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晖中学到立达开明：“白马湖作家群”的立人达人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个由关注器物、制度到关注人本身的转变，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鲁迅《文化偏至论》中“立人”思想主张的提出，“人”的问题被逼向时代主题的边缘。
只有三类人还或执着或超脱地从事着此项工作：一是鲁迅及其追随者，他们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出发，其关注点始终落在“立人”的层面上，不稍偏离；二是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他们提倡抒写个人的“性灵”与人生的“趣味”，实际上是以闲适、超脱同时也是隐晦的态度继续着五四“人的文学”的主张，在侧面和“立人”的工作微弱地呼应着；三是一些真正的教育家，他们直接在教育岗位上从事着“立人”的工作，在点点滴滴的进步中累积着自己的实践。
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一群作家任教并生活于此，他们的文化活动正是在第三种类型中展开，并兼而与第一、第二种类型略有交叉。他们在上虞县籍的夏丏尊的号召下，陆续来到春晖中学任教或讲学，包括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叔琴、刘薰宇、匡互生及校长经亨颐等。不论时间的先后长短，他们彼此都曾经朝夕相处，在范围不大的春晖园中把酒论诗，品茗谈艺，像一家人似的以真性情相接，互相切磋，共同为教育理想、艺术趣味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凝成一个带有教育理想和社会使命的文化派别或文化族群。
白马湖之于“白马湖作家群”，仿佛一座城市的“零地标”，既是一个地点，一个文明参照的视点，也是一个文化上的原点。正是在白马湖畔，“白马湖作家群”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个性得以奠定，其教育、出版、文学三位一体的文化风貌也基本成形。在白马湖畔建立的诗化人际交往连同对“白马湖”的反复抒写，使此后远离白马湖的这批作家能在一个想象空间中，构筑起一个文学群体的精神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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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旧交替的时代浪头来袭，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积极参与，使一师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趋新的学者文人荟萃于此。此后，几经周折，他们先后聚集在上虞的春晖中学和上海的立达学园，并且以开明书店为出版阵地，展现文化与教育理想。
从浙江第一师范到春晖中学
1912年后，经亨颐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在一师校内，他提倡“人格教育”，推行五育均衡制，在教学和训育上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被视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而当时在校内积极推行新文化的还有四位国文教师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和李次九（被称为一师的“四大金刚”）。这样的进步教育家，自然吸引更多进步知识分子。1912年秋，李叔同应经亨颐之邀到该校任教，开艺术教育之新局面。
“白马湖作家群”的核心人物，实则源自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后作为“白马湖作家群”代表人物或外围人物的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等，先后应经亨颐、夏丏尊等之邀去了白马湖，或在春晖中学任教，或作短期讲学，或造访考察。因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期，“白马湖作家群”起于核心成员间的交往和互动，该校的教育理念也奠定了这个文学群体总体上的文化倾向和风貌。
而新旧之争下“一师学潮”引发风波，后经亨颐不再留任，“四大金刚”自愿离校。这促使经亨颐直接返回故乡上虞，操持起春晖中学的创办工作。
1922年9月，由当地富商陈春澜出资的春晖中学开学，经亨颐为首任校长。春晖中学贯彻“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宗旨，开学次年即招收女生，创浙江男女同校之先例；实施民主管理，采取学分制，使中学教育气象一新。
两三年间，文坛学界的一流人物先后来到白马湖畔，加上短期游访的一众大师，春晖校园洋溢着民主自由的空气和浓郁的文艺气息。旧式学校的学生还在埋头啃《古文观止》，春晖的学生就开始读白话文。校内专题讲座时时可见，既有每旬一次的“五夜讲话”，也有不定期的校外学者名流讲坛。演讲的内容亦多元丰富。1924年，前来探访的俞平伯称赞“学生颇有自动之意味，胜一师及上大也”，即可证其在师生耕耘下的傲人成绩。
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
一如“一师学潮”催生春晖，1924年的“毡帽事件”催生了立达学园。而“毡帽事件”只是“冲突点”，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的对抗才是白马湖作家们离开春晖的“基本面”。自此，春晖时期告一段落。夏丏尊不能忘情于青年教育事业，和朋友创办开明书店。匡互生、丰子恺等人则到上海江湾办起立达学园。
