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活法：思想默存于学术 ——優教育•教育思想力沙龙之钱钟书学案的“暗思想”

    在伊顿学园开讲钱钟书学案的“暗思想”，是一次非常巧妙的相遇。钱钟书先生是一位顶尖的思想家，是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史上地标式的人物；而伊顿学园是最泥土，最有地气的。这是最高的思想与最质朴的教育的相遇。深深扎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土壤的最深处，寻找作为思想家的钱钟书，寻找中国学人、教育人的活法。

废墟中走出的钱钟书

    讲座伊始，夏中义先生白描了钱钟书先生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从废墟里面走出来的钱钟书风化犹健，在美国轰动了西方，回国后又轰动了中国。那个时候《管锥篇》出版在国内形成了最早的“钱钟书”热。其后又出现了两次“钱钟书”热，第二次是《围城》改编成电视剧；第三次是今年杨绛先生逝世，这个时候谈起钱钟书的话题——钱钟书是大学问家，但钱钟书未必是一个思想家。

    夏先生说，判断钱钟书是不是重量思想家有一个前提：对从1955年开写《宋诗选注》，到1975年《管锥篇》完稿的20年钱钟书留下的学思细读和深读。这是前提和基础。钱钟书先生为自期自律在黑暗岁月也应不失知识人尊严所留下的现代伦理秘笈，一旦在新世纪语境被敞亮为公众也能分享的公共精神资源，这对滋润且提升当代国魂新一轮的价值觉识来说，怎么高估也不为过的。

钱钟书先生生平记事

1929年，考取了清华外文本科；1933年清华毕业；

1935-1938年，留学牛津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

1942年，完成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1948年出版；

1944-1946年，完成小说《围城》；

1948年，钱钟书作为作家、文学学者在学界崛起；

1955-1958年，完成《宋诗选注》；

1979年，《管锥篇》完稿出版。

何为思想？何为暗思想？

    从百年中国语境的角度来讲，钱钟书先生作为思想家，分量重到什么程度？夏先生首先从“什么是思想”予以回应，思想是一个智者对具有重大意义的公共议题的提出与回应。这种回应是独创的，或再创的，具有济世、醒世的功能。而后，夏先生从1949年以来称得上思想家的四个人——陈寅恪、顾准、李泽厚、王元化——回应钱钟书作为思想家的分量。

    思想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明思想，振聋发聩，像旗帜般鲜明；另一种是明明白白地存在，它被表达出来了，你却看不见它，听不见它，这是暗思想。钱钟书便是以“暗思想”为自己赢得思想史地位的学者，他用非常规的语言方式把自己的思想讲述出来。

    夏先生说，钱钟书先生在1955到1975年间提出了百年思想史应该珍惜的暗思想——一个无权者，政治上未享有特权的个人（包括普通学人、知识分子在内），在面对历史黑暗时，究竟该如何有尊严地言说，同时又可能是安全的？这是极了不起的贡献，在讨论知识者的公共责任时，在“崇高”与“卑鄙”之间，钱钟书先生活出了第三条路——“思想默存于学术”。那么，他怎么表达“暗思想”的呢？

《宋诗选注》中的“狡慧”

    回到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写就时的历史现场，探究当时中国人文学术研究、文学学术研究的状况。从1949-1979年，这是中国百年学术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段，这三十年里，文学学术方法论只有一个，即“反映论”，谁也逃不掉两个“三角形”的思维准则。红三角形即立场是革命政治立场，方法是唯物主义反映论，观点是文学艺术上的现实主义。黑三角形即立场是反动没落的政治立场，方法是唯心主义，观点是文学艺术上的非现实主义乃至反现实主义。

    夏先生认为，钱钟书极其智慧，以狡猾的智慧做学，犹如做贼，变戏法。深谙文艺的审美性的钱钟书，不折断自己学术的脊梁，以独特的言说方式婉拒反映论，突破了两个“三角形”的思维准则。那么，他怎么变戏法呢？

    《宋诗选注》述学策略有三个特点，“微判断”、“隐理据”和“侧阐释”。“微判断”不是放弃判断，不是悬置判断，而是有立场但不明言，通过一系列非常巧妙的逻辑演绎步骤的预设来抵达自己的目标，如“逻辑递退”。“隐理据”，钱钟书在1949年前所拥有的知识学储备，宛如在手臂上的牛痘一般，对反映论已有了抗体，如1933年钱撰文《旁观者》、《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和1948年《谈艺录》足以表达对文艺情态想象造型为内核的审美性的阐释。“侧阐释”，钱钟书在序论中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文学创作的“唯一的源泉”是人民的生活，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留下的“不是源而是流”。

