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我们身体谜一样的投影|罗兰·巴特诞辰百年纪念
罗兰·巴特:书写
中译:白轻
本文原为罗杰·德鲁埃(Roger Druet)和埃尔曼·格雷古瓦(Herman Grégoire)的《书写的文明》(La Civilisation de l'écriture, Paris: Fayard/Dessain et Tolra, 1876)一书的序言,重刊于1977年2月3日的《文学新闻》(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见巴特全集(OC)第4卷,第983-984页。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出生于1915年11月12日,今天正好是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特编小辑,以作纪念。
我常纳闷,我为什么喜欢写(我的意思是用手写),乃至于理智工作的往往徒劳的努力,有许多次,在我眼里,被我面前(就像手工艺人的工作台)有一张精美的纸和一根好用的笔的快乐所弥补。当我思考我要写什么(这是那一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发觉我的手在行动,转动,连接,下落,抬起,并且,往往随着修改,删除某些东西或打断一条线,把空间扩展至边缘,并因此,用细长的、看似有用的笔画(文字),建造一个空间,那只是艺术的空间。我是一个艺术家,不是因为我精妙地制作了一个对象,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在书写中,我的身体通过颤动描绘了某个东西,有节奏地切刻了一个空白的表面(空白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那样的快乐必定是一种古老的快乐——人们已在一些史前洞穴的墙上发现了一系列有规律地隔开的刻痕。那已经是书写了吗?根本不是。那些标记无疑没有什么意义,但它们的节奏指示了一种有意识的活动,那很有可能是巫术的,或者,更宽泛地说,是象征的:那是一种驱力的——受控制的,有组织的,或升华了的(这重要吗?)——痕迹。人要(用一个雕刻家的尖笔、芦苇笔、铁笔或钢笔来)切刻或(用一把画笔或签字笔来)抚摸的欲望无疑经历了一连串的形式,那些形式逐渐地掩盖了书写的严格地肉身的起源。但为了让我们面对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即书写不只是一个技术活动,更是一种身体的享乐实践,只需让一位画家不时地把书写的形式融入他的作品(例如安德烈•马松或今天的塞•汤伯利)。
如果我已赋予这个主题头等重要的位置,那么,我这么做恰恰是因为它往往遭受审查。这不是说,书写的发明和发展不被最紧迫的历史力量——社会和经济历史的运动——所规定。我们知道,在地中海区域(相比于亚洲地区),书写产生于商业的压力——农业的发展和建造粮仓的需要迫使人们发明一种牢记对象的方式,那种方式乃是一切试图控制保留之时间和分配之空间的共同体所要求的。书写就这样诞生了,至少是在我们世界的部分地方。
那么,技术代表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经济计划的最早的开端。它由此,十分自然地,成为了权力的重要工具,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特权(在这个词的社会意义上)的重要工具。书写的技术员——律师、抄写员、神父——形成了一个效忠于统治者的社会等级(如果不是一个阶级的话,并且他留意到情况即如此)。书写长久以来是一种保密的工具:对书写的占有标出了一个分离、统治和有受控之传输的区域——简言之,一个入门的途径。书写已经和阶级划分、阶级斗争以及(在我们国家)民主制的成就历史地联系了起来。
今天,至少在我们的国度,每个人都书写。这意味着书写不再有历史了吗?关于它不再有什么要说的了吗?根本不是。罗杰•德鲁埃的书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就是强调自书写变得机械化以来它所遭遇的仍然谜一般的改变。说现代人把他个人的什么东西投入了这种新的书写还为时过早:在那里,手没有位置——或许是手,但当然不是眼睛了。身体通过它拥有的关于书写的视觉,保持了它同书写的关系——有一种印刷的美学。那么,每一本书都是有用的,它教我们把简单阅读的观念留在身后,并诱使我们,像古代的书法家一样,从文字中看到我们自己身体的谜样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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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青年学术团体,致力于歧异情境之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2010年设立泼先生奖,专注文本写作。2011年涉足独立出版,倡导预订模式;2012年发起泼先生互助计划,挖掘艺术行动在当下的意义。2013年推出泼先生诗歌对照计划,促进以诗歌为载体的语种间对话。2014年启动“影像新写作”工作坊,探究影像写作于中国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