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不可治理者的都市
阿甘本：不可治理者的都市
中文试译：王立秋
原标题为“都市（Metropolis）”，现有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译自网络，由阿里安娜·波芙（Arianna Bove）转录并英译自录音文件，由“全球计划（globalproject.info）”发布于2005年。封面图片源于居伊·德波画册，文中插图为2001年热那亚事件新闻照片。
许多年前我和居伊·德波有过一次谈话，我记得那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当说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居依打断了我，他说：“你瞧，我不是哲学家，我是战略家。”这个陈述让我感到惊奇，因为我过去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位哲学家，就像我把自己也看作哲学家一样，但我想，他的意思或许是：一切思想，无论它试图变的如何“纯粹”、普遍或抽象，都总要为历史和时间的签名所标记、所捕捉，并在某种程度上涉入某种战略和紧急的情境。与之相比，我的思考无疑是普遍的，而我也不愿进入特定的各种冲突的主题，但我希望这些思考将会被打上战略的标记。
我要从对“都市”（metropolis）一词庸常的词源学思考开始。你们知道，在希腊语中“都市”意味着母亲城，并涉及城市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奇怪的是，一个离开城市去寻找某个殖民地的城邦居民被称为“en apoikia”——远离家乡和城市的人——就其与殖民地的联系而言，都市的这一状态也就具备了母亲城的特征。也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都市一词的这个意义依然通行，在今天它被用来表达家乡的都市领土与殖民地的联系。词源学提供的第一个有启发性的观察在于，都市这个词具有某种强烈的最大限度的脱位，以及和空间、和政治非同质性的内涵，而这些恰好定义了国家、城市与殖民地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无疑引起了针对当前通行的，作为某种城市的、连续统一的、相对同质之构造的都市观念的一系列怀疑。
这是此一系列中的第一个考虑：把希腊城市定义为一种政治城邦模式的那种法权的平等，被排除在都市与殖民地关系之外，因此，都市这个术语，在被转义以用来描述某种城市之构造的时候，也就带上了随之而来的这种根本的非同质性。所以我提议，我们应该把都市当作某种实质上不同于传统城邦概念中城市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同于某种政治上和空间上的法权的平等。我建议用这个术语，即都市，来指称为福柯所定义的，从旧制度的领土权力，即从主权权力，向现代的生物权力——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治理性的——转变过程中并生出现的那种新的城市构造。
因此，这也就意味着，要理解都市是什么，就需要理解权力借以逐渐呈现对事物与生者的治理特征，或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权力借以逐渐呈现经济特征的那个过程。在十八世纪，经济就意味着治理，对事物与生者的治理。旧制度下封建体系中的城市，在于广大领土权力关系中永远处于某种例外的状态，它是“citta franca”（Citta franc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是对封建税役的免除；franca=free，即自由，这是一个很好的习语：farla franca，“离开它”），脱离于大的领土权力而自治。因此，我要说，都市是在权力变成对事物与生者的治理之时取代城市的装置（dispositif，法语释义为装置、机构、配置等）或装置群。
我们在此暂时无以深入权力向治理的转变的复杂性。治理不是支配和暴力，它是一种更为复合的配置，这种配置贯穿了被治理者的本性因此也暗示着它们的自由，治理是一种并非超越而是内在的权力，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永远是，就其特定的展示而言，一种附随的效能，某种起源于普遍经济却堕入特殊的东西。在美国的战略家们谈论他们不得不在严格意义上承担附随损害的时候，治理就具有这种普遍经济的图式，同时对个别，对主体，产生了附随的效能。
回到都市。我的想法是我们面对的不是旧的城市发展或成长的过程，而是一种新的范式的建立，而这种范式的特征，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无疑，其主要特性之一在于，存在一个从基于某个中心，也就是说，某个文化中心或agora（广场、集会）的城邦模式，向一种新的都市空间化——当然它也参与了某种去政治化的过程——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一个奇特区域的出现：在此区域中，要决定何为私人何为公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米歇尔·福柯试图对这种与治理性或治理术相关的城市空间的某些核心特征作出定义。福柯在麻风病和瘟疫这两种迄今为止一直泾渭分明的空间治理范式之间发现了某种集合。麻风病的范式基于排除，它要求麻风病人必须被“放置”到城市“之外”。在此模式中，纯粹的城市维持了更为陌生的外在，大禁闭：封闭且排除。瘟疫的模式与此截然不同，它引出了另一种范式：在城市染疫的时候，要把瘟疫的受害者移到城市之外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某种监视、控制和鉴别城市空间的模式被创造了出来。这些空间被分为多个地区，在每个地区，几乎每条街都被迫自治并被置于某个监督官的监控之下；没有人能出门但每天每个屋子都要被检查，每个居民都要受到管制：那里有多少人，他们死了没有，等等。这是对一种为监督官、医生和士兵所监视的城市领土的分区治理（quadrillage，法语释义为网格、光栅，作军事用语意为：分区控制）。因此在麻风病人为某种排除的装置所拒斥的同时，瘟疫的受害者却被一种产生区分和个体化效用的权力装置的复杂网络所包围、监视、管制和治理。
