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院：学无中西，引燃“吾侪之烈炬”
廉颇老，晚年息影清华，遍释群经诸史。春廉颇老，晚年息影清华，遍释群经诸史。春风桃李三千人，黔发朱颜玉树。凌云志，生花笔，甚似五星聚东鲁。鹅湖盛会，朱陆各扬镳，独步杏坛，呼王陈共语。
这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周传儒，为悼念导师梁启超所作的《摸鱼儿》。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国学门，简称“清华国学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大导师”，五星繁奎，堪比鹅湖，历时虽仅四年，似昙花一现，但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段无法复制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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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梁启超来清华假馆著书，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胡适也曾多次建议清华开展国学研究，并倡导“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固有文化”。1921年年初，北京大学开大学设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国学之先河，受社会各界重视。清华校务会议根据其时国家文教事业的发展需要和本校具体情况，多次研讨，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并聘当时任教东北大学，致力于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吴宓回母校主持筹办研究院。
关于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的目的和宗旨，在《研究院缘起》中有如是说：“良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至于欧洲学术，新自西来，凡哲理文史诸学，非有精深比较之攻究，不足以挹其菁华而定其取舍。要之，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设所以不可缓也。”
蔡元培先生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吴宓的首要重任，便是协助校长曹云祥聘请国内著名学者和精博宏通之教授来院执教。
据《吴宓日记》记载，“2月13日，星期五。入城，谒王国维（初见）”。邀请到王国维后，吴宓又风尘仆仆赶往天津。聘请梁启超并没有太多的悬念，费什么周折。但是，聘请陈寅恪就不一样了。2月14日，“与Y•S及P•C谈寅恪事。已允”。然而第二天2月15日，“晨P•C来，寅恪事有变化，议薪未决”。到了2月16日，“是日H•H来，同见Y•S，谈寅恪事，即发电聘之”。相对而言，赵元任的聘请可谓水到渠成。1925年5月，赵元任再度回国之际，决定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聘请。
梁启超：既开风气又为师
早在1914年，梁启超便应邀到清华讲演。在国学院任教时，梁启超先后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等课程。
梁启超文满天下，学识渊博，讲课时如说书艺人手舞足蹈，引经据典，上下古今，滔滔不绝，即使下课铃响起，依然意犹未尽，拖堂几分钟才在掌声雷动中徐徐步出教室。
梁启超认为，治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应当是利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倡导两种门径——文献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他将中国学术与西方科学方法相结合，带领学生探索历史的浩瀚与繁杂。他认为借助中国丰富的文献史料，并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可以开发出学术界无尽的宝藏。
除了文献的学问，梁启超也重视德性的学问。他不仅在平时演讲中反复宣扬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还专门开设了“儒家哲学”课程。他谈到，在哲学领域中，西方的形而上学虽有其独到之处，但讲到人生哲学，难望国学项背。
世人论梁氏晚年学术，往往只留意其史学，对其研究《桃花扇》和辛弃疾关注较少。他对《桃花扇》的钟情，源于对厚重历史感的共鸣。他对辛弃疾的研究，则更多地融入了个人情感——他的人生轨迹与辛弃疾相似，从少年得志，风云政坛，到落寞下野，壮志难酬。
1928年9月10日，梁启超病笃，无法继续工作，27日入协和医院。不待病愈出院后，他便回天津执笔续草《年谱》，直至10月12日，力不能支，一病不起。《宋史》稼轩本传录有佚文四句存世，“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十六字，犹如梁启超的辞世诗，也是他的墓志铭。
王国维：中西结合，以西革中
1925年2月，49岁的王国维正式应清华研究院聘。当时，他正处于学术巅峰时期，其《观堂集林》在海内外广受赞誉。在清华国学院的岁月里，王国维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辽金蒙元史。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引进西方美学理论的学者，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美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美育说”的人。
在《去毒篇》中，王国维提出：“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他甚至提出了“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的命题，并将美区分为“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第一形式”为优美与宏壮，是先天的、自然的；“第二形式”为古雅，是后天的、经验的。“第一形式”必须通过“第二形式”才能成为艺术美，所以，“古雅者，形式美之形式美也”。“作为第二形式的古雅美，具有一种独立的价值和品格。”
王国维主张借鉴融合中西文化，养成问题意识，以西学的方法论治“国学”。细绎他的思想，可以看出中国思想史按照“能动时代—受动时代—能动时代—受动时代……”这一规律往复更迭，生生不息。他提出晚近以来思想停滞，应当如从前接受佛教一样接受西洋思想，才有可能如宋儒一样调和中西，创造出新文明来。
对于哲学，王国维认为其应当作为知识的最高满足。“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国民之尊敬，而国民亦以是为轻重。”王国维甚至认为：“可以无经学、国文教授，但是不可无哲学教授。”
1926年，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写道：“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学以外，王国维学术的直接来源是清代汉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考据学”。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三种方法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
