宝书画；一位是嗜画如命的画家、鉴藏家，即使移居海外、前途未卜，也要以最低价“半售半捐”国宝书画给国家；一位是身居香港却心系祖国的银行家，誓要竭尽全力争取国宝回家。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他们为了国宝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不计名利、前赴后继，奔走在争取抢救国宝回归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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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瞭望智库摘编自《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
文：李竞辉
责编：张明宇
编审：陈卫平 曹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