因此，麻风病是一种排除性社会的范式，而瘟疫则是一种规训技艺，使得社会经历从旧制度到规训转变的范式。根据福柯，现代性的政治空间是这两种范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麻风病人开始被当作瘟疫的受害者来对待，或者反过来。换言之，这里出现了一种监视、控制、个体化效用和规训之权力，向麻风病的排除与分离范式的投射，这样，情况也就变成了：通过把麻风病人当作瘟疫的受害者来对待而使之个体化、主体化并监控、治理、纠正其作为。因此这里存在一种双重的捕捉：一方面是疾病/健康，疯狂/正常等的简单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则是一系列复杂技术与装置的分化，这些技术与装置，无疑起到了主体化个体并控制主体的作用。这是今天都市空间普遍定义的第一个有用的框架，同时它也引出了我们在这里谈论的那些有趣的东西：明确地界定边界、围墙、空间的不可能性，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这种分化范式行动的结果——不再是某种简单的二元划分，而是一系列复杂的、表达性的、个体化的过程和技术。
我还记得2001年的热那亚（热那亚事件：八国峰会期间的反全球化“城市游击战”）：那是一次在都市冲突中如何处理旧城市历史中心——它仍以古代的建筑结构为特征——的实验。这个实验发现在此中心的人们何以能够突然地创造出不仅具备排除于分离功能，而且也服务于表达不同空间以及个体化的门、墙与街道。针对此实验，可以进行一次福柯式的概要性勾勒的分析，但在这里，我想以此指出另一个不同的方面。
我说过，城市是一种装置，或装置群。你们早先提到的那种理论是这样一种总结性的观念：人们可以把实在分为，一方面：人与生灵，以及，另一方面：持续捕捉他们的装置。然而，定义装置的第三种基本元素，在福柯和我看来，是作为个体与装置之间关系的，或“corpo a corpo”（意大利语：身体对身体）的那一系列主体化进程。没有主体化进程就没有装置，谈论装置就必须面对主体化进程。主体意味着两件事情：把个体维系于某种个体性和独特性的东西，但同时也是对某种外在力量的征服。不存在无以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主体化进程。
通常所缺乏的，但也是在运动中的，是对这种关系的意识：承担某种同一性同时也被征服的意识。显然，这极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现代装置不仅使得某种主体性的创造成为必然，而且同等地，也致使一种去-主体化的进程成为必然。情况可能一直并永远都是这样，想想今天我们还在经验的、塑造了西方主体性的忏悔（对罪的形式性的告解），或司法上的坦白。忏悔，总是在对某个主体的创造中使对某个主体的否定成为必然，比如说在罪人与忏悔者的形象之间，很显然，某种主体性的假设与某种去主体化的进程是并行的。因此今天，问题的关键在于装置的去主体化愈演愈烈，因此要辨认出它们创造的主体化进程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但都市正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在这里，一个巨大的主体性创造过程正在发生。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多。在我说我们需要认识这些过程的时候，我指的并不是社会学或经济学的分析，我指的是对主体的行动能力进行质疑的本体论分析，或者说斯宾诺莎式的分析；也就是说，在今天的都市空间里，我们要分析的是，主体以某种方式维系于某种主体同一性的过程中，引起某种变化，使行动力增加或减少的那种东西。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知识，而这也许就是使我们今天见证的都市冲突尤其晦暗不明的原因。
我认为，与都市装置的对抗，只有在我们参透那些以一种组织异常缜密的、也更为深刻的方式使都市成为必然的主体化过程的时候才是可能的。我认为冲突或对抗的结果依赖于此：依赖于为达到那种我将称为“不可治理”的阶段而在主体化进程上采取行动的力量。那不可治理者——权力会在其治理的形象中翻船——或我所设想的不可治理者，永远是所有政治斗争的开端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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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青年学术团体，致力于歧异情境之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2010年设立泼先生奖，专注文本写作。2011年涉足独立出版，倡导预订模式；2012年发起泼先生互助计划，挖掘艺术行动在当下的意义。2013年推出泼先生诗歌对照计划，促进以诗歌为载体的语种间对话。2014年启动“影像新写作”工作坊，探究影像写作于中国的现实意义。