陈寅恪：作为儒家的史家
开设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目的就是“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当年的国学研究院对于导师的选聘十分严格并期以厚望。聘任资格明确规定三点：一是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是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是稔悉欧美日本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梁启超曾推荐陈寅恪，并与当时的清华校长有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就这样，陈寅恪成为当时清华国学院最年轻的导师。
陈寅恪讲授的课程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陈寅恪的博学令师生们惊叹，当时名家如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他的课。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
陈寅恪曾说：“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作为最后的儒家士大夫，他“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终至于以身殉道”，坚守着“士”的自我定位，以“内行修谨”为行事准则。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撰《海宁王先生之碑铭》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孙郁在《“遗民”陈寅恪》中认为陈寅恪对独立、自由的坚守，“颇有点儒家‘杀身成仁’之态，细说起来，是民族的良知”。
1961年8月，老友吴宓远道赴穗，探望陈寅恪，二人作竟夕之谈。在日记中，吴宓记下了 陈寅恪晚年“以义命自持”的思想，二人在寒柳斜照中取以互勉的，仍是浸润儒家精义的“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
赵元任：文艺复兴式的通才
中国传统语文学（小学）是从古典文献的阅读、注释、考证和语言材料的汇集、编撰开始的，主要功用是明经致用，为经学研究的基础和附庸，而赵元任为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奠定了基石。
早在1916年，赵元任就与胡适用英语共同写就了《中国语言的问题》，并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上。受聘于清华国学院之后，赵元任正式以中国语言学及语音学为自己学术上的主攻方向。他所著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田野调查的方法成为中国方言研究的新路径。《中国话的文法》真正开创了现代 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
尽管赵元任在语言学方面用力最勤，获得的成就也最高，然而也离不开他在数学、逻辑学、哲学、音乐等领域的修养。当时人们将赵元任的 “广博知识”和“广泛兴趣”视为天分，而赵元任则视为需要一贯强调和实践的研究之法，他认为，科学研究不应受科学的局囿，广大悉备，万取一收，乃为正途。从事语言学研究，须具备较高的哲学修养和思辨能力，而逻辑学、数学及其其他方面的修养也同样不可或缺。
赵元任所倡导的这种“广大悉备”的学术视域，也恰好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创立之初的办院宗旨高度一致。据清华《研究院章程》所开设的科目规定：“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而授课方法有别于单纯的讲授，导师们让学生自行研究，另外授以外国 哲学、文学，待学生们通晓西方学术方法之后，再回过头来审视本国学术，这种授课方式和立学形态，正是培养“通人”之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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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导师虽然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学术上也各有专长，但彼此尊重，坦诚相待，谦和礼让，友情真挚。在他们看来，朋友之道，信义为首，故当相助，然不可企图利用，如果为彼此利用而交往，便失去了交友的真谛。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蓝文徵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中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和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
1927年6月30日，梁启超偕弟子作北海之游，发表谈话一篇。“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他说，“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又说：“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界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接受导师们的“人格熏陶”，清华国学研究院每月举行一次茶话会，全院师生齐集一堂，有说有唱，或讨论治学方法，或述个人处世之经验，以收“观摩砥砺之益”。他们还常于星期六晚上举行师生同乐会。姜亮夫回忆说，“任公先生和静安先生上课时很严肃，但一到同乐会这天，他们即兴表演的能力也使人吃惊！任公先生说他背一段《桃花扇》，静安先生当即也背诵《两京赋》，赵元任先生的表演更是绝妙无比。记得有一次他把我们每人的茶杯收去十多只，然后敲打调音，七音调正后，用茶杯奏出一首乐曲，真是四座皆惊。”
学生可以随时到五个研究室或导师家中去请业问难。导师对学生的质疑问难极为重视，缜密解答，耐心指导，启发学生去博览多思；遇有不太了解之难题，即告以“不知”，或告以去找某书查阅。学生尊敬导师，但学术上不同的见解却知无不言地进行讨论。清华国学研究院鼓励学生努力“创造一个新学风”。他们希望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学风呢？梁启超对学生说：“我所最希望的是能创造一个新学风，对学校的缺点加以改正。”
吴宓在著述其《诗集》时，曾翻译了法国诗人解尼埃《创造》，以明其志，并把它放在全书的首页。该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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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戈原
来源 | 《優教育》第40期，根据《清华国学人物小传》《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国学研究院述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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