立达学园可以视为春晖中学的自然延续，成为“白马湖作家群 ”新的情感理念与文学活动中心。除丰子恺担任西洋画科负责人外，任教的还有匡互生、朱光潜等。学生方面，多是从春晖转来加入的。至于开明书店，虽由绍兴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创办，但其发行的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多出自白马湖这群人。在编务上，也是夏丏尊等人居主导地位。
从“春晖”“立达”到“开明”，这群作家走过一条曲折艰辛的奋斗之路，他们在教育岗位上是同事，在人生理想上则是同道。“白马湖风格”得到延续与深化，确立了这个文人集团一脉相承的内在凝聚力。
经费局促、“一•二八”惨案，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在动荡中屡次受损。抗战期间，白马湖文人仍各自做着文学上的努力，然而这已是该群体的“尾声”。核心人物相继逝世，自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白马湖作家群亦在无形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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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它并没有一个有形的组织，也没有树立任何大旗，当然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文学口号。它完全是一群志同道合、情趣相投的作家朋友，借了白马湖的灵性，以自己作品的独特艺术风格给人们留下的难以忘怀的文化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一些文学群体相较，白马湖作家群有着独特而鲜明的“个性”，既在彼此之间的友情中领取乐趣，在相互之间的艺术熏染中领取乐趣；又有共同的理想——以“立人”为基本诉求，张扬艺术、提倡美育，在教育上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在春晖中学的群芳园里，这些身兼老师的作家几乎都以教育为一生的志业。他们将人文主义“纯正教育”的理念注入日常办学，为社会培育英才。
春晖中学既由新派人士主导，校长经亨颐倾其身心办学，改革旧学积弊，刻意创建新的学风，展示了其“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创新风范。经亨颐主张人格教育、动的教育，提倡学校训育，注重学生的体育和全面发展，但在他看来，这只是现代教育应当实现的目标。办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如何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的作用，却是关乎教育本质的实质性问题。只有“纯正的教育”，才能充分实现上述教育目标，其能如清水一样，荡涤那些乏味无力的教育，积极地图谋人性的发展。
夏丏尊主张给学生最有用的知识，要求学生养成“实力”，注重全面发展。他认为，学校是为了教育人和培养人，不能把学校的课程作为办学的目的，而应关注真实的人。为此，学校教育不仅要以人为出发点，而且要适应时代和境遇的变化。
朱自清则鞭笞了当时教育的弊病，深刻阐明对教育的信仰，认为只有对教育富有深刻而崇高的信仰，才能把教育办好。教育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从事教育者只有把教育看作人生的目的，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校长、合格的教师，才会有“真教育”。
丰子恺则提出了广泛意义上的艺术教育概念。艺术教育是及于整个人生中的一切，绘画与音乐只是“小艺术品”，生活才是“大艺术品”；有了大艺术科的教养，小艺术科的图画、音乐才有真正的意义。在宽松、自由、充满个性色彩的教育氛围里，丰子恺用美的教育呼唤出了学生对美的向往和创造的热情。
“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以身作则、以爱感化的“爱的教育”，也是白马湖作家们的一致主张。无论是匡互生的“外婆的教育”，李叔同的“爸爸的教育”，还是夏丏尊的“妈妈的教育”，他们以身作则、自我要求，主动关怀、诚挚相待，用爱浇灌“教育”这片园圃，让春晖成为师生和乐、真情洋溢的“乐园”。
春晖中学筹建之时，创办者便预定了春晖中学的私立性质，成立了学校董事会，以《春晖中学校董事会规程》规定学校董事会的权利与义务。学校董事会负责办学经费的筹措与对外事务，内部管理与教学则完全委任校长负责。学校也实行学生自治，由学生和教师组织“协治会”，并于1925年组织完全由学生主持的学生会，活动频繁。
春晖中学虽为私立性质，但不以盈利为目的，其目的是改革“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为社会培育英才。实践证明，这一办学模式是成功的，这是经亨颐的办学思想在春晖中学具体实践的结果，也是春晖中学校长负责制的明显成效。
群芳园里最引人注目的，当数那些坚持舌耕与笔耕的作家教师。夏丏尊自二十二岁担任助教起，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全身心投入教育岗位。丰子恺教书的时间不算多，但对教育的热爱毫不逊色。他先与人共同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而后任教于吴淞中国公学、春晖中学，都发挥了相当影响。朱自清、朱光潜则皆是从大学毕业起即服务于中学教育，直至后来转向高等学府，继续贡献他们在文学、美学、外文方面的专长。
这群人中不以文学创作名世，但在教育工作上贡献所长的还有经亨颐、匡互生、刘薰宇等人，他们在春晖中学留下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刘薰宇毕业于高等师范，原就是以从事教育为毕生职志。至于经亨颐，一生热爱教育，他所推动的教学改革，使他成为我国教改的先驱人物。立达学园的创办人匡互生，惨淡经营，为教育呕心沥血，亦是人文教育理想的温暖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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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白马湖文学群体，无法脱开对其文化与教育实践之意涵的洞察。“白马湖作家群”是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文教从业者，同时也秉承了“士志于道”的优良传统。