    在如此的言说表达方式中，钱钟书让其思想变“暗”，保存其独立思想的学术基因。

《管锥篇》中的暗思想链

    钱钟书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人物，之所以迟迟未被公认为是重量级的“思想家”，究其因，这些思想貌似“散钱失串”，散落在100万多字的《管锥篇》里。这些散钱每一个看上去好像都有点值钱，但是没有串在一起，所以它的价值大小不能妄下定论。这些思想元素珍贵得像珍珠，只有把它用一根红线串成项链以后才能做判断。面对钱钟书这个人若不好好下工夫细读，那做的判断是便会错的。

    夏先生认为，《管锥篇》中“暗思想”链的主轴是针对国人在面对历史黑暗时，如何有尊严又安全地独立言说，所以此链在逻辑上可分为“为何说”、“怎么说”、“说何果”三块。

   “为何说”，从“圣人不仁”、“贵身尚誉”、“不安于陋”和“发愤著书”四个环节层层推进予以回答。在“上患民有学则失正道而生惑乱”的历史现场，学人以“愚者不为”、“人谓我何”的姿态珍惜生命尊严，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让内心安于粗陋，发愤著书以激励自己坚韧地活下去。“怎么说”，从“屈以求伸”、“不言之言”和“龟咳”三环节予以表达。这也是钱钟书的言说方式，既有尊严、又有安全系数的方式。但这如同“龟咳”一样，“暗思想”并不定为人所知，这是一种无奈难言之苦。“说何果”，钱钟书对“暗思想”的可能后果也已有思考，从“待熟”、“不怪所怪”和“大音希声”三环节给予回答。期待历史时机的成熟，期待后人有识者可以接受这种的言说方式；最后一环，即使无人看懂，钱已明白自己为中国思想提供了什么？钱钟书的活法不崇高，但清高。

    钱钟书这样的言说是一种有尊严的生存方式，用自己的方式把自己最宝贵生命的体验——怎样尊严地存在——写下来，告诉我们的后代。这是一个活生生的钱钟书，是一个智慧的钱钟书，又是一个狡猾的钱钟书，是一个希望后代能够理解自己的钱钟书，又是一个怕自己真得被读透了的钱钟书。这是一位自我克服历史和时代，超越时代的思想家。

教育人的价值觉识

    钱钟书是寂寞的，在他生前大概真得没有碰到一个值得他珍惜的研究者，他曾言，我用我的著作就像升起在我的生命天空的一颗星星那样，照亮了我，温暖了我。“冥冥之中，独有晓焉；寂寞之中，独有照焉。”

    为什么研究钱钟书？夏先生在回应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叶水涛时表示，我也为了我自己，也就是说我所有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原动力都来自于我对自己生命困惑的一种回应和解读。生命是有限的，我不会单纯地把学术作为学术，我是把学术作为缓解我的生命忧患忧虑而派生出来的一种表达式，一种说明自我、说服自我的一种表达式。

    教育如同夏先生做学术一样，在问题中生发学习主题，与个体的生命发生联结。在当下的教育生态当中，教育人能否抱有一种超越的心态，以自我超越时代？教育是清醒的，也是可以超越的，我们教育人始终保有价值觉醒，与社会功利和势利保持距离，守望校园，魂在校园，耕作一片教育田园。

    沙龙中，阴绵的小雨停了，冬日的暖阳洒向了清简拙朴的学园，洒在承载先哲言说的书架上，洒在与会教育人的身上。伴随着夏中义先生的言说，我们看到了钱钟书学案“暗思想”中闪烁的光，看到了学人和教育人的第三种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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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义小传】

夏中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大学人文课程创建者、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席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2016)。著有《朱光潜美学十辨》、《王国维：世纪苦魂》、《王元化襟怀解读》、《九谒先哲书》、《新潮学案》、《学案·学统·学风》、《学人本色》、《思想实验》、《艺术链》等。

【推 荐 著作】

    1、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宋诗选注》选诗八十家，书中钱钟书对晏殊、王安石、柳永、欧阳修、秦观、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八十位诗人的近三百首宋诗作了注释。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到此书时，曾为书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

    2、钱钟书《管锥编》四卷本，中华书局，1979年

    《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的古文笔记体著作，对《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代典籍，采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进行了详尽的缜密的考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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