“白马湖作家群”履行着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职能：以培育具有现代人格精神与知识结构的新型人才为己任。在20世纪中国“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思想框架下，“白马湖作家群”在现代分工意识的支持下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在李泽厚先生看来，中国是一个“知”不足而“行”守旧的国度，思想启蒙的力度不够深入广泛；而“白马湖作家群”最根本的思想预期，正是经由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知”的基础，然后再由“知”而“行”，逐渐建成现代国家。
在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局中，“白马湖作家群”并未简单批判传统文化，而是根据需要，吸收东西方文化中的适合成分，呈现出融会东西方思想的文化个性。夏丏尊本人仍读宋明以来性理类的书；丰子恺的艺术思想也是以中国传统儒道艺术思想为基础，融会了西方康德一脉的艺术理想。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在“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化活动中看到儒家的“君子”理念。在这种文化个性的作用下，他们从容往来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通途。
“白马湖作家群”同样为当下的文化建设实践提供另一种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有一种“寻根”的意识，试图从文化传统中解释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而这一潮流的早期努力与形态，已可在“白马湖作家群”开放的文化个性中得见。为其所重视的“人格教育”概念，即涵融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人”的理念和中国宋明理学关于人的道德培养方面的思想结晶；而“人格教育”的践行，也表明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下社会仍可发挥积极作用。
教育本应是一种不受外力干扰和浸染的纯正事业，应当遵循教育本身固有的规律办教育，因材施教，因时制宜，不偏不倚，自然发展。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春晖中学“纯正的教育”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在经亨颐看来，纯正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于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育的纯正性或者说纯正的教育，反映教育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教育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是无功利的纯正的事业，要有超乎功利的追求，要培养超乎功利的人。
如何才能实践一种超乎功利的教育？朱自清认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第二，“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第三，“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教育才可能是无功利的、纯正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春晖中学在夏丏尊“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朱自清语）的努力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成就。
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是塑造学生美好人格的育人工程。经亨颐和夏丏尊都认为，“爱字为教育之要诀”，爱是纯正教育不竭的源泉，教育者要有高尚且健全的人格，要传达出对学生的善意、信任和关爱。教育如是，唤醒的是学生的向学之心和向善之志。
初创时期春晖中学的辉煌，是经亨颐、夏丏尊等人改革封建陈腐教育、追求纯正教育办学理念的巨大成功，其中的真谛就是“一洗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因而教育改革要体现教育的本质。
经亨颐的“人格教育”、夏丏尊的“爱的教育”、朱自清的“有信仰的教育”以及丰子恺的“美的教育”等教育教学理念，无不体现着这些教育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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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岳清 李雪莹
来源 | 《優教育》第40期，本文根据《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 《大师铸就的春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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